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文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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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书观，大中祥符年间建，后废为碧霞元君之宫，前一殿奉元君。万历中，尊孝定皇太后为九莲菩萨，构一殿于元君之后奉之。崇祯中，尊孝纯皇太后为智上菩萨，复构一殿于后奉之。乃更名曰圣慈天庆宫，而按察使左佩玄为之碑。宫成于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沦丧，即此月也。
窃惟经传之言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又曰：“为天子父，尊之至也。”孔子论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岳渎神祇并革前代之封，正其称号。而及其末世，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号以为崇，岂非所谓国将亡而听于神者耶？然自国破以后，宗庙山陵之所在，樵夫牧竖且或过而慢焉，而此二殿独以托于泰山之麓，元君之宫，焚香上谒者无敢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圣人之神道设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与宋之托天书以夸契丹者，相去远矣。以其事为国史之所不及载，故序而论之，俾后之人有以览焉。
呜呼！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然则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者乎？
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邱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
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
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位几如弈棋，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靖康之变，无一家能相统帅以自保者。夏县之司马氏举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
呜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而一旦有变，人主无可仗之大臣，国人无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窜，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势也与？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黄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
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及至河东，问贼李自成所以长驱而下三晋之故，慨焉伤之。或言曰：崇祯之末，辅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贼入西安，天子临朝而叹。建泰对言：“臣郡当贼冲，臣请率宗人乡里出财百万，为国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师，亲饯之正阳门楼。举累朝所传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赐之。未出京师，平阳、太原相继陷，建泰不知所为。师次真定，而贼已自居庸入矣。
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于王铎、张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统师出讨而败绩者）〉，而上之人无权以与之，无法以联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区区宰辅之虚名，而系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观裴氏之与唐存亡，亦略可见矣。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自青州而西三十馀里，淄水之东，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圆坟，咸高七尺。东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
余考田氏之称王者五，而王建迁于共以死，所谓四王，则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当齐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独是湣王杀死于莒，齐之七十馀城皆已为燕，田氏之绝而无主者五年，而田单以一邑之兵，一战破燕，收数千里之地，而迎王子于城阳之山中。其时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吊，伤者未起，反故王之丧于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杀于威、宣二王之旧。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单之忠，而三代以下之为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尝考地理之志，有周厉王之墓，在霍州东北。王流于彘，卒且葬焉。宣王即位而未之能复也。诗人志之曰：“韩侯取妻，汾王之甥。”厉王也而谓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厉王称汾，而湣王不称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礼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论也。乃齐之二王既以为故事矣。宋元公告其群臣，请无及先君，而仲几不可，又况于处变之日乎？然则后之人君，不幸而遇国家之变，其如齐之襄王，其如周之宣王，请择于斯二君者。
五台山在五台县东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县一百三十里。
史炤《通鉴注》曰：“五台山在代州五台县，山形五峙，相传以为文殊示现之地。”《华严经疏》云：“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五台山也。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馀考昔人之言五台者过侈，有谓：环基所至五百馀里；有谓：四埵去中台各一百二十里，东埵为赵襄子所登，以临代国；南埵为帝尧遭洪水系舟之处；北埵夏屋山，后魏孝文驻跸之所；西埵天池，隋炀帝避暑之龙楼凤阁者。皆太广远而失其实。惟今《山志》所言五台者近是。北台最高，后人名之叶斗峰。有龙湫，其东二十里为华严岭。又东二十里为东台，上可观日出，其东为龙泉关路。自北台而南二十里为中台，其巅西北有太华泉。又西十五里为西台，其西叠嶂数十里，北有秘魔崖，东南有清凉岭，惟南台稍远，去中台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巅风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谷，木有松无柏，亦有民人以樵采射猎为业。在古建国时当为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于佛者居焉，于是山始名而亦遂为其教之所有。然馀考之：五台在汉为虑虒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自天竺来此，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雒阳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齐书》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马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隋书》但言：卢太翼逃于五台山，地多药物，与弟子数人庐于岩下，萧然绝世，以为神仙可致而已。至《唐书·王缙传》始言：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费钱巨亿万。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于是此山名闻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见于敬宗之纪。而《五代史》则书：有胡僧游五台山，庄宗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又书：五台山僧继颙为刘承钧鸿胪卿，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颙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元史》则书：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台山。三月己丑，令高丽王随太后之五台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车驾幸五台山，庚寅，星于五台山。
夫以王缙之为相，庄宗、武宗、英宗之为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载；问之长老，亦无有知其迹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间，而不能记述已如是矣，而况于摩腾之始来，文殊之示现乎？其山中雨夜时吐光焰。《易》曰：“泽中有火革。”深山巨壑无佛之处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呜呼！韩公《原道》之作，至于“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李文饶为相，能使张仲武封刀付居庸关，而不敢纳五台之逃僧。盖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于如此。而吾以为当人心沈溺之久，虽圣人复生，而将有所不能骤革，则莫若择夫荒险僻绝之地，如五台山者而处之，不与四民者混，犹愈于纵之出没于州里之中，两败而不可禁也。作《五台山记》。
忠臣义士，性也，非慕其名而为之。名者，国家之所以报忠臣义士也。报之而不得其名，于是姑以其事名之，以为后之忠臣义士者劝，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骂单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横之二客自刭以从其主，而史并亡其姓。录其名者而遗其晦者，非所以为劝也。谓忠义而必名，名而后出于忠义，又非所以为情也。
余过昌黎，其东门有拽梯郎君祠，云：方东兵之入遵化，薄京师，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万计，驱使之如牛马。是时昌黎知县左应选与其士民婴城固守，而敌攻东门甚急。是人者为敌舁云梯至城下，登者数人，将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帅磔诸城下。积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闻，天子立擢昌黎知县为山东按察司，佥事丞以下迁职有差。又四年，武陵杨公嗣昌以巡抚至，始具疏上请，邑之士大夫皆蒙褒叙，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杨公曰：“是拽梯者虽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请旨封为拽梯郎君，为之立祠。呜呼！吾见今日亡城覆军之下，其被俘者，虽以贵介之子，弦诵之士，且为之刈薪刍，拾马矢，不堪其苦而死于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独以其事著。吾又闻奢寅之攻成都也，一铳手在贼梯上，得间向城中言曰：“我良民也，贼以铁索系我守梯，我仰天发铳，未尝向官军也。今夜贼饮必醉，可来救我。”官军如其言，夜出斫营，火其梯，贼无得脱者，而铳手死矣。若然，忠臣义士岂非本于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馀年，而幸得无毁，不为之记，无以传后。张生庄临，亲其事者也。故以其言书之。
旧中涓范君养民，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庵。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读书，好《楚辞》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为东宫伴读。方李自成之挟东宫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于是弃其家走之关中，将尽厥职焉。乃东宫不知所之，而范君为黄冠矣。
太华之山，悬崖之巅，有松可荫，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税于官，不隶于宫观之籍。华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创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东向以迎日出。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相与泫然，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古之人所以传于其后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实，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为荣；以其实，以其人者，君子之所修而不敢怠也。
晋生文煜，关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贞烈，而请为之记。其言曰：“余之祖妣，临潼王府镇国中尉怀墀女也。归于晋，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亡，余考方四岁，守节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终。崇祯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闻，请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堂以贞烈名也。”余又读朝邑李君楷所为传，则二姑者，一适西安右卫昭信校尉王弘祖，一适临潼王府奉国中尉谊濋，并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于井。长姑之子寅年十三，从焉。盖三世而其节不陨，可无愧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尔，而当时称之，史册载之，其后郭后虽出，而东海恭王犹得保其馀庆，以垂于后嗣。乃晋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柏舟之节，其女与外孙守死不辱，有卓绝之殊轨焉。属当岸谷之变，门户衰微，无能光大其业，使声闻烜赫，传之彤管，而仅以一堂之名托之文字，以示子孙不忘，此又其遇之悬于天，“实命不同”，而可为悲悼者也！然君子之为教，于家有百世之规，而不以一时之所遇为兴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贞。”自今以往，晋氏之为女者必贞，以宜其家；为子者必孝于亲，必忠于君，以显于其国；则受介福于王母以大其门者，不在其身，将在其子孙。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坠，必有继中垒而修列女之传者焉。余濡笔俟之矣。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众寡之数，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则有以待之。所以抚盛而合众者，中人以上之所能。若夫为盛于衰，治众于寡，孑然一身之日，而有万人百世之规，非大心之君子莫克为之矣。古之君子，虑先人之德久而弗昭，于是为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于始祖。古之君子，虑宗人之涣而无统，于是岁合子姓于祠而教之孝；奠爵献俎，毕而馂食，以教之礼。其子孙之众，或至于数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兴，而祭法之所由传也。
常熟杨子常先生，通经之士。于先朝之末，由训导除都昌知县，未任，以疾归，而遭国变，至于今，先生年七十有二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馀以卒，晚得一子又殇，而其兄子亦中岁夭折。今其族孙之在者，不过二十馀人。其先世自关中来，祖、父并为农，风尚朴质。高祖以上，不能举其讳字。自迁常熟以来，复无显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无亲子孙。夫人之情，于身且若此，遑恤其后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虽农，在里中颇能言民疾苦，以达于县吏。而除其菑，当不至于无嗣。以五服之间，得一二十人，以合其欢而教之以孝以礼，岂必其中无能学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虽老且独，而幸有薄田之入，为先祖父所遗，可以举先人未行之事而传之其后人。”于是即祖墓之旁，建屋三楹，为祠堂，以奉其先人并诸父兄子姓之亡者。其下为田若干亩，以供岁时之祭。定其仪，秩其品，简而文，约而不陋。曰：“及吾身存，与诸孙行礼其中，使诸孙之继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毋坠已。”又于其墓之旁植木开河通水，凡世俗所为安死利生之法无不备，此非所谓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众之事者乎？《易》曰：“可大则贤人之业。”《传》曰：“人定能胜天。”吾以卜杨氏之昌于其后，必也。承先生之命而为之记。
昔者孔子既没，弟子录其遗言以为《论语》，而独取有子、曾子之言次于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而孝弟，人伦之本也；慎终追远，孝弟之实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先王之于民，其生也，为之九族之纪，大宗小宗之属以联之；其死也，为之疏衰之服，哭泣殡葬虞附之节以送之；其远也，为之庙室之制，禘尝之礼，鼎俎笾豆之物以荐之；其施之朝廷，用之乡党，讲之庠序，无非此之为务也。故民德厚而礼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
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役使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两汉以来，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传，二郑之注，专门之学以礼为宗，历三国、两晋、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际而未尝绝也。至宋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或累世同居，称之为义门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处乎杂乱偏方闰位之日，而守之不变，孰劝帅之而然哉？国乱于上而教明于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经常之道，赖君子而存也。呜呼！至于今日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澌灭而无馀矣！列在搢绅而家无主祏，非寒食野祭则不复荐其先人；期功之惨，遂不制服，而父母之丧，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于奴仆；女嫁，死而无出，则责偿其所遣之财；昏媾异类而胁持其乡里，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昔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而秉礼之邦，守道之士不绝于书，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几乎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
吾友华阴王君弘撰，邻华先生之季子，而为征华先生后者也。游婺州，二年而归，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乡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见此礼久矣，为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发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观今世之事若无以自容，然后积污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兴也。王君勉之矣。
予居苏之昆山，崇祯初，先师庙东西两庑坏。予时为博士弟子，一日过之，见神位在瓦砾中，与同学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东斋，告于邑之长官。越二年，始复其故。因考《史记》《家语》及今代阙里之书，多有不同，以《大明会典》为定。而友人归生庄作《两庑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几五十年。来关中，得郃阳宁生浤丁《祭考义》，亦崇祯中作，大略相同。然两庑位东西相对，以次列及门弟子毕，而后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汉以下诸儒，此旧制也。嘉靖九年，采诸臣之议，有黜者，有改祀者，于是东庑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庑二十九。左丘明跻秦非之上，伏胜跻颜哙之上，孔安国跻穀梁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时代先后大率倒误。当日东西之位仍如旧次，虽有阙者而不复更移，盖亦知二郑、贾、服诸儒传经之功不可没，而有待于异日之重议，此秉礼者之微意也。予恐后之人不知，而欲循时代以正东西之次，又悲夫亡友之遗墨犹存，而不获共论此也，乃书其末，以俟后人。归生名庄，更名祚明，工草隶，为东吴高士。
余既表《广韵》而重刻之，以见自宋以前所传之韵如此，然惜其书之不完也。
《路史》曰：“周有井伯，《广韵》曰：子牙后。”今井下无此文。又曰：“《广韵》云：汉有䣙城后。”今䣙字灰等二韵两收而亦无此文。又引䣙下云：“乡名，在右扶风。”而今灰韵注但“乡名”二字。《困学纪闻》曰：“《广韵》以贲为姓，古有勇士贲育。”今贲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广韵》云：《后蜀录》有法部尚书屯度。”又曰：“《广韵》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庐江人。’”今屯下、况下但“又姓”二字。《礼部韵略》引《广韵》佊字注云：“《论语》：子西佊哉。”轲字注云：“孟子居贫感轲，故名轲，字子居。”今并无此文。又注鼮字云：“汉光武得此鼠，窦攸识之。《广韵》以为终军，误。”今亦无终军之文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宽《战国策后序》引《广韵》七事：晋有大夫芬质，芈干者著书显名，安陵丑，雍门中大夫蓝诸，晋有亥唐，赵有大夫肁贾，齐威王时有左执法公旗蕃。”盖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实之，而今书皆无其文。又史炤《通鉴释文》所引《广韵》，其不载于今书者亦多也。十干皆引《尔雅》岁阳，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广韵》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仅二万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万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则注之删去者，三万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献通考》曰有陆法言、长孙讷言、孙愐三序，今止愐序。又言首载景德、祥符敕牒，今亦无之，则亦后人删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丧斯文也。呜呼，惜哉！
吾读《宋史·忠义传》至于陈遘，史臣以其婴城死节，而经制钱一事为之减损其辞，但云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彦国。愚以为不然。
《鹤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东，王师讨之。命陈亨伯〈（宋人讳高宗嫌名，称其字曰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初，诏罢之。军兴，议者请再施行，色目寝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州县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敛怨，祸必及子孙。其后叶正则作《外稿》，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然则宋之所以亡，自经总制钱，而此钱之兴，始于亨伯。虽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为叛将所害，而不足以偿其剥民之罪也。孔子述古书之文，凡纣之臣附上而仇敛者，虽飞廉之死，不得与于三仁之列。若亨伯之为此也，其初特一时权宜之计，而遗祸及于无穷。是上得罪于艺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断脰决腹，一暝于中山，不过匹夫匹妇之为谅而已，焉得齿于忠义哉！知此，然后天下之为人臣者，不敢怀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托于忠臣之列矣。
崇祯十四年二月辛亥，贼陷汝州，知州钱君死之。
君讳祚征，字君远，其先吴越王裔，居池之青阳。国初迁于莱，为掖县人。君七岁出嗣其从叔父一夔为之子，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党有烦言，君言于大母，施予诸姻属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启元年举人。大母终，哀毁如父丧。署恩县教谕，三年，除汝州知州。汝为流贼出入孔道，又有土贼聚至万人，依山为巢，百姓苦之。君至，则简乡勇衙兵得千馀人，佯为城守计。忽夜半开门出，从间道逾山谷，步行抵其巢，贼方纵酒不为备，急击，大破之。君策贼众难尽诛，乃释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贼屡失利，其头目鲁加勒等遂诣州降。南召、登封诸贼闻之，亦来降。君简其骁健，送军门效用，余给牛种遣之。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贼陷河南府，遂犯汝州。君斩麾下之言款贼者以徇，率兵婴城固守。贼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战数日。二月庚戌，大风霾，贼以火箭射城上，城上发炮应之，风逆火反，楼堞尽焚。贼乘之入，君被执，大骂不屈，被击仆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征，从子青，仆十馀人皆死，无一还者。巡抚臣高名衡以闻，奉旨下部议恤，未覆。子大受，县学生。痛父节未表于先朝，惧后世之没而无传也，乃质言其事以告于余而为之状。
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已而又得吴生。吴生少余两人七岁，以贫客嘉定。于书自《左氏》下至《南北史》，无不纤悉强记。其所为诗多怨声，近《西州》《子夜》诸歌曲。而炎武有叔兰服，少两人二岁；姊子徐履忱少吴生九岁，五人各能饮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为母寿。退而饮，至夜半，抵掌而谈，乐甚，旦日别去。余遂出赴杨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从军于苏，归而昆山起义兵，归生与焉。寻亦竟得脱，而吴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过吴生之居而问焉，则其母方茕茕独坐，告余曰：“吴氏五世单传，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孙，二岁，亦死矣！”余既痛吴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寿吾母，而吾今以衰绖见吴生之母于悲哀其子之时，于是不知涕泪之横集也。
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县学生员。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笔数千言，试辄第一。风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际及交友然诺，则断然不渝。北京之变，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诔，见称于时。与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写录。北兵至后，遗余书及记事一篇，又从余叔处得诗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遗风。然后知闺情诸作，其寄兴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昆山，当抗敌时，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万人，莫知尸处。以生平日忧国不忘君，义形于文若此，其死岂顾问哉？生事母孝，每夜归，必为母言所与往来者为谁，某某最厚。
死后，炎武尝三过其居，无已，则遣仆夫视焉。母见之，未尝不涕泣，又几其子之不死而复还也。然生实死矣！生所为文最多，在其妇翁处，不肯传；传其写录在余两人处者，凡二卷。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而世莫得见。其藏书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以相对勘，非是莫得见者。人问所传，止有《太祖实录》。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偏于海内。
苏之吴江有吴炎、潘柽章二子，皆高才。当国变后，年皆二十以上。并弃其诸生，以诗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传也，当成一代史书，以继迁、固之后。”于是购得《实录》，复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及数年而有闻，予乃亟与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尝不相过。又数年，潘子刻《国史考异》三卷，寄予于淮上，予服其精审。又一年，予往越州，两过其庐。及予之昌平、山西，犹一再寄书来。
会湖州庄氏难作。庄名廷鑨，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书。其居，邻故阁辅朱公国桢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凡数十帙，未成而卒。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鑨死，无子，家赀可万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产，独中子死无后，吾哀其志，当先刻其书而后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
书凡百馀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有吏教之买此书，恐吓庄氏。庄氏欲应之，或曰：“踵此而来，尽子之财不足以给，不如以一讼绝之。”遂谢之荣。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馀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
当鞫讯时，或有改辞以求脱者。吴子独慷慨大骂，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骂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笃厚，以古人自处，则两人同也。予之适越，过潘子。时余甥徐公肃，新状元及第。潘子规余，慎无以甥贵，稍贬其节，余谢不敢。二子少余十馀岁，而予视为畏友，以此也。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馀卷，尽亡。
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人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王君以崇祯十四年卒。后三年国变，王君之子玑流寓于吴，又一年而不孝始识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与其世德之概。与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状请铭，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复来请铭，不孝不获辞而铭之。
君讳时沐，字惟新。其先歙之泽富人。在唐曰秘阁校正希羽，十七传至名关者，避元乱徙而东，为龙溪始祖，又八传至于君。君大父讳福凤，始业行盐，父讳正宠，承其业，以至于君。君以其故不克读书。然君虽业盐，而孝友、急公好施，有远见，能自树，乃过于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与父妾尽礼，而友爱弟时洸终其身，则其孝友也。祖墓之木为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为捐金赎之；泽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龙溪，其急大义也。叔正完客杭而病，曰：于我葬；外舅卒，遗孤一人，曰：于我长。其他恤人穷，振人困多类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请院司据西龙为盐窝，君止之。无何，并抵罪，西龙商独免，其有远见也。好从士君子而耻谒贵人，邑有司欲宾之，不就，其能自树也。凡此皆余之所信于王生者也。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四：长玑，杭州府钱塘县学生员，次文秩，次文秋，次文杞。孙六，曾孙二。以卒之年十二月甲子，葬于其里象山之麓。盖王氏中世为商，而通经义思用之天下者，自玑始。自君之没而家益落，玑遂走京师，历蓟，抵宁远，观列边之大势。每以大计干当事者，不用，转客东莱，而闻京师之变，哭先皇帝于莱山之阳。驰至南都，而公卿又无下士者，遂僦居于吴，著《信书》一编以示余，而为之太息焉，此固宋之遗臣所隐晦而不敢笔之书者也。而王生之不挠于时若此，其抱济物之才而发愤于大义又若此，非世德之遗而能然乎！铭曰：
不知其人视其子。子为信人为节士。呜呼君兮永宅此！
往余在吴中，常郁郁无所交，出门至于淮上，临河不度，徬徨者久之，因与其地之贤人长者相结，而王君起田最与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过也。
王君与余同年月生，而长余二十馀日，其行事虽不同而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恶无不同者。虽不学古而暗合于义，仁而爱人，乐善不倦，其天性然也。生八岁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财也有让。少为帖括之学，及中年，遂闭户不试。家颇饶，每受人之负，折券不较，以是其产稍落，而四方宾客至者，未尝不与之周旋。当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于杭，系累其妻子以北。少弟耒年十八，孑身走燕都，介余一苍头以见王君。王君曰：：“我固闻之。宁人尝与我言，潘君力田，贤士也，不幸以非命终。而宁人之友之弟，则犹之吾弟也。”迎而舍之。比其归也，则曰：“家破矣，可奈何！吾有女年且笄，将婿子。”间二年，耒遂就昏。王君与耒非素识也，特以宁人之友故，而余在远，弗及为之从臾也。每为余言：“子行游天下二十年，年渐衰，可已矣！幸过我卜筑，一切居处器用，能为君办之。”逡巡未果。而别君之日，持觞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视余上马，为之出涕，若将不复见者。乃明年，余遂有山东之厄；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为里中儿所皞龁，意不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朋友为天伦，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穷厄蹇连，无能申大义于诈愚凌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约，而不获与之分宅卜邻，同晨共夕；其终也，又不获视其含敛而抚其遗孤。吁，可悲矣！君讳略，字起田，淮安山阳人。家清江浦之南，卒时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宽。将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之先茔，而子婿耒以状及宽书来，是不可以无铭。铭曰：
少而孝，长而恭。好礼而敦，乐善而从，为义勇而与人忠。胡天不吊，而降此鞠凶！士绝弦，有罢舂。以斯铭，告无穷。
关中故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而士人独循循守先儒之说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为经生领袖，其后稍衰。而一二贤者犹能自持于新说横流之日，以余所闻李君，盖可谓笃信好学而不更其守者邪？
李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时迁美原，洪武初，县废，为富平人。数传至君之曾祖讳朝观者，为边商，以任侠著关中，与里豪争渠田，为皞龁以死。而君之祖讳希奎，走阙下上书诉，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报父仇，名动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讳效忠，中武举，稍复振。君始以文补邑诸生。君少而刚方，绩学不怠。当万历之末，士子好新说，以庄、列百家之言窜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吾儒为一，自谓千载绝学。君乃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既得事恭定冯先生，学益大进。君事亲孝，其于诸父昆弟恭而有让，待人以严而引之于道，治家冠婚丧祭一如礼法，以是年虽少，乡人重之如王彦方、黄叔度焉。崇祯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关中大乱。君之考武举君以哭子继君以没。而寇至里中，妣杨氏与族人登楼，并焚死。李氏之门合良贱死者八十有一人。呜呼，惨矣！而孤子因笃方三岁，迪笃二岁，从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后因笃既长，乃折节读书，已为诸生，旋弃之。为诗文，有闻于时，而尤潜心于传注之书，以力追先贤。盖近年以来关中士子为《大全》《蒙引》之学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没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笃始葬君于韩家村东南之新阡。因笃既与昆山顾炎武为友，且数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将属之子。”炎武不敢辞，乃为之撰次，其详则因笃之状存焉，君讳映林，字晖天。其没也，乡人私谥曰贞孝先生。孙男三人：汉、渭、泗。铭曰：
李氏之先，以节侠闻。及至于君，乃续斯文。刊落百氏，以入圣门。好义力行，乡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焚。有封若堂，于韩之原。惟德绳绳，在其后昆。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馀息。行年五十，慨驹隙之难留；涉路三千，望龙髯而愈远。兹当忌日，祗拜山陵。履雨露之方濡，实深哀痛；眷松楸之勿剪，犹藉神灵。敢陈于沼之毛，庶格在天之驭。臣某谨言。
自违陵下，即度太行，远历关河，再更寒暑。兹以孟秋之望，重修拜奠之仪。身先旅雁，过绝塞而南飞；迹似流萍，随百川而东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庶表忱思，伏祈昭鉴！
臣炎武，臣因笃，江左竖儒，关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剑之犹存；旅拜桥山，痛遗弓之不见。时当春暮，敬撷村蔬，聊摅草莽之心，式荐园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及此弥年；乘千载之风云，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鉴丹诚！
自违陵下，今又八年。落关河，差池烽火，想遗弓而在望，怀短策以靡前。每届春秋，独泣苍梧之野；多更甲子，仍怜绛县之人。朔气初收，光风渐转，敬羞蕰藻，重展松楸。虽鼎俎之久虚，幸罘罳之未坏。黄图如故，乍惊失鹿之辰；白首无归，终冀攀龙之日。仰凭明命，得遂深祈。
盖闻宣气为山，众阜必宗乎乔岳；明征在圣，群言实总于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风乖四始，两汉而下，虽多保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然而代运当屯，蓍占得遁。官方峻直，难久立于朝端；祠禄优游，每自安于林下。眷此云台之侧，实为寄禄之邦。子静书中，羡希夷之旧隐；《启蒙》序末，题真逸之新名。虽风声远隔于殊方，而道德实同乎一统。家传户诵，久已无间寰区；春祀秋尝，独此未瞻庙貌。于是邑之荐绅耆旧，以及学士青衿，无不博考遗编，深嗟阙典，睇琳宫之绚烂，悲木铎之幽沉。爰有廷揆张君、山史王君搜采于前，子德李君、适之宋君宣扬于后；而会炎武跋涉关河，留连原珝，发遐情于五岳，寻坠绪于千年。即云台旧院之西，度香火专祠之地，重邀茂宰华阴令迟维城，赞此良图。萃人力以作新，捐缗钱而倡导，卜神涓吉，庀材效工。右带流泉，来惠风之习习；前凭岳麓，状盛德之峨峨。将使俎豆增崇，章逢无绝，敬泚衰芜之笔，式陈邪许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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