论墨学

论墨学
作者：胡适

（一）章行严先生的《墨学谈》

　　迩来诵《墨经》者日多，谈士每好引经中一二事以相高。梁任公、胡适之尤有此癖。愚亦不免。任公著《墨经校释》，自许甚厚。适之著《墨经新诂》未成，仅以其所诂《小取》一篇，及杂论经文者布于世，而自许尤至。东南大学教授张子高，注《经》数十条，独辟蹊径，适之与愚俱见其稿本而叹服焉，惜未刊出。别有汉阳张仲如著《墨子间诂笺》，论域及于全墨，盖不拘拘于墨辩者，难与并论。而吾兄太炎言墨独先，所论虽不多，精审莫或过之，盖自张皋文以迄适之，言墨学者，终推吾兄祭酒，非敢阿也。

　　独怪任公称吾兄之书“深造盖迈先辈”，而于其书则读之未审。《经》曰：“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吾兄讲之曰：“谓言皆妄，诘之曰，是言妄不，则解矣。”此义既树，来者焉能更下他语？而任公曰：“经文之意，谓以某人之言为尽悖者，悖也，亦视其所言何如耳。”如作高头讲章然，不得谓非吾兄原名一篇曾未寓目也。

　　惟任公有时阙疑，不似适之武断。《经》以无间无厚诂次，乃释动之精义。任公曰：“次何以必须无间无厚，未得其解。”实则望文生义，解并不难。盖两点相接曰次。必无间而后真相接，必无厚而后不交加。一防接之不及，一防接之太过，意甚显明，任公犹慎于下笔如此。而《经》曰：“辩争彼也”。争彼一义，墨学之骨干，而亦吾名学全部之骨干也。愚曾在《东方杂志》作《名学他辩》一首言之：他者彼也。他辩出公孙龙子，与西方逻辑之言媒词者相类，不解此义，名学殆不能讲。适之独谓彼为误字，以《广韵》引《论语》子西佊哉为例，佊误作彼，而佊与驳通，争佊犹言争驳。试思《墨经》一义何等矜贵，以此种语赘归之，岂非陷全经于无意义？然适之不之顾也。

　　凡前所谈，以见墨学虽一时贵盛，时流探索，不遗余力，而新剖不多，义蕴之资以宣泄者，无甚可纪。甚矣绝学之未易治，而先民之沾溉后人为至远也！

　　尤可慨者，名墨流别如何，至今无能言之。任公、适之均见及《墨经》与惠施、公孙龙一派之学说“关系最当明辩”，惜乎辩而未明，缴绕益甚。其最大误处，在认施龙辈为别墨。别墨之名，出于《天下》篇。适之谓墨者以之自号，示别于教宗之墨家，不知鲁胜序《墨辩注》，有“以正别名显于世”一语。别者别墨，而正者正墨。既有正墨之称，别墨乃以蔽罪他家无疑。任公不认适之别墨即新墨学说，所见已进一步。惟施、龙之学“确从《墨经》衍出”，两人所见又同。其故则“《列子·仲尼》篇所称公孙龙之说七事，《庄子·天下篇》所称二十一事，及今所传《公孙龙子》书中《坚白》、《通变》、《名实》诸篇，无一不尝见于《墨经》”（适之说）。夫施龙祖述墨学，其说创自鲁胜，以前未尝有闻。《汉书·艺文志》载九流所出，名墨并称，施龙之名，隶名而不隶墨，吾兄亦言“惠施、公孙龙名家之杰，务在求胜”（《原名》篇）。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两家相君以“求胜”，名迹俱大。所蔽之性，恰又得反。谓为师承所在，讵非谰言？诸家徒震于两子说事之同，所含义理，复格于问学，未暇深考，遂不期而雷同鲁说。遇有一事互见，则坐指为辞旨相叶，比附未遑。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著+斤】，则不动，说在端”；凡注墨者，率谓此即惠义，而不悟两义相对，一立一破，绝未可同年而语也。且以辞序征之，似惠为立而墨为破（《墨经》非墨子手著之书）。何以言之？惠子之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谓无论何物，苟取量仅止于半，则虽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历万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谓所取之物，诚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决无万世取半之理；盖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又明日吾于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计日而穷于取，奚言万世；何也？尺者端之积也，端乃无序而不可分（义出《墨经》）；于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余，两端而已；取其一而遗其余，余端凝然“不动”，不能【著+斤】，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著+斤】，则“不动”，说在端。此其所言果一义乎？抑二义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从来治墨学者，未或道及；即明锐慎密如孙诒让，曾谓“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指”者，于此且一致为鲁胜之说所欺，无怪夫墨学之不能大昌明也！

　　愚方为《东方杂志》二十年纪念号草《名墨訾应考》，著如上例者若干条，以证名、墨两家“倍谲不同”，决非相为“祖述”。愚说如其有当，将为墨学起一翻案，后为斯学，取径宜不同前。愚喜其为攻墨之一新趋，因别举概要，列于兹篇，用质当世闻家，并候吾兄教。

　　

（二）章太炎先生给行严先生的第一书

行严吾弟鉴：

　　览《新闻报》，见弟有《墨学谈》一篇，乃知近亦从事此学。所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非半勿【著+斤】一条，与惠氏言取舍不同，义亦未经人道。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如近人所谓原子分子，佛家所谓极微。以数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万世不竭之义。以物质验之，实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动之旨。此乃墨氏实验之学有胜于惠，因得如此说尔。名家大体，儒、墨皆有之，墨之经，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论自有所为，而非泛以辩论求胜；若名家则徒求胜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处。弟能将此发挥光大，则九流分科之指自见矣。吾于墨书略有解诂，而不敢多道者，盖以辞旨渊奥，非一人所能尽解；若必取难解者而强解之，纵人或信我，而自心转不自信也。至适之以争彼为争佊，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以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以此为说，乃成𫘤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

　　暇时或来一谈，更尉。此问起居康胜。

　　兄炳麟白　十一月六日

　　

（三）我给行严先生的第一书

行严先生：

　　这几天在《新闻报》上看见先生的《墨学谈》和《章氏墨学一斑》，颇牵及我从前关于《墨辩》的一点意见。病中久不读古书，行箧中又没有这一类的书，我本想暂时不加入讨论；但先生论《墨辩》“辩争彼也”一条，谓我武断，而令兄太炎先生则谓我“所失非独武断而已”，鄙说之是否武断，我不愿置辩，我觉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话，却使我不能不辩。

　　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先生倘看见太炎先生，千万代为一问：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尊文所论诸事，较之此点，都成琐屑细节了。客中不暇一一讨论，乞恕之。

　　胡适敬上　十一月十三夜

　　

（四）太炎先生的第二书

行严吾弟足下：

　　前因论《墨辩》事，言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适之来书，谓校勘训诂，为说经说诸子通则，并举王、俞两先生为例。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经多陈事实，其文时有重赘；传记申经，则其类尤众，说者亦就为重赘可也。诸子多明义理，有时下义简贵，或不可增损一字；而《墨辩》尤精审，则不得更有重赘之语。假令毛郑说经云，“辩，争佊也”，则可；墨家为辩云，“辩，争佊也”，则不可。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

　　更申论之：假令去其重赘，但云“辩，争也”，此文亦只可见于经训，而不容见于《墨辩》。所以者何？以《墨辩》下义，多为界说，而未有为直训者也。训诂之术，略有三途：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凡《说文》用声训者，率多此类）。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斋之为言齐也；祭者，察也：古传记亦或以此说经，其后渐少）；其在墨辩者，则专用界说，而直训与语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几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说者也。点线面体，必明其量，而不可径以直训施之。假如云，“线，索也”，“面，幂也”，于经说亦非不可，于几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为例，虽举一“争”字以说“辩”义，在墨辩犹且不可，而况“争佊”之重赘者欤？

　　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为多。诸以同义之字为直训者，在吾之为诸子音义则可，谓诸子自有其文则不可。

　　前书剖析未莹，故今复申明如此，请以质之适之。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非求胜于适之也。

　　兄炳麟白　十一月十五日

　　

（五）我的第二书

　　行严先生：

　　那天晚上，得闻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论，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读太炎先生给先生的信。信中所说，虽已于那天晚上讨论过了，但为《新闻报》的读者计，想把那晚对太炎先生说的话写出来，请先生代为发表，并请两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种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

　　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工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二语，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当读他。王闿运虽校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愿回到《墨辩》“辩争彼也”一条，但太炎先生既两次说我解释此条不当，谓为𫘤语，谓为重赘，我不得不申辩几句。

　　《经上》原文为三条：

　　攸，不可两不可

　　辩，争彼也。

　　辩胜，当也。

　　《经说上》云：

　　彼，凡牛枢非牛，两也，非以非也。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攸字吴抄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为佊字之讹，理由有三：（一）攸字篆文【不可认】，最近佊字，而与从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讹为彼，此因抄胥不识佊字，改为彼字，有《论语》彼哉彼哉一条可为例证。（三）佊字之义，《墨经》训为“不可两不可”，此为名学上之矛盾律，《经说》所谓“不俱当必或不当”，释此义明白无疑。此种专门术语，决无沿用彼字一类那样极普通的代名词之理。而诐字有论辩之义，佊诐同声相通叚，（佊字《埤苍》训邪，是与诐颇通用）。故定为佊字。

　　知佊字在《墨辩》为专门术语，然后知以争佊训辩，不为语赘，不为直训。

　　太炎先生说：“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我于“争佊”之训，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误解，殆起于《哲学史大纲》：页二百之以驳训佊。此因当日著书，过求浅显，反致误会。然注中亦引不可两不可之训。在精治名学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当能承认佊字之术语的涵义，不应以为赘语也。匆匆奉白，顺便告行。

　　胡适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