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君师主义

非君师主义
作者：高一涵
1918年12月15日

本作品收录于《新青年/第05卷》

这几个月来，我是不谈政治的，是不读“总统命令”的。一则因为中国现在无举国公认的政府，无举国爱戴的总统；二则因为我们所讲求的是法治不是人治，所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所以就是总统合法的命令，也不大理会他，何况这种总统的“上谕”呢!然我看见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大总统令”中有一大堆“道德”的话头，谓：“牖民成俗，是惟道德，……西哲有言，道德为共和国之元气，……亟当……揭橥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一又有什么“教条”，又有什么“检柬身心以为律度”，又有什么“各秉至诚以回末俗”，又有什么“教育事业……著教育部通饬京外学校于修身学科，认真教授，并酌择往哲嘉言懿行，编为浅说，颁行讲演，以资启迪……”云云。我读了一遍，觉得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在中国是狠印入人心的，绝不止徐世昌一人独怀这种意思。曾记得严复有曰：

……读此可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亨，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宰守，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于是乎有教民之政，而司徒之五品设矣；有鬼神郊樟之事，而秩宗之五祀修矣；有司空之营作，则道路粱杠皆其事也；有虞街之掌山泽，则草木、禽兽皆所咸若者也。……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由是观之，是中西政教之各立，盖自炎黄、尧舜以来，其为道莫有同者。……

严氏论事，多执己见，独这一段实写中国君后观念，却无一字虚构的。所以这种“神圣的”总统，“元后的”总统，“家长的”总统，“师傅的”总统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狠占势力。惟其为“神圣的”总统，所以能定“教条”；惟其为“元后的”总统，所以能“一正心而天下定”；惟其为“家长的”总统，所以云“在下则当父诏兄勉，以孝悌为辅世之方”；惟其为“师傅的”总统，所以“教育”、“修身”，皆得由彼“酌择”。然则这次“大总统令”，实为中国旧思想之结晶，所以不得轻易看过去的。

我以为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所以发生的原因有二：(1)是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2)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

因为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所以严复竟将古今立国的异点，看作中西立国的异点。他就不晓得看看欧洲古代国家是什么样儿；他就不晓得欧洲现在的国家观念，是自古如此的，还是从那政教合一时代变来的呢?政治学中所说的国家渊源，不外神权说、家长说、权力说数种，这是人人皆知的。神权说者，多谓国家为神所创造。希伯来人谓：国家者，神所直接建设的；希腊及罗马人则谓：国家为神所间接建设的。所以他们多谓君主为神的代表，神的权力即是君主的权力。犹太的国家，是由十二族合造的。罗马法中patria potestas，即以家长对于子孙的教育、宗教及其他一切权力为基础。至于尊权力说者，又谓国为“首出庶物”者，为“天皇聪明”者所手造。然则“自炎黄、尧舜以来”，“作君而外兼以作师”的帝王，以一“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的帝王，亦不独中国有之，即欧洲上占亦有之。现在欧洲的皇帝连严氏所谓“兵刑”之权，亦皆失去，而完全为国家所有矣。文明国家，大概皆由古代神权家长及“元后作民父母”的时代，递嬗递变而来。严氏以中国停滞未进化的立国原理，去比那欧洲已进化的立国原理，所以觉得不大相同。然此特古今立国原理之差异，而非东西立国原理之差异也。误认为东西异点者，不是未明历史进化的观念吗? 再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买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人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宋退位；所以入民国以来，总统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亦祀天；皇帝尊孔，总统亦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亦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

因有以上两种原因，所以总统命令，要适用那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柏勒图学说，不惜以道德为国家目的；不惜以20世纪的中国，强行那由家长制度变为元后专制制度的希腊的政治学说；又不惜将中国政教分立的国家，去将就那中世纪政教混合时代的思想。欧洲的国家，早在讲法治、重组织的时代；我们国家尚在这里谈人治，用那几千年前“一正心而天下定”的套语，去“检束身心”，“以回末俗”。古德诺谓：“吾国政治思想尚在欧洲中世纪时代。”照这样看起来，恐怕还在欧洲上古时代了，又谓：“西哲有言，道德为共和国之元气。”我想所说的西哲，必定是孟德斯鸠。孟氏政治哲学的方法，不原于柏拉图即基于亚里士多德。然他解释法律，即不说法律是理性的表示，又不说是元后的命令，但说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孟氏已承认道德与法律及元首，是分开的了。他虽说过共和政府以道德为原理，然他所谓“道德”，乃是政治的道德(political virtue)，即是爱国与爱平等是也，绝不是那关于伦理的道德与宗教的道德(notmoral or Christian virtue)。因为近世谈政治的人，稍明政治原理，即明白道德为人类内部的品德，属于感情及良知的范围。国家的权力，仅能支配人类外部的行为，绝不可干涉人类的思想、感情、信仰。岂但不可吗?实在是不能的。所以国家但能保护或奖励人民之生产，却不能自生货财；但能设卫生条例，却不能直接使人民寿康；但能发布宗教制度，却不能逼人生宗教的信仰。若曰能之，则是上古神权家长时代的元首；所做的事，而非现在共和国家为民公仆的元首所做的事。然则国家与道德，元首与道德，法律与道德，久已互相分开了。草总统命令者，就说自己的政治学说，认定道德与国家不分就是，又何必以此去诬那西哲呢!

因为国家不能干涉个人道德，所以宪法上必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等之规定。这几条自由权，在欧洲中古时代，也不晓得费了多少身家性命，才争来的。政教混合的时代，元首得代表上帝，干涉异教的思想。若对于国教，稍持异议，不遭屠戮，即被迫挟。坐此原因，所以个人精神的自由，全被皇帝扑灭，用皇帝一人的意见，去下那道德的注脚。往往与人民良知所感觉者相反，却又威迫势禁，令人不得不从。所以人尽模棱，怀疑不白；而特殊的见识，超群出众的思想，皆被国家销磨尽矣。此即近世道德教育，所以皆贵自动的，而不贵被动的原故。 我的意见，不是说道德是不必要的，是说道德不能由国家干涉的；不是说共和国家不必尚道德的，是说主人的道德，须由主人自己培养，不能听人指挥，养成奴性道德的；也不是说现在社会道德是不坏的，是说就是坏到极点，也不能因我们大总统下一道“上渝”的命令，就可以立刻挽回的；更不是说道德不该有人倡导的，是说总统偶吃一次斋，万不能使人人戒杀；偶沐一回浴，万不能使人人涤面洗心；偶正一刻心，亦万不能使人人的心皆放在正中，而永远不歪的。所以道德必须由我们自己修养，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能攒入精神界去干涉我们的。此外尚有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待人民，要看作能自立、自动，具有人格的大人；万不要看作奴隶，看作俘虏，看作赤子，看作没有人格的小人。共和国的总统是公仆，不是“民之父母”；共和国的人民，是要当作主人待遇，不能当作“儿子”待遇，不能当作“奴虏”待遇的。

国家若干涉道德问题，则必生下列的三种政治：

(一)专制政治——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冶者自定。于是专制之弊端见矣。

(二)贤人政治——柏拉图以道德为国家的绝对目的，所以柏拉图又尊尚贤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国家，其国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长，不然则是“首出庶物”、“天卖聪明”的伟人。治者与被治者，无论在法律上、在习惯上，皆是不平等的。所以柏拉图谓：“人类皆从地底而来，赋生之时，或夹些金质，或夹些银质，或夹些铜铁质。含金质者为君主，含银质者为辅臣，含铜铁质者则为农商。”所以被冶者之瀹灵启智，皆须得治者为之引导：此即贤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础，以元首不自信为贤人，则必不敢“揭橥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也。

(三)政教混合政治——中古以后，道德属宗教的范围，法律属国家的范围，本有界限。惟元首并法律、道德而皆得于涉之，则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教主与“元后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为一矣。所以宪法中也必要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孔子的诞日，也必要强迫不尊孔的人去放一天假。又要祭孔，又要祭天，这还不是皇帝、教主的“混血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