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陵文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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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四·論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

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嚐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嚐藥。

其舍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耳。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係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誌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

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

難者又曰：「謂之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

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仇，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

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跡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跡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

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嚐。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弒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嚐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嚐藥。」

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眾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弒，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製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並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

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 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後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乎！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