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章6

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五章 對於辭賦及辭賦作家的評論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一 辭人的意見

詩人自言作詩的動機與目的，一是言志，一是美刺的功用（詳言一篇二章一節）。辭人自言作辭的動機與目的，則在發憤抒情。就以屈原作例吧。他的《離騷》云：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又《抽思》云：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道思作頌，聊以自求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惜誦》云：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垂著以自明。

《思美人》云：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類此的話，在屈原的作品裡舉不勝舉，與詩人的自述比而觀之，主志主情的區別，便益發顯然。《詩經》中的詩並不是沒有文學之美，但我們不能名之為唯美的文學。辭賦則的確是唯美的文學。屈原云：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同上）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懷沙》）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鬱郁其遠承兮，滿內而溢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思美人》）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橘頌》）

這本來不是指文學而言，我們似不應據此謂其文學為唯美的文學；但事實是這樣：唯美的文學，大半產生於唯美論的作家。屈原既如此的提倡唯美，對文學亦自然主張唯美，其作品亦自然走入唯美的路上了。

我們知道了辭賦作家有抒情與唯美的傾向，則後來的辭賦評論容易了解了。

二 劉安司馬遷的批評

在漢文帝時候已有賈誼作《吊屈原賦》，不過僅是傷悼他的身世，並沒有批評他的作品。對屈原的作品加以批評者，以今所知，莫早於劉安。班固《離騷序》云：

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楚辭》——原始的《楚辭》——是楚越民族的創作文學，與《詩經》的淵源關係，並沒有後人所想象的深切具體。屈原是愛好文學的，他的《離騷》和《天問》，徵引了很多的古代神話故事，但見不到《詩經》的蹤跡。《惜往日》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悲迴風》云：「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為明。」不知是否指《詩經》而言。宋玉的《九辨》云：「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托志乎素餐。」當然是引用的《詩經·魏風》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較北方學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詩經》，相差遠甚。但漢代的評論家，偏要說《楚辭》完全源出《詩經》。劉安以《國風》的「好色而不淫」，和《小雅》的「怨誹而不亂」，解贊《離騷》，雖是就性質而言，不是就淵源而言，但總是將對於《詩經》的觀點，移用於《楚辭》，而後來的《楚辭》源於《詩經》之說，當然受其影響。

司馬遷的《史記》有《屈原賈生列傳》，將劉安此言，完全載入，並且說：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以《國風》、《小雅》釋《離騷》，仍是繼承劉安之說；至於這種稱讚其芳潔的批評，一方面固然是讀了《離騷》所得到的印象，一方面也是受了屈原的唯美論的提示。這雖然是幾句抽象的贊語，而後來的批評《楚辭》者，差不多皆未能越此範圍，不過更加邃密或具體而已。

在屈原的自述里，除有唯美的傾向以外，便是發憤抒情。關於這一層，到了司馬遷的評贊，特別的偏重發憤一點。他說楚懷王因了上官大夫的讒毀而疏遠屈原，由是屈原：

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論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此種論調，固是受了屈原所說「發憤以抒情」的影響，而所以特別的偏重「發憤」一點者，大概緣於司馬遷的發憤著書，「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所以不惟以「離憂」釋《離騷》，對於古今的一切著作，皆釋以「抒其憤思」。《報任安書》云：「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明；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也。」（《太史公自序》亦云）其實，屈原的賦《離騷》，固確在放逐之後；其他諸人的著書，則與司馬遷所言未必盡合。《周易》是否文王所演，《春秋》是否孔子所作，姑置不論。有人說《國語》與《左氏春秋》原為一書。司馬遷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懼弟子（孔子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左丘明之作《春秋》、《國語》，並不是「抒其憤思」。《呂覽》的編著，司馬遷於《呂不韋傳》云：「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孤憤》的著作，司馬遷於《老莊申韓列傳》繫於入秦之前，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云云。凡此皆司馬遷自己之說，而《報任安書》全與相反。實因他的著作《史記》，確是在「舒其憤思」，思所以張大其軍，由是對古人的著作，亦遂予以「抒其憤思」的解釋。至屈原，其自述已謂在「發憤以抒情」，則對其所作之《離騷》，更可以說是「抒其憤思」了。「離騷」的意義是不是「猶離憂也」，苦於沒有屈原自己的話作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六云：「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案《國語·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雖亦無確證，而據此知解為「離憂」，不無司馬遷的主觀成分在內。其《太史公序自序》云：「作辭以風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則屈原作《離騷》的動機，似乎又不全在「憂愁幽思」。蓋「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和「＂離騷＇者，猶離憂也」，固未必不對，但司馬遷所以必要如此說者，其自己之發憤著書，實為主因；恰好屈原又有「發憤以抒情」的話，更觸動了他的內心的悲哀，故益發引為同調了。

但這種的文學產生說，便演為桓譚的「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詳下章二節）及韓愈的「不平則鳴」（詳四篇七章四節）的學說。就是現在的一部分人所說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其詳略的程度，自然相差遠甚，但究其極至的結核的意義，也實是「小異」而「大同」了。

三 司馬相如的「賦心」與揚雄的「賦神」

《西京雜記》卷二載盛覽向司馬相如問作賦的方法，相如云：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鏽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由此知道司馬相如之賦的方法論，是特別注重「賦心」。固然《西京雜記》乃小說家者流，未必可信，但司馬相如之提倡「賦心」，並非不可能。司馬遷謂屈原「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已有一點略跡重心的傾向。西漢本來是道家有相當勢力的時代，道家的文論本來有神秘的味道，而「賦心」更是極鮮明的神秘主義的文論。

我們相信司馬相如可能有「賦心」的提倡，還有一個證據，就是司馬相如以後的揚雄有「賦神」的方法論。《西京雜記》卷三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其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云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讀者或許要說這是以《西京雜記》證《西京雜記》，根本不能成立。還有桓譚《新論》云：

楊子云工於賦，······余欲從······學，子云曰，「能讀千賦則善賦」。（《指海》本頁十、十一）

這固然有所謂「熟」的理由在內，但也是神秘主義的方法論了。他的《法言》裡特辟《問神》一篇，發端便混合「神」與「心」云：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又云：

或問神，曰「心」。······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法言》卷五）

這雖不是對賦而言，然若以適用於賦，亦當然是「賦神」了。

「神」的方法論之視「心」的方法論，從一方面講更神秘一些，從另一方面講卻又較具體一些，就是「心」是不傳之秘，「神」則「潛心」可得，能「潛心」「讀千賦則善賦」了。

四 《漢書·藝文志》的辭賦分類

揚雄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引見下節），已隱分辭賦為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兩類。至班固取劉歆《七略》為《漢書·藝文志》，其《詩賦》一略，分為五類；詩一類，辭賦四類。詩一類今可不論；辭賦四類是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和雜賦。章學誠云：

《漢志》分藝文為六略。……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善也。惟《詩賦》一略，區為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為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為一種；各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歟！（《校讎通義》卷三《漢志·詩賦》第十三之十）

又云：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則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為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為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同上第十五之四）

雜賦為賦總集，餘三種為賦別集，自無疑義。至三種的區別如何，章氏謂無法考索。劉師培《論文雜記》謂屈原賦為述懷之賦，陸賈賦為騁詞之賦，孫卿賦為闡理之賦，似乎合理，而並無根據，所以只可算為劉氏的意見，不能認作劉班的義例。劉班的義例，現已無法知道；所可知道的，他們分辭賦為三類，為辭賦分類之祖而已。

五 「愛美」「尚用」的衝突與融合

《楚辭》和《詩經》的關係較淺，賦則是「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的文學。《楚辭》的作者，意欲以美好的形式，表達內心的情憤。《詩經》的作者，則對形式不十分考究，只是很質實的「言志」，或者還有「美刺」的企圖。由戰國至漢代，「言志」已成了「志德之理而明其指」，「美刺」更塗上了濃厚的道德色彩。賦秉承了這兩種不同的遺志，造成「愛美」與「尚用」的內在矛盾。加上漢代所演唱的本來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劇，而滑稽劇的急須演唱，就是在調解南北不合。因此批評辭賦者，有的站在北方的「尚用」的立場，有的站在南方的「愛美」的立場。這種矛盾現象，竟會顯現於西漢殿軍之揚雄的一人意識。他的《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經，德之藻矣。」（《法言》卷二）

很顯然的在以「尚用」的觀點，非斥辭賦。「尚辭」之「辭」當然指「辭藻」，非指「辭賦」，然謂「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顯見是重「經」，輕「賦」。又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則就賦而言，又顯見是更輕視「辭人之賦」。但《漢書·揚雄傳》云：

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

《法言·吾子》篇亦云：

或曰，「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則又以「愛美」的觀點，讚羨辭賦。他斥賦為「童子雕蟲篆刻」，說是「壯夫不為也」，似童年好賦，壯年卑賦。但他所作的賦姑不一一詳考，最有名的《甘泉》、《羽獵》、《長揚》三賦，宋祁謂前二賦奏於元延元年（引見《漢書》本傳注）；劉歆謂《羽獵》奏於永始三年，《長揚》奏於綏和元年（引見《文選·羽獵賦注》及《長揚賦注》）；班固謂校獵長揚在元始二年（《漢書·成帝紀》）。揚雄生於甘露元年，至永始三年四十歲，元延元年四十二歲，元延二年四十三歲，綏和元年四十六歲，已經是壯年，不是童年了。就算他的好賦卑賦由於年歲關係，而好卑的矛盾心理，也不能不說是由於當時的「愛美」與「尚用」的衝突使然。

根據辯證法則，矛盾的對立，可以產生統一的融合。「愛美」與「尚用」的衝突，既交戰於揚雄意識，則揚雄不能不設法調解。調解的方法就是使賦同於詩；詩有「美刺」之用，賦亦有「諷諫」之功。《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這樣，則辭賦不止是美麗，且有功用，「愛美」與「尚用」的矛盾，可以得到融合了。

六 諷諫說

不過理論上雖得到融合，事實上仍是失敗。《漢書·揚雄傳》云：

雄以賦者將以風（同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竟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止，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觀此，知揚雄自己也認為是一敗塗地。王充《論衡·譴告》篇云：「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仙仙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云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由此知不但司馬相如的賦欲諷反諛，揚雄的賦也一樣的欲諷反諛。本來辭賦是一種唯美的文藝，無奈漢人雖賞識它的優美，而又薄棄它的無用，所以不得不承受「美刺」的領導，裝上「諷諫」的作用。但唯美文藝裝上「諷諫」，很容易使人「覽其文而忘其用」，所以「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揚雄「上《甘泉頌》」，「若曰非人力所能為」，「皇帝不覺，為之不止」。既「覽其文而忘其用」，則一班人的觀感，仍然是美而無用。漢宣帝云：「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辭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娛耳目；辭賦比之，為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倡優博弈多矣。」（《漢書·王褒傳》）以之與綺縠鄭衛倡優博弈相比，其愛玩而輕賤的態度，可以代表一代的辭賦觀念。無怪漢武帝對東方朔、枚皋，都「俳優畜之」（《漢書·嚴助傳》），東方朔、枚皋也便止有「詼啁而已」（同上《東方朔傳》），而枚乘更很悲憤的「自悔類倡」（同上《枚乘傳》）了。

不過失敗儘管失敗，「諷諫」政策卻仍然為後人承用，這是因為除了使有「諷諫」作用以外，則辭賦更無法滿足時人的「尚用」的要求。所以班固《離騷贊序》云：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競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同諷）襄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

又於《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云：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典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同書《藝文志·詩賦略》亦云：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也。」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意。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雄，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東漢初年的班固持此論調，東漢末年的王逸仍然持此論調。他的《楚辭章句敘》，首先抬出孔子的「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製作《春秋》，以為後王法」。又慨嘆「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然後才說到「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風諫，下以自慰」。又云：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揚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龍潛勿用」也；「駟玉虬而乘罵」，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士也。

又謂《離騷》「獨依道德，以諷諫君也」（《離騷經序》）；《九歌》「上陳事神之敬，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九歌序》）；《九章》「風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九章序》）；《招魂》「外崇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風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招魂序》）。總之是合乎經義的風諫。

七 諷諫說的作用及價值

揚雄的調解方法，只是取法詩之美刺，使辭賦從諷諫着筆。班固卻說「諷諫」是詩已有的，辭賦的未可厚非，就在「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王逸也說屈原「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風諫，下以自慰」。我們知道《楚辭》是楚越民族的創作，賦是詩辭的混合體。班固卻說辭賦的產生是：「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在《兩都賦序》更乾脆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春秋時，各國士大夫聘問諸侯，往往賦詩以見意（詳一篇二章三節）。但「賦詩」之「賦」，是動詞，不是名詞，是賦誦之賦，不是辭賦之賦。班固卻用來解讚辭賦。以今視之，全出附會。但我們應知一時有一時的學藝權威。學藝權威就是學藝天秤，其他學藝的有無價值，都以此為權衡。因此其他學藝如欲在當時的學藝界占一位置，必由自己的招認或他人的緣附使其做了學藝權威者的產兒。漢初的學藝界，初以南北合一，哲學方面，儒道並重，文學方面，詩辭兼收。但不久便遭了漢武帝與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是儒學成了當時的學藝權威，而其他學藝遂不能不設法託庇於儒學之下。《詩》三百篇是一部古代詩歌總集，和儒學的性質並不相近，但竟能列為經典，成了儒學的中堅，自然不能不感激晚周學者，特別是儒家，送給它的功用主義的外套，但漢代經生之在這件外套上繡上道德的花紋，確是使它得居儒學首席的最大原因（詳一章各節）。

文學的《詩》三百篇既列為儒學經典，蔚為學藝權威，文學的辭賦自然也要設法與之接近。所從淵源上言，則說辭賦是古詩之流；從性質上言，則說辭賦的歸於節儉，同於詩的諷諫；從作用上言，則說賦就是古代賦詩；無非是以詩的觀點批評辭賦，使辭賦不殊於詩而已。以今觀之，辭賦的獨特價值就是在不同於詩；但他們的稱讚辭賦，卻要說與詩相同。這猶之中國學藝的獨特價值本在不同於西洋學藝，但論述中國學藝者，非比附西洋學藝不可。因為詩是那時的學藝權威，西洋學藝是現在的學藝權威。

這樣一來，辭賦的本身品性，當然被他們埋沒不少，辭賦的當時地位，卻賴他們提高好多。—自然它不能高於《詩經》，因為《詩經》是那時的學藝權威，辭賦不過是依賴《詩經》的提拔而在學藝界站一位置而已。

辭賦的本身品性由他們埋沒，可也由他們開拓。《詩》三百篇是有刺詩的，但美刺之成為詩的一種作風，—如白樂天作《新樂府》五十篇，自序說其中的《七德舞》是「美撥亂，陳王業也」；《太行路》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西涼使》是「刺封疆之臣也」—則不能不歸功於漢儒以降的以美刺說詩。屈原和司馬相如的辭賦是否意在「諷諫」不可知，揚雄和班固的辭賦則確寓「諷諫」之意；而諷諫之成為辭賦的一種作風，自然要歸功於他們的以「諷諫」解說辭賦了。

八 諷諫說下的作家批評

既注重「諷諫」之義，則對屈原之浪漫式的作風，自然不甚贊同。班固《離騷序》云：

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一方面斥其「非法度之政，經義所在」；一方面又稱其「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前者由於「尚用」，後者基於「愛美」，兩者的衝突，究竟未能十分融合。

班固謂司馬遷對於屈原的頌揚過高，王逸又謂班固的貶抑過甚。《楚辭章句敘》云：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竟於群小之間，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謂復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班固的貶抑是詆其不合經義，不合詩之風雅；王逸的辯護是稱其合乎經義，較詩人的怨刺婉順，抑揚不同，但同是站在儒家的「尚用」的立場，以詩人的觀點，衡論辭人。至一抑一揚，則恐與「愛美」的程度差別有關。班固不過稱「弘博麗雅，為辭賦宗」；王逸《楚辭章句敘》更謂：

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這一則由於班固雖亦好辭賦，究以史學名家，王逸則是純粹的辭人。二則「尚用」的觀念，與兩漢相終始，王逸居東漢之末，「尚用」觀念已逐漸薄弱，「愛美」觀念又逐漸孳長。惟其如此，所以王逸雖亦以「尚用」的觀點評論屈原，而更以「愛美」的觀點讚頌屈原的作品。

這是真確的，「尚用」的觀念，恰與兩漢相終始，所以兩漢的評論辭賦，自劉安至王逸，都以之附會儒家化了的《詩經》，至魏文帝曹丕才擺脫了這種羈絆。《北堂書鈔》卷一百引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曹丕云：「優遊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麗，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設譬，其意周旋，綽有餘矣；長卿子云，意未及也。」只以「愛美」的觀點評論技術工拙，不管「尚用」的「諷諫」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