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谷集/卷二十八
杂著
编辑陶峡丛说一百四则
编辑乙巳，余自谪所还朝，以知经筵入侍，时上方讲《论语》。至长沮、桀溺事，余曰：“沮、溺诚高士，然往而不返，废绝人伦，终不免为异端之归。唯孔子时行时止，大中至正，为万世之法。”上曰：“沮、溺贤人，何可斥之以异端？筵臣之言非矣。”余曰：“所谓异端者，非指凶邪小人，虽其人品高出流俗，若其所为违背圣道，则自当为异端。孟子斥杨、墨为异端，杨、墨乃学仁义而差者，其人品岂不绝异凡人？而以其所学之差，斥之如此，异端之称，元非恶名矣。”上犹以为不然。有一玉堂官进曰：“孔子、沮、溺，俱是凿之人也。殊无优劣是非之可言，圣教至当。”〈凿之为言，方言谓贤也。〉上乃喜曰：“玉堂之言甚是。”
他日又入侍，上颇摘朱子《集注》之误，余力辨其不然，且言：“朱子定著《集注》，用尽一生心力，其裁度去就，置水不漏。一字一句皆有意义，不可移易。圣上若观《论语或问》，则可知注说之十分的当矣。”有一玉堂官进曰：“此言未免误达矣。朱子尝著《大学或问》，而未尝有《论语或问》矣。”余曰：“玉堂官必未及见《论语或问》而有是言矣。”语未毕，其人遽发他言，故不得竟其说。
退而说与某人而笑之，且曰：“其人既全昧《论语》之有《或问》，而独知《大学》之有《或问》，诚不可晓矣。”某人曰：“公未晓其故耶？近来科儒之为监试终场工夫者，为掇拾文字，颇观《大学或问》，而《论语或问》以不切于科工也，弃而不观。其人之昧于彼而知有此者固也，何足怪哉？”余不觉捧腹曰：“信矣信矣！”盖两玉堂之言，真的对也，足可为闲中破寂之资，故录之。
《孟子》“闻文王作兴”，谚解以“作兴”为句，此恐不然。考《集注》曰“‘作’、‘兴’皆起也”。若以“作兴”为句，则当但曰“‘作兴’，起也”，不当着“皆”字，而今曰“皆起”，则以“作”为句，属之“文王”，“兴”为句，属之“伯夷”者明甚。不知定谚解时，何以如此也。唐本《孟子》皆于“作”字下着小圈，尤可知其当以“作”为句。
《诗ㆍ生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谚解以“敏”为句，“歆”属下句，而唐本则于“歆”下着圈，此亦似当从唐本矣。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得位，孔、孟不得位。唐虞、三代之政，《书经》诸篇，可考也。孔、孟经纶之大，于《哀公问政》、《经界》、《班禄》等章，俱可以想像矣。
朱子作《大学ㆍ补亡》章，其文纯是宋人文体，不类上古文。盖文以世降，虽以朱子之亚圣，有难力致，而若欲强效古文，则亦非真实底道理，故不为之耳。据此则后人之强作杈枒钩棘语，欲以效古者，适足为无病嚬呻之归，而非识者之所取，可知矣。
《诗》三百篇，皆所以模写性情。正者和缓，变者激慨，无非有感发之端，而至于《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篇，忧国愤世，反复缠绵，辞意之悲痛，有非他篇之比。余每读之，未尝不流涕，《诗》之感人，有如是夫！
上古最重刑狱，有若《舜典》之“惟刑之恤”、《康诰》之“克明德慎罚”ㆍ“敬明乃罚”、《酒诰》之“勿用杀，姑惟教之”、《召诰》之“勿以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多方》之“开释无辜，亦克用劝”、《立政》之“勿误于庶狱庶慎”、《君陈》之“辟以止辟，乃辟”及《吕刑》一篇，无非眷眷以恤刑慎法垂之训戒。
盖刑政，有国之所先，一误于此，乱亡随之故耳。后世则不然，率多以人君一时喜怒，轻视人命，若刈草菅，其视古者“象以典刑”之意，何如哉？悲夫！
《易》之为书，专以扶阳抑阴为纲领。龙为至阳之精，故《乾卦》首以龙为言者，此也。其后诸卦虽不皆言龙，而大旨则同，盖不出《乾卦》范围之外也。
《礼记》之文，极周匝明白，而间有句法之艰晦者。陈澔之注，多欠疏漏，可叹。余少时，不读此书，癸卯、甲辰年间，在谪所始读之，甚喜，深恨其不早着工也。
《春秋》，圣人拨乱反正之书也。托始于隐公，即周平王四十九年。东迁失政之后，乱始于此，故以此为始，圣人之意深矣。其后朱子修《纲目》，亦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其为三晋强盛，王室寝微之端也。平王归仲子之赗，威烈命赵、魏、韩为诸侯，其失政恰同，故俱以此始之。圣人笔法，前后一揆矣。
孔子既作《春秋》，公羊高、穀梁俶析其义，左丘明载其事。《公》、《谷》最先出汉武帝时，首表章之，《左氏》后出，不得列于学官。自魏、晋以后，人争尚《左氏》，《公》、《谷》微而不著，今则尤无治《公》、《谷》者。《公》、《谷》虽或有违戾于圣人本旨者，大较文字简奥，义理纯正，大非《左氏》浮夸之比，而举世主彼而弃此，亦后世尚华不务实之病也欤。
封人舍肉之对，不过片言，而婉而有味，足以动悟人主。后来魏徵献陵之对，仿此而语稍有角，时代人品，居然可见。
春秋之际，诸人论谏陈说之言，无论其言之是非，大抵根据道理，不为无实之空言，粲然有伦，读之可喜，成周尚文之治，于斯可见。及至战国之世，其言率多谲诡变诈，务以诳人取胜。去春秋之时不甚远，而习俗之迁流乃至于此，盖周室将蹶，文反生弊，其势自不得不如此耳，可慨也夫。
《周礼ㆍ冬官》阙，汉兴，以千金购求，不能得。今所补《考工记》者，汉儒作也，其文鼓舞，读之，觉神王。大抵古文如无法度，而自合法度，无斤锤之痕，非后世可及也。如韩、欧文章高矣，结构安排之迹，森然可见，此时代之辨也。
《十三经》，一曰《周礼》，汉郑玄注；二曰《周易》，魏王弼注；三曰《毛诗》，郑玄注；四曰《尚书》，汉孔安国注；五曰《论语》，魏何晏注；六曰《孟子》，汉赵岐注；七曰《春秋左传》，晋杜预注；八曰《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九曰《春秋穀梁传》，晋范寗注；十曰《礼记》，郑玄注；十一曰《仪礼》，郑玄注；十二曰《尔雅》，晋郭璞注；十三曰《孝经》，唐玄宗注。
自朱子作传注以后，诸说尽废。以今见之，旧注虽多疏谬踳驳，而去古为近，其所解释，亦颇有经据，要不可一切扫去之也。余家藏此书，读经书时，间取而参验之，益信朱子注说之攧扑不破，而亦可以资多闻而广知见矣。
朱子所著述，经书笺注外，《小学》、《近思录》为最大书。《小学》有其名而无其书久矣，朱子乃采取古今诸书，逐篇补入，节目备具，规模广大，非但初学之所服习，学者终身体行，亦有不能尽者。
《近思录》裒聚周、程、张子嘉言、格论，分类互载，体用相涵，条理贯通，实四子之羽翼而道学之要键也。噫！非朱子，安得成出此大编纂哉？
余少时，盖尝学习《小学》而不能着力，在谪，又读之而事同炳烛，尤无可言。《近思录》晩读数三过，寻常玩绎，而亦未有入头处，终为悲叹穷庐之人，负愧而已。
《心经》，真西山所辑，而盖于从仕在朝时，辑古圣贤心学文字为一书，以为自省用力之地。又取古人牧民施政之事，为《政经》。两书当时固并传，而《心经》则已经明人程敏政之注释，《政经》不过后世守令理郡之迹，无甚可观，故仍遂不传，《心经》独传而犹未大行。
退溪先生偶见于逆旅而喜之，首起而表章之，以为不在四子、《近思录》之下。由是世辄与《近思录》并称，此其前后此书显晦之大端也。此书虽晩出，于心学工夫，甚为要紧，学者其可不刳心于斯乎？
杨、墨是学仁义而差者，非必自身为异端，其流弊当至于无父无君，故孟子为拔本塞源计，攻之不遗馀力耳。程子言“杨、墨本学仁义，后人乃不学仁义，后之学者又不及杨、墨。但杨、墨之过，被孟子指出，后人无人指出，故不见其过”者诚是。后来为学问而门路差偏者，亦何限也？
司马公器量不及于范文正、韩魏公，然容受之量亦大。程子与范尧夫言，十件只争三四件，与司马公言，辄尽言之曰：“只为君实能受人言，不以为忤，此最好处。”盖温公诚实无物我，故能如此，尧夫固不及也。尧夫规模虽狭，亦喜闻过。程子闻其张乐大飨将校于旧帅新亡时，斥言不可，便嗟叹曰：“非先生，安得闻此言？”事载《二程全书》，亦不易得也。
“今之监司多不与州县一体，专欲伺察，不若推诚心，与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听，择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众可也。”此程子语也。余常服膺于此，前后按藩，一用此道。今之为监司者，专以伺察为能，转相仿效，便成一世习尚，彼岂以程子之言为不可遵而然耶。
伊川上仁宗书一段，论科举事，有曰：“国家取士，虽以数科，然而贤良方正，岁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过博闻强记之士尔。明经之属，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者也。最盛者，唯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之，以取科第，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居其位，责其事业，则未尝学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为御，求其善也，不亦难乎？”
此所论科举之弊，恰与我国科弊相类。我国古无别科，只大比式年科而已，而年久之后，亦至生弊。式年例讲经书，兼制述，意非不美，而末流专以诵为主，故士多不究文义，只事口读，制述则倩他人，不为讳秘，人亦视为常事。以是登明经科者，例多不解文字，至近来益甚。
间有制述别举，前则能文者多中，近来科举甚频，士子多制而少读，遂不开卷，专事剽窃前人科作以得科名，故识见昧陋，元无学术之可论。贤良方正科，赵静庵在朝时，尝一行之，而己卯祸后，还罢仍不复设。以至于今，只行式年、别举，而两科之弊，殆有甚于宋朝，若使程子见之，当以为如何也？可慨也已。
见朱夫子与陈、汪、留、赵诸相书，其忧时惓惓、忧国耿耿之意，溢于辞表。虽在卑官末僚，而随事规益，反复激切，令人不觉感叹，吾儒法门自当如此。若诿以处卑居下而越视存亡，默无一言，则是直果于忘世者之为耳，非儒者也。
靖康以后，宋称臣于金虏，而朱子每于文字，辄曰夷虏戎狄，以称臣非本怀，而亦不掩其实也。奈何今之人，于文字称彼，必曰敌曰清，而戎虏之本称，讳而不书？岂以丁丑下城为当然之事，而欲为甘心臣服耶。试观近来某某人文集，无不皆然，心窃骇痛。因观朱书，漫书之。
“子弟宁可终岁不读书，而不可一日近小人”，刘元城语也。“丈夫五十年，要须识行藏”，崔德符诗也。“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并杜甫诗也。“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佛经语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荀子语也。“归来兮逍遥，西江波浪何时平？”，黄山谷词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乐天诗也。
或是外家语，或是闲漫诗句，而朱子引以譬喩，各当其事理。间有与本人语意绝相反者，意在断章取义也。
《朱子大全》一书，实义理府库，而书一类，自心术隐微之间，以至应事接物之节，无不备具。见之，有若亲承提诲，尤使人有感发兴起之意。
退溪先生抄其紧切语，作《节要》十册。且序、记、封事等诸篇，亦无非大义理所关，愚伏郑公抄选，又加抄书，为《酌海》八册。尤庵先生补遗为四册。学者如难读破全书，姑就此二书钻硏之，亦可终身受用不尽矣。
儒士之所用力，四子外，此当为先。苟不读此，虽博涉九流百家，心地终不免茅塞，识见终不免孤陋，何益之有？余亦寻常尊奉，书与封事，盖尝屡次读诵，而未能用笃实工夫，今已年老，徒切望洋之叹。有时思之，不觉愧汗洽背也。
余少时，与崔昌大为翰苑同僚，昌大肆言朱子学问之无可取。余极骇责曰：“君乃敢发此恶口，独不畏上天乎！”昌大笑曰：“君亦泥于世俗之论矣。君试看朱子太极问答，直是贾竖辞气，岂粗有涵养之人所可为者乎？”余益骇，不复与言。厥后《思辨录》、《礼记类编》之事相继而出。盖素尝轻视朱子，故见朱子注解，妄生疵摘之心，以至于此，一则可哀。
又尤翁每以尊崇朱子为主，故其恶尤翁者，移怒于朱子，凡系朱子之言，必思排斥。朱子以累百年前中国人，何与于今日是非，而横被其忿嫉如是哉？还可笑也。
尤翁尝取《节要》、《酌海》两书，合成一册。肃宗末年，进讲此书，李相子宾与任守干同为玉堂官入侍，李判书寅烨以经筵官入。任也极言朱子闲漫书札不必进讲于法筵，李相言其不然，任又盛气辨斥。李判书右任言，两言迭发，皆斥李相，李相素乏谈辨，不能抵当，含意而退，自叹曰：“朱子乃天下之朱子，非我所可私，而两人怒目斥我，我岂不困乎？”于此亦可见时辈不尊朱子之一端矣。
为学之要，在于读书致精，若不甚究赜，草草读过，虽读至千遍，有何效益？《朱子语类》论读书法甚详，可考而见也。少时见农岩读书，引声留音，反复永叹，以是读一遍甚久，可见其读书之精。如是而后，可责其得力矣。
《语类》云：“士先要分别科举、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七分，科举三分，犹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至哉言乎！
所谓读书，非谓读闲漫书也，读圣贤书，究心问学之谓也。今人则虽闲漫书，亦不读，只裒录前人科文，剽窃依仿，以为应科之资，甚者或借作，或与试官交通弄奸，无可言矣。
《语类》云：“名义不正，则事不可行，无可为者，有去而已。”盖未有名义不正而能做事者。强欲做事，非徒事不得做，在其身，亦有偸合苟容之讥，奚可哉？乱世立朝者以朱子此言，参前倚衡可也。
程门诸人，后来多染禅学。《语类》论及此，有曰：“伊川之门，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差。”
又曰：“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他只𥇍见一截，少下面着实工夫，流弊至此。”
又曰：“游、杨、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馀习犹在，故学之者，多流于禅。游先生大是禅学。”
又曰：“龟山少年未见伊川时，先去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见伊川，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游定夫尤甚，罗仲素时复亦有此意。和靖在虎丘，每朝起，顶礼佛。张思叔诗都似禅，缘他初是行者出身。”
又曰：“吕与叔后来亦看佛书。”
又朱子《杂学辨》，辨《吕氏大学解》而曰：“吕氏之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
又朱子《记疑》云“偶得杂书一编，不知何人所记，而不能无疑，因辨之”云。且曰：“此皆习闻近世禅学之风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于自欺也。”按此乃王信伯语也。
朱子又辨《张无垢中庸解》，张说尤怪异，全是禅家话头。皆经朱子劈破无遗，诚一快事也。张虽非程门人，而学于龟山，自以为有得者也。龟山之徒，又有萧子庄、李西山、陈默堂，皆说禅。龟山之没，西山尝有佛经疏追荐之事。胡文定又参禅，胡亦从游龟山者也，俱见《语类》。程门诸人中，龟山最老寿，故波流尤远，为吾道之害，益甚矣。
龟山年七十之后，为蔡京所染污，出处不免有后议。蔡京晩岁，渐觉事势狼狈，亦有隐忧。其从子应之来见，因访问人才。应之愕曰：“今天下人才尽在太师陶铸中，某何人，敢当此问？”京曰：“不然。觉得目前尽是面谀脱取官职去底人。恐山林间有人才，欲得知。”应之乃言：“福州有张觷字柔直，抱负不苟，可致之。”
京召为塾客。觷以师道自尊，待诸生严厉，诸生不能堪。一日呼之来前曰：“汝曹曾学走乎？”诸生曰：“某寻常闻先生、长者之教，但令缓行。”觷曰：“天下被汝翁作坏了。早晩贼起，首先到汝家，若学得走，缓急可以逃死。”诸生大惊，走告其父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矍然曰：“非汝所知也。”即入书院，与觷倾倒，因访策，觷遂荐龟山。龟山自是有召命。其说详见《语类》，觷之事迹亦奇。
朱子同时，陆子静兄弟主禅学，吕东莱兄弟主史学，陈同父主功利之说。朱子既痛加掊击，书札中陆、陈、吕、刘问答可见，见于《语类》者亦多。学者究观于此，亦可以长其知见矣。
朱子忧吕、陈过于陆，有曰：“伯恭门人却有为同父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又曰：“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甚可忧。”其忧及世道，可谓至切矣。
陈同父非斥司马温公，以为“居洛，只理会《通鉴》，到元祐出来做事，却未尽，所以激后来之祸”。
朱子驳之曰：“温公所做，今只论是与不是、合当做与不当做，如何说他激得后祸？这是全把利害去说。温公固有从初讲究未尽处，细看那时节，若非温公，如何做？温公直有旋乾转坤之功，温公此心，可以质天地通幽明。岂容易及？后来吕微仲、范尧夫用调停之说，兼用小人，所以成后日之祸。今人却不归咎调停，反归咎于元祐之政。若真见得君子小人不可杂处，如何要委曲遮护得？”
朱子此言可谓明确。龙川言论每就利害上说，故其言如此矣。
《语类》云：闽宰方叔珪以书来，称“本朝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于汉、唐，只缘是要去小人”。朱子曰：“是何等议论？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若谓小人不可去，则舜当时去四凶，是错了。”
此言与与留正书同意。今人所见，大抵叔珪辈意耳，世道安得不至此也？
《语类》：“记：‘李仲和祖，同包孝肃读书僧舍，有富人邀之，二公托故不往。他日复招饭勤甚，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之累乎？”竟不往。’前辈立心接人之严如此。”
余因此思之，今之为宰相名官者、闾巷间以富名者，无不相结款密，殆逾于族戚，其视包公所为，何如也？士当以包公自厉，切勿近此等人可也。
史书其类有三：一曰编年。左氏《春秋传》，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自周威烈王止五代〉，宋江贽又节约《资治》作《通鉴节要》，明张光启又作《节要续编》〈宋、元史也，俗谓《宋鉴》。〉，陈建《皇明通纪》〈止天启丁卯〉，王汝南《明纪编年》〈比《通纪》稍略，而止于弘光乙酉，首末颇似完备。〉，徐居正《东国通鉴》〈纪新罗、高句丽、百济、高丽四代〉。而朱夫子用孔子春秋笔法作《纲目》，此则编年之中，立纲分目，又是一例也。宋、元则有东人金宇颙《宋元纲目》，明则有李玄锡《明纲目》，高丽则有兪市南棨《丽史提纲》，而罗、句、济三国见阙，近者林象德著《东史会纲》俱载焉，皆用《纲目》义例也。玄锡、象德所修，不入刻，余未及寓目。
二曰纪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书》ㆍ《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后周书》、李延寿《南史》ㆍ《北史》、魏徵《隋书》、宋祁《唐书》、欧阳修《五代史》，是为十七史。又有脱脱《宋史》、宋濂《元史》，皆为余家藏，而揭徯斯《辽史》ㆍ《金史》，独未有藏。《明史》则闻彼中方纂修而未就云。然何乔远《名山藏》、邹漪《启祯野乘》，略可考证。东国则有金富轼《三国史记》、郑麟趾《高丽史》。
三曰纪事。纪事者，纪一事之始末也。宋袁枢始作《通鉴纪事本末》，纪自周威烈王止于五代；明沈朝阳作《纪事本末前编》，纪自盘古氏止于威烈王前。明陈邦瞻作《宋元纪事本末》，清谷应泰作《明纪事本末》。近徐相文重作《朝野记闻》，记国朝事，亦用纪事本末例。
先秦以上诸子，槪以举之，摠二十五家。曰老子，曰庄子，曰列子，曰荀子，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邓子，曰文子，曰尹文子，曰关尹子，曰鬻子，曰鹖冠子，曰子华子，曰亢仓子，曰鬼谷子，曰公孙子，曰商子，曰司马子，曰孙子，曰吴子，曰尉缭子，曰韩子，曰吕子，曰屈子。此外著书而不行于后世者，亦必多矣。
老子之文，玄微奥深，非诸子所可及。余少时甚喜之，颇费硏索，而意旨惚恍，终莫可摸捉。遂辍而读《庄子》。庄文，《老子》之注脚也。《古》云“老子犹龙”，此以人言也。余谓不但其人犹龙，其文亦犹龙，殆与《楞严经》相类，俱是天下之至文也。
老子之学，以无为宗。无则不可以治天下国家，是将举一世为空幻世界而已矣。然其微意正不至此。盖厌周时文胜灭质，机变百出，立是言以矫之也。故为老学者事业，亦多可观。今不能悉举，而如汉之曹参、宋之李沆为相，用此道，亦足以制治保邦，不可少也。我朝申玄翁、张谿谷，亦治此学者也。
《列子》八篇，其精言妙指，可与《南华》为伯仲。间有载于《南华》书者搀入其中，《黄帝》一篇尤多，无乃后人之傅会成书耶？抑《南华ㆍ说剑》《盗跖》等篇既多后人之疑，其载《列子》书而入其中者，为后人之追撰，如《说剑》《盗跖》等篇耶？未可知也。
《荀子》一书，除《性恶》等篇外，议论纯正，多格言名理，在诸子中，最为近道。又其文辞丰畅赡厚，若多读而得力，则当为高世文章。昌黎之文，全出于此。
《管子》之书，是经世大文字，而文如珠迸永泻，奇巧无比，笔端鼓舞之妙，又有言不可形者，读之，常恐易尽。夷吾乃霸者之佐，固一时人杰，而文亦杰出于人。
《晏子》之书，名曰《晏子春秋》，多载讽谏其君之语，议论纯悫而文字典雅，亦可想见其为人矣。
墨子之文浑浩，邓子之文简质，文子之文切深，尹文子之文辨博，关尹子之文奇古，鬻子之文别无新语，文字亦似不甚畅茂。《鹖冠子》虽称后人伪作，然间多奇语。子华子之文，多称晏子，岂晏子一时人耶？序称为赵简子家臣，若然则似非晏子时人，文颇腴隽。亢仓子即庄周所称老聃之役庚桑楚者也，其文亦奇。鬼谷子即战国机变之先鞭，而老氏之馀裔也。其文俊伟纵横，莫可端倪。苏、张得之，用于游说以发身取重。公孙子，鬼谷之一流而稍变之，托于坚白以鸣，惠施之徒也。其说窒而不通，《庄子》所谓“存雄无术”者信矣，此固不足言。商子则虽刻深，于富国彊兵之术，亦有所得焉者，其文类其为人。
摠之，鬼谷最高，商君次之，公孙最其靡者也。
《司马子》、《孙子》、《吴子》、《尉缭子》，兵家书也。其文孙武最高，吴起、尉缭次之。《司马法》亦简切可喜。
《韩非ㆍ说难》《孤愤》等篇，用《鬼谷》而稍变，切于人情，深于事机，文亦暎蔚多转折，绝堪多读。《吕览》之文，沈深而要妙。此非不韦自作，悬千金以求四方人士，各以所见论著，裒聚奇章隽语，合为一书，故自可观。
屈、宋之词赋，盖自《三百篇》闾巷歌谣而一变之，为千古词家之祖。至其托寄寓兴之际，虽多荒怪不经之语，而忠愤慷慨，自可见性情之正，词句铿锵炜烨，又可为诗歌之冢嫡。余少日甚喜之，颇费诵读，而以才钝，终无所得。
诸子外先秦以上书，《家语》、《国语》、《战国策》、《黄帝素问》、《阴符经》、黄石公《素书》ㆍ《三略》、太公《六鞱》、《三坟书》、《越绝书》、《汲冢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
汉、魏则京房《易传》、焦赣《易林》、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ㆍ《说苑》、淮南王安《鸿烈解》、东方朔《神异经》ㆍ《十洲记》、孔鲋《孔丛子》ㆍ《小尔雅》、桓宽《盐铁论》、申培《诗说》、韩婴《韩诗外传》、戴德《大戴礼记》、董仲舒《春秋繁露》、赵晔《吴越春秋》、扬雄《太玄经》ㆍ《法言》ㆍ《方言》、刘歆《西京杂记》、班固《白虎通》ㆍ《汉武内传》、伶玄《飞燕外传》、魏伯阳《参同契》、王符《潜夫论》、黄宪《外史》、荀悦《申鉴》、郭宪《洞冥记》、应劭《风俗通》、桑钦《水经》、石申《星经》、王充《论衡》、刘煕《释名》、马融《忠经》、蔡邕《独断》、诸葛亮《心书》、亡名氏《杂事秘辛》ㆍ《三辅黄图》、王粲《英雄记》、徐干《中论》，摠五十馀种。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别为记事之书，不列于此。
诸书各有纯驳真赝之殊，而要可为博古者之所采缉，余亦槪皆循览一二次。欲略加去就，作为一书，以资樝梨一味，而未及成书，今老倦，不能为也。
娄东张溥者，似是明人也，汇汉、魏、六朝人文集，作为一大帙。
西汉九集，贾谊、司马相如、董仲舒、东方朔、褚少孙、王褒、刘向、扬雄、刘歆。
东汉十一集，冯衍、班固、崔骃、张衡、李尤、马融、荀彧、蔡邕、王逸、孔融、诸葛亮。
魏十二集，曹操、曹丕、曹植、陈琳、王粲、阮瑀、刘桢、应玚、应璩、阮籍、嵇康、锺会。
晋二十二集，杜预、荀勗、傅玄、张华、孙楚、挚虞、束晳、夏侯湛、潘岳、傅咸、潘尼、陆机、陆云、成公绥、张载、张协、刘琨、郭璞、王羲之、王献之、孙绰、陶潜。
宋八集，何承天、傅亮、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袁淑、谢惠连、谢庄。
齐六集，萧子良、王俭、王融、谢朓、张融、孔稚圭。
梁十九集，萧衍、萧统、萧纲、萧绎、江淹、沈约、陶弘景、丘迟、任昉、王僧孺、陆倕、刘孝标、王筠、刘孝绰、刘潜、刘孝威、庾肩吾、何逊、吴均。
陈五集，陈叔宝、徐陵、沈炯、江总、张正见。
北魏二集，高允、温子昇。
北齐二集，邢卲、魏收。
北周二集，庾信、王褒。
隋五集，杨广、卢思道、李德林、牛弘、薛道衡。
摠一百三家。
奇文逸藻，愈出愈新，触目琳琅，应接不暇，苏神气破愁寂，莫过于是。余于在谪时，尝携去，每于诵读经书之暇，以此作为游息之资，所赖以排遣羇抱者良多。
梁昭明别有《文选》，而此其大全也。但八朝文人、才子所作鲜少不可成一集者，皆不录，是可为欠，此则《文选》自可看矣。
晋人乐放旷喜清言，其弊也及于国家。五胡乱华，衣冠奔播，陶弘景诗所谓“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者是也。然其谈论风标，书之文字，则无不澹雅可喜，此刘义庆《世说》所以为楮人、墨客所剧嗜者也。因此想当时，亲见其人、听其言语者，安得不倾倒也？
明人删其芜补其奇，作为一书，诚艺林珍赏也。朱天使之蕃携来，赠柳西坰，遂为我东词人所欣睹焉。
明人北海冯惟讷集古诗，自删后至秦末凡十卷，汉十卷，魏九卷，吴一卷，晋二十四卷，宋十一卷，齐八卷，梁三十四卷，陈十卷，北魏二卷，北齐二卷，北周八卷，隋十卷，外集四卷则仙ㆍ真、神鬼之作也。又采统论、品藻、杂解、辨证凡十二卷，合为百五十六卷，名之曰《古诗纪》。唐以前诗、歌、谣、谚，尽载其中，实古诗之府库也。
又有吴琦者辑《全唐诗纪》，诗并累千万首。以仙、佛、神鬼诗为外集，而先刻初、盛唐诗百七十卷，俱在余书厨中。但胡元瑞《诗薮》以为“冯汝言《古诗纪》，两京以至六代，靡不备录；计敏夫《唐诗纪》，隋末以至梁初，靡不兼收”云云。所谓冯汝言，固惟讷也。未知计敏夫《唐诗纪》视吴琦《诗纪》，孰为先后。而大抵吴、计两人，俱有所辑录，而计之所辑，余未得见，吴之所辑刻，止盛唐，可欠。
后来购得《全唐诗》一帙，即清康煕四十四年，翰林侍读潘从律、彭定求等所对校纂辑者也。胡皇作序刻之。诗并四万八千九百馀首，釐为九百卷，自唐初至五代，片句幺韵，无不采录，信唐诗之大全也。
唐文韩、柳外，李翺、孙樵、李翰、李观、皇甫湜、元结、杜牧、元稹、白居易，其尤也。
又唐初则有王勃、骆宾王、杨炯、魏徵、陈子昂、苏颋、张说、张九龄、狄仁杰、姚崇、崔融、徐彦伯、刘知几、吕才、孔璋、韦瓘、林之松。而盛唐以后则有王绩、王缙、王维、李邕、李白、杜甫、高适、张谓、李华、张巡、颜真卿、刘蜕、萧定、梁肃、独孤及、独孤郁、独孤霖、王士源、常衮、杨炎、权德舆、崔祐甫、陆贽、柳识、裵度、牛僧孺、李德裕、李绅、刘禹锡、段文昌、王蔼、吴武陵、杨植、程晏、朱阅、盛均、高参、李渤、李甘、乔潭、舒元舆、贾𫗧、刘轲、范传正、沈宅、陈黯、孙郃、陈越石、张彧、李纲、卢元辅、韦应符、陆希声、冯用之、欧阳詹、欧阳秬、刘岩夫、柳伉、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段成式、裵休、裵延翰、罗隐、司空图。而帝王则太宗、德宗，皆有文者也。
咸有篇章可观，而王ㆍ骆之騈俪、苏ㆍ张之制册、宣公之奏议，又其独出伦类者也。
明人卑斥宋诗，漫不事搜录，近来稍厌明人浮慕汉、唐之习，乃表章宋诗，此固盛衰乘除之理也。于文亦然，为文，专尚平易，王、李波流顿无存者。矫枉过直之甚，诗文俱绵靡少骨，殊无鼓发人意处矣。
康煕辛亥年间，有吴之振者就宋人诗集，广取之，几录其全集，卷帙甚多。其中诗不多传只有五六首者，以未成集，另作一编，附全集后云，而此则未得见矣。既成，又自序之，其序曰：
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知者或以为腐。后人无识，倦于讲求，喜其说之省事而地位高也，群奉腐之一字，以废全宋之诗。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虽见之而不能辨其源流，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唐非其唐，则宋非其宋，以为腐也固宜。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尤精以专。今欲以卤莽剽窃之说，凌古人而上之，是犹逐父而祢祖，固不直宋人之轩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飨非类者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陈之刍狗，践其首脊，苏而爨之久矣，顾复取而箧衍文绣之，陈陈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谓腐也。
腐者以不腐为腐，此何异狂国之狂其不狂者欤？
又杨大鹤者，亦康煕时人，序陆放翁诗抄而曰：“诗者性情之物。源源本本，神明变化，不可以时代求，不可从他人贷者也。必拘拘焉规摹体格，较量分寸，以是为推高一代、擅名一家之具，何其隘而自小也？自李沧溟不读唐以下、王弇州韪其说后，遂无敢谈宋诗者，南渡以后，又勿论。云云。”
吴序显斥王、李之论，不遗馀力，杨序语虽婉，亦斥王、李者也，其所论尽有见矣。
宋文，欧、苏、曾、王六大家入茅氏《文钞》者外，未见有存录成书者。吕东莱《文鉴》所选甚少，南渡以后则又不入焉。
宋人遗集之家藏者：《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语类》、《遗书》、《周濂溪集》、《杨龟山集》、《张南轩集》、《黄勉斋集》、《真西山集》、《陆象山集》，俱理学也；《范文正集》、《范忠宣集》、《司马温公集》、《李忠定奏议》，经纶也；《宗忠简集》、《岳武穆集》、《文文山集》，节义也；《黄山谷集》、《秦淮海集》、《陆放翁集》，词翰也。
又有朱韦斋松集三卷、朱玉澜橰集一卷，而《张横渠集》、《尹和靖集》、《罗豫章集》、《李延平集》、《吕东莱集》、《陈克斋集》、《韩魏公集》、《石徂徕集》、《谢叠山集》，入于张伯行所辑《理学全书》中。张，康煕时为中丞，裒集汉、唐以后至近来清人所著书稍近于道者，作为一书，多至百三四十卷，最好看。
元好问裕之，金末人，词学最赡丽，当为金源巨擘。金亡不仕元，多所论著。所辑《中州集》十卷，皆金诗也，摠二百五十五人，每人必为小传，冠于诗首，诗凡一千九百二十首。又辑词为一卷，名曰《中州乐府》，人为三十六，词为一百十八首。金源一代诗篇稍合作者，尽收于是编。大较金诗才具不及于宋，而词采可为元前茅矣。
康煕时人顾嗣立编元百家诗为十卷，末编注以续出，而不刊，其他则皆以全集录之，所删者想无多矣。又用元遗山《中州集》例，人各为小传以弁之。但篇什少，不成集者则不录，岂末编是不成集者而未及刊耶。
元诗大抵富丽浓艳，才情烂漫，雕缋满眼，绝无宋人老硬崚嶒之态。时尚之迁变，于此可见，而亦其乘除之理然也。
元文胜于诗。元人苏天爵辑《元文类》，诗、文各体具焉。但此乃元人自选，后苏氏至元未亡前诸作，阙而不录，是可欠也。元人文集传于世者不多，余家藏只有《吴草庐全集》，而《许鲁斋集》、《熊勿轩集》入于《理学全书》中。许、吴、熊皆从事问学者也。元以胡虏入主中国，而以理学文词名于世者，磊落相望，盖承宋之馀而启明之运，故能如是彬彬耳。
选明诗者亦多，钱牧斋《列朝诗集》当为一大部书。盖自元末明初至明之末叶，大篇小什无不搜罗尽载，而旁采僧、道、香奁、外服之作，亦无所遗，实明诗之府库也。但牧斋素不喜王、李诗学，掊击过酷，故北地、沧溟、弇园诸作，所录甚少。此诸公诗什繁富，就其中抄出，岂不及于无甚著名者之一二篇？而彼则滥收，此则苛汰，亦似偏而不公矣。
康煕时人朱彝尊者，又辑明诗，作一大编，而名以《明诗综》。此亦旁搜悉采，可谓完备。而但无名称者，虽一二篇，皆入录，而大家名集篇什之多者，所收甚鲜，此为未尽矣。
又有陈子龙所编《明诗选》、锺伯敬所编《明诗归》，或务精而欠于博采，或主简而伤于偏滞，皆不能为完善矣。
元氏《中州集》，人辄为小传，此前选诗者之所未为，当时谓之寓史于诗，可以考人物出处，固善例。而钱牧斋《列朝诗集》及近来《元诗选》亦因其例。《列朝诗集》传尤系有明三百年人物事迹，其嬉笑怒骂之态，宛然如见，亦可以凭此考证史传是非，此实欲求明遗事者之不可不见者。
余尝欲抄其小传，别作一册，而誊出亦费力，久未之果，闻息庵曾为此而未得见。后赴燕，偶见别抄其小传而入刊者，亟购以来，从今无劳别誊矣。
明文之抄辑为一书者，有陈仁锡《明文奇赏》，此最为大书。又有《十大家文选》、《明文英华》，此则略些，不足考览一代制作矣。
《奇赏》载我国使臣上宗伯二书，皆宗系辨诬事也。是时金黄冈继辉为上使，以其名呈进，故录以黄冈名，而上一首，质正官崔简易作，下一首，书状官高霁峰作。两作皆加贯珠、批点，上作有评曰：“说者谓朝鲜人未尝读宋人书，故其词古雅。”其实简易自不读后世文，故其文古雅耳，非朝鲜人尽然也。朝鲜人病于熟宋书而不熟古文，中原人乃知之如此，可谓过许矣。一笑。
明文集行世者，几乎充栋汗牛，不可殚论，而大约有四派，姑就余家藏而言之。
方逊志、刘诚意、宋潜溪，以义理、学术发为文词者也，此为一派。逊志尤滂沛浩瀚，有明三百年文章，绝无及此者。潜溪其亚，而诚意又潜溪之匹也。
阳明、白沙以异学为文，而阳明之文尤爽，新学则当斥，而文则可取。以至李卓吾之诡怪，由阳明而腾上益肆者也，此三集当为一派。
空同、大复、弇州、沧溟，学先秦诸子而创为新格者也，此当为一派。鹿门、荆川、升庵、震川、牧斋，学古而语颇驯，不为已甚者也。就中升庵之丽缛、牧斋之荡溢，稍离本色，而故当属之于此，不可为王、李之派。徐文长、袁中郞又旁出而以慧利为长，此二人亦不可为王、李派，当附入于此派。
李西涯、张太岳、叶苍霞为廊庙经世之文，又当为一派。而西涯之富博，亦可为词人之宗矣。
他如许文穆国、靳两城学颜、王缑山衡，琐琐不足言。高皇帝有文集，多是诏令诸文，而亦有诗律若干篇，大率气力浑厚，真创业英主之文也。又以方逊志、于忠肃、杨椒山文，合为一䇲，名曰《三异人集》，此则专以节义而取之也。其入《理学全书》者，曹月川、薛敬轩、胡敬斋、罗整庵、海刚峰集，而曹、薛、胡、罗皆理学也，海公虽以刚直名，而亦尊崇道学者也。
清人顾施祯者选其国诗，名曰《盛朝诗选》，又有魏宪者选清诗，末编多录自己诗，名曰《百名家诗》。其上头录《升平嘉宴诗》，即康煕壬戌正月，胡皇与诸臣依柏梁台故事，以七字诗为联句者也。胡皇作诗序以弁之。
清人文不多见，大率诗文绵弱，余已论之于前矣。文集之在余书厨者，尤侗《西堂集》、宋荦《西陂集》、王士禛《蚕尾集》、徐嘉炎《抱经斋集》，又有《愚斋集》、《稼书集》入《理学全书》中。
尤侗才力富赡，制作甚繁。宋荦次之，宋甲戌生，与息庵同庚。其父权以明朝都御史，降于清，死谥文康，荦亦仕清，至吏部尚书，以年老致仕。见其自叙年谱，止于七十八岁，未知死于何岁也。大抵其人有男子五六人，皆为显仕，孙男又甚众，年齿、官爵俱高，真稀世之大命也。其制述亦富，余尝以比论于尤侗，藻采不及，而典则胜之。
《蚕尾》、《抱经》两集亦有可观。愚斋即熊赐履，稼书即陆陇其，俱以学问名者。所著文字亦似笃实，且力斥陆、王之学，可尚也。
《蚕尾集》有《王世德志》，世德号霜皋。明末以锦衣卫宿卫禁中，京师陷，欲自决，为仆抱持而止，其妻已率诸妇女，赴井死，遂祝发隐淮南者也。其志大略曰：
予少读《宋遗民录》所述唐ㆍ林二义士、谢皋羽、龚圣予诸人事迹，率嵚崎磊落，志洁行芳。或时托文章以自见，大抵悲愤呜唈，无聊不平，能使风云为之变色，江海为之起立。辄卷书太息，以为“有宋三百年，忠厚养士之报如此，而忠臣义士之用心至是，可谓极矣。
顺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祯遗录》一书读之，心疑其宋遗民之流，久之乃知为霜皋先生作也。先生尝愤野史诬罔不可传信后世，欷歔扼腕，奋笔作《崇祯遗录》一卷。
自序曰：“先帝以仁俭英敏之主，遭家不造，忧勤十七载，卒以亡国，呜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日侍左右，知祸所从来非无故矣。上即位，诛逆珰斥䆠官，虗心委任儒臣，而所谓儒臣者，率庸劣狡横，唯知背公死党，致疆埸日蹙，盗贼蜂起，环顾中外，一无足恃。于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图匡济，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门户胶牢，不可破解。如其党，力护持之，非其党，纵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国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循众议以用人，既不效，排众议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败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辗转相循，贼势已炽，天子孑然孤立，旁皇无所措，而宗社随之。呜呼！家国沦亡，谁之罪欤？每召对大臣，窃闻天语谘询天下大计，诸臣非惭汗不能对，即龌龊举老生常谈塞责。间有一二忠鲠敢言，又迂疏不识时务，不可用，臣窃恨之。且夫魏珰窃国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声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灾，遵祖训，勤经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尝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将相协恭，即太平不难致，不幸有君无臣，卒之躬殉社稷，中宫就缢，公主手刃。从来死国之烈，未有过于先帝；亡国之痛，未有痛于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顾不免清议，肆为诽谤，或曰‘宠田妃任䆠官以致亡’，或曰‘贪利惜财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举亡国之咎，归之君父，冀宽己误国之罪。转相告语，且笔之书，以欺天下后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齿腐心，深惧实录无存，后世将有与失德之主同类并讥者矣。故录所见闻，凡野史之谬者正之，遗者补之，聊备实录万一。庶流言邪说不得肆其诬蔑，异时史笔或有取焉。”
盖先生一生之志，毕托是书。康煕十八年，诏修《明史》，征遗书四方，有司录其副，上史馆，先生之殁也，次子源以手稿殉葬。呜呼！可以瞑矣。
世德著书出于明亡之后，故《明史》无所见。其录大有关于明季事实之考，未知李玄锡果能得见而采录否也。王士禛以清人，表章世德如此，亦可尚已。余恐玄锡不知有此，妄信或者诬蔑之言，入录，故备载之。
诗以道性情，文以明道术记事变，皆有所补于世教，不可以徒作也。然诗则间多吟咏景物，容或有闲漫之作，文则何可如此？以故唐、宋以前文人，虽所就各有高下优劣之不同，考其遗集，罕有浮杂不紧之文。逮至皇明，习尚浮华，全欠质实，集中闲漫之作甚多。
年六十则辄作寿序以称飏其平生，语语复出，见之可厌，甚至五十，亦称寿而序之，或有为死人，作追寿文者。寿者，久生之谓也，生之反为死，死而寿之，有甚意义？尤可笑也。且为外官，迁移他任者，无论其政治之能否，一例以褒美语作序而送之。阅明人集，寿老人美迁官之序，殆过其半，作此等文，有何一分裨补？真可谓文之弊也已。
文有以平畅为长者，亦有以简奥为主者。要之脉络不紊，叙致有法，俱合于文章规度则斯已矣，正不必偏主一格也。
近来称文者，辄以“简”之一字为言，句字务为短涩。“简”之为言，岂但以句字求之哉？篇法、章法无不皆然。若简其句而冗其语，则何贵其简？脉络相戾，叙致不整，则何贵其简？
姑以明人证之。明人动引先秦，务欲简奥其句法，而叙事则极其繁芜。彼固下视欧、曾，而实则欧、曾叙事甚简，大胜于明人。明人才力之雄，固非后人之比，而犹且如此，况其他乎？
世俗以罕用“而”、“之”字为简古，此乃局滞固陋之见也。古莫如先秦六经、西京之文，而《庄》、《列》、《左》、《国》、《国策》、《史记》等书，最多虗字，《论》、《孟》、《礼记》亦然，岂以“而”、“之”字多少，定其文之古不古乎？
后来昌黎之文，固有绝不使虗字处，而其用虗字者亦多，此只在用之之如何耳。譬如作室者用材，长短各随其宜，然后方成室屋体制，若一例用其短，岂复成体制乎？近见为文者泥于此，务为截短字句，蹇涩枯飒，语多不畅，绝无风神生色之可观，可谓不善学古矣。
我东人生长偏方，其受气固局隘，而日用所见，皆俗下文字，虽有高才绝艺，出语自不能古，其势然也。比之于古文之极高，莫尚先秦，而西京不及先秦，东京又不及西京。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比之两汉，犹不及，以此而言，欧、曾又不及韩，亦其势然尔。况偏邦之于中国乎？
然古人识高，故汉人未尝摹拟六经之文，昌黎亦未尝摹拟马、班之文，欧、曾未尝摹拟昌黎之文。但用其意格而已，其为汉，为韩，为欧，为曾，本色自在矣。若只就古文字句，切切摹拟，而不敢自吐出胸中一语，则反成局涩单薄，有似着优人假面，真形不存，何足尚哉？作文者当以古人之体裁，作吾之文字，使人之观者知其为作文人之文，而俗下庸鄙之习则痛去之足矣。何必一一摹拟哉？
近来公家文字，亦不必避而不用也。上自秦、汉，下至韩、欧，时俗例用之文字，皆不避焉，俱可检看也。余曾作人墓文，用“一等”语，盖一等者，我国科场等第之称也。近来尚古者见之，大惊以为疵。余披昌黎《郑群志》“上等”二字以示之，其人曰：“‘上等’既有昌黎文字，可用，此则不可用。”其胶固可笑如此。
文字雅俗，初不在古今，虽六经文字，亦有用之而俗者，时俗文字，亦有用之而雅者。其雅其俗，都在用之之如何，岂局于古今之别乎？
欧阳公有言曰“看多作多商量多”，古人以读通谓之“看”，“作”者，制述之谓也，“商量”者，谓与人论确文字也。盖徒读而不作，则无以开其述性，既读与作并行，而独学无资，则文识终不免孤陋。识陋则虽多读多作，所作不能合作者规模，归于无用故耳。近来乡曲人多读书称巨擘者，观其文，率多鄙俚，殆与不学无文者无异，由商量多工夫不足故也。
我国人最重科业，虽文词超群者，无不折入于科业，所制惟表、策而已，曾不着力于古文，不过以韩、苏为范，用作科场馆阁酬应之资而已。
至宣庙朝，崔简易、尹月汀数公，始崇长古文，一时习尚顿变，其功可谓大矣。国朝典文衡者，几且百人，而知有古文者，尹月汀、李白沙、申象村、张谿谷、金清阴、李泽堂、金息庵、李西河、金农岩若干人而已。其馀诸公，非尽才不及也，科举累之也。
大抵我东原初未脱夷陋，全不解古文蹊径，至牧老游学中原，得印可，以授诸人，是后颇胜。宣庙以后益胜，然其才具递减数等，吾意以近来诸公识见，兼胜国人气力则几矣。
象村文才轶伦，年未十岁，已大成。早孤，育于外家，即宋麒寿家也。宋家专尚科业，常使习作表、策，不制他文。以此象村弱冠登第，而所作表、策，已至累数百首，为场屋老儒。自中岁有意古文，而文气斲伤，为文，自不觉科文语错入，每掷笔自叹。
及其子乐全公为驸马，谓之曰：“以汝之才不得以文科显，是虽可恨，然赖此而无所捆缚，可以肆意文章，是则可喜也。”乐全文固俊爽，然较挈其父子所成就，象村故当胜之。
月沙李公有华国文章，虽不刻意学古，而赡富无敌，与申象村齐名艺苑。有集大行于世，集中诗文甚夥，然当以《戊戌辨诬奏》文为第一。
张谿谷之文，虽无动人气焰，妥帖称停，无一字一句偏侧生拗。凡作文，到快意处，例多洋溢澜翻，而此却澹然，如平盘贮水㨾，行文又极雅洁，泽堂所谓“思不逾格，气不累调”者得之。国朝文章之士非不多矣，而一一符合于古文绳准，无少差忒者，此公当为第一。
明人绝喜我东之诗，尤奖许景樊诗，选诗者无不载景樊诗。清人宋荦闻景樊作《白玉楼上梁文》，而恨未得见，拟作其文，录在集中，其慕尚可知矣。
明万历中，有蓝芳威者随大司马东来，采东诗，裒成六编，名曰《朝鲜诗选全集》，起自箕子《麦秀歌》止于景樊诗，凡六百首。《列朝诗集》选一百七十首，《明诗综》选一百三十六首，《明诗选》录三首，《诗归》录二首，景樊诗皆在其中。
宋荦文集载月沙撰《杨镐去思碑》、李尔瞻赞杨镐功德诗。月沙此文俊健，固是合作，而尔瞻之诗乃大篇也，用险韵，不散押而无窘态，不易得也。此人诗文不多见，尝见其《拟唐郭子仪谢封汾阳王表》，此乃魁重试之文也。又于《忠烈录》，见其诗文诸作，槪知其文体段，而光海庚申年间，行亲耕、亲蚕礼，满朝卿宰、名官皆作诗以颂，合成一帙，刊行之，其中载尔瞻诗文、俪语十馀篇，材殖富赡，笔力凌丽。虽其舍韩、欧，学六朝，格法颇属纤卑，亦当为一时能手。
癸亥正刑教文，乃谓“全昧文义，剽窃为能”，盖身处下流，不免溢恶之归而然也，其实则不至如此矣。
洪公圣民负士林重望，在宣庙朝，尝典文衡，而文名不甚著。余偶见集中有《唐城君遗迹跋》，苍郁顿挫，煞有古法，非近日文人所可及。信乎古人自不可轻也。
清阴先生退居杨州石室村，有李姓人居在不远，时时往来，乃先生友也。尝赠先生诗曰：
一生长是任清贫，吏部官衘处士身。
惟有故人头似雪，碧梧桐下往来频。
先生居室庭，植梧桐故云。又尝入京，值朝士呵辟，隐避戯作一诗曰：
五云宫阙耀朝晖，清道威声怯布衣。
隙地藏身潜送目，达官车马去如飞。
三渊并亟称之。但其名不传，他作亦皆泯没，可叹。
有人与客会坐，方啖牡蛎，牡蛎即俗所谓屈也。有僧不礼而过去，其人怒，使之拿入，挼耳责其无礼，欲搒之。僧谢过不已，且曰：“粗解文字，若许以诗赎罪，则谨当如命。”其人曰“吾方啖屈，咏此以对，当赎汝罪”，呼平、成、名三字。应口对曰：
前身曾是大夫平，泽畔忠魂变化成。
衰俗亦知尊敬意，只称其姓不称名。
其人惊叹，即赦之。
自古文人应副文字，间有随势勉应，不必作而作者，如陆放翁为韩侂胄作《阅古泉》、《南园》二记，唐荆川为严嵩作《钤山堂诗集序》，我东张玉为沈贞作《逍遥堂序》是已。
张以己卯士类，名载金思斋所记《己卯党藉》，而后来金潜谷撰《己卯录》，无张名，盖以作沈贞堂序，削去之也。张即谿谷高祖也，谿谷亦以作金汗碑，为士论诋斥，不用所撰牛溪碑，其事髣髴于乃祖，可异也。谿谷既作汗碑，朝廷以李相景奭文赞扬尤至，定用其文，谿文则弃之。
江贽《通鉴》、曾先之《十九史略》、陈栎《古文真宝》，中原则绝稀，而我东几乎家诵户读。
又如赵孟𫖯固工书，而元时文士无不工书，与孟𫖯比者，并世亦多有之，故中原则别无特以赵书为称者。而我东以高丽忠宣王入元，与赵相亲，多受笔迹，大播东国之故，无人不习其书，至与王羲之并称曰“王赵”，中原则不如此矣。
庾信文章气格不高，《哀江南赋》，比之六朝诸赋载昭明《文选》者，大不及，而我东极尚之，人无不惯诵。凡此皆由偏邦见闻狭陋而然也。
经书为士之本根，若多读得力，则上可为学问，中可为文章，下亦不失为场屋高手。而余于少时，意思误入，不务为此，乃耽读《南华》全帙，读至五六十遍，就其中心所喜好者，读几至四五百遍，至于《齐物论》则尤酷好之，不觉手舞足蹈。
读既，下笔容易，顷刻扫尽十纸，而蛟蚓相杂，不足观也。试以举似于农岩先生，农岩颇赏之，而病其荒颣无剪裁，劝读《班史》，手选十二传以授之。遂致精读至三百遍，是后作文示农岩，以为“文理有馀而结构不疏，大胜于前”，使之不住用工，仍教以缀文轨范。余心常服膺，而宦途浮沈，遂至忘失，读诵之工，几乎全废。
壬寅在谪，始读四书、三经、《礼记》、《小学》、朱书，而老年读书岂有所得？到今兀然作无文之一庸夫，可愧也已。
余之释褐登朝，初非本怀，故官职除拜，一任倘来，平生不作准拟语。
少时在翰苑，与禁直诸人闲话，语及前头官位。或有言“既登科第，若不乘木马，则有甚登科之效？”。“木马”者谓轺轩，国制，宰臣方许乘轺，盖以宰列自期也。或有言“若不鬓贴圆玉，腰横犀带，则终不免功名之草草”。余独默而不言，诸人逼之。乃曰：“吾则异于君辈之撰。吾本文质无所底，百事不及人，纵令贵至极品，不过为乘轩之鹤、濡翼之鹈，徒积愧惧而已，何益之有？吾意官职止于今官，亦无所妨，而既不早夭，连在朝衘，则其势自不能止此，若仕止三品，间出外州，领得好山川，优游终年，则于分足矣。”诸人咸哂其拙。
厥后诸人官多不遂，亦或短寿，而余反承乏滥跻，至玷台府，荣悴之不可期，有如是夫。抑末世，天意人事，类多颠倒错盭，才俊者沈屈，庸下者腾显，自不得不如此故耶？
世之贪鄙而自称廉简，无能而自夸有才，以欺世诳人者，固多有之，至于文，不能欺，以其发于外，人皆见之故也。
余本短于文，不能着力科工，虽早岁决科，不过侥幸。性又拙涩，未尝以一字一句传说于人，亦未尝对人论文。见人论文，只耳听其言而已，默不发一言。由是释褐数十年，人皆以不文朝士目之，余亦窃幸其得此名矣。
不料官高之后，忽拜艺文提学，已是意外，又以忝经提学之故，得主文衡。此实平生梦寐之所不及也。国朝文衡近百人，其间虽不无优劣高下之可言，而率皆有文名，未有如余之全无文名而猝然滥居者也。世间事有不可以常筭揣度，有如是矣，一愧一笑。
坐而论道，不亲细事，三公之职也。故孔子以“先有司”诏仲弓。后来陈平、丙吉辈本无学术之可言，而或不对狱讼、钱谷之问，或不案吏，不问群斗，由其性资明达，深识治体故也。如薛宣者，所在称治，及为相，以烦碎无大体见讥，以其反是道也。唐韩弘不过一跋扈臣，而韩文公美其赞元经体，不治细微，退之亦知相道当如是也。韩魏公才具，钜细毕备，而其为相，政令问集贤，典故问东厅，文学问西厅，唯大事自决之，人以为得相体。
我东人本才劣局狭，而至于近岁，其愦瞀无能者固无论，就其能者，为相而下行六卿之事，为监司而下行守令之事，徒取烦苛之诮，反失其体貌。视“先有司”之训，不翅弁髦，良可叹也。
从古以来，有贪权乐势，睚眦必报者；有汲汲进取，超躐无渐者；有受赇营私，富饶侈靡者；有倚恃自大，骄纵慢人者。四者末终无不见败。此固福善祸淫之恒理也。
今之轩眉吐气，得意腾扬者，率是四者之类，而非但于身无殃，盛福隆祚，又从而加益之。其或退挹守静，谦约自持者，无不颠顿狼狈，仆坎落阱，疾忧灾患交发迭侵。是何天道之反盭至此哉？足令为善者怠。
自古及今，小人附权趋利，无所不为，亦颇畏忌公议，阳为崖异之态以自解说。如汉之荀彧，为曹操协赞篡逆之谋，为第一策士，卒于九锡之论，略示持贰，非其本怀也，盖欲用而自解耳。以此被操疑怒，飮鸩而死。唐之裴枢附朱全忠，甚于彧之于操，而以靳惜太常卿，被杀于全忠。其所靳惜，非欲咈全忠意，不过欲微示至公，与彧之沮九锡同意，而俱以此受戮，前功尽弃。盖其用心巧曲，神明亦所深恶，安得以保其性命也哉？此其最著者，大抵小人之情，类多如此。
亚卿以上资级甚重，祖宗朝故事，非有人望劳绩，不轻授，命德之典，不可苟然故也。
近来赴燕上价及傧使，例用正二品，而正二品乏人，辄陞资以授。余亦以燕价陞资宪。使虏庭、接虏使，于当之者本涉歉然，而因此躐取八座之位，尤岂不可愧乎？余意此等除拜用假衘不妨。盖副使既带假衘资职以往，则上使何独不然？
且如侍从臣父年七十加资，古无是例，自显庙朝始有之，而只是官卑者推恩陞资而已。今则资宪以上，无不推恩，不但恩典之滥觞。原其本意，以子之贵，延上于未达之亲，而今乃以其子之卑秩仅参从班之故，官高之父，叠加崇级，殊无意谓矣。
郑寒冈当光海丁巳废母论方张之时，上疏曰：“窃闻朝廷方有大论。循臣所闻，实古所未有，而忽不得不有于今日，惊骇痛迫，何以仰喩？内主咀咒，外应逆谋，母子之恩，盖已绝矣。其为宗社之愤，孰有甚焉？所以今日之举措，万不他顾而争倡不已也。”
又引武瞾事而曰：“以今准古，则母子之恩，固已绝矣；宗社之辱，固已甚矣。至于‘废’之一字，不合一毫有萌于心，此论虽不得不有，而折衷之辨，当断自圣衷。扶植正论，弘畅圣孝，岂不在今日？庙筭大臣、硕德鸿儒，宁无有欲早发此论？而嗫嚅推诿，以至四五年之久而未有一言，必待草野儒生之争愤上章，岂儒生所见必高于廷臣，廷臣爱君必下于疏远儒生乎？其必深思而难言，亦或乘愤而遽发，圣明之深察而慎重者，恐尤不可以不加念也。”
此疏录在刊行《寒冈集》中，观其主意，盖欲立异废论，而罪状母后，略无顾籍，乃反以群凶请废之言，谓之正论，而至请扶植，立异之意果安在哉？当时虽不敢举伦义，直言谏止，而亦何得为言之至此也？良可慨惜。〈近岁改刊《寒冈集》，删此疏，故今无存。〉
牛溪编次《栗谷集》中，有《与李景涵书》，所谓景涵即泼也。牛溪削景涵二字，直书以《与李泼书》而使刊之别集。盖其意以泼初与栗谷亲厚，而栗谷卒后，诬毁不遗馀力，既不可从朋友例书字，而又以与逆贼汝立交密，连逮杖毙，尤不当书字故也。其说略见于《牛溪续集ㆍ与朴汝龙书》中，而至以范晔之史列于四部较论之，其意可谓严矣。
近来新刊《续集》而还书题目曰《与李景涵书》，其为还书者，亦必有说，而余识浅不能知也。
丁丑乱定后，虏主令我国立其颂德碑，李相景奭制，吴判书竣书，吕参判尔征篆，竖于三田渡上。赵判书䌹作诗曰：
世人重文章，生儿必祝太学士。
世人重书法，教儿必操兰亭纸。
出入蓬阁演丝纶，挥洒螭头配贞珉。
一日声价动四方，众人谓之天上郞。
谁知人事喜反复，文章书法还为役？
君不见三田七尺碑？波澜浩荡虿尾奇。
复有篆额幷三人，姓名籍籍于胡儿。
陋矣《淮西》韩退之，高词但使中夏知。
其所讥嘲，可谓不遗馀力矣。
吴尚濂者，始寿之侄也。余尝入试院，见其程式诗颇佳，固已才之矣。厥后文名籍甚，为自中翘楚。其咏《三田渡碑》诗曰：
麻浦胡书碣，孤城忆解围。
徒闻千乘国，未见一戎衣。
将帅无筹策，文章有是非。
朝宗迷旧道，江、汉欲何归？
句句有意致，真佳作也。充其才，足以高步一世，而闻其早夭，可惜。其所谓“文章有是非”，讥撰碑人，而书之者乃其从曾祖也。亦当均受其讥，独无嫌欤？一笑。
丈岩郑公于肃庙末年，语余曰：“近闻极可惊心之言，我国将为夷狄禽兽矣。”余问：“何谓也？”郑公曰：
有时宰家子弟出接做工，谈话之际，乃曰：“宋某真大逆不道也。”座有吾侪中人诘曰：“少辈虽嫉尤庵，犹不敢指为逆，君乃为是言，岂欲附会南人，驱尤庵于二心孝庙之罪耶？”其人笑曰：“非也。南人之以贬薄孝庙构罪者，实为无据，吾岂为是哉？”曰：“然则岂以越海招寇指日犯阙之语，而成其罪耶？”其人又笑曰：“此语尤甚虗谎，三尺童子所不信，吾岂为是哉？”曰：“然则岂以末后定国本后疏，为罪耶？”其人曰：“亦非指此也。吾所以名之为逆者，别有在，吾将言之矣。夫我国之服事清国，固非本心。然既奉表称臣，则君臣之分已定矣。某以幺麽陪臣，乃欲谋害天王，言言称复雠雪耻，不但言之于家，乃敢言之于君父，天下岂有如此悖逆之陪臣哉？此吾寻常愤惋者也。南人所构数三罪目，君亦有辞卞白矣，至若吾言，大义炳然，君虽喙长三尺，何敢以一语抗辨乎？某既不惮自为逆臣，而又作文字，疵毁迟川、鲁西两贤。两贤之事正得臣节，而以其异于己，恣意构捏，尤可痛也。”曰：“昔宋高宗称臣于金，而朱子每言复雪之义，此亦逆乎？”其人奋然曰：“朱子亦岂是乎？”曰：“然则朱子亦不免逆乎？”其人曰：“然矣。”曰：“君以尤庵为逆，而毕竟唤做与朱子一般人，亦自不恶。而君乃朱子所谓真胡种子者，吾不欲同座矣。”即起去云。
近日人心陷于崔、尹家论，至于斯极，将何所不至耶？慨叹不已。
近日时辈以梦窝为逆。有一时宰之子语人曰：“谚云‘上灌之水，流而至趾’。金某〈清阴〉乃以陪臣，横卧于崇德皇帝之前，不行拜礼，此乃逆心积于中而然也。迟川则服其所赐貂裘，谨行四拜之礼，人臣之义自当如此。以此较彼，忠逆可见。其祖为逆，其孙安得不为逆乎？无足怪也。”所谓时宰者，方颓卧其傍，蹶然而起，搏髀曰：“汝言极是极是。”此言来历甚的，非虗传也。与上丈岩所传语同一语脉，尤可信其不虗矣。
白沙李公晩岁不容于朝，退居芦原村舍，作歌曰：
便为耳食瞽，入处暮山村。
无闻宁有见？口活未能言。
追咏其词，可想当日时势之危懔。余里居累年，与世相绝，京里人无来过者，有亦绝口不言时事，而或有做出白地言曰“某为此言”，此则吾亦末如之何。人心之险恶，可谓越加于白沙时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而适际此世界者，可谓生丁不辰，苦痛苦痛。
余为人庸下谫劣，不足列于君子之林，惟是受性拙直良善，无鳞甲畦畛，又无忮克伤害之心，使生于中古，虽以无能见斥，亦必不目以恶人矣。
不幸生于晩季，见世之人，机巧险诈，浮诞骄妄，种种与吾性味不合。乃于如此之时，滥跻显班，与之周旋，岂无枘凿乖违之端？以此迹益孤情益蹙。
至于十馀年前忝长铨衡，忽有何人假名投书，极口丑辱，至以回互不正断其平生，人之不相知，乃至是耶？不觉慨然长叹。然此亦无乃余有恶行而不自知，被人觑破而然耶？惟当反省自愧，益思饬修而已。
余命途崎岖，以微事生葛藤者，比比有之。为岭伯时，大丘人朴庆馀呈状以为“方立石于星州先山，土人朴寿河多发人丁，驱逐沮遏，请禁之”。盖庆馀四五年前迁葬其父于寿河先山近处，寿河与之接讼。洪判书万朝为方伯，决给庆馀：“虽曰寿河之山，彼既决得，则更讼得捷之后，当禁彼之立石，而未然之前不可沮遏也。”时余递职将归，不欲担当，只例题“查处”二字，付之本官矣。
星牧拿寿河取供，寿河供末忽入剩语，以为“方伯即庆馀至亲，右庆馀，欲夺给他人之山”。其言绝悖，非道民所敢为。盖庆馀是族叔世最之姊夫，故固不无数面之分，而渠以南党中人，与贼黯、义征连婚，其子又辞连辛巳鞫狱，与吾家情迹燕越，世所共知。今乃勒谓之至亲，肆然侵辱，岭南风俗虽曰悍恶，宁有是哉？事体所在，不可置之，遂施刑一次矣，遽以病毙。
寿河诸族纷然齐起，掘烧庆馀父坟，庆馀闻此奇，举族驰赴，相与接战。禁山者出其妇女以防御男人者，无识辈恒例也，寿河家使其未嫁女出而当之。相战之际，庆馀孽族就徽为寿河族人所杀，而匿其尸，寿河女又死于刃。
于是庆馀家谓“寿河家杀其族”，寿河家又谓“庆馀杀其女”，彼此互相呈卞。而掘冢之事专是寿河庶叔朴籒、朴䇲辈之所为，掘冢为死律，故欲移之于已死之一弱女而自脱其罪。声言：“朴女孝行笃至，痛其父死，手自掘冢，至于十指流血。”庆馀，富人也，葬之甚厚，又近十年之久，筑灰皆已成石，虽项羽之力，决无以指尖掘开露棺之理，而为言若此，又使次女上京击登闻。于是京师之人，上自卿宰下至胥徒，咸一口言“朴家顿有二孝女，而以指尖剔开灰石，真所谓‘至诚贯金石’者也”，争相传道称赞，终无一人以为不近理而斥之者，岂非可怪之甚者乎？就徽之子被发奔号，求觅父尸，屡呈官府，寿河家又言“其父实不死，而诈服丧瞒人，真逆子也”，人又信之。
时余以谏长还朝，论李墪科场事，星牧适会递去，而墪弟代其任，与州居文官为我贬罢者，共相谋议，作为谣歌，以白地语诬辱狼藉，誊诸谚译，流播京外，使妇女、常汉皆得见之。又冲动州人，通文诸道，合疏构罪余至酷，语皆全然诬罔。圣上素知余为人，疑而不信，只下例批，余则见拟显职，无不下点。时朝中异己者，皆欲因是挤陷，而侪流之不靖者，亦颇从中协助，朴女又日奔走泣诉于朝贵之门。以是虽心无适莫者，多疑余处事之失误，至曰“令公之打杀讼只非矣”，以四五年前已决之讼，认作方讼，为彼言所眩而然也，良堪一噱。
此狱久未决，朝廷别遣御史郑缵，先核治，昏甚不能核而径归。又差御史洪致中往，洪素称详明，按核甚得要领。用计设机，密钩事情，尽知籒辈掘冢状，又诇得就徽杀死情节，灼知匿尸处所，而出朴女尸，以《无冤录》反复检验，得其自刺状甚明。盖朴女在乱军厮杀中，苍黄窘蹙，以至自裁也。又使人往就徽尸所发之，屈折其腰，反贴作两段，伏而埋之云，尤可凶惨也。
自此岭人之为群言所眩惑者，始得回悟，不敢复言此事，而寿河家亦沮屈。朴女遂下乡，而孝女之称既涂人耳目，故称颂犹未已，至比之东海勇妇、秦女休，作诗作传以美之者有之。
余困于群咻，上章陈列，上批之曰：“原初以事体上施刑，本不干于山讼，儒疏构捏，何足为嫌？况厥后除拜如旧，则予意亦可知矣。”上自初不信，故开释如此。台谏请窜投疏诬余者，诸宰群起营救，非斥余颇甚。遂不允台启，余之孤立无援，亦可知矣。
朴女留京三年，自言“父冤未雪，不可自同平人”，以年过二十之壮女，白昼露面，与恶少顽童连手比肩，杂行于街市之间，恬不知愧。而人不以为骇，曰“不自护惜其身，益可见其孝烈也”，可谓惑之甚矣。后闻岭人言，还乡之后，众皆疑之，求婚而无应之者云。
金德甫楙自金山任，受暇上京，语余曰“吾下往岭南，始详闻事情，星朴之事节节无状。京里哓讹一皆虗谎，世间事弄假成真，有如是夫”，叹詑不已。尹吉甫宪柱亦自星州递还，谓余曰“吾亦初颇以君为非，往岭南，细得其实状而后，始知之”云。而京里诸人堕其烟雾中，至今尚有未尽开豁者。一讹先唱，众惑难解乃如此，诚可痛也。
此事本不足备论，而初欲正民风，横惹别件事端，讹以承讹，真状遂隐，或恐久而滋惑，漫记之。
泽堂李公有言曰：“欲观忠贤，于无今世宰相貌㨾之中取之；欲观豪杰，于无今世名士貌㨾之中取之；欲观文章，于无今世科文貌㨾之中取之。”此三言可谓旷世名谈。余虽庸陋，见有作名士、宰相貌㨾者，心窃病之，为文，亦厌作科场套语，而但于所谓忠贤、豪杰、文章三者，一无所近似，可哂也已。
国朝以来典文衡者，权近、卞季良、尹淮、权踶、安止、郑麟趾、申叔舟、崔恒、徐居正、鱼世谦、卢公弼、洪贵达、成伣、金勘、姜浑、申用漑、南衮、李荇、金安老、苏世让、金安国、成世昌、申光汉、郑士龙、洪暹、郑惟吉、李滉、朴忠元、朴淳、卢守慎、金贵荣、李珥、李山海、柳成龙、李阳元、黄廷彧、李德馨、洪圣民、尹根寿、李恒福、沈喜寿、李廷龟、李好闵、柳根、李尔瞻、申钦、金瑬、张维、郑经世、崔鸣吉、洪瑞凤、金尚宪、李植、李景奭、李明汉、郑弘溟、赵䌹、赵锡胤、尹顺之、蔡裕后、金益煕、李一相、金寿恒、赵复阳、金万基、李端夏、金锡胄、闵点、南九万、李敏叙、金万重、南龙翼、闵黯、权愈、朴泰尚、崔锡鼎、吴道一、李畬、徐宗泰、崔奎瑞、宋相琦、金昌协、李寅烨、姜鋧、金镇圭、金楺、李观命、李光佐、赵泰亿、李縡、李秉常、不佞余、尹淳、赵文命、李真望、李德寿，凡九十六人。而安止、卢公弼、姜浑、李滉、洪圣民、李恒福、郑弘溟、金万重、崔奎瑞、金昌协、李寅烨、李縡、李秉常、李真望，俱不行公。〈后李秉常为参东宫入学，暂出。〉
成宗壬子，大提学鱼世谦在丧，以卢公弼为大提学。持平刘璟论以不合人望请递，不许。继而大司宪金砺石等箚言：“卢公弼文名，词藻非其所长，请亟收其职。”乃命广议，文臣尹弼商以下九十五人献议，或言“许琮、李封、洪贵达、柳洵、成伣、权健、申从濩、卢公弼，皆合文衡”，或言“姑勿出代，以俟鱼世谦阕服，其间有词命，则使提学就议其家”，或言“古有大臣兼带之例，右议政卢思慎可任”。吾九代祖仆正公同金驲孙、兪好仁诸人献议，以洪贵达为可。众议不一，而荐贵达者最多，遂以洪公为大提学。
主文之任虽重，广议至及堂下人员，几至百人之多，已是异常，而思慎即公弼之父也，论其父子文才之优劣，请递其子而以其父代之者，尤涉刱觏。祖宗盛际淳古之风，于此亦可见矣。
国朝相臣：太祖朝，裴克廉、赵浚、金士衡、沈德符。
定宗朝，李舒、闵霁、成石璘、河仑、李居易。
太宗朝，李茂、权仲和、李稷、赵英茂、南在、柳亮、柳廷显、朴訔、韩尚敬、沈温、姜筮。
世宗朝，李原、郑擢、柳宽、赵涓、黄喜、孟思诚、权轸、崔润德、卢闬、许稠、申槪、李贵龄、河演、皇甫仁、南智。
文宗朝，金宗瑞、郑苯。
端宗朝，世祖大王、郑麟趾、韩确。
世祖朝，李思哲、郑昌孙、姜孟卿、申叔舟、权㧛、韩明浍、具致宽、李仁孙、黄守身、沈浍、朴元亨、曹锡文、洪达孙、崔恒、龟城君浚、康纯、金礩。
睿宗朝，洪允成、尹子云、金国光。
成宗朝，尹士昐、韩伯伦、成奉祖、尹士昕、尹弼商、洪应、李克培、卢思慎、许琮、尹壕、慎承善。
燕山朝，郑佸、鱼世谦、韩致亨、成俊、李克均、柳洵、许琛、朴崇质、姜龟孙、慎守勤、金寿童。
中宗朝，朴元宗、柳顺汀、成希颜、宋轶、郑光弼、金应箕、申用漑、安瑭、金诠、南衮、李惟清、权匀、沈贞、李荇、张顺孙、韩效元、金谨思、金安老、尹殷辅、柳溥、洪彦弼、金克成、尹仁镜。
仁宗朝，柳灌、成世昌。
明宗朝，李芑、郑顺朋、黄宪、沈连源、尚震、尹漑、尹元衡、安玹、李浚庆、沈通源、李蓂、权辙。
宣祖朝，闵箕、洪暹、李铎、朴淳、卢守慎、姜士尚、金贵荣、郑芝衍、郑惟吉、柳㙉、李山海、郑彦信、郑澈、沈守庆、柳成龙、李阳元、崔兴源、尹斗寿、兪泓、金应南、郑琢、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李宪国、金命元、尹承勋、柳永庆、奇自献、沈喜寿、许顼、韩应寅。
光海朝，郑仁弘、郑昌衍、韩孝纯、闵梦龙、朴承宗、朴弘耈、赵挺。
仁祖朝，尹昉、申钦、吴允谦、金瑬、李廷龟、金尚容、洪瑞凤、李弘胄、李圣求、崔鸣吉、张维、申景禛、沈悦、姜硕期、沈器远、金自点、李敬舆、徐景雨、李景奭、金尚宪、南以雄、李行远、郑太和。
孝宗朝，赵翼、金堉、李时白、韩兴一、具仁垕、沈之源、元斗杓、李厚源。
显宗朝，外曾王考郑忠贞公、洪命夏、许积、郑致和、宋时烈、洪重普、金寿恒、李庆亿、金寿兴、郑知和、李浣。
肃宗朝，权大运、许穆、闵煕、吴始寿、闵鼎重、李尚真、金锡胄、南九万、郑载嵩、李端夏、赵师锡、李䎘、吕圣齐、睦来善、金德远、闵黯、朴世采、尹趾完、柳尚运、申翼相、尹趾善、徐文重、崔锡鼎、先府君忠正公、闵镇长、申琓、李畬、金构、李濡、徐宗泰、金昌集、李颐命、尹拯、赵相愚、金宇杭、权尚夏、赵泰采、李健命。
景宗朝，赵泰耈、崔奎瑞、崔锡恒、李光佐。
今上朝，柳凤辉、赵泰亿、郑澔、闵镇远、李观命、洪致中、赵道彬、不佞余、沈寿贤、吴命恒、李台佐、李㙫、赵文命、徐命均、金兴庆、金在鲁、宋寅明。
合二百五十九人。〈世庙不敢并举〉而张维、宋时烈、闵镇长、尹拯、权尚夏、崔奎瑞，俱不拜命，燕山朝郑文炯、中宗朝李沆、宣祖朝吴谦ㆍ郑大年，除拜而见正。〈政府《相臣题名录》，倭乱见失。许筠考科榜追录，而中有郑道传、柳曼殊、朴可兴三人名，郑以判三军，兼管都评议司，非真拜相职，柳以赞成被诛，见于他记，朴据其后孙墓文，相职乃是推恩，故并削之。李居易则不录，而见于《实录》，故录之。〉
我东科甲之盛：顺兴安，向、于器、牧、元崇、瑗、从约、玖、知归、瑚、处善、珽，十一代登文科。
广州李，集、之直、仁孙、克堪、世佑、滋、若冰、洪男、民觉、廷冕，十代登文科。
罗州丁，子伋、寿岗、玉亨、应斗、胤福、好善、彦璧、时润、道复，九代登文科。
南阳洪，敬孙、润德、系贞、春卿、圣民、瑞翼、命耈、重普；丰川任，说、荣老、章、善伯、重、相元、守干、珖，俱八代登文科。
原州元，檝、植、格、樀、㯙、棁，六兄弟文科。
丹阳禹，洪寿、洪富、洪康、洪得、洪命；全义李，礼长、智长、𫍯长、孝长、恕长；广州李，克培、克堪、克增、克墩、克均；咸阳朴，巨鳞、亨鳞、洪鳞、鹏鳞、从鳞；南原尹，昫、曙、𪰙、㬚、晫；丰山金，奉祖、荣祖、延祖、应祖、崇祖；海州郑，植、榏、晳、朴、樍；青松沈，柏、相、橃、枋、樘，俱五兄弟文科。
其减此数者，繁甚不录。
祖宗朝，两南人物最多登显，庆州则李晦斋彦廸，安东则权忠定橃、柳西厓成龙、具柏潭凤龄、金鹤峰诚一，尚州则卢苏斋守慎、郑愚伏经世、李苍石埈，星州则郑寒冈逑、金东岗宇颙，晋州则曹南冥植、赵辅德之瑞，大丘则徐四佳居正，密阳则金占毕宗直，善山则河先生纬地、李耕隐孟专、郑新堂鹏、朴松堂英，仁同则张旅轩显光，咸阳则郑一蠧汝昌、卢玉溪禛，清道则金濯缨驲孙、金三足大有，陜川则朴冶川绍，永川则郭司谏珣，咸安则鱼议政世谦，金山则曹梅溪伟，荣川则洪花浦先生，醴泉则权睡轩五福、郑议政琢，龙宫则文参判瑾，咸昌则洪文匡贵达、蔡襄靖寿、权校理达手，高灵则朴挹翠訚，玄风则金寒暄宏弼、郭将军再祐，礼安则李退溪滉、李聋岩贤辅、赵月川穆，安阴则林葛川薰、郑桐溪蕴，漆原则周慎斋世鹏，山阴则吴德溪健，泗川则李龟岩桢。
罗州则崔锦南溥、朴讷斋祥、朴思庵淳、金倡义千镒、林锦湖亨秀、林白湖悌，光州则奇高峰大升、高霁峰敬命、金将军德龄、郑锦南忠信，南原则丁舍人熿、黄兵使进，长城则金河西麟厚，益山则苏阳谷世让，金堤则李赞成继孟，灵岩则慎素隐天翊，灵光则姜睡隐沆，宝城则安牛山邦俊，昌平则郑松江澈、郑畸翁弘溟，泰仁则李一斋恒，康津则李青莲后白，海南则林石川亿龄、柳眉岩希春、白玉峰光勋。
无非儒贤、节士、文人、名臣、良将也。其他卿宰、侍从与夫修行自饬之士，蔚然并兴，列于位著者，两南人几乎过半，以此号称两南为人材府库。自仁祖朝以后，寝不及前，今则益衰，无可言矣。
同高祖为八寸，八寸即三从兄弟。属虽稍远，均是族戚，而世人不明谱系，视若路人者多矣。先君子尝以是病之，为作《八高祖子孙谱》，未及成书，不肖继修而亦未成，今姑谨取内外八高祖，记于下。
祖父之祖父，大司谏讳士庆；祖父之外祖父，左赞成骊州李公讳尚毅；祖母之祖父，左议政、清阴先生安东金公讳尚宪〈生祖父，长湍府使讳尚宽。〉；祖母之外祖父，清州牧使延安金公讳琜〈国舅延兴府院君讳悌男之子〉。
外祖父之祖父，承文博士迎日郑公讳谨〈右议政讳维城之考〉；外祖父之外祖父，监役全州李公讳久涵〈评事讳穆之曾孙，副提学讳世璋之孙，承旨讳铁之子。〉；外祖母之祖父，秉节校尉南阳洪公讳大成〈花浦先生讳翼汉之考。花浦生考，生员讳以成。〉；外祖母之外祖父，户曹正郞绫城具公讳坤源〈吏曹佐郞讳寿福之孙，弘文校理讳忭之子。〉。
我国著姓：李、金、朴、郑、尹、崔、柳、洪、申、权、赵、韩。而吴、姜、沈、安、许、张、闵、任、南、徐、具、成、宋、兪、元、黄，次之。曹、林、吕、梁、禹、罗、孙、卢、鱼、睦、蔡、辛、丁、裴、孟、郭、边、卞、慎、庆、白、全、康、严、高，又次之。
稀姓：田、玄、文、尚、河、苏、池、奇、陈、庾、琴、吉、延、朱、周、廉、潘、房、方、孔、王、偰、刘、泰、卓、咸、杨、薛、奉、大、马、表、殷、余、卜、芮、牟、鲁、玉、丘、宣。而都、蒋、陆、魏、车、邢、韦、唐、仇、邕、明、庄、叶、皮、甘、鞠、承、公、石，次之。
僻姓：印、昔、龚、杜、知、甄、于、晋、伍、拓、夜、宾、门、于、秋、桓、胡、双、伊、荣、思、邵、贡、史、异、陶、庞、温、阴、龙、诸、夫、景、强、扈、钱、桂、简。而段、彭、范、千、片、葛、顿、乃、间、路、平、冯、翁、童、锺、酆、宗、江、蒙、董、阳、扬、章、桑、苌、程、荆、耿、敬、寗、京、荀、井、原、袁、万、班、员、坚、骞、燕、时、傅、瞿、嵇、米、艾、梅、雷、柴、聂、包、何、和、贺、花、华、贾、夏、麻、牛、僧、侯、曲、柏、翟、毕、谷、弓、种、邦、凉、良、芳、卿、刑、永、乘、登、昇、胜、信、顺、俊、藩、端、鲜、芊、牙、水、弥、吾、珠、斧、甫、部、素、附、凡、固、台、才、对、标、肖、那、瓜、化、寿、祐、价、寻、森、占、汎、克、郁、翌、宅、直、则、泽、绿、赫、册、濯、骨、烛、律、物、别、实、弼、合、乜、鴌，次之。
复姓：南宫、皇甫、鲜于、石抹、扶馀、独孤、令狐、东方、西门、司马、司空。
摠二百九十八氏，而常汉僻姓，似必有落漏者矣。
乙巳春，余自谪所还，欲依程子西监例，一谢而退，会值春宫册礼，又有史局之命。辛丑，余所纂修尚在，不可付之他手，亦欲因此上报先朝恩渥，遂一力担荷，不惮劳勤，盖以汗青之期，为乞身之日也。史事垂完，即有朝廷大变置之举，得罪下乡，退休初心终未著白，可笑。
屏伏陶山先墓下，谢绝世故，无所事事，凡系耳目心思，辄记之，固猥琐无足言，而亦不无一二可取。姑附之前日《漫录》之后云。
丙辰中春，陶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