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君師主義

非君師主義
作者：高一涵
1918年12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第05卷》

這幾個月來，我是不談政治的，是不讀“總統命令”的。一則因為中國現在無舉國公認的政府，無舉國愛戴的總統；二則因為我們所講求的是法治不是人治，所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所以就是總統合法的命令，也不大理會他，何況這種總統的“上諭”呢!然我看見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大總統令”中有一大堆“道德”的話頭，謂：“牖民成俗，是惟道德，……西哲有言，道德為共和國之元氣，……亟當……揭櫫道德以為群倫之表率。……”一又有什麼“教條”，又有什麼“檢柬身心以為律度”，又有什麼“各秉至誠以回末俗”，又有什麼“教育事業……著教育部通飭京外學校于修身學科，認真教授，並酌擇往哲嘉言懿行，編為淺說，頒行講演，以資啟迪……”云云。我讀了一遍，覺得這種“天地、君親、師”的總統觀念，在中國是狠印入人心的，絕不止徐世昌一人獨懷這種意思。曾記得嚴複有曰：

……讀此可知東西立國之相異，而國民資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蓋西國之王者，其事專於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且其社會，固宗法之社會也，故又曰元後作民父母。夫彼專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禮樂、宗教、營造、樹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亨，皆可放任其民使自為之。中國帝王下至宰守，皆以其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兵刑二者不足以盡之也。於是乎有教民之政，而司徒之五品設矣；有鬼神郊樟之事，而秩宗之五祀修矣；有司空之營作，則道路粱杠皆其事也；有虞街之掌山澤，則草木、禽獸皆所鹹若者也。……使後而仁，其視民也，猶兒子耳；使後而暴，其遇民也，猶奴虜矣。為兒子、奴虜異，而其于國也，無尺寸之治柄，無絲毫應有必不可奪之權利，則同。由是觀之，是中西政教之各立，蓋自炎黃、堯舜以來，其為道莫有同者。……

嚴氏論事，多執己見，獨這一段實寫中國君後觀念，卻無一字虛構的。所以這種“神聖的”總統，“元後的”總統，“家長的”總統，“師傅的”總統思想，在中國社會上狠占勢力。惟其為“神聖的”總統，所以能定“教條”；惟其為“元後的”總統，所以能“一正心而天下定”；惟其為“家長的”總統，所以雲“在下則當父詔兄勉，以孝悌為輔世之方”；惟其為“師傅的”總統，所以“教育”、“修身”，皆得由彼“酌擇”。然則這次“大總統令”，實為中國舊思想之結晶，所以不得輕易看過去的。

我以為這種“天地、君親、師”的總統觀念，所以發生的原因有二：(1)是缺乏歷史進化的觀念：(2)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壞處。

因為缺乏歷史進化的觀念，所以嚴複竟將古今立國的異點，看作中西立國的異點。他就不曉得看看歐洲古代國家是什麼樣兒；他就不曉得歐洲現在的國家觀念，是自古如此的，還是從那政教合一時代變來的呢?政治學中所說的國家淵源，不外神權說、家長說、權力說數種，這是人人皆知的。神權說者，多謂國家為神所創造。希伯來人謂：國家者，神所直接建設的；希臘及羅馬人則謂：國家為神所間接建設的。所以他們多謂君主為神的代表，神的權力即是君主的權力。猶太的國家，是由十二族合造的。羅馬法中patria potestas，即以家長對於子孫的教育、宗教及其他一切權力為基礎。至於尊權力說者，又謂國為“首出庶物”者，為“天皇聰明”者所手造。然則“自炎黃、堯舜以來”，“作君而外兼以作師”的帝王，以一“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的帝王，亦不獨中國有之，即歐洲上占亦有之。現在歐洲的皇帝連嚴氏所謂“兵刑”之權，亦皆失去，而完全為國家所有矣。文明國家，大概皆由古代神權家長及“元後作民父母”的時代，遞嬗遞變而來。嚴氏以中國停滯未進化的立國原理，去比那歐洲已進化的立國原理，所以覺得不大相同。然此特古今立國原理之差異，而非東西立國原理之差異也。誤認為東西異點者，不是未明歷史進化的觀念嗎? 再說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國體改革，一切學術思想亦必同時改革。單換一塊共和國招牌，而店中所買的，還是那些皇帝“御用”的舊貨，絕不得謂為革命成功。法國當未革命之前，就有盧梭、福祿特爾、孟德斯鳩諸人，各以天賦人權、平等、自由之說，灌人人民腦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國當屬英的時候，平等、自由、民約諸說，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脫英國的範圍，即能建設平民政治。中國革命是以種族思想爭來的，不是以共和思想爭來的。所以皇帝雖退位，而人人腦中的皇帝尚宋退位；所以入民國以來，總統行為，幾無一處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總統亦祀天；皇帝尊孔，總統亦尊孔；皇帝出來地下敷黃土，總統出來地下也敷黃土；皇帝正心，總統亦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總統也想“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鐵證。

因有以上兩種原因，所以總統命令，要適用那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柏勒圖學說，不惜以道德為國家目的；不惜以20世紀的中國，強行那由家長制度變為元後專制制度的希臘的政治學說；又不惜將中國政教分立的國家，去將就那中世紀政教混合時代的思想。歐洲的國家，早在講法治、重組織的時代；我們國家尚在這裡談人治，用那幾千年前“一正心而天下定”的套語，去“檢束身心”，“以回末俗”。古德諾謂：“吾國政治思想尚在歐洲中世紀時代。”照這樣看起來，恐怕還在歐洲上古時代了，又謂：“西哲有言，道德為共和國之元氣。”我想所說的西哲，必定是孟德斯鳩。孟氏政治哲學的方法，不原于柏拉圖即基於亞裡士多德。然他解釋法律，即不說法律是理性的表示，又不說是元後的命令，但說是人與人的關係。是孟氏已承認道德與法律及元首，是分開的了。他雖說過共和政府以道德為原理，然他所謂“道德”，乃是政治的道德(political virtue)，即是愛國與愛平等是也，絕不是那關於倫理的道德與宗教的道德(notmoral or Christian virtue)。因為近世談政治的人，稍明政治原理，即明白道德為人類內部的品德，屬於感情及良知的範圍。國家的權力，僅能支配人類外部的行為，絕不可干涉人類的思想、感情、信仰。豈但不可嗎?實在是不能的。所以國家但能保護或獎勵人民之生產，卻不能自生貨財；但能設衛生條例，卻不能直接使人民壽康；但能發佈宗教制度，卻不能逼人生宗教的信仰。若曰能之，則是上古神權家長時代的元首；所做的事，而非現在共和國家為民公僕的元首所做的事。然則國家與道德，元首與道德，法律與道德，久已互相分開了。草總統命令者，就說自己的政治學說，認定道德與國家不分就是，又何必以此去誣那西哲呢!

因為國家不能干涉個人道德，所以憲法上必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等之規定。這幾條自由權，在歐洲中古時代，也不曉得費了多少身家性命，才爭來的。政教混合的時代，元首得代表上帝，干涉異教的思想。若對於國教，稍持異議，不遭屠戮，即被迫挾。坐此原因，所以個人精神的自由，全被皇帝撲滅，用皇帝一人的意見，去下那道德的注腳。往往與人民良知所感覺者相反，卻又威迫勢禁，令人不得不從。所以人盡模棱，懷疑不白；而特殊的見識，超群出眾的思想，皆被國家銷磨盡矣。此即近世道德教育，所以皆貴自動的，而不貴被動的原故。 我的意見，不是說道德是不必要的，是說道德不能由國家干涉的；不是說共和國家不必尚道德的，是說主人的道德，須由主人自己培養，不能聽人指揮，養成奴性道德的；也不是說現在社會道德是不壞的，是說就是壞到極點，也不能因我們大總統下一道“上渝”的命令，就可以立刻挽回的；更不是說道德不該有人倡導的，是說總統偶吃一次齋，萬不能使人人戒殺；偶沐一回浴，萬不能使人人滌面洗心；偶正一刻心，亦萬不能使人人的心皆放在正中，而永遠不歪的。所以道德必須由我們自己修養，以我們自己的良知為標準，國家是不能攢入精神界去干涉我們的。此外尚有一個理由，就是國家待人民，要看作能自立、自動，具有人格的大人；萬不要看作奴隸，看作俘虜，看作赤子，看作沒有人格的小人。共和國的總統是公僕，不是“民之父母”；共和國的人民，是要當作主人待遇，不能當作“兒子”待遇，不能當作“奴虜”待遇的。

國家若干涉道德問題，則必生下列的三種政治：

(一)專制政治——擴張國家的權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國權之拘束；則道德的範圍，道德的解釋，皆由統冶者自定。於是專制之弊端見矣。

(二)賢人政治——柏拉圖以道德為國家的絕對目的，所以柏拉圖又尊尚賢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國家，其國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長，不然則是“首出庶物”、“天賣聰明”的偉人。治者與被治者，無論在法律上、在習慣上，皆是不平等的。所以柏拉圖謂：“人類皆從地底而來，賦生之時，或夾些金質，或夾些銀質，或夾些銅鐵質。含金質者為君主，含銀質者為輔臣，含銅鐵質者則為農商。”所以被冶者之瀹靈啟智，皆須得治者為之引導：此即賢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礎，以元首不自信為賢人，則必不敢“揭櫫道德，以為群倫之表率”也。

(三)政教混合政治——中古以後，道德屬宗教的範圍，法律屬國家的範圍，本有界限。惟元首並法律、道德而皆得於涉之，則是“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教主與“元後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為一矣。所以憲法中也必要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孔子的誕日，也必要強迫不尊孔的人去放一天假。又要祭孔，又要祭天，這還不是皇帝、教主的“混血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