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國革命史/第2卷

姊妹計劃: 數據項

國王和內閣的意向——控告議會的領導成員——國人外表上漠不關心——政府和宮廷的鬥爭——王后——斯特拉福德——勞德——政府缺少內聚力，政府失去信用——內政和宗教方面的專制——這對各階級引起的效果——審訊普林、伯頓和巴斯特威克——審訊漢普登——蘇格蘭暴動——與蘇格蘭人的第一次戰爭。貝里克和議——1640年的短期議會——與蘇格蘭人的第二次戰爭——戰爭的不良效果——長期議會的召開。

將政府機構看成一種試驗品，認為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更換一個，世上沒有什麼比這樣做更危險的了。查理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他曾試圖與議會同心協力治國；但是他卻深深相信（一如他所常表示的），若是議會太過麻煩他，他將完全能夠撇開議會不用，照舊把國治得好好的。他同樣魯莽地當起專制君主，宣布他立意要死死抱住專制主義不放，但是他仍滿心相信，倘若到頭來有必要應付時勢的需要，他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再返回去利用議會。

他的最有才幹的樞密顧問官及大臣都和他抱同樣看法。這時候，無論是查理，或是他的左右，都並不打算永久地廢除英吉利的舊法律，或廢除偉大的樞密院。他們目光短淺，胸無大志；他們傲慢無禮，卻不是絕對不懷好意。他們所說的話，甚至他們所做的事，都不如他們心中所想的那麼大膽。他們說，國王曾表現他自己對於人民是公道的，仁慈的，又說他讓過許多步，批准過許多要求。但是下議院是太難滿足了，他們要求國王成為他們的附屬品，被保護人。這一點國王辦不到，他若遷就就不再成其為國王了。當國王與議會不能取得一致的時候，理應由議會讓步，因為只有國王才是統治者。下議院既不肯讓步，國王也就只好撇開議會，自己治國，這顯然是必要的，人民遲早會明白這件事。然後議會也會明白過來，變得更明智些。什麼時候有需要，國王自然會再召開議會，什麼也阻擋不了他這樣做。

宮廷比內閣更缺少遠見，只知道解散議會是掃除了一個困難。當議會開會的時候，廷臣們老覺着坐立不安，誰也不敢大膽追逐財富，誰也不敢放手享受他們的特權。權利遇到了障礙，陰謀鑽營也不易施展，白廳的游宴罩上了一層不歡的陰影。國王思緒萬端，王后也惴惴不安。現在議會解散了，這樣的不安與拘束隨之消失了，於是舊日的豪華又重新出現，個人的勃勃野心又象野馬奔騰起來。宮廷所要求的，並不超過這個；他們絲毫也不願想一下，當他們一味努力追求眼前目的的時刻，他們豈不是同時幫助了本國政治進行一種變革。

人民卻不是這樣判斷事物的；從他們眼中看來，解散議會是一個深謀遠慮的確實徵象，有人決計要毀掉上下兩議院。下議院剛剛解散，漢普頓宮、自廳，凡是國王行幸所到的地方，天主教徒（無論是秘密的抑或是公開承認的）、絕對權力的宣教士們及其信徒、陰謀家們與尋歡作樂的人們（他們對待任何信條都是無所謂的），都為他們的勝利而互相額手稱慶。與此同時，在倫敦塔里，在倫敦及外省的重要監牢裡，監禁了許多公共權利的衛護者（很受侮辱與虐待）。議會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言論行動自由的地方，這些人反而因此被彈劾。他們要求享受議員特權，他們要求取保釋放，法官們卻遲疑地不知如何答覆才好。1629年9月，國王與法官們通了信息，犯人們的要求全被拒絕了。他們當受審的時候勇氣不衰：大多數不肯承認他們犯了罪，或任何錯誤，也不肯交付罰款。他們寧願坐牢。埃利奧特註定要死在監牢裡。

當國王還在迫害議員的時候，群眾的憤怒與日俱增，並毫不遲疑地公開表示出來。儘管議會失敗了，解散了，但它仍有某種形式的繼續存在，仍然通過議會的領導人的聲音在全國的審判官們面前奮鬥着。被告的議員們堅決不屈，這更使人民鬥志昂揚。人民常看見犯人從倫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受審完了又從戚斯敏斯特回到倫敦塔，人民的高呼和祈禱一路陪伴着他們。法官們顯然流露他們的焦急，這使人民得到一些希望。有人喊道，「希望全沒有啦！」但群眾也如同在戰場上一樣，一時覺得有希望，一時又感到害怕。

但是大審判結束了。有幾個議員，因為受恫嚇或是被誘惑，而支付了罰款。奉命遠離首都，住處至少要離王宮十英里，歸隱田園以遮掩他們的軟弱。其餘的節操高尚的人則堅持到底，始終不屈，他們深深地坐在牢獄裡。人民看不見他們的面容，又聽不見他們聲音；他們也不再聽見、看見人民。大權在握的人不曾遇見公開的反對，就以為自己已獲全勝，而且在自外於人民之後，認為人民已經一敗塗地，是不可能再起的了。1629年4月11日，查理急忙同法蘭西訂立和約。1630年11月5日，又同西班牙訂立和約，他看見他自己終於內無勁敵，外無仇人了。

有些時候，治國是很夠便當的事。在一個時期中，公民們只注意他們的個人利益：鄉紳們在郡中議事，商人們在他們的市政廳內，水手們在口岸上，學徒們在店裡，都並無什麼議論，亦無憤激的舉動。這並不是說，全國人民從此就麻木不仁苟安下去。不過他們的活動，趨向於別的方向，他們好象是在勞動、辛苦中忘記了自由的失敗。查理的專制手段，雖是以上凌下，卻不那麼強烈。處於這樣新境地中，他不甚干預人民的自由；國王並不籌劃什麼雄圖大業，他亦不爭取規模巨大但是風險四伏的光榮，只滿足於尊嚴地享受他的權力與地位。和議既成，他就覺得他沒有必要再向人民要求巨大的犧牲，人民只致力於耕種、貿易與讀書，此時也不復有野心勃勃的無休無止的專制來阻止人民的努力，或妨害他們的利益。所以國人的繁榮也相應地進步得很快。秩序恢復了，而這樣的正常的興旺發達情況，就給了當權者一種表面形象，好似他是明達的，而全國對一切是逆來順受的。政府面臨的麻煩是從國王的周圍臣僕們那裡再度開始的。人民同國王的鬥爭剛剛似乎告終了，但馬上就發生兩派爭奪，看誰能夠左右這個重獲新生的專制，而以王后與政府為一方，宮廷與內閣為另一方。

王后一到英國，一點也不掩飾她對新國家沉悶的感覺。英吉利的宗教、制度、風俗、語言，全都令她不快，甚至在他們結婚後不久，她就以稚氣的無禮對待丈夫。查理有一次因為她大發脾氣而忍無可忍，不得已立刻把隨她來到英國的幾個人送回大陸（1626年7月間事）。她遠離法國，只有統治的樂趣才能使她聊以自慰；而她是從她眼前不看見有可怕的議會以後，才感到治國的全部快樂的。她儀態和藹而活潑，她不用多久就操縱了一個具有高度純潔的原則性的青年國王。他還很感激地承受她的節制，認為她既能降格相從，與他為侶，他就早已感到受寵若驚。查理是個拘謹人，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卻難以使這位輕佻好動、性格強悍的亨利埃塔·瑪麗亞滿意。她所要的是舉世公認的，不可一世的王國——要能讓她在其中炫耀一切，這個王國必須是無所不管的，若不曾奉這個王國的應允，無論什麼享都不許做，無論什麼話都不許說，一言以蔽之，她所要的就是權力，也就是一個妄自尊大、毫無頭腦的女人不息地企求的權力。包圍她的人們，一方面有天主教士，另一方面有追逐富貴的輕佻之徒，卑劣的陰謀家，以及年輕廷臣們，他們早已前赴巴黎學會了諂媚她的秘訣。這些人口口聲聲稱道，只有依仗她才有富貴，才有勝利，只有依仗她才能解救他們所奉的宗教信仰。本地的天主教領導人，羅馬教皇的使者們，在王后宮裡討論他們的秘藏於心中的希望，也就是在她的王宮裡她所眷顧的人們所大事賣弄的大陸上的見解、習俗和時髦風尚。王后宮裡無一不是外國式的，而且無一不觸犯英國的信仰與風習。宮裡每天作出許多策劃與要求，而這些如不採用非法手段，或濫施恩惠，是完全無法辦到的。王后預聞他們的陰謀，擔保策劃人的成功，並保證國王將加以批准。不但如此，她還同國王說，為了使人民眼中都看到她確確實實受國王的敬重，就該使人民知道他每事必向她商量，而且凡是未得到她允許的事，他就不做。如若國王拒絕她的要求，她就大發脾氣，怪他既不愛她，又不會做國王。查理也喜歡看見她有所求於他，或要求他愛她，因此只是一味想着如何為她分憂，如何消她的怒氣，此外就別無其他念頭了。

對於這樣喜怒無常的傾向，縱使是最富於奴性的樞密顧問官也不肯不加抗拒而服從的。查理有兩個顧問官，他們不是無頭腦無氣魄的人，他們雖然是死心塌地忠誠於國王的事業，卻不願因一個女人的幻想或宮廷的要求來為國王效勞。

斯特拉福德拋棄其同伴而依附國王，這並不要求他犧牲什麼十分確定的原則，也用不着卑鄙地違背他的良心。他原本是個野心勃勃、性格強烈的人，只是由於痛恨白金漢，這才一變而為一個愛國者。只是由於思慕榮華，嚮往充分地炫耀他的才華與他飽滿的精力，而並不是出於正直的和深刻的信念。他的目的在於行動，在於升官，在於治人；說是目的，不如說是他的天性的需要。現在他替國王辦事，正象他從前為自由出力，而現在的熱勁不減於前，只是他目前要做一個嚴肅的、高傲的、有才力的、不肯屈尊的閣臣，而不是一個輕浮的、專事巴結上峰的廷臣而已。他的心路十分廣闊，因此不甘心自閉於宮廷陰謀的卑瑣範圍之內，他的傲性太過急躁，因此不肯遷就宮廷的禮節與見解。他熱心辦事，不怕任何敵手，排除一切抵制。他熱衷於擴大和加強國王的權力，現在國王的權力也就是他自己的權力啦，但他又同時忙於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締凡是他認為非法的私人利益，推進凡是他認為不致危害君權的公眾利益。他是一個其烈如火的專制家，但是還不能說他全無愛國之心，不能說他一點也不追求國家的繁榮富強。他完全了解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應用什麼手段才能夠贏來專制權力。他的目標，他治國的特色，他努力使人們從國王的統治中得到的印象就是：一個雖專制而強有力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前後一致的，是勤奮的；它藐視民權，但卻關心人民的幸福；他討厭一切卑劣的陋習、一切輕微的失政行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與上下，不分宮廷與民間，統統聽命於它的意志和觀點。

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勞德大主教，塵世激情較少，但無私的熱心卻是較多，他給樞密院帶來同樣的感覺與同樣的意圖。他為人嚴峻，生活簡單，他狂熱地崇拜權力，無論是他為之效勞的權力，抑或是他自己手中持有的權力。從他看來，限制人民的行動和懲罰人民，就等於建立秩序，而秩序在他看來永遠等於正義。他不知疲倦地活動着，但是視野狹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調和兩相對立的利益，又不肯尊重人們的權利，他閉目低頭，向前橫衝直撞，既反對自由又反對濫權；他以嚴格的正義感來反對弊害，又以狂熱的憎恨來反對自由。他對付廷臣與對待市民，是同等魯莽從事，而且同樣地毫不通融。他不企求同任何人做朋友，他沒有預期會有什麼抗拒，也不容忍有什麼抗拒，一句話，他深信只要一個人的手是乾淨的，那麼，大權在手就無往不利。他常常被一種牢不可破的定見所控制，這種定見以狂熱的激情和應分的權威左右着他。

這樣的樞密顧問官們正符合查理的新情勢。這兩個人既不在宮廷行列之內，就不很急於要討好宮廷，卻更多要效力於他們的國王。二人既無幸臣們的傲慢無禮，又無他們的無謂貪求。他們兩人凡事持之以恆，不辭勞瘁，有膽有為，忠於所事。愛爾蘭政務剛歸斯特拉福德掌管不久，這個一向是國王的麻煩、又耗費國王許多錢財的小國，就一下子變成國王的財富及勢力的來源。愛爾蘭的公債還清了，從前的捐稅，一向是無系統地徵收進來，又恬不知恥地浪擲掉的，現在則辦得很有條理，不久就收入多於支出啦，現在不復任憑貴族肆無忌憚地逼壓平民啦，不再容許貴族派系與宗教派系象從前那樣相互自由拚搏啦。斯特拉福德到任時，看見軍隊疲弱，無衣裝，無紀律，在他重新整頓之後，軍隊變得紀律良好，糧餉充足，不再搶劫居民了。治安既有人維持，貿易就開始發達，製造業興起了，農業也有進步。簡單地說，愛爾蘭現在是應用專制，依靠嚴刑治理的，有時甚至使用不名譽的暴烈手段。從前，到處受大大小小的稅官們的層層剝削，到處受自私自利的和無知無識的貴族們的欺壓，而現在則對於一般的文明以及君權都有裨益了。

勞德在英格蘭掌管民政，不似斯特拉福德在愛爾蘭的權力那樣廣泛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這位朋友，但他卻遵循同樣的路線施政。他受任為管理國庫的專員，他不僅禁止一切的侵吞與非法的支出，他還竭力研究以便明了各項稅收系統，且要想出方法使征說不成為人民的沉重負擔。稅官為了榨取私利，致令徵稅中出現許多留難和弊端。勞德聽了商人們的申訴，當有暇時，同他們會談，在逐步明了有關商業貿易的許多利害關係以後，就廢除許多有害於商務而無益於國庫的障礙。1636年3月間，他推薦倫敦主教賈克森做財政大臣。他是一個勤奮溫和的人，他掃除了許多有害於國王又有傷於公民的弊政。勞德認為，自己既然為國王與教會服務，就可以壓制人民，且可以提出很不公道的建議，但是一到與國王或教會都無關的問題，他就以善良與真理為目標，高舉善與真，毫無畏懼，也絲毫不顧到其他的利益。

如果說，這樣一個正直、勤勞但是有時卻又專制與橫行的政府拒絕承擔一切責任，對全國人民並無什麼利益的話，那麼另一方面，它對宮廷卻是利益太多反而成了壞事。幸臣們可以在宮廷取得成功。如果他們遇到了敵人，他們也可以結成黨羽，而在私人利益衝突的局面下，一個善於耍陰謀詭計的人，完全可以促使他所伺候的人去反對他所痛惡的人。白金漢就是這樣的人。但是無論什麼人，無論他是用專制或用法律治國以求普遍有利於人民或君主的，必定會招致所有廷臣們的怨恨，因此廷臣們群起而反對斯特拉福德與勞德，比人民反對得更強烈，而且應用更多的手段。當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現於白廳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撅起嘴嗤笑他，笑他是個暴發戶，笑他是個粗鄙的鄉紳，他們聽慣了關於他在議會是反對宮廷的說法。他們也不喜歡勞德的嚴肅態度，以及他的說話直率，譏笑他是個講神學的書呆子。這兩個人都有幾分傲氣，對別人的話漫不經心，態度又一點不討人的歡心，兩個人都看不起陰謀或鑽營，主張節約，好談公務與國家需要，而這都不是宮廷所樂聞的。王后對他們漸生反感，因為他們阻撓她對國王的潛移默化，高等貴族恨他們的權力，所以不用多久，宮廷和人民便聯合起來攻擊他們，大聲疾呼反對他們的專制。

查理卻並沒有拋棄他們，他完全信任他們的忠誠與才幹；他們的見解與他個人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愛勞德的奉教虔篤。但是儘管他不理睬宮廷的看法而重用這兩個人替他掌政，但國王卻無法令宮廷接受他們二人的治理。查理的舉止與感情都很嚴肅，他的思想深度不夠，不能洞見絕對專制的不易貫徹，不知道要實行專制必需犧牲一切。在他看來，國王的權力就是這樣，好象無論什麼事，都不用他操心費力便能辦到。他在內閣裡頭是經常地專心於公眾事務的，但是盡了責任之後，就不再操心啦。他對於實行統治的需要極少關注，而是更多地想到統治全國的樂趣。在他看來，王后的喜怒、宮廷的慣例、宮內職官們的權力，都是必須考慮的要事。他的王位的政治利益，要求他不可忘記那些事項。因此就接連發生許多令人煩惱與不愉快的事。國王讓他們兩個人去飽受這些折磨，他以為把他們二人留在位子上，就盡了他的力量啦。國王命他們施行專制，誰知他們一旦要宮廷有所犧牲，或要實行與白廳的方法或條規相反的事，他們的權力就行不通了。當斯特拉福德在愛爾蘭辦事的時候，他常奉命進行解釋與道歉，可是現在有人說他言語中間藐視了王后，又有有勢力的貴族訴說他高傲，他不得不為他所說的話剖白，為他的態度及品格申辯。所有這些無根據的控訴，逼他從都柏林作出回答來辯白他所說的話，以及宮廷所傳播有關於他的謠言。他不一定常常得到國王的關於保證他無事的答覆，這些答覆可以使他安心辦事，而不必提防那些不怎麼嚴重的危險。

因此，儘管國王的主要顧問官們有精力、有熱情，儘管國內太平無事，又儘管國王的行為具有良好的個人品質，他的語言雖然充滿自豪感，但政府仍是軟弱無力，不受人們的敬重。政府受到國內紛爭的打擊，輪流被兩個相反對的勢力所支配，它們有時不顧一切地擺脫法律的束縛，有時卻又在極其輕微的困難前面讓步。它行事無一定的計劃，每當轉折時期，就忘記了自己的規劃。政府已經在大陸上拋棄了基督教事業，甚至禁止駐巴黎大使斯丘達莫爾勳爵在基督新教教堂里禮拜，因為它的儀式與英吉利教堂的儀式不夠近似。但是政府卻允許漢密爾頓侯爵在蘇格蘭召募六千人，任命他為統領（1631年事），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旗幟之下，前去打仗，卻未料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條，而那恰正是英吉利國教所嚴禁的。查理誠心信仰亨利八世及伊麗莎白等所創造的革新宗教，但是不知是由於他疼愛他的王后，抑或由於稟性和平與主持公道，抑或由於他本能地知道什麼最適合專制權力，他往往給天主教徒以當時被認為是違法的自由權，而且給他們以幾乎是明明白白的優待。大主教勞德與他的君主一樣真誠地寫文章反對羅馬教廷，甚至於在講經中，竭力反對在王后的教堂里所舉行的禮拜儀式，但是同時，他卻很嘉許羅馬天主教式的制度，因此教皇認為有根據送他一頂紅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間事）。在辦理民政方面，也同樣地出現缺乏決斷、自相矛盾的情況。人們看不見有什麼宏大、明確的計劃，也看不出有一隻強有力的手始終一貫地顯示力量。英國在大事炫耀專制主義，而且有時專制主義還施行得很嚴酷，但是若要給專制以一個固定的基礎，卻是需要費很大氣力，需要高度堅忍的。日子一久，專制主義就逐漸被人淡忘了，以致專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採用的手段。財政辦得有秩序，很公正，國王又並不窮奢極欲，但是仍然十分缺乏款項，正如同國王是極其浪費、官吏們是普遍貪污情況下缺乏款項的程度一樣。查理從前很高傲地不肯向議會讓步，以取得足夠的經費，現在他卻認為應該降格以求，其辦法是減省他自己的費用，以便出入相抵。在他看來，富麗堂皇的御前排場、豪華的宮廷宴會、君主的古老風習，都是君主所應有的條件、權利，甚至是應盡的責任。有時他根本不曉得，臣下在籌備這許多宴會等等時已中飽了多少錢，等他曉得這種弊端時，他又沒有勇氣去改革它們。所以他雖然通過和平省去了各種額外支出，但他還是無錢滿足政府的需求。英國貿易發達，商船數量及其活動日益增多，這就更加要求海軍的保護。查理很有自信地答應給予保護，且屢次作出嚴肅的努力來實現自己的諾言，但是商船仍舊缺乏保護，因為國王的艦隻年久失修，水手們又久未領到餉銀。巴巴里的海盜竟敢來到英吉利海峽，到了多佛海灣。海盜騷擾大不列顛海岸，登岸劫掠鄉村，擄去幾千人（1637年事）。後來雷恩斯巴勒船長奉命赴摩洛哥搗毀了海盜的一個大巢穴，發現其中有三百七十個奴隸，有英吉利人，也有愛爾蘭人。政府十分懦弱無能，苟且偷安，僅顧目前，因此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解私囊，為一條船裝備軍械，以保護都柏林港口，使其免遭海盜的蹂躪。

這樣的昏憒無能，以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險，是逃不過有豐富經驗的人們的觀察的。駐在倫敦的外國代表們將此情況寫信回國告知其君主，所以儘管英格蘭虛有繁榮之名，大陸的常談卻是認為查理的政府是脆弱無力、魯莽輕率、岌岌可危的。英格蘭派駐巴黎、馬德里、海牙等處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視，甚至被人侮辱，而斯特拉福德、勞德以及其他閣員們，並不是不知道這樣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設法補救。其中最為勇敢最有才具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很奮力地反對一切阻礙，他為將來焦急，他迫切期望國王以勤勞和遠見治國，確保自己擁有固定的國幣收入、充實的武器軍火、堡壘森嚴的要塞，以及一支陸軍。他自己毫不遲疑地召集愛爾蘭議會（1634年）。愛爾蘭議會最聽話，又樂於供他驅策，這也許是由於議員們怕他，或是由於他有功於愛爾蘭。但是查理不許他再召開議會，因為王后與國王最怕聽議會這個名詞。國王害怕議會，因此他不容許斯特拉福德給專政加上法律的形式和給予法律的支持。他敦促了一些時候，並未成功，最後只好服從了。儘管他自己是個精力充沛的人，卻不得不受懦弱人的束縛。他具有遠見，卻是無濟於事，因為他是在與盲人對話。內閣有幾個大臣的想法與他相同，卻是更加自私，或更清楚地意識到任何努力都是徒勞，等到需要人支持他的見解、需要奮鬥一番的時候，他們都退縮不前，只剩下他同勞德兩個人去承受宮廷的陰謀與仇恨。

這樣的輕浮與手段不高明的專制，每天都需要些新的專制才能使之運轉。如果查理的專制不是最殘暴的，至少也是最不公平的，它完全應該得到英格蘭前所未有的濫用君權的罪名。查理既不能藉口於國事的需要，又無任何偉大的政績足以炫人心目，可以藉此來滿足人們的無名的需要，來滿足人們的朦朦朧朧的需求，查理就把人民古來就有的權利與人民的新近產生的願望，一齊拋棄不顧並橫加踐踏；他既不顧本國的法律與輿論，亦不管他自己許過的諾言，隨時依照環境需要，冒險嘗試各式各樣的壓制方法；一句話，採用最魯莽的決定、最非法的措施，並不是為了取得一個前後一致與有威可畏的制度的勝利，而只是為了逐日運用一時權宜之計苟且維持一個進退兩難的政權。狡猾的律師們奉命在舊檔中搜索，試圖從中發現什麼已被人遺忘的舊時的違法案件，努力揭露過去的種種弊端，將它們上升為國王應該行使的權利。於是就有其他雖欠學問但勇於作惡的辦事人，把這許多偽托的權利變成實在的、新的擾民苛政。若是有人上訴，那些奴性十足的法官就會宣布，事實上國王從舊時起就享有這樣的權利。若是怕法官們不一定肯迎合君主的意向，若是認為有必要不過分依靠法官們的影響辦事，就乾脆成立一批額外的非正規法庭，例如橫行不法的星法院，如北方政務會，以及一批其他法庭，獨立於習慣法之外，來代行法院職務。如果法庭的法官們還不夠嚴厲，還不適於供暴君的使命，那麼還可以找非法定的法官們來補充。於是，就這樣重新訂立久已不抽的捐稅，又巧立新名目，開闢一向不存在的稅捐。有許多專賣項目又出現了：這些專賣項目當初是伊麗莎白所創立又是她廢除了，詹姆斯一世所再立其後又取消了，議會一直不許徵收，而查理自己也曾一度取消過的。這些專賣項目使包辦人或享受特別利益的廷臣們，占有專賣幾乎所有貨物的權利，使人民飽受痛苦。他們又把專賣權的利潤分授與人，既不公平，又不正規，更招致人民憤怒。查理又常擴大皇家森林，這樣濫用君權曾多次逼使英格蘭舊時的貴族興兵造反，現在查理侵犯得更甚，僅僅以羅金厄姆森林為例，它從周長六英里，擴大到周長六十英里，人民若稍微侵犯其境，就加以追問，且課以異常沉重的罰款示懲。官員們四出查問擁有皇室舊有地產的人們的權利是什麼，查問某種差使的薪金是多少，又查問在土地上蓋造新房舍的權利，或耕種人把所耕的田地變作牧場的權利，他們若是找出錯漏來，他們並不革除弊端，反要人民出高價來換得弊政的繼續進行。國王與某些辦事人訂立不名譽的合同，給人以各種特殊利益，以及收取各種陋規的權利。他們甚至以法官的嚴酷變成一種漁利的手段。只要稍微有所藉口，就加以前所未聞的罰金。有人害怕這樣的災禍，就事先以重賄求免。這個時候的法庭，好象不作別事，而專為國王斂錢，否則也是專門叫國王的對頭傾家蕩產。倘若已在某郡人民中造成普遍不滿，濫征濫罰的辦法不容易進行的話，就將當地的民團解除武裝，改派國王的軍隊駐紮。人民不獨被迫供食供宿，且要供應他們的裝備。人民被迫償付他們並不欠的欠款，否則便受到濫捕窮追。官府按照他們的財產多少，信用及經營的事業大小，交付若干錢財，才釋放他們。無論是抽捐也罷，監禁、判罪、嚴罰或頒賞也罷，無一不是任意加身，隨心所欲。專制範圍日漸擴大，擴大到富人身上，因為富人有錢可取，也擴大到窮人身上，因為是不必害怕窮人的。終於因為平民怨恨之聲聚為巨響，宮廷聽了害怕起來，就輪到由導致人民怨怒的地方官們來行賄以求免罪。斯特拉福德如瘋似狂地橫行專制，因為有一個貴族蒙特諾里斯說了兩句略欠考慮的話，就要處他以死刑；雖然未曾執行，但在英格蘭已人言嘖嘖，甚至在國王的內閣中亦有人大聲斥責，大不以斯特拉福德為然。斯特拉福德為了平息眾怒，送六千鎊到倫敦分給重要的閣臣們。斯特拉福德委託科廷頓勳爵辦這件行賄的事，這個貴族原是個老奸巨猾，說道，「我知道該走什麼路，這就是說，這筆錢要送給能辦這件事的人，這個人就是國王自己。」斯特拉福德花了這筆代價以後，不獨免了罪，並奉命准他從他所隨意定罪的人身上刮下來的罰款中，隨意分送給他自己所寵用的私人。

這就是查理的財政需要的後果：他的恐懼心，較之他的財政需要，更使他走得很遠。他雖然十分自傲，對一切都漫不經心，但有時也還覺得自己力弱，需要人支持。他曾幾次嘗試恢復高等貴族所久已不享的權勢。他害怕鄉紳們在倫敦的勢力，他藉口禁止浪費，命他們回去，住在他們自己的莊園裡。星法院以維持貴族所應享有的尊敬為己任。若有人不敬貴族，或無意中得罪貴族，或說一句笑話，或稍微有點舉動，對於貴族的階級或權利表示不敬，就要受到極端的嚴刑重罰，被課巨款。國王與遭到不敬的貴族，則因此得利。國王的目的，是要壯大廷臣的勢力，抬高他們的身價，但是這樣的嘗試，並未繼續下去。這或是因為不久就看出這樣做無甚效果，或是因為貴族的往日歷史，使國王不太信任他們的子孫。事實上，有幾個貴族，就是站在對國王心懷怨恨的人們的前列的。而且人民所信任的也只是這幾個人。國王有時仍然能夠在宮裡的貴族們面前侮辱不做官的鄉紳，但是現在又顯得必要找出另外一個集團，這個集團雖然已有一定勢力，卻還需要國王的扶持，如果國王給他們一定份額的專制權力，他們就會有所貢獻，以報答國王。英格蘭的教士們對於這樣的使命企求已久，現在奉命履行這個使命了。

英國國教會是源出於塵世的君主的一己意願而建立起來的，此後就喪失了全部的獨立。這個團體既不復賦有神聖的使命，又不復能依靠本身的權利而存在。它遠離人民，並不是人民推選出來的。它與羅馬教皇和普世天主教會（從前是他們的支持者）分離，其主教們與高級教士們，不過是國王的代表、國王的主要臣僕而已。它是一個有責任代表在人性中最獨立及最高超的事物——信仰——的團體，但其基礎卻是如此薄弱空虛。英國國教會早已看出自己這個體制的根本缺點，但是由於教會的許多危機，由於害怕亨利八世及伊麗莎白的鐵腕，它不敢採取任何步驟恢復其地位。這個教會同時受到天主教和不奉國教的人們的兩面夾攻，其所擁有的教會財產以及它的信仰，也就同樣地岌岌可危。因此它無保留地服從俗世的君主，承認自己的依附地位，承認君主的絕對的無上威權，因為在這個時候，只有這種威權才能夠拯救這個教會，免受仇敵的侵害。

到了伊麗莎白晚年的時候，國教士中一些以德高望重自負的人，曾有所表示。坎特伯雷大主教下面的牧師班克羅夫特博士認為主教制度並不是世俗的制度，說自從使徒時代以來就是由主教管理教務的，主教們不是從國王手中，而只是從上帝手中得到各項權力的。事實上這些新教士已經開始認為自己的權力有了更加堅固的基礎，因此便起步走向獨立了。這個嘗試雖然小心翼翼地進行，卻受到輕蔑的反對。伊麗莎白斷然宣稱她對於宗教有充分的、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力，她着重地反覆對主教們說，如果不是出於她的意志，他們就一文不值。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只好說道，他希望班克羅夫特博士所說的話是對的，但是他不敢認為自己的話是對的。人民很起勁地站到女王一邊，他們的唯一願望是要求改革宗教，他們很明白，主教們若要獨立，其意並不是要使信仰不受君權干預，而不過是為了便於自己壓制信仰。

詹姆斯一世在位時，不曾做過什麼具有決定性的事情，他自私、狡詐，不考慮壞事是否會變得更為嚴重，只要他不遭禍害就行。他維持他對宗教的最高無上的權威，但給與主教們若干恩惠，有心加強他們的勢力（通過虐待他們的仇敵的辦法），因此他們的自信與力量也日益增大。他們熱心地宣稱國王有神賦的權力，不久又開始宣稱他們自己有神賦的權力，班克羅夫特當初羞答答地提出的主張，現在已變成全體高等教士所公開承認的意見，他們寫了許多論文來支持這樣意見，又在教堂的講壇上加以鼓吹。1604年12月班克羅夫特被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每逢國王炫耀他的權力，教士們必鞠躬致敬，不過他們在暫時謙虛一下以後，立刻就又提出他們自己的要求，尤其是要求反對人民，如此便更能得到國王的歡心，他們自己也就更加努力地支持絕對專制的事業，盼望將來有一天，非他們不足以維持統治，而國王也就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獨立，以保證取得他們的幫助。

查理同議會爭吵過，在國內很為孤立，他四處尋找統治的方法，國教的教士們就認為這一天終於來臨啦。他們又得到了巨大財富，聽由他們享用，無人敢同他們爭議。天主教士也不再引起他們的恐懼了。教會的大主教勞德得到國王的完全信任，讓他獨掌全部教務。在其他大臣之中，沒有一個人象伊麗莎白女王手下的布利勳爵那樣自稱害怕教士、竭力反對教士侵權、要同他們進行鬥爭的。廷臣們對此事漠不關心，或者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許多學問淵博的人為教會增色添彩。幾處大學，尤其是牛津大學，崇拜該派的原則。現在只餘下一個對頭，那就是人民，他們看見改革沒有完成，不滿之心與日俱增，就熱衷於完成宗教改革。但是教會的對頭又是國王的對頭。人民同時要求兩樣東西：對福音的信仰以及公民的自由，它們是互為保證的。而同樣的危險，既威脅着國王的權力，又威脅着主教統治制的權力。國王奉教虔誠，相信不獨他一人是由上帝賦予權威的，他相信主教們的權力也同樣源出至高，與他自己的權力同樣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從來沒有過現在這樣珠聯璧合的好機會，可以叫教士們一方面脫離國王而獨立，另一方面又可以壓制人民。

勞德就以他慣常的猛勁開始行動了。第一件根本要務就是要將教會內部的一切爭議停止下來，教會所奉的信條、所恪遵的紀律以及禮拜儀式，必需統一起來，絕不容稍有出入，然後才會有力量。勞德就以最大的決心，傾注全力，毫不遲疑、毫無顧忌地辦這件事。權力已集中於主教們之手。統管宗教事務及判決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來越專斷了，它的受理範圍、形式和課刑輕重也日益嚴酷。所有教會都被責令完全採用國教會的宗教教義，嚴格遵行其禮拜儀式；而且規定凡施行於大教堂的儀式禮節，必須嚴格施行於整個教會。有許多教堂牧師的職缺原在不奉國教的教士們手中，現在從他們手中收回了。人民成群結隊地去聽不奉國教的教士們傳道，於是便禁止他們宣講。他們既無教堂可以演講，又無職缺收入可領，便從城鎮到城鎮，週遊各地，信徒們或聚在客棧里，或在私人宅子裡，或聚在田頭，聽他們傳道。官吏到處追捕他們，迫害他們。在鄉間，貴族、退休的市民和富有的人家，崇拜他們的宗教，請教士們住到他們家中，聘請他們當牧師或教兒女讀書。但官吏們仍不放手，仍然迫害他們，驅逐他們出境。這許多受迫害的人只好離開英格蘭，他們前往法國、荷蘭、日耳曼，並在那裡依照他們的信仰創立教會。專制獨裁居然渡海來迫害他們，命令這些教會奉行國教會的禮儀。法國、荷蘭、日耳曼等國的工匠到英國來操他們的工藝，並曾取得執照，擔保他們可以自由信奉他們原來的本國宗教，現在卻取消了他們的執照，有許多人就離開英格蘭他去，單是諾里奇教區就失去了三千名這樣的勤奮的外國工匠。就這樣，不奉國教的人們，既乏任何藏身之地，又無業可操，有逃亡的，有躲藏的，卻仍然著書為他們的教旨辯護和宣傳。檢查官員禁止這樣的新書，並且搜查及禁止舊書。當時甚至絕對禁止在講經台上或在他處提到當時最激動人心的幾個問題；因為當時宗教上的對立和抗爭，既普遍又深刻，其中有涉及教條的，有涉及紀律的，有涉及人類命運之神秘的，也有涉及公眾禮拜的適當形式的。國教會既不許人不遵守他們的禮儀，亦不許討論教會的意見。人們既不再能聽到他們所愛戴的人講話，亦聽不到在他們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話題，就痛苦異常。性情溫和或膽小怕事的不奉國教的教士們，為了穩定人民情緒不受驚擾，為了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部分妥協，並要求官方亦作部分讓步，例如允許教士不穿寬大的白色法衣，不賦予聖餐枱子以神壇的形式或地位等等。官方答稱，如果所提到的宗教儀式形式原是重要的，那麼就決不可以不奉行，否則，如果本是不足重輕的，那就值不得特為提出加以反對。不奉國教的教士們被迫走極端，無他路可走，就決計抗拒。他們到了宗教法庭，而等待他們的是侮辱與嚴刑。主教們、法官們及他們的官員們，使用最無禮的口吻稱呼他們，叫他們笨蛋、白痴、流氓、光棍。只要他們一開口說話為自己辯護，或者有所解釋，官吏們就禁止他們發言。即使他們聲明不再傳道，不寫文章，不在公眾場所露面，而這些施行虐政的人仍不肯停止對他們的迫害。殘暴的方式是異想天開的，壓迫的時期是持久不息的。無論這群可憐蟲怎樣事前防備，也無法逆料在先，又無論他們怎樣忍受屈辱，也不能感動對方不施暴虐。格洛斯特地方有一牧師叫沃克曼，曾斷言教堂里的圖畫與裝飾品是偶像崇拜的殘餘，他就被拘入牢。不久以前，格洛斯特市曾給他每年二十鎊的終身補助金，此時卻下令停止發給。市長和市政廳的職員們也被控，因為給與這項補助金而受到很重罰款。沃克曼出牢後，開辦一所小學校，勞德又下令封禁。這個可憐的牧師因為要謀生，只好改當醫生，勞德又禁止他治病，如同禁止他教書一般，沃克曼被逼走投無路，發了瘋，不久就死了。

當時，天主教禮拜儀式的富麗場面逐步占領了牧師已被撤去職務的教堂。教堂四壁裝飾得富麗堂皇，但是迫害已將信仰趕出了教堂。許多禮拜堂是在大事鋪張的排場中行奉獻禮的，下一步卻需要用武力逼人，才有人來到教堂禮拜聽經。勞德最喜歡親自規定新禮拜儀式的詳文細節——有的是借自羅馬天主教的，有的是他自己別出心裁的，既浮華又冷酷。在不奉國教的人那一方面，每有變革，只要與規定禮拜儀式或教律稍微有所不符，就要治罪受刑。雖是這樣，勞德卻從來不同人商量，任意標新立異，只要國王同意就辦，有時且完全獨行己見。他改變了教堂內部的布置，禮拜的形式，很嚴厲地強人實行前此未曾行過的辦法，甚至改變議會批准奉行的禮拜漢式。這許多改變，雖然不以學羅馬教會為目的，但其結果卻是使英國國教會越來越象羅馬天主教。天主教士享受的自由以及他們所表現的希望，也許是由於不慎露真言，也許是由於有意表達，證實了人民的最壞的顧慮。有人刊行許多書籍，證明英國主教們的教義，大可以遷就採用天主教的教義，這些書籍雖然不曾領過正式執照准許發賣，卻是題名奉獻給國王或勞德大主教並公然容許其行銷的。許多神學家都是勞德的朋友，例如蒙塔古主教和科森斯博士，都相信同樣的教義。他們儘管如此相信，卻是不受懲罰。而人民所愛戴的幾個傳道士雖竭力恪守規則，委曲求全，企圖保留一點傳道及著書的自由權，結果仍歸枉然。所以人民日益相信天主教教義快要得勝利了，廷臣們置身於政令所出之地，也完全與人民有同感。德文郡公爵的小姐改奉了天主教，勞德問她是因什麼理由改教的。她寫道，「我不願意擠在人堆里，我因看見勞德閣下和其他許多人都匆匆地往羅馬方向去，我要從容不迫地獨自到羅馬，走在你們之先。」主教統治制就是這樣輝煌地又是這樣大權獨攬地建立起來了（至少勞德以此自詡），勞德於是進一步鞏固這個制度的獨立自主。有人認為在這件事上，國王也許不會那麼言聽計從，誰知不然。主教的神權，不久就成為國家所奉行的官方原則，不僅為上層教士而且也為國王自己所奉行。埃克塞特的主教霍爾博士在一部著作中提倡這個道理，勞德又特對這本書加以精心訂正。凡是稍有空洞、膽怯以及有所疑慮或讓步的話，都一概予以刪除。這種主張，先在書本上加以提倡，不久以後就付諸實行了。主教們組成宗教法庭，不再用國王名義，也不再代表國王，而且直截了當地用主教們自己的名義。他們的判決書上只需蓋用主教印章；他們又宣布管理各大學是大主教的固有權限。國王的最高無上權力並不曾正式廢除，不過可以說已只剩下一層薄薄的紗掩蓋着後來終於破壞此權的篡權行為了。教會就是這樣一方面逐步擺脫所有來自世俗政權的束縛，一方面干預民政；教會的司法權力擴大了，它是以犧牲普通法庭的權力而得到擴大的。從來沒有現在這麼多教士擔任閣員或居於國家高位。律師們有時看見他們的個人利益受到威脅，因而群起反對這樣的侵犯；查理卻不理睬他們；勞德也覺得不該理睬這些人。因此，當他設法把管理國庫大臣的權杖交給賈克森主教的時候，他欣喜欲狂地喊道，「現在讓教會生存並維持它自己的權力吧；一切應辦的事我都已全替教會辦好了，我不能再做什麼了。」

時局到了這個關口，憤怒的已不止是人民了。至少有一部分貴族也驚慌起來。他們從教會的發展中看見的，已遠不只是專制；它是一場正規的革命，它不滿足於粉碎人民群眾的改革，它還將玷污第一次宗教改革，使它陷於危險；它所破壞的正是歷代國王所創立及貴族們所採納了的。貴族們過去學會了宣揚國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與神賦權力，因為這至少也會叫他們免受其他任何約束。現在他們卻必須分別承認主教們的神賦權力，而且現在輪到他們向教會卑躬屈節啦，而過去貴族們是曾以讚賞的心情同意污辱教會、並分享過從教會奪過來的髒物。現在要求貴族們奴隸般地馴服，可是貴族們衛護自己的特權遠過於對自己自由權的要求。可是有許多人，從前原是他們的下屬的，卻已被許可得到幾分獨立。貴族們覺得不但他們的階級正在遭到危險，甚至他們的財產也岌岌可危。教士們神氣十足，他們早就看不慣了，他們聽見人們說，不要多久一個普通的教士就會變成一個與國內最高貴的紳士平起平坐的大人物，他們將會看見大主教們或他們的走狗幾乎都做了官，享受國王的幾乎全部恩寵，而貴族在失去了舊時的光輝、舊時的自由權利和勢力以後，國王的恩寵本是他們剩下的唯一補償。查理不獨誠心崇拜教士，而且在抬舉他們的同時允許給予他們強有力的支持，來反對人民的惡意。總而言之，譴責政府行為的傾向以及對政府動機的懷疑，不久以後已發展到怨聲載道，從城市的工場到白廳的客座，遍處是不滿之聲。

更高階級的人士對於宮廷亦表示不快，而且出現說長道短、百無禁忌的現象，這是一向未曾有過的。國人所最敬重的幾個高等貴族，退隱到他們自己的莊園，以不居廟堂來表示他們對一切大不以為然。在倫敦以及國王左右，獨立和調查研究的空氣到處瀰漫，甚至滲透到過去充滿奴才氣或極其浮薄無聊的議事會裡。自從伊麗莎白統治時代以來，對科學和文學的愛好已不復是教授們的專享權利。那時宮廷好與著名人士、哲學家、學者、詩人、美術家做朋友，並且喜歡和有學問和文才的人交談，以此來作為新的賣弄方式，別的人也喜歡同這些有學問的各等人物來往，作為一種高貴的消遣。但是不能把反對派的需要同這些集會的精神混為一談；這些集會，無論是在有名的酒店裡，或在貴族的公館裡舉行的，最時髦的事就是諷刺那班不奉國教的虔誠信徒們的古板性格和瘋狂抗拒，人們稱這種信徒為清教徒。人們聚集的目的，不外是宴樂、賭博、文學討論、相互恭維、表示好感，這些集會向來都以國王為中心，國王又總是這些集會的保護人。可是當查理在位的時候，就不復是這樣啦。文學家與世情練達的人士往往在一起聚會，他們所討論的卻是更嚴重的問題，而且只在當權者視聽範圍以外才開口，因為這些話是冒犯他們的。他們所談的是國家大事，道德學，宗教問題，談起來妙語橫生，有聲有色。從外地旅遊回來的青年，在法學院學習法律的人們，思想認真、活躍的人，只要其階級與家境給予機會，都很熱心地來參加討論。在這些集會中，塞爾登傾吐他的學術珍藏；奇林沃思談論他對於宗教信仰的懷疑；福爾克蘭勳爵（此時還很年輕）請眾人到他的家中聚會，人們把他的花園比作古希臘柏拉圖的學園。在這種集會裡頭，並未形成什麼派系，有的只是自由和健強有力的意見。這些人並不為私利或個人意圖所束縛，不過是樂於聚話一堂，交流見解，且以慷慨激昂的情緒互相鼓舞。他們無拘無束地論辯，他們所追求的只是真理與正義。有一些特別專心研究哲學的，就研究什麼國體最適宜於人類的尊嚴，也有以律師為業的人，專心注意不輕易放過國王或他的內閣的非法的政令。亦有以神學為職業或有志於神學的人，他們很謹嚴地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情況，研究它的原始信條和它的禮拜儀式，並以之與勞德所嘗試成立的教會相比較。這些人不是以共同的激情與共同的危險結合起來的，也沒有任何具體的宗旨或目標，他們只是一致憎厭專制，且互相激勵以憎厭專制、藐視宮廷，且對議會表示遺憾。他們企求的可算是一種改革，他們明明知道這種希望是微薄的，但是在他們的自由思想的深處，這個改革將會使他們的憂慮告終，將會實現他們的全部願望。

離宮廷遠一些，階級低一些、教化稍差一些的人的感情卻具有更嚴厲的特色。他們思想狹隘，卻更富有決斷。在這種社會裡頭，意見是與利益相聯繫的，激情又是與意見相呼應的。鄉紳們的憤怒，更多是指向政治專制的。高等貴族與封建制度既已腐敗動搖，較低階級對高等階級的尊重就大為削弱。鄉紳們都自認為是從前贏得大憲章的人的後代。他們不斷地互相提醒，從前他們的乃祖乃父，如何對君上作戰，祖宗的一言一語如何成為法律。現在看見他們的權利、他們的人身乃至他們的財產，都受制於國王與他的閣臣們的喜怒，自然不勝氣憤。他們既不搞哲學理論的研究，又不去引經據典地辨清民主制、貴族制、君主制的差別，他們一心一意只想着下議院。在他們看來，下議院代表貴族與平民、也就是貴族與全國人民的古老聯合：近年來，只有議會保障民眾的自由，亦只有議會能夠重新恢復民眾的自由，而當人們談到議會的時候，人們想到的只是下議院。於是人人心中逐步形成了一個想法，那就是：議會執掌無所不包的權力，這是合於法律的且是在所必需的。說到教會，大多數的紳士對於管理教會的方式，都無特別意見，而且肯定沒有破壞教會的意思。他們並不敵視主教制；但討厭主教們，認為他們是專制制度的幫凶和保護者。宗教改革的時候，曾經宣告授予廣大公民以選舉權，禁止濫用神權干預塵俗世界的政務。國教教士們卻努力要恢復羅馬已失去的權力。鄉間的貴族及紳士們的公意，本來並非不願意贊成主教制的，條件是教會不得要求政權與神權；國教會所存在的此種野心必須加以撲滅；不許在英格蘭存在羅馬教皇的繼任人，不許主教們干預國家政事，而只宜遵照本國的法律，辦理各教區的宗教事務。

在市鎮內地位較高的市民，在鄉村里大部分小鄉紳及幾乎所有的地主，他們的看法遠遠超過上述那些，情緒更加激烈，尤其關於宗教事務。他們熱心地堅持改革的大業，渴想徹底實現他們的重要主張，深恨一切類似天主教皇制或令人想起教皇制的東西。他們說，原始基督教會，其禮拜形式的樸素，其信條的純潔，都被天主教皇的金字塔式的統治機構破壞無餘了。因此他們又說，第一個改革過的教會，新使徒們茲溫利斯、卡爾文、諾克斯等人很快就取消了這種專橫的制度，及其大肆鋪張的偶像崇拜儀式。福音是他們奉行的規章，早期的基督教會就是他們的模範。只有英格蘭頑固地走着教皇制的道路，因此人們問道：難道主教們的扼制的苛刻程度遜於羅馬麼？主教們的行為比羅馬的更合於福音麼？主教們的驕橫，亞於羅馬嗎？他們同羅馬一樣，心中想的只是權力與富貴。他們同羅馬一樣，不喜歡多傳道，不喜歡嚴肅的作風，不喜歡祈禱的自由。他們同羅馬一樣，要求將基督徒心靈的感應，統統納入刻板的繁文縟節之中。他們同羅馬一樣，用他們禮儀中的俗不可耐的賽會式表演來取代基督耶穌的生氣勃勃的語言。到了神聖的安息日，真正基督教徒們難道不想回到自己的家裡舉行自己的虔敬的禮拜儀式麼？可是無論在什麼廣場，無論在什麼街上，都有遊戲與跳舞的喧譁和酗酒滋事，侮辱性地打擾他們的默禱。主教們還不以放任人民做這樣瀆聖的消遣為滿足，他們甚至鼓舞他們——不，幾乎命令他們做此種事，惟恐人民嘗到更神聖的樂趣。在眾信徒中，有人的畏怯良心不是被教會的某種作法刺傷了麼？主教們聲色俱厲地命令這個人恪遵教會法律的每一個細微末節。他們若看見另有一人認真守法，他們卻又用他們的新法來找他的麻煩。他們壓碎恭順的人；他們激起心志高超的人起來造反。四面八方都在強調真正信仰的敵人的準則、習慣和主張。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地拋棄福音呢？為什麼要壓制最熱心的基督教徒呢？他們所維護的權力不是福音所帶給任何人的，也決不是早期的基督信徒們所知悉的。人們希望廢除主教制，希望使教會再度獨立自主，希望由權力均等的牧師和純樸的福音傳道士，共同地、協同一致地管理基督教徒的紀律，這樣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會，以後不會再有人崇拜偶像或實行專制，等到宗教改革最後成功時，就不復有害怕天主教教皇制的必要，現時該教派已經到了門口，正要侵犯上帝的門戶，而看門的人正在準備應敵呢。

在宗教改革初起的時候，許多這方面的見解已在暗暗地醞釀，人民看見這些見解已被若干有錢有名有勢力的人作為他們的直接與自然的支持人所採用，人民也就對這許多見解並對自己加強了信心。人民雖然當時不曾發生變亂，不久卻就改變了本國的整個情況與面貌。在1582年與1616年，少數不奉國教的人，已正式與英格蘭國教分裂，自稱為布朗派與獨立派（後來都很聞名），形成兩個分裂的小教派。它們拒不承認一切教會的全面統治，聲稱信教團體都有權在純粹的共和制基礎上，安排自己的禮拜方式。從這個時期起，就有幾個私立信教團體是依照這個模型建立的，但是人數不多，又很貧窮，他們與國家、教會都很疏遠。他們毫無自衛的手段，因此一經查出，便受迫害，他們各自逃走，多半躲向荷蘭。但是不久以後，對自由的渴望與對祖國的熱愛，便在他們內心互相鬥爭起來。為了調和這兩個方面，他們就送信給留在英格蘭的親友們，同他們商量，想前往一處不甚為人知的乾淨土，卻必須是屬於英國的土地，又是只有英國人居住的地方。較為有錢的人們變賣財產，買一條小船，置備糧食，畜牧工具，在一個他們所奉的教派的牧師領導之下，前往荷蘭，再與他們的朋友們同赴北美洲，那裡已經有人在作開墾殖民地的努力了。但是這種船隻往往不夠大，要去的人太多，不能掃數裝走，遇有這種情況發生，全體的人便在船隻停泊的地方聚在海灘上，而逗留在此地不能成行的會眾的牧師，就在灘上作送別禮拜，即將離國的牧師，亦作禮拜以作回答，表示辭別。他們在一起祈禱許久，才相抱而別，於是一部分的人揚帆而去，一部分的人很憂愁地回去，只好在陌生人群中再等機會渡海，將來與他們的親友們會合。這樣的遠征進行了好幾次，並無障礙，這是因為難民們都是無名之輩。不料在1637年間，國王忽然得知難民出洋人數增多，次數頻繁，且有許多資財可觀的市民們做這樣的事，且帶走許多財富，據說本國已經失去一千二百萬鎊的錢財。現在已經不再只是少數的孱弱的無名的信奉異端教派的人們感覺受到虐政壓迫的問題了；他們的意見正在傳播着，有一些並不採納他們意見的人，也有他們同樣的感覺了。政府在多方面的所作所為，弄得自身聲名狼藉，以致成千上萬的階級不同、貧富不同及目的不同的人們都離開了本土。政府頒令禁止人民出洋（1637年5月1日事）。正在這個時候，有八條船，泊在泰晤士何上，準備啟碇，在船上的人中有：皮姆、哈斯勒里格、漢普登和克倫威爾。

他們不該躲避專制而逃走，因為人民已經開始抵抗專制了。初時不過是不滿，後來繼之以醞釀，現在人民嚮往的已不限於恢復法律的秩序，甚至不止於廢除教會的主教制啦。有一個大黨派在策劃這種雙重的改革，在他們周圍，產生了許多更激烈與更大膽的小派別。四面八方都有從教會分離出來的小集團，以對某一教義作出這樣或那樣的解釋來作為它們的標誌。有以拒絕某某種儀式為表徵的，亦有以打倒整個主教制統治、主張信徒們絕對獨立並只信賴聖靈的靈感為特點的。四面八方都是熱情制服了畏懼。儘管有勞德的很活躍的裁判異端的法庭，但是各式各樣的小教派還是在市鎮的地窖里聚會；若在鄉間，則在糧倉里或在森林中集會。陰森森的地點，他們因聚會而招致的危險與困難，都更加激勵牧師們及聽講的人的想象力。他們在聚會地方一呆就是好幾個鐘頭，甚至通宵達旦。在那裡祈禱，唱聖詩，求上帝啟示，並且咒詛他們的敵人。他們愚蠢的教義，他們的微弱的會員人數，對於他們自身的安全，對於這些狂熱的聚會的信譽都不算重要；他們受到了席捲全國的普遍憤怒的蔭庇與保護呢。時隔不久，那些不奉國教的人，不問採用什麼名稱，不問信奉的是什麼信條，又不問他們作出什麼策劃，就對他們另眼相看，給予最大的信任，因此他們也就索性以他們的服裝及舉止與別人區別開來，即使在迫害他們的人面前，他們也公開表示他們的意見。他們穿黑衣裳，頭髮剪得很短，戴的是高頂寬邊帽子，無論走到哪裡，群眾總是敬重他們，稱他們為聖者。儘管到處受到迫害，但他們聲譽日高。甚至連偽君子之流，也宣稱站在他們一邊。破產的商人，失業的工匠，因沉湎酒色、欠債纍纍而為眾人所不齒的人，凡要在眾人眼中抬高自己身價的，無不仿效聖者的服裝、舉止，而且學他們說話的腔調，並且通過人民對聖者的熱心信託，取得了歡迎和保護。在政治事務中，這樣的風氣也日益擴大，不過不那麼普遍，沒有多少混亂就是了。在較低的階級的人民中，前所未聞的平等觀念和要求開始流行，這是他們生活景況改善的效果，要不然就是宗教見解的影響。在較為高級的社會裡頭，一些自視甚高而粗率坦直的人士，鄙視宮廷，又看不起舊法律之無能，他們思潮高漲，慷慨激昂不能自己。當他們靜坐觀書或與密友私談的時候，往往夢想實現更為簡單與更為有效率的社會制度。亦有許多人出於不那麼純潔的動機，平日對於各種信仰，都淡然處之，行為上也一向放蕩，他們的脾性或機會，將他們投入胸懷不滿的人群中。他們很想出現無政府狀態，以便大顯身手，實現野心，至少也可以使他們不再受束手束腳之苦。狂熱與放蕩不羈，真誠與詐偽，敬重古法與蔑視舊制，合法的願望與圖謀不軌的期望，這一切匯合起來，釀成泛濫於全國的憤怒。大家聚集起來一致反對這個權力，它的專制暴政在不同感覺不同見解的人們中間激起了同樣的深仇大恨。同時，君權的魯莽行事和軟弱無力，也給地位最低下的黨派和膽量最大的夢想家以活力和希望。

在一段時期內，國王與他的內閣竟不曾覺察出群眾的憤怒的增長，政府已與國民疏遠，又由於不曾碰見下面來的有效抵抗，因此雖遇一些困阻，但仍然是充分自信，傲然自若。為了代其行為辯護，政府多次着重聲言，流行各處的思想很不妥，但是暫時的懷疑並未促使它覺醒與謹慎起來，它一方面畏懼仇敵，另一方面卻又輕視仇敵。政府看見有必要日甚一日地加強壓迫，但這並未能教它更認清形勢，相反地，一種十足蠢才式的驕氣，使政府將與日俱增的危險迫使它所採取的嚴上加嚴的鎮壓，錯看作自己力量強大的表現。

英格蘭在1636年間，小冊子滿天飛，它們反對寵信天主教徒，反對宮廷的一片混亂，特別是反對勞德與主教們的獨裁苛政。星法院嚴懲這樣小冊子的出版已經不止一次，可是現在小冊子比從前任何時代都多，都是十分激烈，播傳得十分廣泛，人們又還急於先睹為快。無論哪個市鎮都看到這種小冊子，最僻遠的鄉村也有，大膽的走私人從荷蘭運來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大發其財；在教堂里也評論這些小冊子，勞德雖然霸道，卻還無法完全清除教堂里的清教徒派的傳教士。內閣看見使用平常的嚴厲手段毫無效力，就更加怒氣衝天，決心試用其他方法。同時將律師普林，神學家伯頓，及醫生巴斯特威克拘捕到星法院受審。政府最初本來打算以叛國罪訊辦他們，這樣他們就會被判死刑，但是法官們宣稱，他們不能枉法到只判他們犯輕微刑事罪或輕微謀反罪。

審判程序不公，與判決的蠻橫無理可算不相上下。被告被傳到庭，法庭要他們當場立即辯護，不然就作為他們已經招認論。被告答稱，因為法庭不給他們紙筆墨水，他們不能寫辯護書。於是供給他們紙筆墨水，但規定須有一個律師在他們的辯護書上簽名，他們選了一個律師，但法庭有好幾天不許選定的律師進牢與他們見面。終於允許律師進牢了，律師卻不肯簽字，因為怕得罪法庭，又無別的律師肯擔任這件事。犯人們請法庭允許他們自己在辯護書上簽字，法庭不允所求，並恐嚇說，沒有律師簽字的辯護書將被認作他們所犯的罪已經得到證實。普林說道，「大人呀，你們在叫我們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法庭只是又把說過的話重說一遍。於是開堂審訊，一開頭便對其中一個犯人大施侮辱。四年前，普林曾因另一本小冊子之故而被判以割去兩耳的刑罰。法官芬奇看着他說，「我過去以為普林先生沒有耳朵，我現在想他還是有耳朵的。」這就使好幾個裁判官更詳細看他，法庭的糾察員為了使法官們滿意，就拉起犯人的頭髮，露出兩耳來，他們看見耳朵不曾割去就很不高興，就責備他。普林說道，「我望大人們不要見怪，我祈求上帝給你們耳朵，以便聽人說話。」

於是判決這三個犯人夾在頸手枷上示眾，並皆割去耳朵，交款五千鎊，終身監禁。6月30日宣判，如海的群眾擠在枷的周圍，執刑的人要推開眾人，伯頓說道，「讓他們來吧，不要驅逐他們，讓他們來吧，讓他們學學怎樣受苦吧。」執刑的人為這兩句話所動，果然不驅逐眾人了。有一個婦女對伯頓說道，「先生，上帝可以用你這樣的訓示來使許多人悔改作新人，重新回到上帝一邊。」他答道，「上帝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有一個少年看看他，立時臉上慘白；伯頓對他說道，「兒子呀，兒子呀，你覺得怎麼樣啦，你為何面色慘白？我的心裡充滿了慰藉情緒，假使要我得到更多慰藉，我也能得到它。」這一群人越擠越近犯人；有一個人給巴斯特威克一束鮮花；一隻蜜蜂落在花上。這個人說道，「你沒有看見這只可憐的蜜蜂嗎？」普林說，「她找到這個地方來吸取花蜜；難道我不能從這個地方來吸取基督的蜜汁麼？」普林繼續說，「假使我們重視我們的自由，我們是不會在這個時候站在這裡的，我們今天是為了大家的幸福和所有的人的自由，才把我們的自由交給這場事業。你們若是知道你們的自由被人侵犯得多深，若知道你們被拋進了什麼時代，你們就會看看四面，你們就會知道你們的自由可以合法地伸展到什麼地方，並維護自由。」空中盪漾着嚴肅的歡呼聲。

幾個月以後，4月18日，在絞刑架的四周又出現同樣的場面，利爾伯恩正以同樣的罪名受類似的殘酷刑罰。受刑的人的熱心和人民大眾的熱情似乎更高漲了！利爾伯恩綁在一輛車後，在威斯敏斯特的大街上拖着，人們一面拖他，一面鞭打他，他卻不停地激勵緊緊追在他後面的群眾。他被枷在頸手枷上的時候還不斷地說話，獄卒們不許他開口，他還是說個不停，他們便用東西塞進他的嘴。他隨即從衣袋裡取出幾本小冊子來拋與人民；他們紛紛搶小冊子；於是又捆上他的兩手。群眾不動了，靜寂無聲了，剛才聽過他說話的人，都不肯散開，一齊凝視着他。有幾個法官立在窗口，好象在好奇地看看他的毅力能支持到什麼程度；但他的毅力勝過了他們的好奇心。

到這個時候為止，殉道者都不過是平民，並沒有什麼有名有才有錢的人；殉道者們在未受審之前，確實大多數在他們的行業中都算不了什麼人物；他們所力持的意見多半都是宗教狂熱派的意見，這是人民大眾所最歡迎的。人民為他們的勇敢表現而自豪；不久他們就責怪社會中的上層人士們怯弱和麻木不仁了。老百姓們說道，「榮譽觀念，從前多半是在頭上的，今日它好象是痛風病，往腳下發展啦。」其實並不如此。鄉間的貴族與紳士，高等市民，他們的憤怒其實不亞於人民；不過他們看事看得更清楚，熱心卻稍遜，他們要等待重大的可以給予他們一舉成功的可靠希望的機會來臨。這次的公眾呼聲，激動了他們，賦予他們以自信。時機已經到了，全國的人已經徹底地激動起來，現在所需要的只是有名的、穩健的、影響巨大的領袖們了。他們就會起來抗拒，不是作為冒險家，也不僅僅是為了一派的利益，而是以全國人民的權利及利益的名義行事。

白金漢郡有一個紳士名叫漢普登，他發出了全國抗拒的信號。在他之前，誠然有過幾個人曾經嘗試起義，但沒有成功，他們同他一樣，曾拒絕不交納以船捐為名的苛稅，要求將這個問題交付法庭審議。他們還要求將這個問題提到法庭上，應該允許他們在莊嚴的審判中堅持他們的意見，即認為船捐是非法的，而拒絕交納是合法的；但是法庭一直想方設法躲避討論此事；漢普登堅持要求進行討論。他於1626年及1628年當選為議員，是反對黨的議員，卻並不曾招致宮廷的特別懷疑。自從最近一次解散議會以來，他生活得很寧靜，有時住在他自己的田產上，有時在英格蘭及蘇格蘭遊歷，無論到哪裡，他都仔細地觀察當地的人心趨向，同許多人聯絡，但從未表達他自己的感情。他坐擁厚資，行為檢點，從不炫耀豪富，他的態度滯重而單純，從不流露嚴厲；他以性格恬靜、平易近人著稱，鄰居們無論哪一派無不敬重他。他們都說他是通情達理，反對現在通行的制度，但既不是一個奉教到發狂的人，亦不是一個喜好作亂的人。所以該郡的法官們並不怕他，也不想傷害他。

1636年，他們派定捐款，派他捐微不足道的二十先令，無疑地是意在輕易地放他過門，而且希望捐款既輕，就可以避免使一個謹慎的人抗捐。漢普登不肯出捐，但既不感情用事，亦不吵吵嚷嚷；他一心想以身作則，要求司法方面鄭重裁定國家有無權力抽收此稅。他在監牢裡的時候，也是很安靜很沉默；他只求將案子交付法官們審問。他說，他樂於用法律處置這個問題，他希望國王也樂意這樣辦。國王新近才得到法官們的宣告，說遇有需要的時候，為國家安全起見，這種稅捐可以合法地徵收，所以由此而充滿了自信的國王，願意讓漢普登打這個官司。漢普登的律師們辦這個案件同漢普登一樣審慎，說到國王和君權時，都是畢恭畢敬，避免任何激昂的演說，避免任何危險的原則，只以本國的法律及歷史為依據。律師中有霍爾本先生，他說話的時候，有幾次暫時停住不往下說，而求法庭饒恕他辯駁得太激烈，且求法庭若是看見他超越禮貌及法律的範圍，立刻警告他。刑事律師們也讚揚漢普登的溫和。這場官司在人民憤慨聲中審了十三天，本國的根本法律經過了爭辯，並沒有人說民權辯護人們感情衝動，更沒有人懷疑他們有任何反叛意圖。

漢普登的罪案於6月12日宣判，表決時只有四個法官投了有利於漢普登的票。國王聽到這個判決，就為自己稱慶，認為是專制的決定性的勝利。人民的看法也是如此，認為從此以後不用再希望法官們或法律會為他們主張公道了。其實查理並無任何理由自鳴得意；人民雖然失去了希望，卻贏得了勇氣。人民一向是極度不滿的，但缺少團結力，以致未能一致行動；可是這次的判決一下來，鄉紳、市民、農民、商人、長老會、奉異端的，總而言之，全國無不覺得身受這個判決的損害。人人嘴裡都講漢普登，一提起他的名字，人民都表示愛戴與驕傲，因為他的命運就是他的行為的典範，他的行為就是國人的光榮。宮廷的朋友及黨羽，都不敢說這次打贏官司是合法的。法官們為自己辯解，幾乎到了公開承認自己怯懦的地步，企圖藉此取得饒恕。比較溫和的市民表現一片憂鬱的沉默。較為膽壯的人，直言不諱地表出他們的憤怒，以此私下得到一點滿足。倫敦與外省，不久就有許多滿腔怨憤的人找到了自己的領導人，他們聚會來討論前途。各處都定出措施，決定到必要時就聯絡起來一致行動，相互支持。簡單他說，一個黨派已經形成，它小心翼翼地掩蓋自己，但卻是得到全國的公認。國王與他的內閣仍然為他們最近的勝利而慶賀，誰知他們的對手們已經找到了起事的時機和行動方法了。

宣判漢普登罪名之後約一個月（7月23日），愛丁堡發生激烈的叛亂。這是由於武斷地及突然地採用一種新的禮拜儀式而激起的。自從查理登位以來，就效法他父親的榜樣，不停地努力推翻蘇格蘭教會從加爾文教派借用來的共和憲法，並恢復建立蘇格蘭的主教制（其輪廓至今仍然存在）的充分權力與光輝。他們要使這個計劃成功，就用盡了欺騙、暴力、威嚇、賄賂的手段。專制甚至採用懷柔和耐心等待的手法；有時迎合教士們的個人野心，有時利用小地主重視自身利益的心理，使小地主可以很容易地恢復他們的什一稅，而對教士們則升任他們為教會的高級人員與朝廷的高官。這些做法，是在不斷地向目標前進，卻滿足於緩慢的和迂迴的進程。人民的驚慌與日俱增，國教的教士們繼續抵抗，於是政府制止他們集會，並驅逐最大膽的傳道士。議會往常俯首聽命，但有時也有所遲疑；於是選舉被干預，辯論被禁止，也發生偽造選票的事。蘇格蘭的教會，在鬥爭的時期內（常是國王得勝），逐漸受到一種等級制度與紀律的約束，幾乎與英格蘭的教會相似，這種制度尊重主教及國王的絕對權力及神權，認為二者是同樣地神聖不可侵犯，而且是絕對權威。在1636年，這樣的工作好象要接近完成，主教們恢復了他們的宗教司法權，聖安得魯大主教（斯波蒂斯伍德）擔任王國的大法官，羅斯主教（馬克斯韋爾）即將任財政部長，在十四個主教中間有九個做了樞密顧問官，而且在會議中占舉足輕重的地位。查理和勞德認為大功告成的時機已到，不用與教士和人民商討，就硬將一套宗教法典和禮拜儀式強加於這個教會之上，以適合新的情況。

但是在蘇格蘭宗教改革與在英格蘭的宗教改革不同，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是由國王的意志及廷臣們的奴顏婢膝所產生的。蘇格蘭的宗教改革一開始便為輿論所贊成，以其自己的力量排除了所有障礙，然後自下而上登了高位，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頒下的。從一開始它就沒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利益來分裂其黨徒；在長期鬥爭進行中，他們習慣於交替地抗拒權力，或自己行使權力。蘇格蘭的傳教士們可以誇口說，他們已提高了民族地位，經受了內戰，廢黜過一個女王，管制過他們的國王，等他後來做了外國君主，他才從他們的帝國逃走。他們的團結是很堅強的，而且打過這麼許多次勝仗的記憶猶新，他們就很勇敢地在他們的講道時和個人思考時，將政治和宗教兼收，國事和宗教爭論並容；他們從講壇上，一視同仁地對國王的大臣及本區的自己的教民指名道姓地進行譴責。就在這樣一個學校里，人民學會了大膽思考和大膽說話，他們認為改革宗教的勝利應該全部歸功於人民自己，毫未仰賴他人。因此他們不僅視宗教改革為他們的信條，也視為他們自己手創的業績。他們堅持以擁護教會的精神上的獨立而反對國王操縱宗教的最高無上權來作為他們的根本指導原則。他們認為他們具有條件，而且賦有職責保衛宗教的獨立，使宗教免受天主教皇、君權制以及主教制的侵害，而這些都是國王用來反對他們的。他們的歷代國王登上英格蘭寶座，而被賦與重大的威權，這些都使他們一時減了勇氣；因此詹姆斯反對長老會的教義與制度便能取得成功，而當他只是蘇格蘭國王的時候，他是很願意服從這些的。國王們容易被人民的外表上的馴服障了眼。從查理看來，蘇格蘭受到了威嚇，也就等於蘇格蘭已經降伏了。他藉助於他自己的無上威權和主教制的威力，在英格蘭壓倒了他以前的幾個君主曾經有效地壓制過的，以及民眾所主張的改革。他自以為他能夠破壞蘇格蘭的民眾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在蘇格蘭原是很有勢力的，也只有在蘇格蘭宗教改革才享有法定地位。至於蘇格蘭國王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有主教們才承認它，而主教們也只有依靠國王才勉強保持住他們自己的地位。

破壞蘇格蘭民眾宗教改革，這種嘗試產生的後果是，它往往使得專制制度的臣僕們驚訝與苦惱交集：等到成功似乎明顯在望的時候，失敗偏偏來到。恢復主教制，廢除舊法律，取消政治和宗教集會或使其變質，凡是能夠在人民視線所不及的地方做的事，全都做了。但是因為要完成這件大事，不能不改變公眾禮拜的儀式，然而就在將新禮拜儀節輸進愛丁堡大教堂的那一天，什麼都完了。幾個星期之內，一個突發的、遍及各地的起義，將大群的地主，農民、市民、工匠、田工從王國的四面八方送到愛丁堡來，反對威脅了他們的禮拜的新形式，並且親身前來作抗議的後盾。房舍與大街擠滿了人，有些人在城門下城牆下安營紮寨，人們包圍了樞密院的大廳，該廳當即要求地方自治局援助，而該局本身也在被包圍，無能為力。主教們在街上走過，就遭到群眾的侮辱，人們在大街上寫了一篇控訴書，攻擊主教們的苛政和偶像崇拜，在其上簽字的有教士，有鄉紳，而且有貴族。國王不答覆他們的控訴，命令送控訴書的人回家；他們從了命，這多半是由於實際需要，而不是由於甘心服從；一個月以後（11月5日），他們又來了，人數比從前更多。第二次來並無擾亂秩序的事，他們的感情是沉重的，沉默的；高級人士參加了這個爭執；兩個星期後，就提議組織正式的抵抗，議決後就立即實行；由各階級的人們中選出了一個高級委員會，受託進行辦理這件大事；各郡各鎮都有分會奉行總會指示。暴動已經不見了，但是只要人民自己組織起來的政府一聲令下，暴動便會發生。

12月7日，查理終於作出答覆，不過只是堅持要遵行新的禮拜儀式，禁止請願者集會，違者以叛逆罪論處。蘇格蘭內閣奉命嚴守秘密，不許宣布國王命令的內容，而待以後公布。不料命令還未到蘇格蘭，起義的魁首們已經知道命令的內容了，他們立刻號召人民支持他們的代表。內閣為了搶先一步，立刻公布國王的命令內容（1638年2月19日事）。這時，有兩個貴族，休姆和林賽勳爵，緊追着國王的傳令官的腳後跟，命人以他們的同胞的名義公布並張掛抗議書，他們兩人在這份抗議書上是簽過字的。凡是在有人宣讀國王命令的地方，就有人幹這樣的事，宣讀與張掛人民的抗議書。起義的人們，日益鬥志昂揚，日益感到威脅，也日益團結一致。終於決定結成嚴肅的同盟，其性質很近似蘇格蘭自從宗教改革以來曾經幾次採用過的結合形式，藉以在全體人民前面宣告維護他們自己的權利、自己的信條以及自己的願望。最有勢力的教士亞歷山大·亨德森，及一個有名的律師阿奇博爾德·約翰斯頓，也就是後來的沃里斯頓勳爵，共同制定這個同盟的規章，通稱為《盟約》，1638年3月1日經巴爾默林諾，勞登和羅思的修改和贊同。盟約裡頭，除了載有詳細的及已經成為古老的信仰聲明以外，還表示正式拒絕接受新的宗教法律與新的禮拜儀式，以及民眾聯合會的誓詞，誓願針對各種危險來保衛君主、宗教以及國家的法律與自由。盟約一經提出，人民就普遍地歡呼贊成，於是派出信使，按站替換，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將盟約從一村送到另一村，一直傳到王國的窮鄉僻壤，正好象山上的酋長將一個點燃着的十字架，挨村替換地派人迅速傳送到各處的部下，號召即刻赴戰一樣。鄉紳、教士、市民、工人、婦孺，成群結隊地聚集在教堂里和大街上，宣誓一致服從盟約。甚至蘇格蘭高地的人們，為民族感情所激動，暫時忘記了對國王的忠誠，以及平日如何激烈反對低地的人，也加入起義行列。不到六個星期，整個蘇格蘭都在盟約法令之下聯合起來了。只有政府雇用的人，幾千名天主教徒以及阿伯丁市，拒絕參加盟約。

這樣大膽的反抗使查理大驚失色：有人告訴他說，這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的瘋狂鬧事；愛丁堡地方自治會議甚至還謙恭地請求國王開恩饒恕，它答允立即嚴懲亂民。國王的蘇格蘭廷臣們也天天誇海口，說他們所得情報，都說是各處平靜無事，或說幾乎平靜無事。查理覺得自己的意旨寸步難行，大發雷霆，決計藉助於武力。但是諸事尚不齊備，不得不暫作緩兵之計，於是派漢密爾頓侯爵前往蘇格蘭，囑咐他稍微奉承一下亂黨，讓他們存些希望，但卻不要說什麼會束縛國王的話，或進行任何解決。1638年6月，二萬盟約黨人聚集在愛丁堡，舉行嚴肅的齋戒，並前去會見漢密爾頓，有七百名教士穿上教袍，站在道旁的高處，當他走過的時候，高唱聖歌。盟約黨要向侯爵顯示他們的力量。漢密爾頓因為要在蘇格蘭保持他的信用，同時又要服從國王的指示，有意地表現和解姿態，但是他所建議的讓步，從黨人看來，卻顯得很不足夠，又帶欺騙性。他嘗試提出一個國王的盟約，以代替群眾的盟約，這個提議被盟約黨人帶着嘲笑拒絕掉了。他同黨人進行了幾次無效的會商，又往返於愛丁堡與倫敦之間好幾次。這一年9月間，他忽然奉到國王命令，叫他允諾亂黨所要求的全部條件，就是取消宗教法律，取消高等法院，答應召開教會的會議，並召開議會，准許議會可以自由辯論一切問題，且准許可以在議會裡彈劾主教們。蘇格蘭人聞訊之下，感覺既高興又驚訝之至，但他們仍然不肯予以信任，且因國王方面煞費心機地取消了他們長期盟約的各種藉口，更令他們增加懷疑。11月21日在格拉斯哥開了一個宗教大會，他們不久就看出，漢密爾頓的唯一目的只在阻撓他們的繼續前進，且要在決議中加入消極的條款。實際上這正是國王的指示。儘管如此，大會仍舊進行，並正在設法傳主教們來受審。這時漢密爾頓突然於11月28日解散會議。他們同時又聽說，查理在準備戰爭，有一支軍隊是斯特拉福德設法在愛爾蘭招募的，正要乘船來蘇格蘭。漢密爾頓返回倫敦；但大會卻拒絕解散，繼續開會，譴責國王所頒行的所有新法，肯定盟約的權力，取消主教制。有幾個一直中立的貴族（其中就有阿蓋爾伯爵，一個有勢力的貴族，以多智聞名），現在公開擁護國民的主張。蘇格蘭商人到國外購買軍火武器；把盟約分送給在大陸當軍人的蘇格蘭人，其中有一個最好的軍官名叫亞歷山大·萊斯利，奉邀回國，準備到必要時統領起義者。最後，用蘇格蘭人民的名義對英吉利國民發了宣言（2月27日），把他們的基督教同胞們的痛苦告訴他們，且駁斥了他們的公敵為了給他們和他們的事業塗黑而發出的一切誹謗誣陷。

宮廷收到這通宣言後，付諸一笑。他們嗤笑暴亂分子的行為，說是無理取鬧。廷臣們認為唯一的麻煩是，需要屈尊同他們進行戰鬥。廷臣們問，同這樣貧窮、這樣粗俗、這樣的無名之輩打仗，能夠有什麼好處，什麼光彩？查理自己雖然是蘇格蘭人，卻仍深信，英吉利人素來憎惡與藐視蘇格蘭人，這一點將會阻止盟約黨人的控訴在南方人的心理上產生什麼效果。但是團結各國人心的宗教感情，不久就破除了分隔雙方的界線。英格蘭的不滿分子從蘇格蘭人的事業中看到了自己的事業所在。於是兩個王國之間，很快地建立起秘密通訊，暴亂者的宣言傳到英國各地；群眾所談論的都是他們的疾苦、他們的舉動和他們的希望。為時不久，蘇格蘭人獲得了朋友及代理人，他們遍布倫敦、各州，以及陸軍中，甚至在宮廷中。當人們確知蘇格蘭人要堅決反抗、英格蘭的輿論好象要支持他們以後，就有當廷臣的蘇格蘭人，甚至當廷臣的英吉利人，或是為了加害於其勁敵，或是因為所求不遂而想報復，或是為了預作準備以等機會，都趕快暗中替暴亂者出力，有時透消息給他們，有時對其他廷臣誇大暴亂者的兵力與紀律嚴密，裝作很為國王擔憂的樣子，還假裝由於國王的不肯稍予通融，以致招致許多困難與危險，而感到不勝惋惜。當國王的軍隊開往蘇格蘭的時候，聽到千百次的謠言，這些謠言都是為了恐嚇軍隊，要他們迴轉而特別傳播的。有人很懇切地勸告部隊的司令官埃塞克斯伯爵要小心提防，最好等待援兵到來再向前進。人們傳說，敵軍比他們精良得多；又說有人看見敵軍在某處，離邊界不遠；又說敵軍占了全部要塞，在英吉利軍隊到達之前，貝里克就將陷落在敵人手裡。伯爵原是一個小心謹慎、忠誠可靠的軍人，雖然不甚以宮廷的計劃為然，仍然繼續前進，毫無阻攔地走入貝里克。不久就發見，叛黨並不如傳說的那樣人數眾多，與那樣的準備周全。但是這樣的謠言既有人很精心地傳播，自然就有人很熱心地聽信，很叫人心神不寧。4月間，國王到了約克，軍心尤為不安，他到約克的時候，還是擺出炫人眼目的盛大排場，他還在那裡以皇家的威儀不可抗拒的優勢自鳴得意，他還很高興地自慰，單憑這樣的威儀就足夠叫叛黨俯首就範，各回原地了。蘇格蘭人曾經以宣言動英吉利人的視聽，查理便也想以大封建主的身分，號召他的王國中的貴族按照封建的習俗，前來向他效力，克盡厥職，他這樣做似乎是為了對消宣言的力量。

貴族們與一群的鄉紳，成群結隊地來到約克，如趕赴節慶一般。這個市鎮與軍營，顯出宮廷和比賽大會的景象，一點也不象一支軍隊和打仗的樣子。這樣一個場面，很叫查理的虛榮心得到滿足，但是環繞在他前後左右的，都是陰謀、混亂與拒不聽令。在邊界上的蘇格蘭人，同國王的士兵來往得很親密。查理則要求貴族宣誓表示決不以任何藉口與叛黨通往來。有兩個貴族不肯宣誓，查理不過吩咐他們離開宮廷，而不敢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荷蘭勳爵進入蘇格蘭境內，看見萊斯利把軍隊布置得井井有條，他不曾詳細察看就認為自己一方寡不敵眾，匆匆地撤回了軍隊。查理這次出兵，頗受一般人咒罵，所以軍官們和戰士們都遲疑不肯開戰。蘇格蘭人深知敵情，就利用這樣局勢，用溫和和恭維的語氣，寫信給對方的頭領，寫給埃塞克斯勳爵、阿倫德爾勳爵和霍蘭勳爵，表示完全信任英格蘭貴族及人民的善意，求他們居間調停，代求國王賜予他們以公道與恩惠。不久，在有把握地知道有人支持以後，就很謙恭地對國王自己上書，書中卻絲毫不放鬆他們的要求。查理本來是一個沒有氣魄的人，既易於被已經出現的障礙弄得手足無措，又是慣於在困難出現以前輕舉妄動；這時候卻覺得十分的左右為難，於是於6月11日召開會議。國王高傲如常，卻急於要了結這件事；蘇格蘭人執拗，可還不算無禮。由於蘇格蘭人說話謙恭，查理的自尊心才勉強得到滿足。勞德覺得危險即在目前，心裡不安，於是力勸國王於1639年6月18日在貝里克簽訂和約，規定雙方都遣散軍隊，於不久以後召開蘇格蘭議會和宗教大會，卻並無任何清楚確切的條約，以解決引起這次戰爭的分歧。

雙方都已料到，戰事不過是暫時中止。當遣散軍隊的時候，蘇格蘭方面預發了軍官薪俸，吩咐他們預備隨時打仗。在查理這方面他剛遣散他的軍隊，又開始秘密地另募一軍。訂立和約之後一個月，查理召斯特拉福德來倫敦諮詢軍事，又說道，「我有許多理由甚至可以說有太多的理由要你來商量，有許多話我不便在信里發表，我只能說蘇格蘭的盟約已開始傳播得太遠啦。」斯特拉福德奉召後立刻動身。他久已渴想在國王身邊辦事，只有這種地位才具有實現他的掌握大極與享受光榮的野心的希望。他到達倫敦，決心以全副精力來對付反對國王的人；他在說到蘇格蘭人時，表示最深刻的輕蔑，他認為新近的失敗完全是優柔寡斷所致，他深信國王是堅決的，因此他願意從國王的決心中汲取不可抗拒的支持。他發現宮廷中沸沸揚揚地鬧着無聊的陰謀。埃塞克斯伯爵受了冷落的待遇，儘管他打仗打得很好，此時也心懷不滿地告退了。軍官們仍以無能無勇互相責備不休。王后的寵幸們起勁地活動，企圖利用普遍的不安於位來增進自己的富貴，並打擊自己的勁敵。而國王自己卻是灰心喪氣，焦躁不安。但是不用多久，斯特拉福德便不安起來，他不能使國王採納他認為必要的計劃，甚至也不能使國王實行他已經被採用的計劃。廷臣們的陰謀不久就指向他了。他有一個仇人，就是哈里·文爵士，他也未能阻止這個仇人仰仗王后的勢力高升到國務大臣的地位。群眾們帶着焦慮的眼光看他入朝，他們不知道他將怎樣運用他的權力，可是不久就得悉他慫恿國王使用最嚴厲的手段，人民大眾就咒罵他。事態更趨緊迫了。國王與蘇格蘭人為貝里克和約條款內容的解釋而互相爭執。這件和約的內容，幾乎沒有一條寫成了書面文字。查理有一張字據，按照盟約黨人的看法，是說明和約的實在條件的，卻被這位宰割人民的人焚毀了。蘇格蘭人現在大發怨言，國王不願發表任何講話來否認他們的說法，因為在議和談判的時候，國王確曾有意地讓他們希望他根本無意履行的條件。蘇格蘭的宗教會議和議會被國王的失信所激怒，又被他們的英吉利朋友們所鼓舞，變作加倍地不相信國王，不但在他們的要求上寸步不讓，而且大膽地提出更多要求。議會要求國王每三年必須召開議會一次，且要國王擔保他們選舉自由及言論自由，以便政治自由得到鞏固，如此才可以監督全國宗教信仰得到保持。「力圖侵犯權力」與「侵犯君權」兩句話，現在在宮廷里與在內閣里常常聽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響亮。斯特拉福德說道，「我很想給這些百姓們好一頓鞭子，叫他們知理一點。」於是決定打仗。但是拿什麼支持戰爭呢？有什麼新鮮動聽的打仗理由可以對國人說呢？國庫與國王的私囊全是空空如也。群眾意見和輿論已經變得十分有力，即使國王不想照着它實行，至少也應該加以傾聽。國王所需要的藉口不找自來啦。自從英國有事以來，紅衣大主教黎歇留由於西班牙的潛勢力左右着英吉利的宮廷，就對英吉利宮廷很不高興，並與蘇格蘭人常有書信往來。他有一個代理人在那裡，他曾供給蘇格蘭人以軍餉與軍火，並應許遇有必要時，還將給予更多的協助。英吉利宮廷截留了主要的盟約黨員所寫的一封信，上書「敬呈國王」，那顯然是寫給法蘭西國王求助的。查理與內閣深信，這樣地求助於一個外國國王，法律上已構成大逆不道之罪，會激起整個英格蘭與他們自己一樣憤怒。他們以為這就足夠說服全國的人民深信打仗是合法合理的。有了這樣的自信（它可用以掩蓋需要所造成的嚴重束縛），於是決計召集一個新議會。與此同時，斯特拉福德於1640年3月返回愛爾蘭，要從該處的議會取得軍餉及軍隊。

英國人聽見召集議員開會，就非常詫異。英國人現在對於一個合於法律的改革已不存什麼希望，雖然這一切曾經是英國人所企望的。無論英國人心懷多大的不滿，但是在英國人思想中，暴力的計劃對他們是陌生的。只有若干異端的人，有幾處地方的群眾，以及幾個做過某一些新興黨派的領袖的已經落水的人，存着敵意，懷着更長久的計劃。他們反抗政府，人民贊成和支持過他們，卻並不預聞他們的另有所圖，亦不曾想到會有異圖的存在。接連發生的許多動亂曾經使高尚的市民產生懷疑，即使不是認為最近幾次議會的感情用事與頑強是不合法的，至少也認為他們這樣行為是不很體面合適的。他們雖然未加責備，但以惋惜的心情回憶起：議員們說話太過尖銳，議論也過於激烈，性質近於無法無天，而全體議員也曾答應將來要變得溫和一些。各選區的人受到這些情緒的影響，因此他們選出的平民代表都是反對宮廷的，他們決心要解除民間的疾苦，議員中凡是從前以反對宮廷而贏得民望的，都博得了一席，但是大多數議員都是愛好和平的公民，他們不曾答應為某個特定的黨出什麼力，而且是害怕暴力和秘密結社的。他們不喜歡匆忙魯莽的議決，他們自誇自己是決心要不得罪國王，而只進行不危及國家太平的改革。

經過一段頗為不快的耽擱之後，議員們終於在1640年4月13日齊集開會。查理把蘇格蘭人呈送法蘭西國王的信送給議會看，對蘇格蘭人的大逆不道，大事渲染了一番。他宣布戰爭，並要求議會提供軍費。下議院不甚注意這封信，好象這與現在他們目前專注的重大利益所在的大事比起來，只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這種見解得罪了國王，國王以為議員對待這個爭執未免太漠不關心了。在議會方面，則抱怨在他們的議長覲見國王的那一天，國王傲慢失敬，不合禮儀。在議員不開會十一年之後，朝廷要想擺脫其傲慢的輕浮態度，確實是不容易的，而議會雖然是意在和平，可是當回來開會的時候，因為已被宮廷輕藐達十一年之久，今因需要供應才迫不得已請他們回來，此時此際，自然要恢復擁有公眾權力的人士的矜持和尊嚴。他們的爭論不久就變得嚴重起來。國王要他們先議決軍事供應，然後才考慮民間疾苦。國王許諾，那時他將親切地聽取他們發言。這一點引起了長時間的討論，但並不激烈，大家聽會時注意力十分集中，開會的時間也比一向長得多。有幾個不甚知名的議員脫口說出幾句辛辣的話，立刻就有人制止他們，國王的幾個臣僕因為其他方面得人敬重，他們所說的話，議員們亦表讚許。雖是這樣說，議會仍然是很堅決地要求先解除民間疾苦，然後議決供應問題。宮廷對他們力說開戰在即，刻不容緩，亦是枉然。他們不大關心戰爭，但因不願意得罪國王，所以不曾說出口。查理找上議院居間調停，貴族們議決先通過供應然後討論民間疾苦，要求與下議院開聯席會議，以便號召他們照此辦理。下議院願開聯席會議，不過他們回到下議院後，卻議決說貴族院的議案侵犯了平民代表的權利，因為貴族們要等到平民代表的供應議案依例送到上院的時候，上院才能夠有注意於該案的權利。皮姆、漢普登、聖約翰與其他議員，乘這個機會，煽動其他下議員。下議院的用意是較為和平，不合於其所抱的宗旨與所處的地位。下議院進一步激動起來，失去耐心，但是仍然克制着自己，卻已充分地決心維護其各種權利。又過了些時候，國王竟然說，這次議會同前幾次的一樣難以相處。國王很不愉快，他派人送信給下議院，說他們若肯供給他十二筆款項，在三年內付清，他就肯允許從此以後若無議院允許，絕不抽收船捐（這是1640年5月4日的事）。這筆款項看來頗為巨大，他們說這筆款項比王國之內全部錢財還要多。況且國王放棄抽船捐，這是很不充分的讓步。最要緊的還是必須在原則上認定，無論已往或將來，抽收船稅，統統是非法的。但下議院卻並不想完全同國王鬧翻。事實證明，十二筆款項，數額遠沒有當初所說的那麼大，儘管他們反對延擱民間抱怨的討論，但他們仍答應考慮國王的來信，以表示他們的信用和忠誠。正在他們準備表決允許供給款項但不確定數目的當口，大臣哈里·文爵士站起來說道，除非議會議決照辦國王信上提出的全部要求，否則就不值得討論下去，因為國王決不肯接受少於他所要求的數目。司法大臣赫伯特贊同哈里·文的發言，於此，全場大驚，怒不可遏，即使最溫和的議員也憤憤不平。由於天色已晚，就決定明天再討論這個議案，但是到了第二天，當下議院正要聚集的時候，國王傳他們到貴族院去，當時就宣布了解散議會，這就是說，開會之後三個星期，議會就解散了。

解散後一小時，後來成為克拉倫頓勳爵的愛德華·海德，會見了漢普登的朋友聖約翰（反對黨的領袖之一，其時反對派已結成了一黨）。海德感到沮喪，聖約翰卻不然。雖然聖約翰這個人有着一副天生的嚴肅面孔，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笑過，可是這時候他反而喜形於色，兩眼閃光。他對海德說道，

「什麼事叫你心煩呀？」海德答道，「就是叫很多公正的人心煩意亂的那件事。解散這樣一個通情達理又穩健的議會，真是最冒失的行動。目前我們國內很不安，只有這樣的議會或者還能夠加以補救。」聖約翰說道，「哎，算了吧，若要局面變得好些，一定要等局面變得更壞些，這次議會是絕對做不出它必須要做的事情的。」

當天傍晚，查理很懊悔；他說，人們把議會的意向向他作了不真實的報告。他從來未曾授權叫哈里·文對議會宣布，他一定要十二筆款項，少一點他都不接受。翌日，他還是很不安就召集幾個有經驗的人來問，是否可以收回解散的成命，他們認為這不可能。於是查理又回到專制，稍微增加了一些焦慮，可是與新近嘗試放棄專制以前一樣魯莽和傲慢。

形勢緊迫，一時倒使他的大臣們恢復了一些自信，也使他們的措施恢復了一些功效。斯特拉福德已經從愛爾蘭回來（4月4日）。由於劇烈的痛風病，又有胸膜炎的趨勢，他行動不便，但是他已從愛爾蘭議會得到他所要求的全部東西，得到了供應、武裝人員、貢獻和承諾，剛剛離開病榻，他就用他慣有的精力與忠誠動手辦事。不到三個星期，自願的捐輸，在他個人的榜樣影響下，滾滾而來輸入到國庫中，約達三千萬鎊，其中絕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所供給的。此外又加上用擾民的手段敲來的款項，如勒借、船捐、專賣，甚至有人還提議鑄發成色較低的貨幣。在國王及臣僕們看來，需款甚殷就成了不擇手段的全部理由。但是專制虐政向來不以需要為限制。查理又對議員們用起他舊時用過的、比不起作用還糟的迫害和報復手段。有兩位爵士，亨利·貝拉西斯和約翰·霍瑟姆，因為發言被監禁，布魯克勳爵的住宅與他的文件被搜查，有一個議員卡魯先生是議院所委的核查民間所遞的訴詞的委員會主席，由於拒絕交出委員會收受的訴詞，就被監禁在倫敦塔里。國王強迫全體教士宣誓永遠不贊同對管理教會方式的任何修改。誓詞的末尾附有「等等」字樣，這引起了人們的不信任的訕笑和憤怒。人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使用這樣高傲和苛刻的語言：有幾個約克郡的鄉紳拒絕一種專橫的徵收，內閣要求嚴懲他們，斯特拉福德說道，「對待我的這些鄉紳們的唯一辦法，就是傳他們來，把他們關起來。」他比任何別人都清楚，這種不可避免的弊政可能壞到什麼程度，但是他的感情用事使他忘記一切顧忌和畏懼之心。他正在使用最大的努力，似乎正把導致人們看不見自己的真正處境和面臨的危險的一種熱病傳染給國王、內閣和宮廷。他又病倒了，病到幾乎要進墳墓了，但是他的身體衰弱反而使他的意見更加嚴厲，他在幾乎還不能站起來的時候，就同國王一起去檢閱軍隊，軍隊聚集在蘇格蘭邊界，這是歸他統率的軍隊。

他在途中得悉，採取攻勢的蘇格蘭人已於8月21日進入英格蘭境內。他到了約克就得悉蘇格蘭人於8月18日已在紐伯恩打敗了和他們初次遭遇的英格蘭軍隊。這兩件事並不是蘇格蘭人獨自做出來的。當講和的時候，蘇格蘭的代理人在倫敦同許多心懷不滿的人的領袖們，締結了很緊密的聯盟，這些英吉利人要求他們，若再開戰，就趕快來入侵英國，答應他們將有一支人數很多的隊伍幫助他們。甚至還派遣了一個使者到蘇格蘭，帶着一根空心手杖，內中藏一件公文，答應相助。公文的末尾，有薩維爾勳爵（他是這件陰謀的出頭露面的唯一首領）所偽造的六個英國最偉大的貴族的簽名，以促進蘇格蘭人的更大的信任。薩維爾是一個不足道的人物，在英國不甚為人們看重，僅僅因為他對斯特拉福德恨之入骨，才導致他進行這樣膽大包天的陰謀。但是預聞秘密的，極可能還有幾個最真誠最有影響的愛國人士。他們並沒有錯估了人民的意向。議會剛一解散，各地方就立即公開表現反戰情緒。倫敦張貼出許多告白，號召學徒們起來，把造出這許多罪孽的罪魁禍首勞德揪出來碎屍萬段。一群狂怒的人們攻打勞德的住宅，他只好逃往白廳躲藏。另一群人圍攻設在聖保羅大教堂里的高等委員會的法庭，他們高呼：「不要主教們，不要高等委員會！」政府在各郡徵兵，只有用暴力手段才徵到兵，有許多人為了避免入伍，不惜自殘其肢體，還有自縊的。亦有並不抵抗而服從命令入伍的，在街上走過，就被人羞辱，親友們都把他當作懦夫。參加行伍之後，他們在所到之處，也遭到同樣的白眼。有一些軍官被認為有天主教徒的嫌疑，竟被當兵的殺死。等到英吉利軍隊與蘇格蘭軍隊遭遇的時候，不服從號令和私下發牢騷的現象倍增了。英吉利軍隊看見蘇格蘭軍隊的大旗上竟將盟約大書特書在上面，在空中飄揚。又聽見鼓聲咚咚，叫士兵們去聽講聖經，太陽一出可以聽見全軍朗朗的唱聖詩與祈禱聲。英吉利軍隊眼見這種情況，又聽人說蘇格蘭很以友好和虔敬的熱情對待英國人，英國兵軟了心腸，又轉為憤怒，咒罵這次的瀆神的戰爭。英國兵未戰先已失敗，因為他們認為這次的作戰是反對自己的同胞弟兄和上帝的。蘇格蘭人到了泰恩河畔，他們並無敵意，只是請英兵准許他們渡河。一個英國哨兵開槍打他們，他們放幾炮答覆；一場行動開始了，但英吉利軍幾乎立刻潰散，斯特拉福德只好率領軍隊回到約克，讓蘇格蘭人占領了在約克與兩國邊界之間的地方及市鎮，如入無人之境。

從這時起，斯特拉福德自己已被打敗了。他一會兒好言好語，一會兒又大事恫嚇，力圖激動士兵們打仗，都歸於枉然；他勉強地向軍官們討好，卻遮掩不住他對他們的輕視和憤怒；他的嚴厲手段僅僅激怒了官兵，卻並未能嚇倒他們。不久就有幾郡的呈文到來，請求國王議和。有兩個勳爵，沃頓和霍華德，居然膽敢以自己的名義呈請議和，斯特拉福德下令拘捕他們，交付軍事法庭，要將二人以襄助叛亂的罪名論處，要求當着軍隊槍斃他們。法庭一言不發，最後漢彌爾頓對斯特拉福德說道：「我的爵爺，宣布你這個判決的時候，你對士兵們有把握麼？」斯特拉福德好象忽然如有所見，為之震動，渾身發抖，掉過頭去默不作答。但是此人傲骨難馴，仍然不甘放棄他的希望。他寫信給勞德說：「只要國王肯出一言，我就有本領叫蘇格蘭人以比來時還要快的速度滾回去，我以生命負責，但是這個指令不能出自我口，只好出自他人之口。」其實查理已經有意迴避他，就是害怕他的建議時的那股勁頭。

現在這位國王深陷絕望之中，每天都發生一些事端證實他懦弱成性。國庫空虛，需要急迫，舊法籌款已經呼應不靈，士兵們成群結隊地譁變或逃亡，各處的人民都在擾攘不安之中，急於要知道現在已不可避免的結局。在國王的左右，在他的營里，甚至在他的家裡，又有許多人同蘇格蘭人暗通消息。而蘇格蘭人行動仍然很審慎，說話很謙恭，對所入侵的地方秋毫無犯，對待俘虜更是仁慈相待，優禮有加。遇有機會，必竭力堅持說他們以和平為志，忠於國王；他們認為自己穩操勝券，但切望它能導致和平的勝利。說到講和兩個字，就開始聯繫到議會。查理一聽見就害怕。不知是聽了誰的建議，他決定（9月7日）在約克召集國內貴族開一個大會。這是封建的會議，有四個世紀之久不曾召集過了。在從前平民軟弱無力的時候，只有貴族往往分享國王的權力。宮廷不太曉得這是什麼會議，亦不曉得這種會議能夠做些什麼，只希望它更能遷就，更肯尊重國王的面子。於是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會議本身能否單獨議決供應問題？但是大會還未曾開，就送來兩個呈文，一是倫敦市送來的，一個是最顯貴的十二個貴族送來的，用明白無誤的語言要求召開一個憲法議會。對於一個不能再做任何事的國王，這兩個呈文就足夠掃除國王的所剩無幾的抵抗了。正在這種疑懼之際，斯特拉福德好象要泄忿又好象要證明他的計劃的正確性，就進攻蘇格蘭人，得到一些勝利。有人彈劾他置國王於不利之地，他奉命不得離開自己的住處。9月24日，貴族們集會，查理對他們宣告說他快要召開議會，今天僅僅是要聽取他們對怎樣對付蘇格蘭人的意見。談判開始了。十六個傾向於民黨的貴族，奉命負責和敵方談判條款，首先一條就是規定兩軍停在原地不動，國王應發給蘇格蘭與英格蘭兩方的軍餉。為了這個用途就要求倫敦市借款二十萬鎊，貴族和國王共同保證不挪作別用。在里彭草簽了初步條款之後，查理急於要陪同王后，擺脫這許多困難與麻煩，圖一個輕鬆，就下令談判改在倫敦進行（10月23日），此時議員快要在倫敦開議會啦。蘇格蘭的委員們也趕來倫敦，他們知道那裡准有有力量的同盟者。英格蘭這個時候正在辦全國選舉，民情極其激昂。宮廷既愁慘又灰心，雖很想操縱議會選舉，但是徒勞無益。他們所挑的候選人沒有得到多少人支持，各處都遭到失敗。國王想要托馬斯·加德納爵士充當下議院的議長，但是在選舉中加德納連議員也沒選上。議會定於11月3日開幕。有人力勸勞德另定議會開會日期，他們說這一天是個不祥的日子，說當亨利八世在位之時，曾於11月3日開議會，開會時死了紅衣大主教沃爾西，閉會時許多寺院被毀。勞德不理會這些預言，並不是因為他對於優勝的把握很有自信，只是因為他已經疲於奮鬥，所以他同國王一樣，輕率地指靠未來的機運，誰知勝利者與失敗者雙方都遠遠不曾猜到將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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