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政议
窃惟古之马唯养于官，而其养之于民者，官初无所与。《司马法》甸出长毂牛马，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于农，有事则赋调，而官不与知也。惟其养于官者，如《周礼》校人牧圉之属，与《月令》所载其养之之法备尽，此则官之所自养也。夫周之时既养马矣，而民之马，官有不与，是以民各自以其力养己之马，而无所不尽其心。故有事征发，而车与马无不办也。汉之苑马，即校人之王马。而民间私牧，官无所与，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马，而“桥姚以致马千匹”，逮武帝伐胡马少，而始有假母归息之令，亦兵兴一切之制，非久用也。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监牧，其扰不及于民，而马之盛如此。我国家苑马之设，即其遗意。然又于两京畿、河南、山东编户养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盖不独养于官，而又养于民也。今监牧之马，未见蕃息，民间牧养，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养马言之：夫马既系于官，而民以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于民，而官以为非官之所专，马乌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无治法。苟能如其旧，而得人以求实效，亦未尝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马既不可变，而于其间又不能守其旧，往往数为纷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变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复为而后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独马政也。
尝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调孳牧。江南十一户共养马一匹，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以丁多之家为马头，专养一马，馀令津贴，以备倒失买补。每二岁，纳驹一匹。又立群头、群长，设官铸印，与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马草场，又免其粮草之半，每加优恤。使有司能责实而行之，常使民得养马之利，则马亦何忧于不蕃也。今顾不能修其旧，而徒以法之敝而亟变之，则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养马，国家之意本欲得马而已。而有所谓本色、折色，何为也？责民以养马，而又责其输银，如此，则取其银可矣，而又何以马为？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输银为急矣。牧地，本与民养马也，而征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则遂并之田税而已，而又何以责之马户？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输子粒为急矣。养马者，课其驹可也，不用其驹而使之买俵，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买俵为急矣。夫折色之议，本因江南应天、太平等处非产马之地，变而通之，虽易银，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变卖种马，而征其草料。原今变者之意，专欲责民之输银，而非责民之养马也。官既无事于养马，而独规目前之利，民复恣为奸伪，而为利己之图。有驹不报，而攻于欺隐；不肯以驹备用，而独愿以银买俵；至或戕其孕字，绝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卫文秉心塞渊，致渼牝之三千；鲁僖以思无邪，致马之斯徂。夫官民一于为利以相欺，何望于马之蕃息乎？
今之议者，又方日出新意，以变卖马之半为未尽，因欲尽卖种马，而惟以折色征解，略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骁健，良马冀之所产，昔人所以谓此地王不得无以王，霸不得无以霸者也。今举冀之良产尽弃之，一旦国家有事，西边之马可得以为畿内用乎？
古语曰：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今欲讲明马政，必尽复洪武、永乐之旧。江南折色可也，畿辅、河南、山东之折色不可也。草场之旧额可清也，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渔可黜可惩也，而管马官、群长、兽医不可省也。行马复之令，使民得宽其力，民知养马之利，则虽官马亦以为己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关互市，益得好马，别赋之民，以为种马，而有司加督视之。洪武、永乐之旧犹可复也。盖修茶马而渥洼之产至矣，弛草地而牧之息繁矣，恤编户恣刍牧而乌倮桥姚之富臻矣。故曰：车骑，天下之武备也，其所以壮神京、防后患者，岂浅浅哉！抑古之相、卫、邢、洺，皆有马监，即皆今之畿辅地也。如使尽核官民所耕佃牧马草场尽出之，与夫群不垦者，皆立埄堆以为监牧之地，而尽归于苑马，宋人户马保马之法虽罢之可也，何必规规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纷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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