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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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輓之宜（下）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曆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於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今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曆陳宋人轉船載鹽之法於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於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賜矣，況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曆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跡，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曆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蓋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於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汴河則自中牟縣入於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於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堰呂梁水以利運漕，蓋瀦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曆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於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彙於淮、合於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於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為今運道雲。

雍熙中，轉運使劉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嶽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閘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溯淮險惡，乃尋喬維嶽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幹涸，至今以為利。

徽宗重和元年，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及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閘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撿討復修。

臣按：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堤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閘，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磚，永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磚土以備風浪，綱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堤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楫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於舊堤之外、河泊之旁別為長堤一帶，約去舊堤一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磚包砌，一如舊堤，其中舊有減水閘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為利益實亦非小。

《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巴延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胡長孺曰：「杭、吳、明、越、揚、楚、幽、薊、萊、密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為沙。朱清者嘗傭海濱，沙民楊氏家殺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後就招懷為防海義民，清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運。」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於細民無不仰給於此。」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濬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雲「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雲海運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征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國朝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費，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鬆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噍，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灶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貫駕海舟灶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曆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飄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艫擠塞，腳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益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歲運所至之數備具於後）〉，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荊、河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餘。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餘。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餘。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七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餘。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合餘。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五千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餘。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餘。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餘。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萬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餘。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萬四百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餘。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萬九百九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餘。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餘。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萬一百六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餘。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餘。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餘。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餘。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萬九百八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餘。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合餘。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餘。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萬四百九十一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餘。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萬七百四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餘。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萬七千九百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餘。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餘。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萬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餘。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七合餘。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萬八百三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餘。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餘。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萬三千一百八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合餘。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萬七百七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勺餘。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萬一百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合餘。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餘。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萬六千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萬六百八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合餘。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合餘。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餘。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餘。以上《元史》所載歲運所至及所失之數。史又雲，風濤不測，糧船漂溺，無歲無之，間亦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矣）〉。

順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潁盜起，方國珍、張士誠據浙東西之地，海運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爾征海運於江浙，詔士誠輸粟、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與。

臣按：元朝承平之時歲運幾至四百萬石，至其末年也哀丐於叛臣，僅得十有餘萬石，最後升斗皆無焉。是時也，斗米至銀六兩，一時勳戚權貴衣錦繡、抱珠玉而枵腹忍饑以為餓殍者何限，嗚呼，可歎也哉。是以為國遠圖者，睹未形之患為先事之謀，恆思於心，曰吾之家國今雖富盛，異日吾之子孫安知其不馴致於此乎？矧今建國於燕，而又承其後，雖天祚國家，祖宗基業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長思也，《詩》不雲乎？「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在封丘縣西南舊黃河北岸）〉，陸運至淇門〈（在浚縣西南即古枋頭）〉，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自任城〈（今濟寧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今東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禦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禦，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泄，賜名會通河。

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閘，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而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台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閘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於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勢而微用人為以濟之，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至於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開創之功雖在勝國，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則有待於聖朝焉。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逾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宋人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煬開川，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而謂天意顓在於宋，臣不敢以為然，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運道秋後春初往往幹澀，舟行艱阻，有妨歲計，九月以後宜於清口入淮處暫築小壩，高二三尺許，截水以過舟，又於直沽河流轉下海處橫作木閘，以遏水，其有淺處，兩際宜各去七八里許橫立木柵以限舟，柵中開門，當中浚深，河潢可容兩舟許，分道上下，行舟差官於此分籌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罷之。如此則河流有所限制，舳艫不至擠塞，而運道四時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彙為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閘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挽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

臣按：通州陸挽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閘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閘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泄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挽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於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比以為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瀦於此潭，又於分水入城處築閘以司啟閉，仍於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為巨閘，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啟，自慶豐閘之東，每閘之旁皆為月河以容挨閘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眾，又不若依舊陸挽之為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沒，牛騾踣斃，腳價踴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鹹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腳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為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為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於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軌轍散行，水易涸而泥易幹，運道自然不至深陷。又於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閘原設閘夫編為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於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磚石、傭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腳價，分為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聞，永為定例。如此，則輸挽通利所，費者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況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啟閉，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閘設官聚夫，官俸民糧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源，疏滌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獲，文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計議，其於國計未必無補。

至正十六年，董摶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近路，而兵少、敵小而期促者耳，大敵在前，擁兵數十萬，千里饋糧，曠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摶霄人運之法誠有如胡粹中所評者，用兵遠道決不可行，惟施於救荒，就用饑民接運，因以哺之，借其力以達粟於無食之地，蓋亦兩得其濟，與夫漕黃河者，其於三門底柱之險其間一帶，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暫而不可常。

以上論漕輓之宜。

臣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巨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溯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閘者，即《元史》所謂會源閘也，泗〈（出泗水縣）〉、沂〈（出曲阜縣）〉、洸〈（出陽寧縣）〉、汶〈（源有三，二出萊蕪縣，一出泰山南）〉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禦，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於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於南京；自是而北至於漳禦，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於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郎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閘，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髒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於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閘於此乎盡，眾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書生過慮，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閘在於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為天慮，惟聖朝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