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变后之绥远

第三陕变后之绥远

绥远的抗战，表现了比从前对外任何一次的抗战有进步，进步的地方在我们有比较全盘的计划，有最后的决心，有一定的步骤。而中央与地方的力量，比较能在共同计划之下使用。同时这次抗战有相当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这次抗战并未能如一般人预期的迅速开展，以破竹之势，向前迈进，扩大为整个的民族解放战争。前者的观察，可以从前线实际参加战争的将士口中流出，而后者的批评，则从各方来绥远的代表，特别是北平和西安的学生界，从绥远回去的时候，比较有如此的言论。

十二日西安事件突发的消息十三日晨到绥远，知道这个消息最早的要算傅宜生先生的机要秘书王丹九先生。这时傅主席和赵承绶、王靖国正到百灵庙去视察，王氏接到这个消息，就无法安睡，赶紧向前方报告。傅、赵、王等在由百灵店返武川的途中，得到这个报告，于是放弃到绥北其他地方视察的计划，匆匆地返回了绥垣。

满怀攻击精神的汤恩伯军，在绥东闲住无聊，十二日夜间汤氏特由平地泉赶来绥垣，打算十三日谒傅主席商议某项军事计划，最主要的是想为战气横溢的十三军官兵求一试刀之机会。他计划十三日夜间回平地泉，从事部署。突然在十三日正午，有同业正在和汤氏谈话，汤氏亦正欲进餐的时候，一件由平地泉转来的电报，立刻使汤氏颜色激动，当即飞速赶赴车站，并嘱咐如赶不上包平特别快车，即令路局特开专车，遄返平地泉。当时记者颇疑绥东有事，然而证以各方情报，似又不可能，但是谁也不会料到是这种想不到的事件！

傅、赵、王等视察百灵庙时，带去一部高级参谋人员，视察阵地。傅、赵、王等由百灵庙返武川时，特令他们由百灵庙去大庙，巡视该方防务与重要地形。他们很热烈地去研究考察，次日返绥，许多人都兴奋地向长官报告视察结果。后来知道西安发生巨变，直如冷水浇头，许多话都无心再说下去。

十四日在平地泉看到汤恩伯先生，我们只有隔一天的时光未曾会面，而他的面容却已发生了异常的变化，犹如曾服了大丧三年，脸是那样黯淡苍白，眼泪始终没有和眼眶绝了因缘。每每收到一个“限即刻到”的电报，总看到他增加了不安。他的参谋长吴绍周先生亲自守在电务室，急等著洛阳以西陕甘一带拍来的电报一个字一个字的译出，希望上面能露出一点较好的消息。

红格尔图首功的彭毓斌师长，本来约我十四日午刻谈闲话，大概是谈论些骑兵作战上的经验与改进的意见。我因为西安事变关系，没有等到他约定的时刻，就到他那富有澹泊明志风格的司令部去看他。当我的身体出现在司令部的院落里，他的司令室内即发出“X先生”的呼声。我们很快的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直率的见面，他那沮丧悲伤的面孔，坐立不安的神气，泪海汪汪，容颜惨淡。“这是什么话！”在他顿足徘徊叹声不绝中，我首先听到这样一句，“这可不得了！”“世上哪有这种糊涂事！”“首先绥远要受大影响！”“抗日！这样抗法，实在开千古之奇闻！”“这可糟糕！”……“这还有什么话可说？！”他也到底是湖北人，有特别引人注意的鄂音。我们不自主的把预定的问题抛开，尽谈了陕局的一切，特别是对于绥远的将来。他所部的骑兵数月来东征西伐，人马本已过度辛劳，此时王英正由大庙失败东逃，遁处在土木尔台附近乡村中，他已下令叫他劳苦功高的骑兵乘夜追捕，欲歼巨寇，大致已将就绪。陕变传来，他恐某方乘危进袭，不得不集结兵力，以防万一，遂使王英又得茍延残喘，遗祸察绥。

汤恩伯对他的部下，最初打算采取暂秘主义，不让他们知道，以免动摇军心。但是平津报纸已经随火车带来不幸消息，欲秘而不可能。驻防某地的王仲廉师长特别召集了他的部下某旅全部训话，希望告诉他们陕变的消息，原是要使大家镇静的意思，谁知不幸的消息刚从他口中放出，全场官兵立即放声号哭，哀声动地，附近乡民，亦为之怆然不已。

绥东一般民众，在十四、十五几天中，发生许多谣言，有时说蒋委员长已飞抵洛阳，有时说已到太原，和阎主任策划前方军事，街谈巷议，俨然逼真。从来不大关心国事的民众，这回大家都在深切地注意着大局的发展。

平地泉一家派报社的掌柜，有一天对我诉苦，说他那小小的派报社的房门，西安事变后，每天被好几百人围著要买大公报，他的报不够分配，无法应付，而且往往被热心时事的份子，强买去固定订户的报纸。当他的门口清静以后，他的报纸，已经被抢得差不多，有许多订户都无法交报。这是民众关怀国事情绪提高的表现。

某方以为陕变既起，绥局有机可乘，十六、十七两日召集匪伪各部领袖，在化德（嘉卜寺）开会，拟于十八日开始总攻。敌机此时全线大肆活动，散放两种小型传单：一类是恐骇性质，如谓“你们良民百姓，赶紧投降”，“我军有精良武器”等；一类是煽惑性质，如谓“你们的蒋介石己遭暗杀！”“你们已经没人领导！”“你们国内已经大乱！”等。下面是用“蒙古军总司令”名义。传单内容文字，似通非通，完全为“三岛式”的汉文，凡是有“日”字的地方就抬高一格，如“不日我军即将进攻”，传单上面是“不日我军即将进攻”，见“日”抬头的文格，不能不谓此为首创！

十六、十七那几天，前方有警象，傅主席特和赵承绶到平地泉晤汤恩伯，并约大同李服膺专车来平地泉，一方面对陕局作共同表示，一方面共同策划绥东防务。大家谈到陕变，只有摇首焦思。赵承绶司令是比较赋性豪爽的人，然而那几天也是无精打采，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见高兴，他的答复是：在如此大变下，要高兴也高兴不起！

有几位在陕变后去百灵庙的慰劳代表回来告诉记者，他们这回去算是上了大当，因为他们本是打算到前方去问前方将士们攻战情形，然而他们到了百灵庙之后，无数的官兵，都包围他们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委员长的近况，且多顿足叹息，垂首丧面。他们已无心为代表们谈战况，最多不过对付几句，话又转到西安事件来，所以他们竟失望与怆然而归。

各方面的情形看来，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有一种难能的一致。张、杨所提出的主张，当有其当然的政治暗流作基础，或有一部人对其中一部主张表示同情，但是张、杨的历史和他们的军政现况，是否真正诚心来作他们所提出的新政治打算，恐怕有十分之九的人，对他们有相当怀疑。特别是他们所采的扣留蒋委员长的手段，是绝对不能得到前线上任何一个军民的同意！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联合”，而以如此手段来“联合”，当使达到目的之距离，愈弄愈远！

蒋委员长恢覆自由之消息，至今仍为前线每个军民所祝盼。傅主席离绥飞晋转陕之前夕，记者曾祝其离陕归来之日，西安上空已云开雾散，透见了青天。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