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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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討綏和之義（上）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頤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舍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臣按：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弔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於罷敝中國，師雖遠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於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為吊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諮，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後，誓於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世之徵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戕賊我生靈，以故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眾，則惟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埸之事，嗚呼，此所以為帝王之師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既飭〈（整也）〉。四牧冘〈（強貌）〉，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狁孔〈（甚也）〉熾〈（盛也）〉，我是用急。王於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室漸衰，八世而狁見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牧曰冘，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今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獲〈（地名）〉。侵鎬〈（地名）〉」及方〈（朔方）〉，至於涇陽〈（言其深入為寇）〉。織〈（幟同）〉文鳥章〈（鳥隼之章）〉，白旆（繼）央央〈（鮮明貌）〉。元戎〈（戎車）〉十乘，以先啟〈（開也）〉行〈（道也，啟行猶言發程）〉。

朱熹曰：「言狁不自量度，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興六月之師，因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啟行，其旗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輊〈（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卻而後也）〉。四牡既佶〈（壯健貌）〉，既佶且閑。薄伐狁，至於太原〈（地名）〉。朱熹曰：「至於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臣按：《漢書》嚴尤曰：「宣帝時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虻蟲之螫，驅之而已。『薄伐狁，至於太原』，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以吾邊境為限，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於彼新田〈（二歲曰新田）〉，於此菑〈（田一歲）〉畝。方叔蒞〈（臨也）〉止，其車三千，師〈（眾也）〉幹〈（扞也）〉之試〈（肄習）〉。方叔率〈（總率之）〉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為車蔽）〉魚服，鉤膺〈（馬婁領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鞗〈（轡也）〉革〈（轡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荊皆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於彼新田、於此菑畝矣，方叔蒞止則其車三千、師幹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動而無知之貌）〉爾蠻〈（荊州之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大也）〉老，克壯其猷〈（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眾也）〉，嘽嘽焞焞〈（盛也）〉，如霆〈（疾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狁，蠻荊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南蠻、北狄最為中國患，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於經者始於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狁之徵，《六月》之師是也；南有蠻荊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說者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同，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時，強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專，則成功不難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鬩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於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荊則命方叔，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經營四方，告成於王，止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雲者，昔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以遏絕亂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逾於老臣者。」上問：「當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遙也）〉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臣按：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此真老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節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為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狹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塞也）〉四望狹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臣按：充國謂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有國者馭敵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為將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擊䍐〈（口堅反）〉、幵〈（音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計度）〉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厄，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䍐、幵暗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臣按：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先後，先零首為畔逆而䍐、幵特劫略耳，劫略夷人之常，它種皆然，不但䍐、幵也，未嘗加兵於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於暗昧之䍐、幵，雖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況未必能乎。充國自謂其議為全師保勝安邦之策，非但可用於一時，真可以為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宣帝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折裂）〉？〈（寒創）〉，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䍐、幵，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䍐以解其謀，臣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䍐、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寇，䍐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䍐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畔，故與䍐、幵解仇結約，常欲先赴䍐、幵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䍐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䍐、幵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臣按：充國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彼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此數言者，真萬世守邊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當遵行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瑀使客諫之，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稠也）〉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誌，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

臣按：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者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勝之時，猝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為主，毋僥幸於一戰以中賊之計、張賊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慮而不苟進，非在我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在彼者有必可勝之算，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張栻曰：「漢將臣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切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撫劍，窮討殊鬥，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閭巷之中，再鼓於奔北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效搏執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勝之兵可為法於萬世。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先計而後戰，常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為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己、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幸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眾，兵雖眾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而饋餉或至於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內撫人民之眾，以眾而臨寡，以大而製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於寇盜，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況其所嘯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致禍，在我所係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為也。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為將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耳。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張栻謂漢將當以趙充國為最，嗚呼，豈但漢之將哉，臣竊以為古今論帝王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最於將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後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曆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

臣按：班固謂漢之諸臣論馭匈奴者不過兩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修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黷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彼以為屈伸強弱，非帝王慎德威懷之道也。是故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內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內外而一之，斯其為帝王馭遠之術歟。〈（以上言征討）〉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