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墨學

論墨學
作者：胡適

（一）章行嚴先生的《墨學談》

　　邇來誦《墨經》者日多，談士每好引經中一二事以相高。梁任公、胡適之尤有此癖。愚亦不免。任公著《墨經校釋》，自許甚厚。適之著《墨經新詁》未成，僅以其所詁《小取》一篇，及雜論經文者布於世，而自許尤至。東南大學教授張子高，注《經》數十條，獨闢蹊徑，適之與愚俱見其稿本而嘆服焉，惜未刊出。別有漢陽張仲如著《墨子間詁箋》，論域及於全墨，蓋不拘拘於墨辯者，難與並論。而吾兄太炎言墨獨先，所論雖不多，精審莫或過之，蓋自張皋文以迄適之，言墨學者，終推吾兄祭酒，非敢阿也。

　　獨怪任公稱吾兄之書「深造蓋邁先輩」，而於其書則讀之未審。《經》曰：「以言為盡悖悖，說在其言。」吾兄講之曰：「謂言皆妄，詰之曰，是言妄不，則解矣。」此義既樹，來者焉能更下他語？而任公曰：「經文之意，謂以某人之言為盡悖者，悖也，亦視其所言何如耳。」如作高頭講章然，不得謂非吾兄原名一篇曾未寓目也。

　　惟任公有時闕疑，不似適之武斷。《經》以無間無厚詁次，乃釋動之精義。任公曰：「次何以必須無間無厚，未得其解。」實則望文生義，解並不難。蓋兩點相接曰次。必無間而後真相接，必無厚而後不交加。一防接之不及，一防接之太過，意甚顯明，任公猶慎於下筆如此。而《經》曰：「辯爭彼也」。爭彼一義，墨學之骨幹，而亦吾名學全部之骨幹也。愚曾在《東方雜誌》作《名學他辯》一首言之：他者彼也。他辯出公孫龍子，與西方邏輯之言媒詞者相類，不解此義，名學殆不能講。適之獨謂彼為誤字，以《廣韻》引《論語》子西佊哉為例，佊誤作彼，而佊與駁通，爭佊猶言爭駁。試思《墨經》一義何等矜貴，以此種語贅歸之，豈非陷全經於無意義？然適之不之顧也。

　　凡前所談，以見墨學雖一時貴盛，時流探索，不遺餘力，而新剖不多，義蘊之資以宣泄者，無甚可紀。甚矣絕學之未易治，而先民之沾溉後人為至遠也！

　　尤可慨者，名墨流別如何，至今無能言之。任公、適之均見及《墨經》與惠施、公孫龍一派之學說「關係最當明辯」，惜乎辯而未明，繳繞益甚。其最大誤處，在認施龍輩為別墨。別墨之名，出於《天下》篇。適之謂墨者以之自號，示別於教宗之墨家，不知魯勝序《墨辯注》，有「以正別名顯於世」一語。別者別墨，而正者正墨。既有正墨之稱，別墨乃以蔽罪他家無疑。任公不認適之別墨即新墨學說，所見已進一步。惟施、龍之學「確從《墨經》衍出」，兩人所見又同。其故則「《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於《墨經》」（適之說）。夫施龍祖述墨學，其說創自魯勝，以前未嘗有聞。《漢書·藝文志》載九流所出，名墨並稱，施龍之名，隸名而不隸墨，吾兄亦言「惠施、公孫龍名家之傑，務在求勝」（《原名》篇）。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兩家相君以「求勝」，名跡俱大。所蔽之性，恰又得反。謂為師承所在，詎非讕言？諸家徒震於兩子說事之同，所含義理，復格於問學，未暇深考，遂不期而雷同魯說。遇有一事互見，則坐指為辭旨相葉，比附未遑。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著+斤】，則不動，說在端」；凡注墨者，率謂此即惠義，而不悟兩義相對，一立一破，絕未可同年而語也。且以辭序征之，似惠為立而墨為破（《墨經》非墨子手著之書）。何以言之？惠子之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謂無論何物，苟取量僅止於半，則雖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歷萬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謂所取之物，誠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決無萬世取半之理；蓋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又明日吾於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計日而窮於取，奚言萬世；何也？尺者端之積也，端乃無序而不可分（義出《墨經》）；於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余，兩端而已；取其一而遺其餘，余端凝然「不動」，不能【著+斤】，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著+斤】，則「不動」，說在端。此其所言果一義乎？抑二義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從來治墨學者，未或道及；即明銳慎密如孫詒讓，曾謂「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指」者，於此且一致為魯勝之說所欺，無怪夫墨學之不能大昌明也！

　　愚方為《東方雜誌》二十年紀念號草《名墨訾應考》，著如上例者若干條，以證名、墨兩家「倍譎不同」，決非相為「祖述」。愚說如其有當，將為墨學起一翻案，後為斯學，取徑宜不同前。愚喜其為攻墨之一新趨，因別舉概要，列於茲篇，用質當世聞家，並候吾兄教。

　　

（二）章太炎先生給行嚴先生的第一書

行嚴吾弟鑒：

　　覽《新聞報》，見弟有《墨學談》一篇，乃知近亦從事此學。所論無間無厚一義，最為精審。非半勿【著+斤】一條，與惠氏言取捨不同，義亦未經人道。端為無序而不可分，此蓋如近人所謂原子分子，佛家所謂極微。以數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萬世不竭之義。以物質驗之，實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動之旨。此乃墨氏實驗之學有勝於惠，因得如此說爾。名家大體，儒、墨皆有之，墨之經，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論自有所為，而非泛以辯論求勝；若名家則徒求勝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處。弟能將此發揮光大，則九流分科之指自見矣。吾於墨書略有解詁，而不敢多道者，蓋以辭旨淵奧，非一人所能盡解；若必取難解者而強解之，縱人或信我，而自心轉不自信也。至適之以爭彼為爭佊，徒成辭費，此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說文》詖字本訓辯論。假令以訓詁說經，則雲辯爭詖也，自可成義。然《墨經》非《爾雅》之流專明訓詁者比。以此為說，乃成騃語爾），蓋所失非獨武斷而已。

　　暇時或來一談，更尉。此問起居康勝。

　　兄炳麟白　十一月六日

　　

（三）我給行嚴先生的第一書

行嚴先生：

　　這幾天在《新聞報》上看見先生的《墨學談》和《章氏墨學一斑》，頗牽及我從前關於《墨辯》的一點意見。病中久不讀古書，行篋中又沒有這一類的書，我本想暫時不加入討論；但先生論《墨辯》「辯爭彼也」一條，謂我武斷，而令兄太炎先生則謂我「所失非獨武斷而已」，鄙說之是否武斷，我不願置辯，我覺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話，卻使我不能不辯。

　　太炎先生說我「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我是淺學的人，實在不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何異點。我只曉得經與子同為古書，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古義的考定，此意在高郵、王氏父子及俞曲園、孫仲容諸老輩的書中，都很明白。試問《讀書雜誌》與《經義述聞》，《群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麼不同？

　　先生倘看見太炎先生，千萬代為一問：究竟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什麼不同？這一點是治學方法上的根本問題，故不敢輕易放過。尊文所論諸事，較之此點，都成瑣屑細節了。客中不暇一一討論，乞恕之。

　　胡適敬上　十一月十三夜

　　

（四）太炎先生的第二書

行嚴吾弟足下：

　　前因論《墨辯》事，言治經與治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適之來書，謂校勘訓詁，為說經說諸子通則，並舉王、俞兩先生為例。按校勘訓詁，以治經治諸子，特最初門徑然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此就大略言之，經中《周易》亦明義理，諸子中管、荀亦陳事實，然諸子專言事實，不及義理者絕少）。治此二部書者，自校勘訓詁而後，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術有不得同者。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若王、俞兩先生，則暫為初步而已耳。

　　經多陳事實，其文時有重贅；傳記申經，則其類尤眾，說者亦就為重贅可也。諸子多明義理，有時下義簡貴，或不可增損一字；而《墨辯》尤精審，則不得更有重贅之語。假令毛鄭說經雲，「辯，爭佊也」，則可；墨家為辯雲，「辯，爭佊也」，則不可。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為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

　　更申論之：假令去其重贅，但云「辯，爭也」，此文亦只可見於經訓，而不容見於《墨辯》。所以者何？以《墨辯》下義，多為界說，而未有為直訓者也。訓詁之術，略有三途：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如《說文》雲，「元，始也」，此直訓也，與翻譯殆無異。又雲，「天，顛也」，此語根也，明天之得語由顛而來（凡《說文》用聲訓者，率多此類）。又雲，「吏，治人者也」，此界說也，於吏字之義，外延內容，期於無增減而後已。

　　《說文》本字書，故訓詁具此三者。其在傳箋者，則多用直訓，或用界說，而用語根者鮮矣（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齋之為言齊也；祭者，察也：古傳記亦或以此說經，其後漸少）；其在墨辯者，則專用界說，而直訓與語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幾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說者也。點線面體，必明其量，而不可徑以直訓施之。假如雲，「線，索也」，「面，冪也」，於經說亦非不可，於幾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為例，雖舉一「爭」字以說「辯」義，在墨辯猶且不可，而況「爭佊」之重贅者歟？

　　諸子誠不盡如墨辯，然大抵明義理者為多。諸以同義之字為直訓者，在吾之為諸子音義則可，謂諸子自有其文則不可。

　　前書剖析未瑩，故今復申明如此，請以質之適之。凡為學者，期於愜心貴當，吾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而非求勝於適之也。

　　兄炳麟白　十一月十五日

　　

（五）我的第二書

　　行嚴先生：

　　那天晚上，得聞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論，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讀太炎先生給先生的信。信中所說，雖已於那天晚上討論過了，但為《新聞報》的讀者計，想把那晚對太炎先生說的話寫出來，請先生代為發表，並請兩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論治經與治子之別，謂經多陳事實，而諸子多明義理，這不是絕對的區別。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實經中明義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諸子所明義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謂事實？蓋某一學派持何種義理，此正是一種極重要的事實。

　　至於治古書之法，無論治經治子，要皆當以校勘訓詁之法為初步。校勘已審，然後本子可讀；本子可讀，然後訓詁可明；訓詁明，然後義理可定。但做校勘訓詁的工夫，而不求義理學說之貫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譏王、俞諸先生「暫為初步而已」。然義理不根據於校勘訓詁，亦正宋、明治經之儒所以見譏於清代經師。兩者之失正同。而嚴格言之，則欲求訓詁之愜意，必先有一點義理上的了解，否則一字或訓數義，將何所擇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異也」，二語，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當讀他。王闓運雖校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暫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後可為初步而有成。今之談墨學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為。以是言之，王俞諸先生之暫為初步，其謹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願回到《墨辯》「辯爭彼也」一條，但太炎先生既兩次說我解釋此條不當，謂為騃語，謂為重贅，我不得不申辯幾句。

　　《經上》原文為三條：

　　攸，不可兩不可

　　辯，爭彼也。

　　辯勝，當也。

　　《經說上》云：

　　彼，凡牛樞非牛，兩也，非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

　　攸字吳抄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為佊字之訛，理由有三：（一）攸字篆文【不可認】，最近佊字，而與從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訛為彼，此因抄胥不識佊字，改為彼字，有《論語》彼哉彼哉一條可為例證。（三）佊字之義，《墨經》訓為「不可兩不可」，此為名學上之矛盾律，《經說》所謂「不俱當必或不當」，釋此義明白無疑。此種專門術語，決無沿用彼字一類那樣極普通的代名詞之理。而詖字有論辯之義，佊詖同聲相通叚，（佊字《埤蒼》訓邪，是與詖頗通用）。故定為佊字。

　　知佊字在《墨辯》為專門術語，然後知以爭佊訓辯，不為語贅，不為直訓。

　　太炎先生說：「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為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我於「爭佊」之訓，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誤解，殆起於《哲學史大綱》：頁二百之以駁訓佊。此因當日著書，過求淺顯，反致誤會。然注中亦引不可兩不可之訓。在精治名學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當能承認佊字之術語的涵義，不應以為贅語也。匆匆奉白，順便告行。

　　胡適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