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王都御史书
某屏居山野，不敢复自通于当世士大夫。虽承明公顾念，不遗衰弃，而亦不能少伸候谢之情，负罪何可言。兹辄不自量，以乡里细民之情，冒有陈渎，惟明公采择焉。往岁漕卒与嘉定之民哄，时巡院适在彼境，见其不直，颇加惩艾。遂至负恨，以单词赴台陈诉。其粮米不无糠秕之杂，而亦不尽然也。明公以军国重计，不容有所纵贷，然犹顾恤民隐，不加深究。吴人莫不忻欢鼓舞，叹颂明公之德矣。迩者檄下，欲以嘉定县粮赴郡治交兑，民情颇有不便。譬之骄儿之于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号呼而随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为之言也。嘉定负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来以潮汐为候。又经历太仓、昆山而后至。此法一行，民间又增转搬折耗之苦，将来之弊，有不可胜言者。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诸侯地方百里，中之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贡》，古之输百里、二百里，盖所必计也。今江南为国家奉地，岁漕自所在水次达于京师，三四千里，费无不出于民。虽假之漕卒，其实民输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诸侯之输矣。夫漕卒旧法，领兑于嘉定，彼以泛舟之便，无分毫之损也。而嘉定交兑于苏州，复有雇船之役，增数倍之费矣。
国初，罢海运为转运。其始直隶苏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粮送至淮安，镇江、庐、凤、淮、扬之粮送至徐州，徐州、山东兖州之粮送至济宁，而以里河船递送至京师，此所谓转运也。当时民以为不堪，故改定于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对船贴兑，与军领运，此所谓兑运也。民犹以为不堪，故又改定于本府州县附近水次交兑，而增加漕卒过江脚耗，自此民不复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县支运，此所谓长运也。国家立国，历一百馀年，因革损益，务求以便民。盖至于长运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轻改也。此法一动，恐后之议者以苏州不可，复议瓜、淮，瓜、淮不可，复议徐州、济宁。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兑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运一石也。况过江脚价日增月益，不知其几，而后乃以长运代民之兑运。民之所以得宴然于境内而使军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实增加耗之米雇之也。军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实厚受其雇而为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于其间者矣。若夫粮米插和及争讼小节，明公稍加振饬，所在孰敢不奉令？况户部每年奏差主事监兑，奉有专敕。监兑能举其职，则明公可以无问矣，亦不至启长运为兑运之渐也。
国家殚天下之力以养兵，一旦有事，兵者至于无所用，而独驱民以战。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赖所在有司与之抵牾，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异日之放纵无所不至。有司承风，莫敢谁何，民犹以羊而御狼也。濒海州县，自经倭奴剽掠之馀，十室九空，而加编海防，赋调日广。至辛酉之水，吴中千里皆为巨浸，为百年所未有之灾。当时抚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银征赔未已。乡民离农亩，日在官府听候比较，昼夜捶楚，流血成沟。质鬻妻儿，投命贵室，庐舍折毁，蒿莱遍野，盖有所不忍见者。明公《甘棠》之爱，在于吾民。今日领天下财赋，百姓嗷嗷，尚望于常格之外，加以旷荡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骄子得罪于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惩之也。况兑运一事，所系非浅，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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