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之餘

日知錄之餘
作者：顧炎武　清

原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剿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采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

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

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廖誤。至於嘆禮教之衰遲，傷風欲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

耒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耒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

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敘

敘曰：自明體達用之學不修，後生鉅材日事纂述，而鴻通瑰異之資遂率隳敗祠章訓詁、襞績破碎之中。漢時經術修明，賢哲著書，大都採擇傳記百家，論說時政與己志而已。魏晉已降，著錄始廣。唐以後遂歧分為數家，其善者自典章經制文物度數以及佛老之書，徼裔之跡，莫不明其因革損益、巨細本末，號稱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諸身心，達於政事者，不數覯焉。 崑山顧亭林先生，質敏而學勤，誼醇而節峻，出處貞亮，固已合於大賢。雖遭明末喪亂，遷徒流離，而撰述不廢，先後成書二百餘卷。閎廓奧賾，咸職體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經史之微文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於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人材、軍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非善成其鴻通瑰異之資，而畢出於體用焉哉。元明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講說經世之事者，則又迂執寡要。先生因時立言，頗綜核名實，意雖救偏，而議極峻正，直俟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曉然於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

汝成鑽研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刪飾元本，閻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討論既夥，不能無少少滲漏，四家引申辯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為是書羽翼也，用博採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伏處海濱，見聞孤陋，又耆碩著書富邃，而義無可附，則亦闕諸。竊慮踳駁，有逾簡略。嗚呼，學識遠不逮先生毛髮，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體用具在，學者循其唐塗，以窺賢聖製作之精，則區區私淑之心，識小之指，或不重為世所詬病者矣。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釋條目、諸賢名氏里爵，具列於後，而輒著其大指於篇。

先生著述閎通，是書理道尤博，學術政治皆綜隆替，視彼窾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吳江潘檢討刻於閩中，流行既久，刊劂多訛，潛邱諸君皆有校正。今茲集釋即緣為權輿，復廣加鈎析，脫字既增，誤文亦削。諸君別著，論纂雖殊，指意可並，則亦附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記》、《山東考古錄》、《石經考》、《五經同異》、《音學五書》、《郡國利病書》、《亭林詩文集》、《菰中隨筆》等書，凡藉參稽，亟為決擇；若異徑庭，不引詮訓。至漢唐及明經史傳紀諸子雜家，皆先生博綜穿穴，茲更無事駢枝。凡所稱引，率斷自先生同時及後賢所述。 先生問學浩博，論說深遠，專綜大綱，或忘識小。諸家辨駁，其無關閎旨者勿論；間有異同，轉滋歧舛。用援鄭詁《禮經》、顏注《漢史》之例，拾遺元文，參以私測，更列眾言，加之融釋。 諸經訓纂，眾史傳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隨先生所錄疏明。至義類所觸，或摭實略虛，或舍新徵舊。又逸書別史、諸子百家，分見少殊，援引斯異，亦隨所列之文、所據之本，略事鈎甄，以祛抵滯。

先生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舉措更張，言尤慨切。第世異盛衰，則論貴參伍，求棟買轂，何殊區霚。爰竭顓愚，略疏偏激，不為掉罄，間陳一孔，雖會幾深，終慚和繆。又先生留心時務，奏議文書事關利害，皆入簡編。今有發明，廣為采廁。著書誠尚雅馴，立說亦爭要領。或節錄其篇，或咸登其論，理勢恐失其真，辭氣多仍其筆，亦准全書，惟求實事。至於詞原曲喻，隱多未正，既輒舛馳，闕疑云爾。

世嬗歲遷，學者輩出，參考古今，蔚成宏傑。其論治體要道、經術文章，器識雖殊，穿並則一。間著名理，有出先生論述外者，既綜疏列；至於考證諸家，意主搜羅，凡所引稱，時至繳繞，今入注文，但取證明，奚事炫博，輒加刪節，歸諸簡核。若語有繁略，理無醇疵，既列其凡，不廣附麗。

疏說既繁，主名難一；氏族不署，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異存亡，須分著錄。始輯注文，但稱某氏，惟氏同則殊以官，諡同則加以地。其他區異，旨亦准斯。至同時材哲，則概著其名，事取標題，義無軒輊。第上相位崇，守土分別，兼獲師承，宜謹書策。少變其文，復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賈逵之說，書官以尊；康成治詩，重毛公之賢，稱箋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潘氏耒，字次耕。吳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官檢討。元刪錄本，通行刊本。
閻氏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康熙間舉學鴻詞。元校本。
楊氏名寧，字簡在。江陰人。拔貢生，官知縣。元校本。
沈氏彤，字冠雲。吳江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錢氏大昕，字曉徵。嘉定人。官少詹事。元校本。
談氏允厚，字厚臣。嘉定人。
胡氏承諾，字君信，一字石莊。石門人。舉人。
王處士錫闡，字寅旭。吳江人。
張氏爾岐，字稷若。濟陽人。
陸氏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唐氏甄，字鑄萬。夔州人。舉人，官知縣。
陸清獻隴其，字稼書。平湖人。進士，官御史，從祀廟庭。
魏鴻博禧，字冰叔。寧都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李文貞光地，字晉卿。安溪人，官大學士。
徐司冠乾學，字原一。崑山人。進士。
朱檢討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慕氏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進士，官漕運總督。
儲大令方慶，字廣期。宜興人，進士。
嚴太僕虞惇，字寶成。常熟人。進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谿人。官編修。
方侍郎苞，字靈皋。桐城人。進士。
惠侍讀士奇，字天牧。吳縣人。進士。
任氏源祥，字王谷。宜興人。
王給事命岳，字伯咨。晉江人。
陳氏啟源，字長發。吳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進人。
邱氏嘉穗，字秀瑞。浙江人。舉人。
陳庶子遷鶴，字介石，安溪人。
楊編修繩武，字文叔。吳縣人。
顧司業棟高，字復初。無錫人。
陳文恭宏謀，字汝咨。臨桂人。官大學士。
陳總兵倫炯，字資齋。同安人。
曹給事一士，字諤庭。上海人。進士。
汪氏師韓，字抒懷。錢塘人。官編修。
柴氏紹炳，字虎巨。仁和人。
謝中丞敏，字肅齋。武進人。
陳通政兆侖，字句山。錢塘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庶吉士。
全氏祖望，字紹衣。鄞縣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
陳鴻博文靖，字位山。當塗人。乾隆初舉。
喬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進士，官巡撫。
裘文達曰修，字叔度。新建人。進士，官尚書。
宮氏獻瑤，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馬。
王方伯太岳，字芥子。定興人。進士。
姚氏范，字南青。桐城人。官編修。
江氏永，字慎修。婺源人。
盧氏文弨，字紹弓。餘姚人。侍講學士。
陸中丞耀，字青來。吳江人。舉人。
莊侍郎存與，字方耕。武進人。進士及第。
王氏鳴盛，字鳳喈。嘉定人。光祿寺卿，進士及第。
黃氏中堅，字震生。吳縣人。
戴氏震，字東原。休寧人。庶吉士。
趙氏翼，字雲崧。陽湖人，貴西兵備道，進士及第。
姚刑部鼐，字姬傳。桐城人。進士。
柴御史潮生。
胡御史蛟齡。
楊侍郎永斌。
王上舍應奎，字柳南。常熟人。
孫氏志祖，字頤谷。仁和人。進士，官御史。
惠氏棟，字定宇。侍讀子。
鳳氏韶，字德隆。江陰人。歲貢生。
朱氏澤沄，字止泉。寶應人。
錢徵士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梁氏玉繩，字曜北。錢塘人。
汪明經中，字容甫。江都人。
劉學博台拱，字端臨。寶應人。
莊大令述祖，字葆琛。陽湖人。進士。
莊氏綬甲，字卿珊。大令子。
錢學博塘，字岳源。嘉定人。進士。
洪氏亮吉，字稚存。陽湖人。官編修。
桂氏馥，字未谷。曲阜人。進士，官知縣。
孫兵備星衍，字淵如。陽湖人。進士及第。
凌氏廷堪，字次仲。歙人。進士，官教授。
雷氏學淇，字介庵。直隸通州人。進士。
張大令雲璈，字仲雅。錢塘人。舉人。
陳同知斌，字白雲。德清人。進士。
程方伯含章，字月川。景南人。舉人，巡撫，左遷布政使。
劉氏逢祿，字申受。武進人。進士，官禮部主事。
陸學博珣，字子劭。嘉定人。
管氏同，字異之。上元人。舉人。
沈明經宇，字啟大。嘉定人。
劉明經開，字孟塗。桐城人。
嚴氏如煜，字樂園。漵浦人。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學博欽韓，字文起。舉人。吳縣人。
阮閣部元，字伯元。儀徵人。今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
陶宮保澍，字雲汀。安化人。進士，今官兵部尚書，兩江總督。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瑩，字石甫。桐城人。進士，今官江蘇知縣。
周濟，字保緒。荊溪人。進士，今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舉人，今官內閣中書。
張生洲，字淵甫。吳江人。舉人，今官教諭。
謝占壬，字◎◎。寧波人。
施彥士，字朴齋。崇明人。舉人，今官知縣。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進士，今官知縣。
左暄，字春谷。經縣人。

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後學黃汝城敘錄

序

鄒福保

亭林先生忠孝大儒，不專以著作傳，而著作亦為振古以來所未有。所輯《日知錄》，孤懷閎識，殫見洽聞，國史本傳稱之為「精詣之書」。然止雲三十卷。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數之外，此四卷又溢出於稼堂所刻之外，其故何歟？余維自古磊落奇偉之士，其緒論足以扶世翼教者，雖殘編斷簡，至一句一字之微，後之人往往掖拾而珍惜之。憚流傳至於千百祀之久，況乎道德文學經濟氣節巋然推昭代儒林之冠，而觥觥乎為經師、人師如先生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乎人之甄采遺佚，而不忍使其磨滅於塵蠢中也。

余嘗謂先生之學卓然成大家，足與前代之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諸公相頡頏。厥故有二：一多讀人間有用書，一多交海內益友。凡群經諸史、金石圖篆、文編說部有關於歷代掌故、國家典制、天文輿地、河漕兵農之屬，咸悉心研撢，窮極根底，因原竟委，考正得失。生平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出行挾以自隨，有疑則發篋對勘。此所以洞燭今古，本本原原也。加以足跡半天下，所交皆巨人長德，虛懷若谷，廣益集思，其學究天人，如王闡熟精《三禮》，如張爾歧旁參互證，如閻若璩博聞強記，如吳任臣讀盡有字之書，如朱彝尊專精六書之業，如張紹能包他人之所有，並能拓他人之所無，又與傅山，李容，歸莊、七宏撰諸君子或辨析道義，或切刺名理，往復商榷，取法者精，是以所詣愈峻，斂華就實，經世淑身，而不為虛憍詭異之說，是足多已。嗟乎！時至今日，儒術衰微，卮言紛紛遍華夏，幾不知正學為何事。有心世道者，側身環顧，愀然有憂思焉，以為當世不見先生，亦不復知有先生矣。猶賴聖明在上，表章潛德，詔舉先生從祀文廟兩院，凡薄海內外賢士大夫之聞風者，私相慶慰，俱憬然於斯道垂絕，尚有一線留貽，奉先正之典型，挽狂瀾於既倒，不可謂非吾黨之幸也已！

此編餘於家藏舊書中檢得，原板已亡，士林罕見，重寫授梓，以廣其傳，世之瓣香《日知錄》者，得此益窺全豹，豈不快哉！豈不快哉！

按先生著述，若《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雜著十種》及詩文集等，至今風行字內，家有其書。並聞《利病書》之原稿，曾經先生於簡眉冊尾手自細注者，尚存崑山祠堂中，可得披覽。此外未刊之《肇域志》稿，或雲藏洪琴西觀察家，然未及睹。又《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昔何義門曾於東海相國所偶見一帙，而世無傳本，存否難知。又《皇明修文備史》四十帙，中間所輯書七十五種，皆有明一代之事，蓋先生當時有志於明史，而未暇成書者。乾隆時，武進趙億孫曾得抄本，今亦不知何往。嗚呼！吾吳不乏劬書耆學之君子，有注意於鄉邦文獻、搜遺訂墜者乎？採訪雕鐫，匪異人任，能令先生未經傳播之書，一一長留於天地間，區區之心，不勝大願。

抑猶有說焉，先生乃我蘇之鄉賢也，郡城中應有專祠供奉栗主，以行春、秋之祭祀，以為邦人士之師資。余懷之二十年矣，而力不足以倡之，竊自愧恨；桑梓馨香之報，其安能無望於後之來者乎！

宣統二年庚戌秋七月鄉後學元和鄒福保謹序

卷一

書法

晉衛恆《四體書勢》序曰：「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為『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其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文，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徒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涎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壁書，過觀者以酒讎，計錢足而火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札。梁鵠乃益為判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鵲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他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盂潁、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異，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漢時策書，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名，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木，兩行而已。 隸書

《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愛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間裡書師合《蒼頡》、《愛歷》、《博學》三書，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師古曰：復，重也）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焉。」庾肩吾《書品序》：「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制，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今楷文改變，非復一端。」

《南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

《梁書·蕭子云傳》：「子云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雲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范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可見鍾、王之字即是隸書。）

《後魏書·江式傳》：式表云：「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托許氏《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

《水經注》：「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豈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帳中愛玩之，以為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 劉勰《文心雕龍》引庾肩吾《書品》：「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制，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

《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書，」（可見不草即是隸書。）

晉成公綏《隸書體》云：「蟲篆既繁，草稿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是則篆、草之中惟有隸也。又云：「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是八分雖別一體，亦謂之隸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則後人之名為楷者，從此出矣。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人隸字中，發人意氣。」

《宣和書譜》：「為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日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為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一曰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語也。（《莊子》：「丁子有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揚慎曰：觀此、則莊子之時已有八分書，不始於王次仲矣。）前世之善書類能言其書矣。然而自漢以來，至於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典型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那？杜甫作《八分歌》，盛稱李潮、韓擇木、蔡有鄰，是皆唐之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則希綜、蔡邕之論安在哉？蓋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至唐則又於隸書中別為八分以名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者，非古之所謂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張彥遠、曰貝冷該、曰於僧翰、曰釋靈該，是四子俱唐人，則知今之八分出於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雲，」 《金石錄》：「右《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余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為隸？何者為八分？蓋自不能分也。因覽此碑，毅自題為隸書。故聊志之，以法來者之惑。」

《老學庵筆記》：「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乃今真書。趙明誠《金石錄》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千字文》云：杜藁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

《項氏家說》曰：「程回可父辨隸書曰：周興嗣《千字》：『杜稿鍾隸。』蕭於雲啟云：「論草隸，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價《五體序》云：『篆則科斗、玉筯、垂露、薤葉，隸則羲、獻、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以諸家參之，則今之稱隸者，乃二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真書，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為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真書，後有八分書也。黃公紹曰：『按《唐六典入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則程說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銘刻之陰或用隸字也。許昌辨臣勸進與受撣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為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往往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為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邪？」

《水經注》：「古文出於黃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王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曰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知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

洪适《隸釋》云：「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陰，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蒼》，隸法由茲而廣。蓋八分為小篆之捷，其贊八分則曰：『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其贊隸則曰：『摧鋒劍析，落點星垂。』詳其說而察其字，則孫根及華亭碑為漢人八分無疑矣。唐人自稱八分，蓋有自來，考古博雅之士更為辨之。」

《宋史·選舉志》：「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

趙古則《學范》曰：「隸即漢八分，真即漢隸，古今傳習異辭，始隨常名，使人易曉。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補筆談》曰：「今世浴謂之隸書者，只如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也全變……隸書，即今之正書，章草、行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為隸書，以今時書為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光《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嘗用隸書。1111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元吾邱衍《學古編·辨字》：「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畫文象蝦蟆子，形如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蒼頡形意配合為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鈎殺，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謂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為大篆。四曰秦隸。秦隸者，孫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言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為最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舉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括雲》：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卷二

禁燒金

宋開寶四年，詔：「西漢法，作偽黃金棄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聞京城之內競習其業，轉相誑耀，此而不止，為盜之萌。自今犯者，並置極典。」

禁銷金銀箔

魏齊王正始元年，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齊書》：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箔。海陵王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之禁。

《陳書》：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於，詔曰：「朕臨御區字，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疏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蠢患，並皆禁絕。」

《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摟金，曰捻金，曰戰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貨志》：「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未者眾，不宜誘之。』景佑中，登、萊飢，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輿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山澤之寶，所得至難，倘縱銷釋，實為虛費。今約天下所用，歲不下十萬兩，憚上市棄於下民。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為首飾。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諸州寺觀有以金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資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從之。二年，詔申禁熔金以飾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溫州李逸言：「兩浙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為塔像，有高褒丈者。毀碎珠玉，浸以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論。」從之，七年，禁民間服銷金及跋遮郍纈。八年，詔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捻絲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斷禁。臣民舊有者，限以一月許回易。為真像前供養物，應寺觀裝功德用金箔，須具殿位真像顯合增修創造數，經官司陳狀勘會，詣實聞奏，方給公憑，詣三司收買。其明金銀假果、花枝、樂身之類，應金為裝彩物，降詔前已有者，更不毀壞，自徐悉禁。違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合而觀之，古來用金之費可知矣。

《西湖志餘》：「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褲、器用。文軸。榱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煉金為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版，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元史·奠李傳》：「賈似道怒李，喉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悟用金飾齋匾，鍛煉成獄，竄漳州。」

陸深河《汾燕閒錄》曰：「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復者。東坡見後世金少，以為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歟？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藉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至燕王劉澤，一賜田生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尚有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金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傳》：「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匾，尚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

禁造銅像

《宋書·夷蠻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寺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銅彩，糜損無極，無關神抵，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台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院悉沒入官。』詔可。」

禁造銅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

《代宗紀》：大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鑄銅器。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鑄造。

《憲宗紀》：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錢少，禁用銅器。

《文宗紀》：開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謂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則擾人，但禁銅器，斯得其要。」

禁銅不過嶺南

《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禁錢不過嶺南。穆宗時，韓愈奏狀亦言禁錢，不得出五嶺。

禁用銅錢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詔禁用銅錢。時兩浙之民重錢輕鈔，多行折使，至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福建、兩廣、江西諸處，大率皆然。由是物價涌貴，而鈔法益壞不行。上乃諭戶部尚書郁新曰：『國家造鈔，令與銅錢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來，民心刁詐，乃以錢鈔任意虧折行使，致令鈔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行使。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

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十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為言：「請出榜禁約，仍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言。

禁斷新錢

《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斷新錢，專用古錢。

《顏竣傳》：「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渭之蜒環錢，人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不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太宗初，惟禁鵝眼、蜒環，其徐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惟用古錢。」

禁金銀

《實錄》：「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間無以金銀交易。時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定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銀塗

《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斷金銀塗。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並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為之禁。」

禁銅釘

《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喪事用銅釘。

禁銷錢為佛象

《舊唐書》：「敬宗寶曆元年十月庚於朔，河南尹王起奏：『盜銷錢為佛象者，請以盜鑄錢論。』」

禁毀錢為銅

《宋史·寧宗紀》：「開禧二年正月辛亥，詔坑戶毀錢為銅者，不赦，仍籍其家，著為令。」

禁兵器

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擴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光祿大夫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撿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儲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矢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于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屈服焉。

《舊唐書·鄭惟忠傳》：「中宗即位，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其俗習，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那？』遂寢。」

元世祖中統三年三月，諭諸路，禁民間私藏軍器。

四年二月，詔私造軍器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七月戊戌，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邊城軍器之禁。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乘馬。

煬帝大業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鈎、鑽刃之類，皆禁絕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閏二月丁亥，詔內外諸軍，除木槍、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軍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人持鐵尺、手撾及杖之藏刃者，悉輸於官。

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贛、河南、廣東、福建以禁兵弓矢，賊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三十年二月，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嚴漢人執弓矢、兵杖。

仁宗皇慶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漢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夾弩鎧，徙西海。

楊氏據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台主薄京兆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乾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金太宗天會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漢人夾兵器，詔勿禁。

元順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彈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而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麗人執持軍器之禁，仍令乘馬。戊子，漢人鎮遏生蕃處亦開軍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廣東、福建。浙江等處軍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軍；造者本身與匠俱論死；其知情者亦連坐之。

禁餳

《宋書·顏竣傳》：「時歲旱民飢，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

禁車牛入都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盧損請止絕天津橋車牛往來中道，兩頭下關，駕出即開。兩旁之路士庶往來，其車牛並浮橋路往來。

《清波雜誌》云：「舊說沛都細車前列數人，待水罐子旋灑路，過車以免埃壒蓬勃。」

禁牧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為群，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不得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番息，」

禁馬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人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民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禁畜鷹鷂

魏高祖延興五年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

禁絹扇

《晉書》：安帝義熙元年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樗蒲。

禁番香

《廣東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禮部為禁約事。奉聖旨：『沿海軍民私自下番，誘引蠻夷為盜，有傷良民，爾禮部出榜，去教首人知道，不問官員軍民之家，但系番貨，番香等物，不許存留販賣。其見有者，限三個月銷盡；三個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販賣者，處以重罪。欽止。』除復奏外，今將聖旨事意備榜條陳，前去張掛，仰各遵守施行，須至榜者。一，祈神拜佛所燒之香止用我國松香、柏香、楓香、黃連香、蒼朮香、蒿桃香水之類，或合成為香，或為末，或各用，以此為香，以表誠敬，蓋上香之說，上古本無降神之禮，焚蕭艾以展其誠。近代凡有禱祈，事主升壇，動輒然香在前。為何？恐人身垢穢。香不過辟穢氣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為香？只我中國諸藥中有馨香之氣者多，設使合和成料，精緻為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禱祈用，有何不可？一，茶園馬牙香雖系兩廣土產，其無籍頑民多有假此為名者，夾帶番香貨賣。今後止許本處燒用，不許將帶過嶺，違者一體治罪。一，檀香、降真茄蘭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羅斛香、粗柴香、安息香、烏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結香，並書名，不書番香，軍民之家並不許販賣存留，見有者許三個月銷盡。」

《困學紀聞》：「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泌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雕《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郁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議一也。考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人貢，而沿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市。命禮部申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個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香，柏香、楓香、桃香諸香，違者罪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彼土人自行檢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並及之。」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禁交趾、安息諸香不得出境

禁賣室石

《元史·脫歡傳》：上疏言：「國以善為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復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資主人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偽，而國用有蓄積矣。」

禁瓷器

《實錄》：「正統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宮樣青花自地瓷器，於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禁約兩京及江西、河南、湖廣、甘肅、大同、遼東沿途驛遞鎮店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自地青花瓷器賣與外夷使臣。」

「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資，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以告者連坐。」

禁茶

《金史》：泰和五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食者，以斤兩定罪賞。

元光二年，省臣奏：「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財三十餘萬也，奈何以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現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錢一萬貫。

禁酒

《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觸乃事，時同於殺。』」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時，復禁民酤。

漢興，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

後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湧水，蝗螽攣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譏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定。」

獻帝建安中年，飢兵興，曹公表制禁酒。

蜀先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

晉孝武帝大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難，敕平、開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歲飢禁酒。

義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既年荒谷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詢者相屬，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治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爐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賣，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前趙劉曜，命民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

後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製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斷酒。時揚州諸郡大水，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為酒糜谷，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詔從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江西並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開酒禁。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詔曰：「水旱成災，谷稼傷弊，京師二縣諸方始熟，可權斷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酗訟，或議國政，故一切禁之。

獻帝即位，開酒禁，吉凶賓親各有程日。

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櫱谷六千九百六十斜，面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把，依式供營。遠善客使，不在限斷。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閏九月，禁京師酤酒。元象元年四月，開酒禁。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王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統五年十月王戌，詔禁造酒。

武平六年閏八月辛巳，開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內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月，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歡娛；芻豢之滋，致肥甘於豐衍。然而沉涸之輩，絕業亡資；情窳之民，騁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數不登，市肆騰貴，趨末者眾，浮沉尚多。餚羞曲櫱，重增具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俱斷屠酤。」

《通典》：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游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敝俗？可先錄《鄉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官長，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人識廉恥，時知敬讓。」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麥貴，斷酤酒。

玄宗開元二年十一月，以歲飢，禁京城酤酒。

肅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詔曰：「為政之本，期於節用。今農功在務，廩食未優，比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曲櫱之費有損國儲，游情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酤酒即宜禁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酤酒，除光祿供進祭把及宴善客外，一切禁斷。

代宗寶應二年三月，以泰陵、乾陵發引，詔禁酣酒。

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止。

遼興宗時，禁職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司給文始聽。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正月甲戌，詔公私禁酒。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罪。

六年，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煉皆杖百。

世宗大定十四年，詔猛安謀克之民，今後不許殺生祈祭。若遇節辰及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至八月終並禁絕飲燕，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雖閒月，亦不許痛飲。犯者抵罪。

十八年三月乙已，命戌邊女真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禁宮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酒。

《金史·梁肅傳》：肅為大興尹，上疏言：「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間粟麥歲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

哀宗天興二年九月，禁公私釀酒。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以冬無雨雪，春澤未降，遣使問便民之事於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曰：「足食之道，惟在節用糜谷之多，無逾醒醴曲櫱。況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

五月癸已，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十五年四月，以時雨露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為醞釀，量給之。

十一月甲午，開酒禁。

十八年三月，禁甘肅瓜沙等州酒。

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

二十年四月，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入官，犯人配役。

九月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二十二年正月，詔禁私酒。

二十四年九月，以西涼平灤路飢，禁酒。

二十六年七月丙午，禁平地、忙安倉釀酒，犯者死。

九月戊申，弛酒禁。

二十八年三月，嚴酒禁。

至元二十二年八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酤，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為五貫。

至元十四年五月，詔曰：「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有戒無彝，況糜谷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官禁市酤，以豐民食。朕詳來奏，實為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無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以歲譏，禁釀酒。

十一月，詔諭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

七年十二月乙酉，弛京師酒課，許貧民釀酒。

九年正月王申，弛大都酒禁。

武宗至大元年，編者按，當為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是年正月，成宗崩；五月，武宗即位，明年改元至大。中書省言杭州一郡，歲以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便。河南、益州亦宜禁之。制可。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十月辛酉，弛酒禁，立酒課提舉司。（許有壬《宿欒河望白海行宮詩》云：聖恩疏酒令，暫得醉歌同。注云：「時有旨特放灤河酒禁。）

禁種糯

《太祖實錄》：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種糯。其略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征於民，而吾民效順，樂於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過取之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醴，糜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賜酒獻酒

金章宗承安元年，敕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九月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

禁鑿石

後漢順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詔以民人山鑿石，發泄藏氣，敕有司檢察，所當禁絕，如建武、永平故事。

禁發冢

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冢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葬隴者，斬之。」

禁毀淫祠

《漢桓帝紀》：「延嘉八年四月丁丑，壞郡國諸房祀。」

《後漢書》：「欒巴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祠，剪理奸誣。（房祀謂為房堂而祀。）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晉書·載記》：「石勒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為立祠堂，植嘉樹，准岳讀以下為差等。」

《宋書·武帝紀》：永初二年四月己卯，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勛德立詞者，不在此例。」

《南史·上神念傳》：「梁時為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祀。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

《宋書·禮志》：「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為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仿效，濟南尤甚。至魏武帝為濟南相，皆毀絕之。及秉大政，普加除剪，世之淫祠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祠，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為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讀名山川澤，各有定製，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祝史薦而無愧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氏信道不篤，潛禮瀆神，縱慾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攘祠。」詔曰：「不在詞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詔：「淫詞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勛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普禁淫祠，由是蔣子文以下祠並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詞，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鐘山王。蘇侯膘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威加爵秩。

魏肅宗神龜二年十二月，詔除淫祠，焚諸雜神、於文之廟。

《舊唐書·狄仁傑傳》：「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禮，伍員四祠。」

《於頔傳》：「為蘇州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廢生業，神字皆撤去，唯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

《宋史·陳希亮傳》：以殿中丞知鄠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太原志》：秦偉，三原人。正德中，為山西參政，毀淫祠百餘區，凡佛像、聖母及大山，二郎，無孑遺者。

林俊為雲南副使，滇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話佛，歲時士女會集，爭以金泥其面。後按部至，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以其材修之。

（原按：以上原誤，刪去待補）王沈《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仿效，濟南尤甚，至五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樂，奢侈日甚，民坐窮困，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太祖，曹操，為濟南相。）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祀祠。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祠由此遂絕，」

《抱朴子》：「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祠之俗，而洪慶來假。」

《華陽國志》：王浚為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浚以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為舟船，唯不毀禹王詞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咒。於是蜀無淫祀之俗。」

奴告主

糊書·任城王澄傳》：「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卒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凡以禁奸，好愈甚。」

《舊唐書·張鎰傳》：「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為奴當千發其陰事，縱下御史台，留當千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守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斷決。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往，奴告主者皆不許受，便令決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代難改，今縱非叛逆，奴實奸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臣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左貶循州司馬，當千杖殺之。」

《大唐新語》：「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湛妻龐氏，為其奴所告夜醮，敕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詛，草狀以聞，先於玉階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大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冤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復而自懼，眾迫有功，有功不復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此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減死，放於嶺南。」

《通鑑》：唐大宗貞觀二年，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而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東觀奏記》：「大理卿馬曙任代北水陸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答之，即告於御史台，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即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再貶嶺外。上奏，人臣無不感悅。」

晉趙王倫篡位，孫秀擅權。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誣告穎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穎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為己部曲。

《晉書·石季龍載記》：「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

《魏慕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甲兵，曙坐貶官，而慶無罪。慕引法律論之，競杖殺慶。」

《裴度傳》：「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日召中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冊府元龜》：「肅宗至德二年，鳳翔張謙奴附子告謙與逆賊為細作，三司推鞫虛妄。詔曰：『自下訟上，敗俗亂常。附子宜付鳳翔郡集眾決殺。』」

敬宗寶曆元年五月，瓊王府司馬謝少莒奴沙桔告少莒為不軌，詔委內侍省推鞫。不實，沙桔杖流靈州，少莒釋放。凡告人不實，法當反坐，況其家僕？則沙桔止於決杖，仍流近處，為失刑矣。 《五代史·史弘肇傳》：「李嵩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子，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

《李嵩傳》：「嵩弟嶼仆葛延遇為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之。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延遇上變，言嵩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送李嵩侍衛獄，嵩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嵩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服，族誅。嵩素與翰林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冊府元龜》：徐台符先與漢故太子傅李嵩為執友，乾佑中，嵩為部曲葛延遇等誣告、族滅。廣順中，台符為兵部侍郎，白於宰府，請誅延遇等。宰相馮道以延遇等已經赦宥，未之誅也。時王峻執政，聞台符之言，深加嘆服，因奏於太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唐景思傳》：「為沿淮巡檢。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告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一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一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蓄兵。』吏索，唯一衣筒軍籍糧簿而已，吏憫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潁、毫之人隨之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既奏斬奴，而釋景思。」

《冊府元龜》：「弘肇專恣刑殺。故相李嵩為家童誣告，族戮於市，而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仆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舊勛故將之後，為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錢十四萬，市得玉枕一枚，遣家童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大得茗回，家童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童詣弘肇，上變，言虜主之人汴也，偽燕王趙延壽遺福殷齎玉枕，陰遺淮南主，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弘肇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宋史·李孝壽傳》：「為開封尹。有舉子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捨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仆明日持詣府，告其主效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仆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仆敢肆者。」

《遼史·刑法志》：「景帝時，吳王稍為奴所告，有司請鞫。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

聖宗統和二十四年，詔主非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罪。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

《元史·速不台傳》：「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為民。還以聞，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戳之。」

《不忽術傳》：「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術言：『如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有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卒告將

《宋史·何中立傳》：「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

《文彥博傳》：「仁宗不豫，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願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乃斬卒於軍門。」

《蘇拭傳》：「知定州。有卒吏以贓訴其長，拭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眾乃定。」

吏告本官

魏明帝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于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廷尉高柔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那？」柔曰：「廷尉，大平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複為奏，詞旨深切，帝意悟，乃下京，即召還訊，各當其罪。

後魏太武，以各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之不法者。於是奸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實錄》：「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江西按察司書吏言其副使田嘉寫表具名不具朝服，為不敬。上曰：『拜表則具朝服，寫表雖常服何害？小官摭拾長官細故，其風不可長也。』命法司正其罪。」

十五年八月壬寅，杭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字器用為吏所告，湖廣按察司鞫之。以聞，上遣使敕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私也，房字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計之風矣。」敕安貞復職，械其吏送京師。

十六年閏十月乙未朔，左都御史詹徽言：「四川成都府有吏訴其知府張仁受賄，同知蔡良於公署設宴，放吏為民，請逮問之。」上曰：「吏胥之於官長，猶於弟之於父兄，下計其上，有乖名義，不足聽也。」

《實錄》：「正統十年五月，太醫院判欽謙奏吏抗己，吏亦摭謙不法事以訴刑部，請並逮謙鞫之。上曰：『命謙自陳，而械示吏於院門。』謙陳狀伏罪，遂宥之。」

小校殺本管

洪武四年七月，偽夏平章丁冊真為帳下小校所殺，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奏請賞，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為？」不許。

妻子告家長

《元史》：「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為證。帝曰：『妻子豈為證者耶』詔勿問。」

告妖言

《魏書·高柔傳》：「文帝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開凶狡誣善之端，非所以息奸省訟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先王，小民怨詈，則皇自敬德。在漢，大宗亦除誹謗妖言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罪之！』於是遂絕。」

吏告前官

《舊唐書·陽城傳》：「出為道州刺史。前刺史有髒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自為功，城立杖殺之。」

禁御狀

正統四年八月，浙江嘉興府知府黃懋，言所治人民多系無賴，以告計為能。編者按：此處有脫文。輒人京妄奏，甚至有僱人代草者，詞所連及，動百八十，曠歲無稽，善良抱冤。乞敕通政司，今後嘉興有陳訴者，抑之不受。上以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獨嘉興？命法司普禁之。今後唯謀反重情許訴於京，餘皆自下而上，違者以驀越罪之。

應募殺兄弟

《實錄》：「洪武七年三月乙亥，蘭州人郭買的叛，誘番兵人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不從，遂夜斬其首以歸。奏聞，請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弟兄者勸之不從，執之而已，今手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禁參謁座主

《全唐詩話》：「進士題名，自神龍之一，過闕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復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士呼有司為座主而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實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士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謁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游，三五人自為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仍委御史台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

《山堂考索》：「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貸回鶻錢

《舊唐書》：「李晟子惎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沉湎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貨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為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惎為定州司法參軍。」

圍棋免官

宋顏延之，初仕晉，為鎮東司馬，坐圍棋免官。

禁中表為婚

西魏文帝大統九年正月，禁中表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

污辱宗女

《舊唐書》：吳取，通玄宗室女，為外婦，貶泉州司馬。德宗召見臨問，責以污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

母喪宴飲

《舊唐書》：憲宗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於季友，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於頔不能訓子，削階。

母喪薄游

《舊唐書·皇甫鎛傳》：授監察史。丁母憂，免官。坐居喪時薄游，除詹事府司直。

婦喪宴飲

晉廬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長史周顗等同會。劉隗奏龕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逭，請免龕官。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期功喪不預朝賀

《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王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

山陵未成宴飲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成都侯王況，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魏書·甄楷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國喪未期宴樂

晉成帝初，鍾雅為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宗明皇帝背棄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位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斥，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後臨朝，特原不間。雅直言繩違，百僚憚之。

國忌禁宴飲

《舊唐書》：德宗貞元十二年、駙馬郭曖，王士平，曖弟照、暄，坐代宗忌辰宴飲，貶官歸第。

忌日行香

《舊唐書·崔蠡傳》：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恪。恭唯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皈依釋、老，微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譴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焚香，自今以往，並宜停罷。」

匿忌日

《舊唐書》：祝欽明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匿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

子卯

《玉藻》：「子卯，稷食菜羹，」

後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為政。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雲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屠蒯（一作「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禮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為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鑑斯在。」

子孫伐墓柏貶官

《唐書，韋述傳》：為吏部尚書，以子孫伐墓柏，坐不能禁，貶絳州刺史。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北史，李愕傳》：「『愕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位辭靈幾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親老兄弟，及其亡沒，遂同行路，朝聞其死，夕窺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朋友之義。」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始於此也。

寒食禁火

《琴操》：「介子推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贏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則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魏書》：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

《晉書·載記》：「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呼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倘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植嘉樹，立洞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搜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若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冱寒之所，多在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井州復寒食如初。」

唐李涪《刊誤》曰：「《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遂。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為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待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以鑽燧證之。」

《困學紀聞》：「《司爟》鄭司農引《鄹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後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

《升庵集》：《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是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韋謏曰：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亦未之考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煙』之句，及元縝《連昌宮詞》自註：『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雞羽人灰，有禁者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人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可因元人而廢之呼？」

禁刻書

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

禁饋送

宋光宗紹熙二年三月丙辰，詔監司郡守，互送以贓論。

慈幼局

《宋史·理宗紀》：淳九年正月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吏部令史

《魏書》：孝靜帝武定六年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潤等偽假入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舊唐書·楊虞卿傳》：「改吏部員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賓等六人，偽出告身簽符，賣鑿空偽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者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偽狀，捕賓等，移御史台鞫劾。賓稱六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溫亮，求不發舉偽濫事跡。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鋮、左丞李景休充三司推按，而溫亮逃竄。賓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

江南典選

《舊唐書·劉滋傳》：「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淇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谷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使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兩都試舉人

《舊唐書·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以時艱歲歉，請舉人赴省者兩都就試。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得令中選。』詔令翰林中書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復，敕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併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試只在至公，如涉請託，自有朝典。今後但可依常例放榜，不得別有奏聞。』」

食祿子弟複試

唐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云云，侍郎韋瓊考復，敕放及第。

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癸巳，（全宋文卷五作乾德六年三月十日。）權知貢舉王佑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二，翌日，谷入謝，上謂左右曰：「聞谷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複試，而哪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非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欺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析以聞，當複試。」（此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校勘。《宋會要輯稿·選操三》文字略有差異。）

幸執子弟不預科名

《舊唐書》：「王堯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鋒作相，避嫌不就科試。」

《舊唐書·楊嚴傳》：「會昌四年，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復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大唐新語》：「大中末，令狐絢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史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論滈『弄父權勢，以舉人文卷鬚十日前送納，豈可父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請下御史台推。』疏留下不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鍔、參政呂蒙正之子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間，舉進士試，皆人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並進，但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皆罷之。

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硅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舉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幸第並坐其兄

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浩陳堯咨，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教幾道於卷中密為識別，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預舉。

《宋史·趙肌傳》：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途，多處管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

《韓維傳》：以進士奏名禮部，以父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

《唐義問傳：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

優給大臣子孫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冊收載。如聞身沒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勛，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

禁保留官長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甲午，敕諸州縣吏民、緇黃繼來詣闕，留舉刺史、縣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輕，系烝庶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聽，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作之時，又耗路途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後刺史、縣令顯有政能，觀察使審解事狀，朝廷當議獎升，百姓僧道更不舉請，一切止絕。」

禁民往南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仍設脫脫朱孫於黃河、江淮諸津渡，凡漢民非齎公文適南者止之，為商者聽之。」

生員招傜僮

《實錄》：正統十年五月乙未，廣東高安縣學生伍章等六人，偕所傜僮，首貢香燭至京。上諭禮部臣曰：「生員當居學肄業，顧舍所學而超幹辦，其志陋矣。」禮部因請罪之，上曰：「不必罪，姑戒諭遣之。」而禁約諸傜僮獠州縣，毋得令生員招撫。

卷三

廢釋道二教

《晉書·佛圖澄傳》：「澄為石虎所重。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詞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眾隸例皆禁之，其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土多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添居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知咸聞。』」 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佛像。

《高宗紀》：「興安元年十二月乙卯，初復佛法。」

《宋書·蠻夷傳》：「太祖元嘉中，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閣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速藪。加好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禁，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禁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後，此制竟不能行。

《釋老志》：「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為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為世費害。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人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象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育胡神，問今胡人，共雲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好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破擊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預聞知，得各為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高宗踐極，下詔諸州縣，各聽建佛圖一區。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寺圖仍還修矣。」

南齊武帝，詔公私不得出家為道，及起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厭斷之。

齊顯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周書》：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象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象及天尊象。

二年五月己酉，帝崩。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誠積自守者，簡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舊唐書》：「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靜，詔曰：『釋迦闡教，清靜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宏宣勝業，修植善根，開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仟身心，舍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象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謠役。妄為剃度，托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跡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義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秀，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靜居；棲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膻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沖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獲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戎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各還桑粹。聽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聲，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徐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按《舊史》之文不過如此，其下即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齊王同謀害己、率兵誅之云云。《新史》乃雲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復浮屠老子法。何其謬歟！）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教法，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選青年高行實之，徐皆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還依舊。

《舊唐書·彭偃傳》：「大曆末，為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於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忱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不惟劍南一道。』下尚書集議，僵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下因，循常守固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後漢至於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靜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示悟人，惟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日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於王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於殺盜淫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低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好。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人仕，請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欲嗜已衰，縱不出家，心己近道，況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

《新唐書·李叔明傳》：「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兵儲為斁耗。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名，上觀道十四名，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德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不止本道，可為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為下。今道士有名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傑民，必將有職，游閒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道士年未滿五十者，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情性哉。刑部員外郎裴泊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

《舊唐書·李德裕傳》：「元和以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黨渡淮。德裕奏論 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以南，所在懸旁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回，無別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

《武宗紀》：「會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並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僧留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鍾磐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輸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浸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工，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甲，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耕而食，待織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云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調擦，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劃除不盡，流衍轉資。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妖二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浮游不業之徒己逾十萬，廢丹臒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靜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通鑑·武宗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王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幾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妖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上表稱賀，尋又詔東都只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六年五月乙巳，上京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敕會昌季年並省寺字。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宏，其靈山勝境，天下州縣，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仕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通鑑》：「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五年夏六月，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撰，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髪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刀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速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耶？所役之工，豈值東門之勞耶？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樂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搏節，所度僧亦為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市已息，而州縣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叔伯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宋建隆初，詔沸寺己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情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為僧，朕甚疾焉，故立此制。」、天禧二年三月，詔不許創修寺觀院宮，州縣常行覺察，如造一間以上，許人陳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縣不切覺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節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請創造寺觀，開置戒壇。如違，御史彈奏。」是歲，又詔諸處，不系名額寺院，多聚奸盜，騷擾村鄉，況有條貫，不許存留，並令毀拆其舍宇，三十間以上並留存。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詔諭真人折志誠等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

十月己酉，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系老子親著，棕皆後人偽撰，宜悉毀。」從之。

三十年四月，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詔道家復行《金籙》，《科範》。

改佛為道

宋徽宗大觀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階三十六等。宣和元年，詔改佛號大覺金仙，棕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老學庵筆記》：「政和初，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宮觀為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華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為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為神霄下院，駸駸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禁鑄佛寫經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王子，詔曰：」佛教者在於清靜，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字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睹菜希金，逐焰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蠢弊，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虧，慢押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饑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諸身，道則不遠。溺於積習，實藉申明。自今以後，禁坊市不得輒更以鐫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禮。須經典誦讀者，勤於寺取讀，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並准此。」

禁與僧尼往還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往還。

禁僧

《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四月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行者仰以公文。詔曰：『比邱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資州鎮維那文移，在台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

《舊唐書·五行志》：「姚崇秉政，以惠范附太平公主。乃澄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頗峻。」

《全唐詩話》：「賈島為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迎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於東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渺同河漢。故三皇作義，五帝乘時，未開方便之門，自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系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溪壑無厭，惟財是斂。津梁自壞，其教安施？無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鄉村，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宵，左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以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律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並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遼史》：聖宗開泰九年十二月丁亥，禁僧然身、煉指。

《金史·王修傳》：「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修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有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為請，修曰：『奉上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

李薦《浮屠論》：「浮屠初入中國，英睿之君、忠義之臣欲除其弊，終有不能。何哉？銷之不以其道也。今不必推罪於佛，惟治其徒。曰：『吾將使汝不出戶，治其佛之說而躬行之。』禮部著以為令，刑部防以為法，」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戌，並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為尼。時上以釋、道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大寺觀一所，並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為令。

十七年閏十月癸亥，禮部尚書趙琩言：「自設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尼已二萬九百五十四人，今來者益多，其實假此以避有司差役。請三年一次，出給度牒，且嚴加考試，庶革其弊，」從之。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鬚髮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御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日瑜伽；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憎、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並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者，亦不許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效瑜伽教稱為善友，假張真人多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七月丙戍朔，詔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子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二十五年，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於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為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於是命造周知之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腳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師，治之重罪。容隱者罪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創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於民間，民亦毋得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憎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正統六年《實錄》云：「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捶逐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民兒童為憎，違者並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徑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沮詅者，皆治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禮部言：「今天下僧道數多，皆不務本教，宜令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之。」詔從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試。

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京師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小民之願為僧者，令披剃給度牒。」不聽，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名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為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禮部移文中外，凡民於弟憧奴自削髮冒為僧者，並其父兄送京師，發五台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十五年閏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間天下寺院皆以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以僻處私建庵院，僧尼混處，屢犯憲章。乃命禮部榜示天下，憚守清規，違者必誅。

十六年十月癸亥，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經典，而私簪剃，敗辱教門，命禮部定通制，今後願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礙，然徑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為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還俗，及亡命黥刺者，亦不許出家。若寺觀住持不檢察而容留者，罪之，仍命禮部榜諭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卒酉，上罷朝，御右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濚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經皆不給。」

二年七月戊子，罷僧童四百五十一人為民。時僧童陳達高等，請給度牒，考試皆不通梵典。行在禮部請懲以法，上曰：「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宥之、發歸為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禮部奏：「永樂十六年人宗皇帝定製，凡願出家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卜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亂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系額外濫收，且不通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系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試給與。」從之。

七年三月王戌，申嚴僧人化緣之禁。上謂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以創造寺院為名，群界佛象，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達英以寺為京都大剎，又缺住持，請命高僧領其眾。上謂禮部曰：「此僧為自營計，勿聽。」

八年三月戊寅，湖廣荊州府荊門州判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安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為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為，所至官司以其為僧，不之盤詰，好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絕奸弊。」從之。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廣東按察使僉事趙禮言：「各處寺觀多因田糧浩大，與民一體當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縣光孝寺，該糧三千餘石，每當春秋耕斂，群僧往來佃家，男女雜坐，嬉笑酣飲，豈無污染，敗壞風俗？乞依欽定額數設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名，就於本寺量給田畝，聽其自種自食，餘田均撥有丁無田之人耕種納糧。」上命行在禮部依所言行之。

正統元年九月己未，都知監太監洪寶保，請度家人為僧，許之，凡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濚等奏：「洪武間，天下僧、道給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為偽冒。迨今年久，前令寢廢，有亡沒遺留度牒未經銷繳為他人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囚犯偽造者，有盜賣影射者，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真偽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冊，頒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從之。

五年正月辛未，給僧童一萬人度碟。進士張諫有希求請給數千百眾庵至京師之疏。

十一年九月辛巳，有僧四人私建佛寺於彰義門外，監察御史林廷舉等奏付法司，坐當杖充邊衛軍，從之。

十四年四月甲戌，上御奉天門，謂禮部尚書胡濚等曰：『舊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里老並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貫籍，一概冒請。爾禮部即行文，請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系額內並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令背《法華》等經並諸品經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經並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十個，方許申送札部複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仍前濫保，事發，其經由諸司官吏、里老，具重罪不言。」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雲南虛仁驛驛丞尚褫言：「近年以來，釋教盛行，聾替士民誘煽男女，廉恥道喪，風俗掃地。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今年日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萬億，日熾月盛。今雖雲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為宜盡令長發，敕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元史·張珪傳》言：「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靜絕俗，洗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生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憚奉詞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為民。」

二十以上不許為僧

《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王申，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為僧。年二十已下來請度牒者，俱令於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

僧地沒官

《實錄》：正統十二年二月庚戌，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上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僧尼之濫

《洛陽伽藍記·瑤光寺》：「永安三年，爾朱兆人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人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誚。京師語云：『汝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婿。』」

《輟耕錄》引唐鄭熊《番禹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谷《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癸辛雜識》：「臨平明因尼寺，大剎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元時，婦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上，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問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風流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發耳。

僧寺之多

自魏有天下，至於撣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狠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餘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南唐後主普度諸郡僧，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數千。

禁女冠尼姑

宣德四年六月，有順天府大興縣真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詣行在禮部，請給度牒。禮部言：「太宗皇帝時，命尼姑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還父母家。」上命先朝令，仍申明婦女出家之禁。

造寺寫經並無功德

《洛陽伽藍記·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雲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過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盤》，亦升天堂。有一比邱雲是融覺寺曇漠最，講《涅盤》、《華嚴》，領眾千人。閻羅上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邱中第一粗行，」令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漠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明於誦，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迭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邱雲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禮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他人之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腦。』亦付司，仍與曇漠最同入黑門，有一比邱雲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在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後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亦人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往，京邑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太祖皇帝御製《龍興寺碑》曰：「立剎之意，留心歲久，數欲為之，恐傷民資，若將民資建寺求佛，福從何來？」

羅整庵欽順《困知記續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經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為者，靡不爭先為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人中國，則為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為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為無益者，前往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痴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為有益而為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為之，是痴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為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為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禱、禁禱、經咒、符宗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意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宗，大抵皆秦漢問方士所為，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為用不出乎祈攘、爕禱，然既已失其精意，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為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以遠乎！蓋老氏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濤張為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為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為有據，而彼雖架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通典》；貞觀八年，大宗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物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靜，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因與之同輿，權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慾崇信佛道，亦不須道人，且別參議也。」

杖宰相及僧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張通古傳》；「僧法主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召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為憎。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閻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為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召法寶謂曰：『汝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慄，不知所為。海陵曰：『汝為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那？』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人主不可接僧

《宋書·顏延之傳》：「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嘗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自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上變色。」

許僧道畜妻

《五台志》：「二氏之教，古今儒者嘗欲去之，而卒不能去，蓋人心陷溺日久，雖賢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順其所欲則從之也輕，按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佛氏娶妻日那輸佗，生於摩侯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完聚。今其徒皆鰥居而無妻，豈二氏之教哉！雖無妻而常犯淫僻之罪，則男女之欲豈其性與人殊哉！為今之計，管剃不必禁也，聽其娶妻生於，而與齊民結婚姻之好。寺觀不必毀也，因其地之宏敞，而借為社學、社倉。即以其人皆為我用，久將自嫌其簪剃之丑，而亦不便於寺觀之居也。豈非君子以人治之道，孔子從俗獵較之意乎？又習儀多於寺觀，邱文莊已嘗非之，而祈禱必以僧、道，厲祭必以僧、道，何以禁民之作道場、佛事哉。余謂禱雨當陳詞哀懇，令諸生歌《雲漢》之章，厲祭則聖祖御製之文，固已仁至而義盡矣。又何必假彼不潔之人，褻鬼神如百戲矣。」

道士隸宗正寺

《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潤色梵書

《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釋教，置院於太平興國寺，後改為傳法院，車駕亦嘗臨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災、施獲等，取所獻梵書翻譯焉。息天災等並賜紫袍、師號，又命文臣潤色其文。是歲息天災等獻所譯經文一卷，詔人藏刻板流行。自是盡取禁中梵夾仰之翻譯，每誕節即獻經焉。息天災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祿寺鴻腫卿以卒。自是譯經之盛，後世無比，」

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謂為譯經使官一員；以學士晁向、李維同二員。丁謂罷使，後亦不常置。

城隍神

《鳳陽縣誌》：「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皆有監察，司民之封侯，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把典，詔天下城隍神主只你某府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為之一變。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妄為衣冠之象，甚者又為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移，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托之空言，可罪民哉。」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主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一日凡千萬生人死。窮億萬世，無有問斷，名為無問。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主篡其位，法當人所謂獄無問者。若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為楛，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問戇民，銖積粒聚，以至於富。刑法、錢微小肯，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我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為金枝扶疏，擎於萬福，僧為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可為者。晉，伯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帝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萬所，冠其人凡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惟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十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人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悉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只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其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箋於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為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游，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思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發勻肉均牙滑，而無遺功者。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發，孤帆白鳥，點畫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跡，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卷四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徙民於河北、榆中三萬戶。

漢高帝五年九月，徙諸侯於關中。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初，婁敬使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屈、昭，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徙劉敬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景帝元年正月，詔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又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已上於茂陵。初，主父偃說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併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好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帝從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實之。

大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雲陵。（此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鈎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後，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四年夏，徙三輔富人於雲陵，賜錢戶十萬。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杜陵。

武帝鴻嘉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於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郡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行，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崔寔《政論》曰：「古有移人通財，以贍烝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民猶群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曉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百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毅者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於守御。」

獻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其後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貴。曹公征關中，得以為資。 魏文帝改長安、譙、許昌、亳、洛陽為五都，今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齊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居齊郡之西安、臨淄、昌國縣界，為新漢、南豐縣以居流民。

蜀主建興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晉宣帝為驃騎大將軍、都督雍州，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預為征南將軍。初，伐吳軍至江陵，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蕭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二十三年，遷漢川流民於沔次。二十六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自彭城徒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徙江南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於瓜步，淮南流民於姑孰，合計萬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靈符為丹陽尹。山門縣土境偏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資之家於徐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傑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兼緣湖居民魚鴨為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芝、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彧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字疏皋，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凱、郗顒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以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己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速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漠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缺，習之既難，勤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勛王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棘荊，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徙民，井成良業。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萬口，以充京師。二月，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於代都。

二年，陳留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者存勞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於京師。

《娥清傳》：清為給事中黃門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頗為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

延和元年，車駕征馮文通，徙成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開倉以賑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齊之人以實河北。又陸俟，太武時，與高涼王郵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實河北。

七年，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於京師。

獻文皇帝興三年，徙青州齊民於京師。

孝文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之民葬河南，不得遷河北。於是代人南者悉為河南洛陽人。

北齊神武帝為魏相，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備勒還本屬。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之處，百姓驚擾。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

宣帝大象元年，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預、亳、青、齊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隋場帝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逵、將作大匠字文愷，營建東京，徙預州郭下居民以實之，又詔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外雍、同、泰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玄宗開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戶有情願屬緣邊州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願者，隨其所樂，其數奏聞。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恆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閒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二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孫禮，分田給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軍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禮奏：「山西民徙居彰德，衛輝、懷慶、廣平、大名、東昌、開封，凡五百九十人戶。」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遣官核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征其稅。

永樂元年八月甲戌，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實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金史·許安仁傳》：「章宗時，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經營國邑，制為田宅，使至者有所歸，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人塞不同，非所宜行。』」

國史律令

《戰國策》：「楚相柏舉之戰，蒙谷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谷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谷之功與存國相若。」

《東觀漢記》：「陳咸，哀、平間，以明律為侍御史。王莽篡位，歸鄉，至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

《唐書》：「韋述居史職，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偽官。至德二載，收兩京，議罪，流渝州死。廣德二年，其甥蕭直為太尉李光弼判官，因人奏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倉皇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明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沾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通鑑》：「唐莊宗滅梁，御史台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風聞言事

《宋史·陳次升傳》：「為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後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

《彭汝礪傳》：「為監察御史裹行，論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為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廣聰明也。』卒不奉詔。」

御容

《舊唐書》：「唐武宗會昌五年十月乙亥，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塑容，在一堂之內，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廟。』從之。」

唐莊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進本朝十二聖寫真及玄宗《封太山圖》。

蜀王衍建上清宮於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容，備法駕。

宋邵博《聞見錄》：「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為佛祠，有唐二帝苧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紀》：「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宮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於石，在含水縣東。

《元史·石天麟傳》：「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後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禁也。』事遂寢。」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時，為河北河東兩路統制接應使，被擒不屈，請為黃冠。時神霄宮廢，道士舊以徽宗為東華君，將毀其像。宏中為起紫微殿，遷像事之。」

廟諱

李百藥《北齊書》：「凡諸帝廟號，為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

《宋史》：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者義訓，或以威武為義，或以迴旋為義，又為植立之象，又為亭郵表名，又為圭名，又為姓氏，又為木名，各以其義類求之。以威武為義者，今欲讀曰威；以迴旋為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為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為『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常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則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

三十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造遷翼皇帝、簡穆皇後神主，奉藏於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從。

紹興元年四月，詔今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曰：「凡廟諱未祧，只當闕筆。」

《實錄》：「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進賀表箋禮儀，其有御名、廟諱，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種樹

脯齊書》：「劉善明為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

《梁書·沈瑀傳》：「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棗，女丁半之。咸歡悅，頃之成林。」

魏應豫《與龐惠公書》：「比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栽桑棗

《實錄》：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農民田畝，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詔諭五軍都督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詔鳳陽、滁州、廬州等處民戶種桑棗柿各二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上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飢，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鹹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裡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也。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於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種植桑、棗，且授之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用足，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人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六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勤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田，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正統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調學校風憲官，兼督民間栽種桑、棗。

平陽府《太平縣誌》：「國初，令各里設拓桑園，以重蠶事。其後皆廢，地多為民占，嘉靖聽民易買，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漢，易得拓桑故園，舍為義冢。」

《郡國志》：「凡桑、棗田地，丈量時俱被豪民攤灑糧稅，占為己業，故處已不可考，命桑，棗帶稅糧徵收。」（《金史·食貨志》：「凡桑、棗戶民，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除枯補新，使之不闕。」）

老人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訟詞。先是，州縣小民，多因小忿，輒興獄訟，越訴於京。及逮問，多不實。上於是嚴越訴之禁，命有司擇民間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聽其鄉訴訟。若戶婚、田宅、鬥毆，則會裡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且給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貼書

《實錄》：「洪武四年正月，禁諸司濫設貼書。初，省府諸司既設掾令史，復設貼書，乃前元官不親案牘，弊奸吏得以舞法，為害滋甚。於是內外諸司定設掾吏、令史、書吏、司吏、典吏，員之多寡視政之繁簡為額，若濫設貼書者，罪之。」

案牘減繁式

《實錄》：「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牘，減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犢最繁，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為師，凡案牘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貼書、曰小書，生體文繁詞，多為好利，國初猶未盡革。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為好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為定式，鏤板頒之，俾諸司遵守。」

欽字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升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

巡檢

《實錄》：「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諭天下巡檢曰：『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於關律扼要，遏察奸偽，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以檢防有道，訊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

喪制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屍，惟較酒餚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原風化。』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北平種田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謂刑部都察院臣：『自今凡人命、十惡死罪、強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付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為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輪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選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以罪徙者。十月丁丑，詔罪人應發屯戍者，皆從六科給事中及行人司編次隊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

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尚書王純奏：「種田囚人，若照籍貫分定地方，則有多寡不同，難於編甲。今宜不分籍貫，於保定、真州、順天等府，挨種安置，先近後遠，庶凡聚落易成，屯種有效。」從之。

華夷譯語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為蒙古字，以通天言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即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指揮司並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會姓名，時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斷百官酒肉

《魏書·食貨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櫱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斛。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盜賊轉眾，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說

《實錄》：「正統七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懦，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翦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從之。」

讖兆

漢孝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青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及昌邑王廢，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禪碑》立於黃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齊正芳年號。

漢後主改元炎興，賈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於人也。今中權軍名，而漢年極於炎興，此殆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晉王位，遂以受禪。

魏時起安世殿，後晉武帝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上，號為「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及克玄，遂居之。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未幾，孫恩作亂，再踐會道子所封。靈秀，孫恩字也。

後周《華岳頌》立於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壽。

唐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綜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銘》武後自製。文有曰：「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邠國公《功德碑》立於長慶二年，而其文有曰：「主歷天齊。」及敬宗即位，改元寶曆。

宣宗制《秦邊陲曲》，其詞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即位，改元咸通。

《外史檮杌》：蜀人擊拂，以初人為「孟人」。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盂得姓名。有徐延璚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華侈，衍常幸之，於壁上戲題曰「孟入」字以戲之，蓋蜀中以盂為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蓋先兆雲。

蜀王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為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為非工，自命筆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兆長春。」和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即命兵部侍郎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癸未雜識》云：「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平康。忽一日，命妃嬪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樓，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回輦。翌日上賓，而英宗登極。蓋曙字，英宗御名也。

又寇宗忠愍《雜說》：「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皆不稱旨，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邪即大位。」

又云：「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窗戶刻摟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即先兆也。」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嶽廟。黃文納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緒。」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寶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中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平紀號實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諸臣議之，以為「陛下紹統於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無待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起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趙世延作《蔣山鍾銘》有曰「大明未東」。）

譎觚十事

仆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朴。」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跡，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為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讀其所著《乘州人物誌》、《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仆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辯十事，仆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為之說者。而又或以仆之說為李君之說，則益以微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憚貽誤來學，非好辨也，諒之。

來札：（據李君謂仆與之札。）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膝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即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為淄川，如以琅邪之臨沂為琅邪，樂安之博昌為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頗遠，當何說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留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誌》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於薛城。」《括地誌》曰：「孟嘗君家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並非漢之留川，乃般陽縣耳。以為漢之菑川，而又以為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仆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為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縣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曹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日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並《史記入《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札：營丘在臨淄，今營丘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大公初封齊營丘，即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丘，後改臨淄而營丘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誌》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義曰：「《括地誌》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胡人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誌》，營丘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丘。二郡並雲師尚父所封，而臣玻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不能明矣。今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丘城，按《史記》雲「營丘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即大公之營丘，則《括地誌》謂營丘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濰水今呼淮水，古灘字似淮，當是點畫差訛，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國錢鏐曰錢壙，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厶隹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為淮（戶佳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櫰，（《爾雅》：櫰，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檀、櫰、梓、竹、漆。）水從櫰根出，故呼為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隹之隹，篆作隹，即「濰」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為淮，則竟為「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篆作佳。於隸則差之毫厘，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氾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塗壙，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塗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塗中。」產是「滁」字。古「滁」省作「塗」，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戶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仆與李君皆臆為之悅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為淮，而地誌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里外現吳門之馬？足下來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並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雲，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系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系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上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發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閶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雲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為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雲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范，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為延廣墓。後有令於此者，謂延廣於晉為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為誰。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為「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待郎平章事景公諱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嘆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於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志銘》，亦以為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仆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剿為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人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人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途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丘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於鱗所謂「龍斗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為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眾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令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為牽合難據。足下來讀道書，道書云：「許放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為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岳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詞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援漢書·祭把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於之呆，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於琅邪，則雲「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蠍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靈乎？

李君似未見仆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記》而征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為制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雲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為前人所笑乎？

來札：俗以丈人為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婿韋晤扈駕，以說婿，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群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為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榮啟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成阝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閶」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札：大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為候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為王畿。澗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候附紂者眾，故封大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澙鹵，人民寡。而《盂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逼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吳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大公。而《史記》以大公為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大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為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並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又《金滕》之書有二公，則大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又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

《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為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已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日知錄之餘

清 鄒福保●

鄒福保序 亭林先生忠孝大儒，不專以著作傳，而著作亦為振古以來所未有。所輯《日知錄》，孤懷閎識，殫見洽聞，國史本傳稱之為「精詣之書」。然止雲三十卷。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數之外，此四卷又溢出於稼堂所刻之外，其故何歟？余維自古磊落奇偉之士，其緒論足以扶世翼教者，雖殘編斷簡，至一句一字之微，後之人往往掖拾而珍惜之。憚流傳至於千百祀之久，況乎道德文學經濟氣節巋然推昭代儒林之冠，而觥觥乎為經師、人師如先生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乎人之甄采遺佚，而不忍使其磨滅於塵蠢中也。

　　余嘗謂先生之學卓然成大家，足與前代之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諸公相頡頏。厥故有二：一多讀人間有用書，一多交海內益友。凡群經諸史、金石圖篆、文編說部有關於歷代掌故、國家典制、天文輿地、河漕兵農之屬，咸悉心研撢，窮極根底，因原竟委，考正得失。生平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出行挾以自隨，有疑則發篋對勘。此所以洞燭今古，本本原原也。加以足跡半天下，所交皆巨人長德，虛懷若谷，廣益集思，其學究天人，如王闡熟精《三禮》，如張爾歧旁參互證，如閻若璩博聞強記，如吳任臣讀盡有字之書，如朱彝尊專精六書之業，如張紹能包他人之所有，並能拓他人之所無，又與傅山，李容，歸莊、七宏撰諸君子或辨析道義，或切刺名理，往復商榷，取法者精，是以所詣愈峻，斂華就實，經世淑身，而不為虛憍詭異之說，是足多已。嗟乎！時至今日，儒術衰微，卮言紛紛遍華夏，幾不知正學為何事。有心世道者，側身環顧，愀然有憂思焉，以為當世不見先生，亦不復知有先生矣。猶賴聖明在上，表章潛德，詔舉先生從祀文廟兩院，凡薄海內外賢士大夫之聞風者，私相慶慰，俱憬然於斯道垂絕，尚有一線留貽，奉先正之典型，挽狂瀾於既倒，不可謂非吾黨之幸也已！

　　此編餘於家藏舊書中檢得，原板已亡，士林罕見，重寫授梓，以廣其傳，世之瓣香《日知錄》者，得此益窺全豹，豈不快哉！豈不快哉！

　　按先生著述，若《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雜著十種》及詩文集等，至今風行字內，家有其書。並聞《利病書》之原稿，曾經先生於簡眉冊尾手自細注者，尚存崑山祠堂中，可得披覽。此外未刊之《肇域志》稿，或雲藏洪琴西觀察家，然未及睹。又《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昔何義門曾於東海相國所偶見一帙，而世無傳本，存否難知。又《皇明修文備史》四十帙，中間所輯書七十五種，皆有明一代之事，蓋先生當時有志於明史，而未暇成書者。乾隆時，武進趙億孫曾得抄本，今亦不知何往。嗚呼！吾吳不乏劬書耆學之君子，有注意於鄉邦文獻、搜遺訂墜者乎？採訪雕鐫，匪異人任，能令先生未經傳播之書，一一長留於天地間，區區之心，不勝大願。

　　抑猶有說焉，先生乃我蘇之鄉賢也，郡城中應有專祠供奉栗主，以行春、秋之祭祀，以為邦人士之師資。余懷之二十年矣，而力不足以倡之，竊自愧恨；桑梓馨香之報，其安能無望於後之來者乎！

　　宣統二年庚戌秋七月鄉後學元和鄒福保謹序

●卷一

○書法晉衛恆《四體書勢》序曰：「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為『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其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文，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徒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涎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壁書，過觀者以酒讎，計錢足而火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札。梁鵠乃益為判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鵲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他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盂潁、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異，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漢時策書，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名，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木，兩行而已。

　　○隸書《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愛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間裡書師合《蒼頡》、《愛歷》、《博學》三書，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師古曰：復，重也）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焉。」庾肩吾《書品序》：「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制，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今楷文改變，非復一端。」

　　《南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

　　《梁書。蕭子云傳》：「子云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雲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范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可見鍾、王之字即是隸書。）

　　《後魏書。江式傳》：式表云：「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托許氏《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

　　《水經注》：「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豈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帳中愛玩之，以為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

　　劉勰《文心雕龍》引庾肩吾《書品》：「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制，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

　　《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書，「（可見不草即是隸書。）

　　晉成公綏《隸書體》云：「蟲篆既繁，草稿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是則篆、草之中惟有隸也。又云：「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是八分雖別一體，亦謂之隸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則後人之名為楷者，從此出矣。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人隸字中，發人意氣。」

　　《宣和書譜》：「為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日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為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一曰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語也。（《莊子》：」丁子有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揚慎曰：觀此、則莊子之時已有八分書，不始於王次仲矣。）前世之善書類能言其書矣。然而自漢以來，至於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典型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那？杜甫作《八分歌》，盛稱李潮、韓擇木、蔡有鄰，是皆唐之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則希綜、蔡邕之論安在哉？蓋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至唐則又於隸書中別為八分以名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者，非古之所謂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張彥遠、曰貝冷該、曰於僧翰、曰釋靈該，是四子俱唐人，則知今之八分出於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雲，」

　　《金石錄》：「右《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余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為隸？何者為八分？蓋自不能分也。因覽此碑，毅自題為隸書。故聊志之，以法來者之惑。」

　　《老學庵筆記》：「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乃今真書。趙明誠《金石錄》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千字文》云：杜藁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

　　《項氏家說》曰：「程回可父辨隸書曰：周興嗣《千字》：」杜稿鍾隸。『蕭於雲啟云：「論草隸，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價《五體序》云：「篆則科斗、玉筯、垂露、薤葉，隸則羲、獻、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以諸家參之，則今之稱隸者，乃二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真書，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為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真書，後有八分書也。黃公紹曰：「按《唐六典入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則程說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銘刻之陰或用隸字也。許昌辨臣勸進與受撣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為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往往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為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邪？」

　　《水經注》：「古文出於黃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王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曰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知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

　　洪适《隸釋》云：「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陰，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蒼》，隸法由茲而廣。蓋八分為小篆之捷，其贊八分則曰：「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其贊隸則曰：」摧鋒劍析，落點星垂。』詳其說而察其字，則孫根及華亭碑為漢人八分無疑矣。唐人自稱八分，蓋有自來，考古博雅之士更為辨之。「

　　《宋史。選舉志》：「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

　　趙古則《學范》曰：「隸即漢八分，真即漢隸，古今傳習異辭，始隨常名，使人易曉。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補筆談》曰：「今世浴謂之隸書者，只如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也全變……隸書，即今之正書，章草、行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為隸書，以今時書為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光《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嘗用隸書。1111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元吾邱衍《學古編。辨字》：「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畫文象蝦蟆子，形如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蒼頡形意配合為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鈎殺，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謂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為大篆。四曰秦隸。秦隸者，孫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言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為最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舉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括雲》：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卷二

○禁燒金宋開寶四年，詔：「西漢法，作偽黃金棄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聞京城之內競習其業，轉相誑耀，此而不止，為盜之萌。自今犯者，並置極典。」

　　○禁銷金銀箔魏齊王正始元年，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齊書》：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箔。海陵王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之禁。

　　《陳書》：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於，詔曰：「朕臨御區字，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疏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蠢患，並皆禁絕。」

　　《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摟金，曰捻金，曰戰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貨志》：「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未者眾，不宜誘之。『景佑中，登、萊飢，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輿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山澤之寶，所得至難，倘縱銷釋，實為虛費。今約天下所用，歲不下十萬兩，憚上市棄於下民。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為首飾。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諸州寺觀有以金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資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從之。二年，詔申禁熔金以飾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溫州李逸言：」兩浙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為塔像，有高褒丈者。毀碎珠玉，浸以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論。「從之，七年，禁民間服銷金及跋遮郍纈。八年，詔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捻絲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斷禁。臣民舊有者，限以一月許回易。為真像前供養物，應寺觀裝功德用金箔，須具殿位真像顯合增修創造數，經官司陳狀勘會，詣實聞奏，方給公憑，詣三司收買。其明金銀假果、花枝、樂身之類，應金為裝彩物，降詔前已有者，更不毀壞，自徐悉禁。違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合而觀之，古來用金之費可知矣。

　　《西湖志餘》：「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褲、器用。文軸。榱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煉金為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版，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元史。奠李傳》：「賈似道怒李，喉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悟用金飾齋匾，鍛煉成獄，竄漳州。」

　　陸深河《汾燕閒錄》曰：「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復者。東坡見後世金少，以為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歟？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藉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至燕王劉澤，一賜田生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尚有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金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傳》：「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匾，尚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

　　○禁造銅像《宋書。夷蠻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寺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銅彩，糜損無極，無關神抵，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台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院悉沒入官。『詔可。「

　　○禁造銅器《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

　　《代宗紀》：大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鑄銅器。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鑄造。

　　《憲宗紀》：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錢少，禁用銅器。

　　《文宗紀》：開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謂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則擾人，但禁銅器，斯得其要。」

　　○禁銅不過嶺南《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禁錢不過嶺南。穆宗時，韓愈奏狀亦言禁錢，不得出五嶺。

　　○禁用銅錢《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詔禁用銅錢。時兩浙之民重錢輕鈔，多行折使，至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福建、兩廣、江西諸處，大率皆然。由是物價涌貴，而鈔法益壞不行。上乃諭戶部尚書郁新曰：」國家造鈔，令與銅錢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來，民心刁詐，乃以錢鈔任意虧折行使，致令鈔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行使。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

　　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十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為言：「請出榜禁約，仍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言。

　　○禁斷新錢《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斷新錢，專用古錢。

　　《顏竣傳》：「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渭之蜒環錢，人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不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太宗初，惟禁鵝眼、蜒環，其徐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惟用古錢。」

　　○禁金銀《實錄》：「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間無以金銀交易。時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定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銀塗《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斷金銀塗。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並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為之禁。」

　　○禁銅釘《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喪事用銅釘。

　　○禁銷錢為佛象《舊唐書》：「敬宗寶曆元年十月庚於朔，河南尹王起奏：」盜銷錢為佛象者，請以盜鑄錢論。『「

　　○禁毀錢為銅《宋史。寧宗紀》：「開禧二年正月辛亥，詔坑戶毀錢為銅者，不赦，仍籍其家，著為令。」

　　○禁兵器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擴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光祿大夫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撿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儲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矢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于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屈服焉。

　　《舊唐書。鄭惟忠傳》：「中宗即位，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其俗習，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那？『遂寢。」

　　元世祖中統三年三月，諭諸路，禁民間私藏軍器。

　　四年二月，詔私造軍器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七月戊戌，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邊城軍器之禁。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乘馬。

　　煬帝大業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鈎、鑽刃之類，皆禁絕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閏二月丁亥，詔內外諸軍，除木槍、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軍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人持鐵尺、手撾及杖之藏刃者，悉輸於官。

　　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贛、河南、廣東、福建以禁兵弓矢，賊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三十年二月，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嚴漢人執弓矢、兵杖。

　　仁宗皇慶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漢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夾弩鎧，徙西海。

　　楊氏據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台主薄京兆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乾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金太宗天會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漢人夾兵器，詔勿禁。

　　元順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彈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而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麗人執持軍器之禁，仍令乘馬。戊子，漢人鎮遏生蕃處亦開軍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廣東、福建。浙江等處軍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軍；造者本身與匠俱論死；其知情者亦連坐之。

　　○禁餳《宋書。顏竣傳》：「時歲旱民飢，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

　　○禁車牛入都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盧損請止絕天津橋車牛往來中道，兩頭下關，駕出即開。兩旁之路士庶往來，其車牛並浮橋路往來。

　　《清波雜誌》云：「舊說沛都細車前列數人，待水罐子旋灑路，過車以免埃壒蓬勃。」

　　○禁牧馬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為群，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不得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番息，」

　　○禁馬《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人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民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禁畜鷹鷂魏高祖延興五年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

　　○禁絹扇《晉書》：安帝義熙元年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樗蒲。

　　○禁番香《廣東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禮部為禁約事。奉聖旨：」沿海軍民私自下番，誘引蠻夷為盜，有傷良民，爾禮部出榜，去教首人知道，不問官員軍民之家，但系番貨，番香等物，不許存留販賣。其見有者，限三個月銷盡；三個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販賣者，處以重罪。欽止。『除復奏外，今將聖旨事意備榜條陳，前去張掛，仰各遵守施行，須至榜者。一，祈神拜佛所燒之香止用我國松香、柏香、楓香、黃連香、蒼朮香、蒿桃香水之類，或合成為香，或為末，或各用，以此為香，以表誠敬，蓋上香之說，上古本無降神之禮，焚蕭艾以展其誠。近代凡有禱祈，事主升壇，動輒然香在前。為何？恐人身垢穢。香不過辟穢氣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為香？只我中國諸藥中有馨香之氣者多，設使合和成料，精緻為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禱祈用，有何不可？一，茶園馬牙香雖系兩廣土產，其無籍頑民多有假此為名者，夾帶番香貨賣。今後止許本處燒用，不許將帶過嶺，違者一體治罪。一，檀香、降真茄蘭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羅斛香、粗柴香、安息香、烏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結香，並書名，不書番香，軍民之家並不許販賣存留，見有者許三個月銷盡。「

　　《困學紀聞》：「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泌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雕《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郁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議一也。考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人貢，而沿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市。命禮部申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個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香，柏香、楓香、桃香諸香，違者罪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彼土人自行檢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並及之。」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禁交趾、安息諸香不得出境○禁賣室石《元史。脫歡傳》：上疏言：「國以善為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復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資主人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偽，而國用有蓄積矣。」

　　○禁瓷器《實錄》：「正統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宮樣青花自地瓷器，於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禁約兩京及江西、河南、湖廣、甘肅、大同、遼東沿途驛遞鎮店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自地青花瓷器賣與外夷使臣。」

　　「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資，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以告者連坐。」

　　○禁茶《金史》：泰和五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食者，以斤兩定罪賞。

　　元光二年，省臣奏：「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財三十餘萬也，奈何以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現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錢一萬貫。

　　○禁酒《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觸乃事，時同於殺。『「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時，復禁民酤。

　　漢興，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

　　後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湧水，蝗螽攣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譏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定。」

　　獻帝建安中年，飢兵興，曹公表制禁酒。

　　蜀先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

　　晉孝武帝大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難，敕平、開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歲飢禁酒。

　　義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既年荒谷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詢者相屬，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治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爐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賣，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前趙劉曜，命民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

　　後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製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斷酒。時揚州諸郡大水，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為酒糜谷，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詔從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江西並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開酒禁。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詔曰：「水旱成災，谷稼傷弊，京師二縣諸方始熟，可權斷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酗訟，或議國政，故一切禁之。

　　獻帝即位，開酒禁，吉凶賓親各有程日。

　　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櫱谷六千九百六十斜，面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把，依式供營。遠善客使，不在限斷。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閏九月，禁京師酤酒。元象元年四月，開酒禁。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王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統五年十月王戌，詔禁造酒。

　　武平六年閏八月辛巳，開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內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月，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歡娛；芻豢之滋，致肥甘於豐衍。然而沉涸之輩，絕業亡資；情窳之民，騁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數不登，市肆騰貴，趨末者眾，浮沉尚多。餚羞曲櫱，重增具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俱斷屠酤。」

　　《通典》：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游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敝俗？可先錄《鄉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官長，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人識廉恥，時知敬讓。」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麥貴，斷酤酒。

　　玄宗開元二年十一月，以歲飢，禁京城酤酒。

　　肅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詔曰：「為政之本，期於節用。今農功在務，廩食未優，比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曲櫱之費有損國儲，游情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酤酒即宜禁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酤酒，除光祿供進祭把及宴善客外，一切禁斷。

　　代宗寶應二年三月，以泰陵、乾陵發引，詔禁酣酒。

　　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止。

　　遼興宗時，禁職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司給文始聽。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正月甲戌，詔公私禁酒。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罪。

　　六年，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煉皆杖百。

　　世宗大定十四年，詔猛安謀克之民，今後不許殺生祈祭。若遇節辰及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至八月終並禁絕飲燕，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雖閒月，亦不許痛飲。犯者抵罪。

　　十八年三月乙已，命戌邊女真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禁宮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酒。

　　《金史。梁肅傳》：肅為大興尹，上疏言：「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間粟麥歲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

　　哀宗天興二年九月，禁公私釀酒。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以冬無雨雪，春澤未降，遣使問便民之事於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曰：「足食之道，惟在節用糜谷之多，無逾醒醴曲櫱。況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

　　五月癸已，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十五年四月，以時雨露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為醞釀，量給之。

　　十一月甲午，開酒禁。

　　十八年三月，禁甘肅瓜沙等州酒。

　　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

　　二十年四月，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入官，犯人配役。

　　九月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二十二年正月，詔禁私酒。

　　二十四年九月，以西涼平灤路飢，禁酒。

　　二十六年七月丙午，禁平地、忙安倉釀酒，犯者死。

　　九月戊申，弛酒禁。

　　二十八年三月，嚴酒禁。

　　至元二十二年八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酤，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為五貫。

　　至元十四年五月，詔曰：「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有戒無彝，況糜谷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官禁市酤，以豐民食。朕詳來奏，實為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無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以歲譏，禁釀酒。

　　十一月，詔諭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

　　七年十二月乙酉，弛京師酒課，許貧民釀酒。

　　九年正月王申，弛大都酒禁。

　　武宗至大元年，編者按，當為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是年正月，成宗崩；五月，武宗即位，明年改元至大。中書省言杭州一郡，歲以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便。河南、益州亦宜禁之。制可。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十月辛酉，弛酒禁，立酒課提舉司。（許有壬《宿欒河望白海行宮詩》云：聖恩疏酒令，暫得醉歌同。

　　注云：「時有旨特放灤河酒禁。）

　　○禁種糯《太祖實錄》：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種糯。其略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征於民，而吾民效順，樂於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過取之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醴，糜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賜酒獻酒金章宗承安元年，敕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九月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

　　○禁鑿石後漢順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詔以民人山鑿石，發泄藏氣，敕有司檢察，所當禁絕，如建武、永平故事。

　　○禁發冢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冢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葬隴者，斬之。」

　　○禁毀淫祠《漢桓帝紀》：「延嘉八年四月丁丑，壞郡國諸房祀。」

　　《後漢書》：「欒巴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祠，剪理奸誣。（房祀謂為房堂而祀。）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晉書。載記》：「石勒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為立祠堂，植嘉樹，准岳讀以下為差等。」

　　《宋書。武帝紀》：永初二年四月己卯，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勛德立詞者，不在此例。」

　　《南史。上神念傳》：「梁時為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祀。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

　　《宋書。禮志》：「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為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仿效，濟南尤甚。至魏武帝為濟南相，皆毀絕之。及秉大政，普加除剪，世之淫祠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祠，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為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讀名山川澤，各有定製，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祝史薦而無愧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氏信道不篤，潛禮瀆神，縱慾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攘祠。」詔曰：「不在詞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詔：「淫詞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勛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普禁淫祠，由是蔣子文以下祠並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詞，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鐘山王。蘇侯膘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威加爵秩。

　　魏肅宗神龜二年十二月，詔除淫祠，焚諸雜神、於文之廟。

　　《舊唐書。狄仁傑傳》：「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禮，伍員四祠。」

　　《於頔傳》：「為蘇州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廢生業，神字皆撤去，唯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

　　《宋史。陳希亮傳》：以殿中丞知鄠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太原志》：秦偉，三原人。正德中，為山西參政，毀淫祠百餘區，凡佛像、聖母及大山，二郎，無孑遺者。

　　林俊為雲南副使，滇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話佛，歲時士女會集，爭以金泥其面。後按部至，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以其材修之。

　　（原按：以上原誤，刪去待補）王沈《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仿效，濟南尤甚，至五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樂，奢侈日甚，民坐窮困，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太祖，曹操，為濟南相。）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祀祠。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祠由此遂絕，」

　　《抱朴子》：「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祠之俗，而洪慶來假。」

　　《華陽國志》：王浚為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浚以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為舟船，唯不毀禹王詞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咒。於是蜀無淫祀之俗。」

　　○奴告主糊書。任城王澄傳》：「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卒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凡以禁奸，好愈甚。」

　　《舊唐書。張鎰傳》：「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為奴當千發其陰事，縱下御史台，留當千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守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斷決。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往，奴告主者皆不許受，便令決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代難改，今縱非叛逆，奴實奸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臣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左貶循州司馬，當千杖殺之。「

　　《大唐新語》：「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湛妻龐氏，為其奴所告夜醮，敕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詛，草狀以聞，先於玉階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大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冤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復而自懼，眾迫有功，有功不復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此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減死，放於嶺南。」

　　《通鑑》：唐大宗貞觀二年，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而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東觀奏記》：「大理卿馬曙任代北水陸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答之，即告於御史台，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即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再貶嶺外。上奏，人臣無不感悅。」

　　晉趙王倫篡位，孫秀擅權。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誣告穎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穎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為己部曲。

　　《晉書。石季龍載記》：「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

　　《魏慕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甲兵，曙坐貶官，而慶無罪。慕引法律論之，競杖殺慶。」

　　《裴度傳》：「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日召中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冊府元龜》：「肅宗至德二年，鳳翔張謙奴附子告謙與逆賊為細作，三司推鞫虛妄。詔曰：」自下訟上，敗俗亂常。附子宜付鳳翔郡集眾決殺。『「

　　敬宗寶曆元年五月，瓊王府司馬謝少莒奴沙桔告少莒為不軌，詔委內侍省推鞫。不實，沙桔杖流靈州，少莒釋放。凡告人不實，法當反坐，況其家僕？則沙桔止於決杖，仍流近處，為失刑矣。

　　《五代史。史弘肇傳》：「李嵩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子，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

　　《李嵩傳》：「嵩弟嶼仆葛延遇為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之。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延遇上變，言嵩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送李嵩侍衛獄，嵩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嵩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服，族誅。嵩素與翰林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冊府元龜》：徐台符先與漢故太子傅李嵩為執友，乾佑中，嵩為部曲葛延遇等誣告、族滅。廣順中，台符為兵部侍郎，白於宰府，請誅延遇等。宰相馮道以延遇等已經赦宥，未之誅也。時王峻執政，聞台符之言，深加嘆服，因奏於太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唐景思傳》：「為沿淮巡檢。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告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一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一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蓄兵。』吏索，唯一衣筒軍籍糧簿而已，吏憫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潁、毫之人隨之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既奏斬奴，而釋景思。」

　　《冊府元龜》：「弘肇專恣刑殺。故相李嵩為家童誣告，族戮於市，而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仆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舊勛故將之後，為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錢十四萬，市得玉枕一枚，遣家童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大得茗回，家童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童詣弘肇，上變，言虜主之人汴也，偽燕王趙延壽遺福殷齎玉枕，陰遺淮南主，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弘肇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宋史。李孝壽傳》：「為開封尹。有舉子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捨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仆明日持詣府，告其主效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仆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仆敢肆者。」

　　《遼史。刑法志》：「景帝時，吳王稍為奴所告，有司請鞫。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

　　聖宗統和二十四年，詔主非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罪。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

　　《元史。速不台傳》：「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為民。還以聞，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戳之。「

　　《不忽術傳》：「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術言：」如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有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卒告將《宋史。何中立傳》：「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

　　《文彥博傳》：「仁宗不豫，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願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乃斬卒於軍門。「

　　《蘇拭傳》：「知定州。有卒吏以贓訴其長，拭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眾乃定。「

　　○吏告本官魏明帝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于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廷尉高柔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那？」柔曰：「廷尉，大平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複為奏，詞旨深切，帝意悟，乃下京，即召還訊，各當其罪。

　　後魏太武，以各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之不法者。於是奸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實錄》：「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江西按察司書吏言其副使田嘉寫表具名不具朝服，為不敬。上曰：」拜表則具朝服，寫表雖常服何害？小官摭拾長官細故，其風不可長也。『命法司正其罪。「

　　十五年八月壬寅，杭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字器用為吏所告，湖廣按察司鞫之。以聞，上遣使敕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私也，房字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計之風矣。」敕安貞復職，械其吏送京師。

　　十六年閏十月乙未朔，左都御史詹徽言：「四川成都府有吏訴其知府張仁受賄，同知蔡良於公署設宴，放吏為民，請逮問之。」上曰：「吏胥之於官長，猶於弟之於父兄，下計其上，有乖名義，不足聽也。」

　　《實錄》：「正統十年五月，太醫院判欽謙奏吏抗己，吏亦摭謙不法事以訴刑部，請並逮謙鞫之。上曰：」命謙自陳，而械示吏於院門。『謙陳狀伏罪，遂宥之。「

　　○小校殺本管洪武四年七月，偽夏平章丁冊真為帳下小校所殺，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奏請賞，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為？」不許。

　　○妻子告家長《元史》：「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為證。帝曰：」妻子豈為證者耶『詔勿問。「

　　○告妖言《魏書。高柔傳》：「文帝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開凶狡誣善之端，非所以息奸省訟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先王，小民怨詈，則皇自敬德。在漢，大宗亦除誹謗妖言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罪之！』於是遂絕。」

　　○吏告前官《舊唐書。陽城傳》：「出為道州刺史。前刺史有髒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自為功，城立杖殺之。」

　　○禁御狀正統四年八月，浙江嘉興府知府黃懋，言所治人民多系無賴，以告計為能。編者按：此處有脫文。輒人京妄奏，甚至有僱人代草者，詞所連及，動百八十，曠歲無稽，善良抱冤。乞敕通政司，今後嘉興有陳訴者，抑之不受。上以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獨嘉興？命法司普禁之。今後唯謀反重情許訴於京，餘皆自下而上，違者以驀越罪之。

　　○應募殺兄弟《實錄》：「洪武七年三月乙亥，蘭州人郭買的叛，誘番兵人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不從，遂夜斬其首以歸。奏聞，請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弟兄者勸之不從，執之而已，今手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禁參謁座主《全唐詩話》：「進士題名，自神龍之一，過闕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復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士呼有司為座主而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實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士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謁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游，三五人自為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仍委御史台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

　　《山堂考索》：「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貸回鶻錢《舊唐書》：「李晟子惎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沉湎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貨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為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惎為定州司法參軍。」

　　○圍棋免官宋顏延之，初仕晉，為鎮東司馬，坐圍棋免官。

　　○禁中表為婚西魏文帝大統九年正月，禁中表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

　　○污辱宗女《舊唐書》：吳取，通玄宗室女，為外婦，貶泉州司馬。德宗召見臨問，責以污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

　　○母喪宴飲《舊唐書》：憲宗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於季友，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於頔不能訓子，削階。

　　○母喪薄游《舊唐書。皇甫鎛傳》：授監察史。丁母憂，免官。坐居喪時薄游，除詹事府司直。

　　○婦喪宴飲晉廬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長史周顗等同會。劉隗奏龕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逭，請免龕官。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期功喪不預朝賀《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王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

　　○山陵未成宴飲《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成都侯王況，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魏書。甄楷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國喪未期宴樂晉成帝初，鍾雅為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宗明皇帝背棄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位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斥，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後臨朝，特原不間。雅直言繩違，百僚憚之。

　　○國忌禁宴飲《舊唐書》：德宗貞元十二年、駙馬郭曖，王士平，曖弟照、暄，坐代宗忌辰宴飲，貶官歸第。

　　○忌日行香《舊唐書。崔蠡傳》：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恪。恭唯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皈依釋、老，微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譴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焚香，自今以往，並宜停罷。」

　　○匿忌日《舊唐書》：祝欽明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匿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

　　○子卯《玉藻》：「子卯，稷食菜羹，」

　　後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為政。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雲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屠蒯（一作」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禮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為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鑑斯在。」

　　○子孫伐墓柏貶官《唐書，韋述傳》：為吏部尚書，以子孫伐墓柏，坐不能禁，貶絳州刺史。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北史，李愕傳》：「『愕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位辭靈幾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親老兄弟，及其亡沒，遂同行路，朝聞其死，夕窺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朋友之義。「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始於此也。

　　○寒食禁火《琴操》：「介子推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贏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則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魏書》：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

　　《晉書。載記》：「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呼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倘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植嘉樹，立洞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搜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若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冱寒之所，多在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井州復寒食如初。」

　　唐李涪《刊誤》曰：「《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遂。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為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待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以鑽燧證之。」

　　《困學紀聞》：「《司爟》鄭司農引《鄹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後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

　　《升庵集》：《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是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韋謏曰：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亦未之考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煙』之句，及元縝《連昌宮詞》自註：「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雞羽人灰，有禁者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人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可因元人而廢之呼？」

　　○禁刻書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

　　○禁饋送宋光宗紹熙二年三月丙辰，詔監司郡守，互送以贓論。

　　○慈幼局《宋史。理宗紀》：淳九年正月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吏部令史《魏書》：孝靜帝武定六年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潤等偽假入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舊唐書。楊虞卿傳》：「改吏部員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賓等六人，偽出告身簽符，賣鑿空偽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者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偽狀，捕賓等，移御史台鞫劾。賓稱六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溫亮，求不發舉偽濫事跡。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鋮、左丞李景休充三司推按，而溫亮逃竄。賓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

　　○江南典選《舊唐書。劉滋傳》：「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淇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谷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使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兩都試舉人《舊唐書。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以時艱歲歉，請舉人赴省者兩都就試。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得令中選。『詔令翰林中書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復，敕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併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試只在至公，如涉請託，自有朝典。今後但可依常例放榜，不得別有奏聞。』」

　　○食祿子弟複試唐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云云，侍郎韋瓊考復，敕放及第。

　　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癸巳，（全宋文卷五作乾德六年三月十日。）權知貢舉王佑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二，翌日，谷入謝，上謂左右曰：「聞谷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複試，而哪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非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欺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析以聞，當複試。」（此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校勘。《宋會要輯稿。選操三》文字略有差異。）

　　○幸執子弟不預科名《舊唐書》：「王堯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鋒作相，避嫌不就科試。」

　　《舊唐書。楊嚴傳》：「會昌四年，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復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大唐新語》：「大中末，令狐絢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史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論滈『弄父權勢，以舉人文卷鬚十日前送納，豈可父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請下御史台推。』疏留下不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鍔、參政呂蒙正之子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間，舉進士試，皆人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並進，但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皆罷之。

　　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硅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舉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幸第並坐其兄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浩陳堯咨，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教幾道於卷中密為識別，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預舉。

　　《宋史。趙肌傳》：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途，多處管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

　　《韓維傳》：以進士奏名禮部，以父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

　　《唐義問傳：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

　　○優給大臣子孫《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冊收載。如聞身沒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勛，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

　　○禁保留官長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甲午，敕諸州縣吏民、緇黃繼來詣闕，留舉刺史、縣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輕，系烝庶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聽，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作之時，又耗路途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後刺史、縣令顯有政能，觀察使審解事狀，朝廷當議獎升，百姓僧道更不舉請，一切止絕。」

　　○禁民往南《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仍設脫脫朱孫於黃河、江淮諸津渡，凡漢民非齎公文適南者止之，為商者聽之。」

　　○生員招傜僮《實錄》：正統十年五月乙未，廣東高安縣學生伍章等六人，偕所傜僮，首貢香燭至京。上諭禮部臣曰：「生員當居學肄業，顧舍所學而超幹辦，其志陋矣。」禮部因請罪之，上曰：「不必罪，姑戒諭遣之。」而禁約諸傜僮獠州縣，毋得令生員招撫。

●卷三

○廢釋道二教《晉書。佛圖澄傳》：「澄為石虎所重。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詞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眾隸例皆禁之，其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土多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添居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知咸聞。』」

　　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佛像。

　　《高宗紀》：「興安元年十二月乙卯，初復佛法。」

　　《宋書。蠻夷傳》：「太祖元嘉中，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閣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速藪。加好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禁，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禁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後，此制竟不能行。

　　《釋老志》：「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為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為世費害。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人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象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育胡神，問今胡人，共雲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好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破擊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預聞知，得各為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高宗踐極，下詔諸州縣，各聽建佛圖一區。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寺圖仍還修矣。」

　　南齊武帝，詔公私不得出家為道，及起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厭斷之。

　　齊顯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周書》：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象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象及天尊象。

　　二年五月己酉，帝崩。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誠積自守者，簡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舊唐書》：「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靜，詔曰：」釋迦闡教，清靜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宏宣勝業，修植善根，開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仟身心，舍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象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謠役。妄為剃度，托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跡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義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秀，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靜居；棲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膻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沖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獲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戎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各還桑粹。聽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聲，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徐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按《舊史》之文不過如此，其下即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齊王同謀害己、率兵誅之云云。《新史》乃雲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復浮屠老子法。何其謬歟！）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教法，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選青年高行實之，徐皆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還依舊。

　　《舊唐書。彭偃傳》：「大曆末，為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於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忱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不惟劍南一道。『下尚書集議，僵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下因，循常守固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後漢至於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靜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示悟人，惟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日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於王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於殺盜淫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低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好。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人仕，請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欲嗜已衰，縱不出家，心己近道，況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

　　《新唐書。李叔明傳》：「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兵儲為斁耗。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名，上觀道十四名，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德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不止本道，可為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為下。今道士有名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傑民，必將有職，游閒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道士年未滿五十者，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情性哉。刑部員外郎裴泊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

　　《舊唐書。李德裕傳》：「元和以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以南，所在懸旁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回，無別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

　　《武宗紀》：「會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並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僧留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鍾磐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輸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浸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工，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甲，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耕而食，待織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云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調擦，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劃除不盡，流衍轉資。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妖二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浮游不業之徒己逾十萬，廢丹臒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靜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通鑑。武宗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王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幾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妖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上表稱賀，尋又詔東都只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六年五月乙巳，上京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敕會昌季年並省寺字。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宏，其靈山勝境，天下州縣，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仕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通鑑》：「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五年夏六月，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撰，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髪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刀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速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耶？所役之工，豈值東門之勞耶？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樂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搏節，所度僧亦為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市已息，而州縣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叔伯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宋建隆初，詔沸寺己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情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為僧，朕甚疾焉，故立此制。」、天禧二年三月，詔不許創修寺觀院宮，州縣常行覺察，如造一間以上，許人陳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縣不切覺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節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請創造寺觀，開置戒壇。如違，御史彈奏。「是歲，又詔諸處，不系名額寺院，多聚奸盜，騷擾村鄉，況有條貫，不許存留，並令毀拆其舍宇，三十間以上並留存。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詔諭真人折志誠等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

　　十月己酉，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系老子親著，棕皆後人偽撰，宜悉毀。」從之。

　　三十年四月，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詔道家復行《金籙》，《科範》。

　　○改佛為道宋徽宗大觀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階三十六等。宣和元年，詔改佛號大覺金仙，棕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老學庵筆記》：「政和初，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宮觀為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華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為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為神霄下院，駸駸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禁鑄佛寫經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王子，詔曰：「佛教者在於清靜，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字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睹菜希金，逐焰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蠢弊，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虧，慢押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饑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諸身，道則不遠。溺於積習，實藉申明。自今以後，禁坊市不得輒更以鐫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禮。須經典誦讀者，勤於寺取讀，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並准此。」

　　○禁與僧尼往還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往還。

　　○禁僧《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四月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行者仰以公文。詔曰：」比邱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資州鎮維那文移，在台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

　　《舊唐書。五行志》：「姚崇秉政，以惠范附太平公主。乃澄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頗峻。」

　　《全唐詩話》：「賈島為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迎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於東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渺同河漢。故三皇作義，五帝乘時，未開方便之門，自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系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溪壑無厭，惟財是斂。津梁自壞，其教安施？無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鄉村，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宵，左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以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律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並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遼史》：聖宗開泰九年十二月丁亥，禁僧然身、煉指。

　　《金史。王修傳》：「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修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有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為請，修曰：」奉上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

　　李薦《浮屠論》：「浮屠初入中國，英睿之君、忠義之臣欲除其弊，終有不能。何哉？銷之不以其道也。今不必推罪於佛，惟治其徒。曰：」吾將使汝不出戶，治其佛之說而躬行之。『禮部著以為令，刑部防以為法，「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戌，並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為尼。時上以釋、道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大寺觀一所，並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為令。

　　十七年閏十月癸亥，禮部尚書趙琩言：「自設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尼已二萬九百五十四人，今來者益多，其實假此以避有司差役。請三年一次，出給度牒，且嚴加考試，庶革其弊，」從之。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鬚髮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御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日瑜伽；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憎、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並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者，亦不許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效瑜伽教稱為善友，假張真人多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七月丙戍朔，詔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子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二十五年，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於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為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於是命造周知之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腳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師，治之重罪。容隱者罪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創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於民間，民亦毋得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憎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正統六年《實錄》云：「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捶逐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民兒童為憎，違者並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徑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沮詅者，皆治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禮部言：「今天下僧道數多，皆不務本教，宜令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之。」詔從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試。

　　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京師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小民之願為僧者，令披剃給度牒。」不聽，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名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為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禮部移文中外，凡民於弟憧奴自削髮冒為僧者，並其父兄送京師，發五台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十五年閏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間天下寺院皆以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以僻處私建庵院，僧尼混處，屢犯憲章。乃命禮部榜示天下，憚守清規，違者必誅。

　　十六年十月癸亥，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經典，而私簪剃，敗辱教門，命禮部定通制，今後願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礙，然徑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為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還俗，及亡命黥刺者，亦不許出家。若寺觀住持不檢察而容留者，罪之，仍命禮部榜諭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卒酉，上罷朝，御右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濚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經皆不給。」

　　二年七月戊子，罷僧童四百五十一人為民。時僧童陳達高等，請給度牒，考試皆不通梵典。行在禮部請懲以法，上曰：「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宥之、發歸為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禮部奏：「永樂十六年人宗皇帝定製，凡願出家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卜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亂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系額外濫收，且不通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系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試給與。」從之。

　　七年三月王戌，申嚴僧人化緣之禁。上謂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以創造寺院為名，群界佛象，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達英以寺為京都大剎，又缺住持，請命高僧領其眾。上謂禮部曰：「此僧為自營計，勿聽。」

　　八年三月戊寅，湖廣荊州府荊門州判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安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為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為，所至官司以其為僧，不之盤詰，好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絕奸弊。」從之。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廣東按察使僉事趙禮言：「各處寺觀多因田糧浩大，與民一體當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縣光孝寺，該糧三千餘石，每當春秋耕斂，群僧往來佃家，男女雜坐，嬉笑酣飲，豈無污染，敗壞風俗？乞依欽定額數設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名，就於本寺量給田畝，聽其自種自食，餘田均撥有丁無田之人耕種納糧。」上命行在禮部依所言行之。

　　正統元年九月己未，都知監太監洪寶保，請度家人為僧，許之，凡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濚等奏：「洪武間，天下僧、道給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為偽冒。迨今年久，前令寢廢，有亡沒遺留度牒未經銷繳為他人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囚犯偽造者，有盜賣影射者，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真偽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冊，頒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從之。

　　五年正月辛未，給僧童一萬人度碟。進士張諫有希求請給數千百眾庵至京師之疏。

　　十一年九月辛巳，有僧四人私建佛寺於彰義門外，監察御史林廷舉等奏付法司，坐當杖充邊衛軍，從之。

　　十四年四月甲戌，上御奉天門，謂禮部尚書胡濚等曰：「舊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里老並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貫籍，一概冒請。爾禮部即行文，請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系額內並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令背《法華》等經並諸品經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經並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十個，方許申送札部複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仍前濫保，事發，其經由諸司官吏、里老，具重罪不言。」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雲南虛仁驛驛丞尚褫言：「近年以來，釋教盛行，聾替士民誘煽男女，廉恥道喪，風俗掃地。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今年日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萬億，日熾月盛。今雖雲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為宜盡令長發，敕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元史。張珪傳》言：「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靜絕俗，洗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生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憚奉詞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為民。」

　　○二十以上不許為僧《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王申，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為僧。年二十已下來請度牒者，俱令於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

　　○僧地沒官《實錄》：正統十二年二月庚戌，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上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僧尼之濫《洛陽伽藍記。瑤光寺》：「永安三年，爾朱兆人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人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誚。京師語云：」汝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婿。『「

　　《輟耕錄》引唐鄭熊《番禹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谷《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癸辛雜識》：「臨平明因尼寺，大剎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元時，婦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上，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問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風流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發耳。

　　○僧寺之多自魏有天下，至於撣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狠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餘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南唐後主普度諸郡僧，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數千。

　　○禁女冠尼姑宣德四年六月，有順天府大興縣真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詣行在禮部，請給度牒。禮部言：「太宗皇帝時，命尼姑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還父母家。」上命先朝令，仍申明婦女出家之禁。

　　○造寺寫經並無功德《洛陽伽藍記。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雲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過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盤》，亦升天堂。有一比邱雲是融覺寺曇漠最，講《涅盤》、《華嚴》，領眾千人。閻羅上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邱中第一粗行，「令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漠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明於誦，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迭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邱雲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禮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他人之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腦。』亦付司，仍與曇漠最同入黑門，有一比邱雲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在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後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凝亦人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往，京邑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太祖皇帝御製《龍興寺碑》曰：「立剎之意，留心歲久，數欲為之，恐傷民資，若將民資建寺求佛，福從何來？」

　　羅整庵欽順《困知記續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經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為者，靡不爭先為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人中國，則為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為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為無益者，前往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痴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為有益而為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為之，是痴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為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為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禱、禁禱、經咒、符宗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意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宗，大抵皆秦漢問方士所為，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為用不出乎祈攘、爕禱，然既已失其精意，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為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以遠乎！蓋老氏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濤張為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為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為有據，而彼雖架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通典》；貞觀八年，大宗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物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靜，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因與之同輿，權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慾崇信佛道，亦不須道人，且別參議也。「

　　○杖宰相及僧《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張通古傳》：「僧法主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召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為憎。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閻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為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召法寶謂曰：「汝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慄，不知所為。海陵曰：」汝為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那？『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人主不可接僧《宋書。顏延之傳》：「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嘗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自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上變色。「

　　○許僧道畜妻《五台志》：「二氏之教，古今儒者嘗欲去之，而卒不能去，蓋人心陷溺日久，雖賢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順其所欲則從之也輕，按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佛氏娶妻日那輸佗，生於摩侯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完聚。今其徒皆鰥居而無妻，豈二氏之教哉！雖無妻而常犯淫僻之罪，則男女之欲豈其性與人殊哉！為今之計，管剃不必禁也，聽其娶妻生於，而與齊民結婚姻之好。寺觀不必毀也，因其地之宏敞，而借為社學、社倉。即以其人皆為我用，久將自嫌其簪剃之丑，而亦不便於寺觀之居也。豈非君子以人治之道，孔子從俗獵較之意乎？又習儀多於寺觀，邱文莊已嘗非之，而祈禱必以僧、道，厲祭必以僧、道，何以禁民之作道場、佛事哉。余謂禱雨當陳詞哀懇，令諸生歌《雲漢》之章，厲祭則聖祖御製之文，固已仁至而義盡矣。又何必假彼不潔之人，褻鬼神如百戲矣。」

　　○道士隸宗正寺《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潤色梵書《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釋教，置院於太平興國寺，後改為傳法院，車駕亦嘗臨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災、施獲等，取所獻梵書翻譯焉。息天災等並賜紫袍、師號，又命文臣潤色其文。是歲息天災等獻所譯經文一卷，詔人藏刻板流行。自是盡取禁中梵夾仰之翻譯，每誕節即獻經焉。息天災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祿寺鴻腫卿以卒。自是譯經之盛，後世無比，」

　　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謂為譯經使官一員；以學士晁向、李維同二員。丁謂罷使，後亦不常置。

　　○城隍神《鳳陽縣誌》：「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皆有監察，司民之封侯，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把典，詔天下城隍神主只你某府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為之一變。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妄為衣冠之象，甚者又為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移，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托之空言，可罪民哉。」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佛著經曰：主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一日凡千萬生人死。窮億萬世，無有問斷，名為無問。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主篡其位，法當人所謂獄無問者。若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為楛，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問戇民，銖積粒聚，以至於富。刑法、錢微小肯，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我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為金枝扶疏，擎於萬福，僧為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可為者。晉，伯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帝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萬所，冠其人凡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惟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十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人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悉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只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其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箋於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為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游，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思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發勻肉均牙滑，而無遺功者。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發，孤帆白鳥，點畫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跡，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卷四

○徙民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徙民於河北、榆中三萬戶。

　　漢高帝五年九月，徙諸侯於關中。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初，婁敬使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屈、昭，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徙劉敬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景帝元年正月，詔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又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已上於茂陵。初，主父偃說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併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好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帝從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實之。

　　大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雲陵。（此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鈎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後，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四年夏，徙三輔富人於雲陵，賜錢戶十萬。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杜陵。

　　武帝鴻嘉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於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郡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行，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崔寔《政論》曰：「古有移人通財，以贍烝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民猶群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曉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百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毅者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於守御。」

　　獻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其後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貴。曹公征關中，得以為資。

　　魏文帝改長安、譙、許昌、亳、洛陽為五都，今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齊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居齊郡之西安、臨淄、昌國縣界，為新漢、南豐縣以居流民。

　　蜀主建興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晉宣帝為驃騎大將軍、都督雍州，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預為征南將軍。初，伐吳軍至江陵，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蕭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二十三年，遷漢川流民於沔次。二十六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自彭城徒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徙江南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於瓜步，淮南流民於姑孰，合計萬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靈符為丹陽尹。山門縣土境偏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資之家於徐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傑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兼緣湖居民魚鴨為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芝、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彧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字疏皋，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凱、郗顒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以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己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速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漠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缺，習之既難，勤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勛王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棘荊，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徙民，井成良業。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萬口，以充京師。二月，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於代都。

　　二年，陳留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者存勞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於京師。

　　《娥清傳》：清為給事中黃門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頗為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

　　延和元年，車駕征馮文通，徙成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開倉以賑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齊之人以實河北。又陸俟，太武時，與高涼王郵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實河北。

　　七年，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於京師。

　　獻文皇帝興三年，徙青州齊民於京師。

　　孝文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之民葬河南，不得遷河北。於是代人南者悉為河南洛陽人。

　　北齊神武帝為魏相，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備勒還本屬。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之處，百姓驚擾。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

　　宣帝大象元年，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預、亳、青、齊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隋場帝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逵、將作大匠字文愷，營建東京，徙預州郭下居民以實之，又詔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外雍、同、泰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玄宗開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戶有情願屬緣邊州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願者，隨其所樂，其數奏聞。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恆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閒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二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孫禮，分田給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軍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禮奏：「山西民徙居彰德，衛輝、懷慶、廣平、大名、東昌、開封，凡五百九十人戶。」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遣官核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征其稅。

　　永樂元年八月甲戌，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實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金史。許安仁傳》：「章宗時，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經營國邑，制為田宅，使至者有所歸，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人塞不同，非所宜行。『「

　　○國史律令《戰國策》：「楚相柏舉之戰，蒙谷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谷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谷之功與存國相若。」

　　《東觀漢記》：「陳咸，哀、平間，以明律為侍御史。王莽篡位，歸鄉，至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

　　《唐書》：「韋述居史職，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偽官。至德二載，收兩京，議罪，流渝州死。廣德二年，其甥蕭直為太尉李光弼判官，因人奏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倉皇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明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沾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通鑑》：「唐莊宗滅梁，御史台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風聞言事《宋史。陳次升傳》：「為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後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

　　《彭汝礪傳》：「為監察御史裹行，論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為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廣聰明也。『卒不奉詔。「

　　○御容《舊唐書》：「唐武宗會昌五年十月乙亥，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塑容，在一堂之內，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廟。『從之。「

　　唐莊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進本朝十二聖寫真及玄宗《封太山圖》。

　　蜀王衍建上清宮於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容，備法駕。

　　宋邵博《聞見錄》：「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為佛祠，有唐二帝苧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紀》：「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宮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於石，在含水縣東。

　　《元史。石天麟傳》：「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後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禁也。『事遂寢。「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時，為河北河東兩路統制接應使，被擒不屈，請為黃冠。時神霄宮廢，道士舊以徽宗為東華君，將毀其像。宏中為起紫微殿，遷像事之。」

　　○廟諱李百藥《北齊書》：「凡諸帝廟號，為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

　　《宋史》：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者義訓，或以威武為義，或以迴旋為義，又為植立之象，又為亭郵表名，又為圭名，又為姓氏，又為木名，各以其義類求之。以威武為義者，今欲讀曰威；以迴旋為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為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為『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常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則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

　　三十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造遷翼皇帝、簡穆皇後神主，奉藏於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從。

　　紹興元年四月，詔今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曰：「凡廟諱未祧，只當闕筆。」

　　《實錄》：「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進賀表箋禮儀，其有御名、廟諱，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種樹脯齊書》：「劉善明為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

　　《梁書。沈瑀傳》：「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棗，女丁半之。咸歡悅，頃之成林。」

　　魏應豫《與龐惠公書》：「比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栽桑棗《實錄》：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農民田畝，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詔諭五軍都督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詔鳳陽、滁州、廬州等處民戶種桑棗柿各二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上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飢，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鹹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裡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也。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於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種植桑、棗，且授之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用足，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人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六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勤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田，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正統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調學校風憲官，兼督民間栽種桑、棗。

　　平陽府《太平縣誌》：「國初，令各里設拓桑園，以重蠶事。其後皆廢，地多為民占，嘉靖聽民易買，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漢，易得拓桑故園，舍為義冢。」

　　《郡國志》：「凡桑、棗田地，丈量時俱被豪民攤灑糧稅，占為己業，故處已不可考，命桑，棗帶稅糧徵收。」（《金史。食貨志》：「凡桑、棗戶民，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除枯補新，使之不闕。」）

　　○老人《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訟詞。先是，州縣小民，多因小忿，輒興獄訟，越訴於京。及逮問，多不實。上於是嚴越訴之禁，命有司擇民間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聽其鄉訴訟。若戶婚、田宅、鬥毆，則會裡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且給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貼書《實錄》：「洪武四年正月，禁諸司濫設貼書。初，省府諸司既設掾令史，復設貼書，乃前元官不親案牘，弊奸吏得以舞法，為害滋甚。於是內外諸司定設掾吏、令史、書吏、司吏、典吏，員之多寡視政之繁簡為額，若濫設貼書者，罪之。」

　　○案牘減繁式《實錄》：「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牘，減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犢最繁，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為師，凡案牘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貼書、曰小書，生體文繁詞，多為好利，國初猶未盡革。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為好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為定式，鏤板頒之，俾諸司遵守。「

　　○欽字《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升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

　　○巡檢《實錄》：「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諭天下巡檢曰：」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於關律扼要，遏察奸偽，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以檢防有道，訊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

　　○喪制《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屍，惟較酒餚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原風化。『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北平種田《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謂刑部都察院臣：」自今凡人命、十惡死罪、強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付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為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輪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選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以罪徙者。十月丁丑，詔罪人應發屯戍者，皆從六科給事中及行人司編次隊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

　　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尚書王純奏：「種田囚人，若照籍貫分定地方，則有多寡不同，難於編甲。今宜不分籍貫，於保定、真州、順天等府，挨種安置，先近後遠，庶凡聚落易成，屯種有效。」從之。

　　○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為蒙古字，以通天言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即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指揮司並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會姓名，時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斷百官酒肉《魏書。食貨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櫱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斛。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盜賊轉眾，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說《實錄》：「正統七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懦，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翦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從之。「

　　○讖兆漢孝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青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及昌邑王廢，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禪碑》立於黃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齊正芳年號。

　　漢後主改元炎興，賈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於人也。今中權軍名，而漢年極於炎興，此殆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晉王位，遂以受禪。

　　魏時起安世殿，後晉武帝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上，號為「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及克玄，遂居之。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未幾，孫恩作亂，再踐會道子所封。靈秀，孫恩字也。

　　後周《華岳頌》立於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壽。

　　唐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綜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銘》武後自製。文有曰：「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邠國公《功德碑》立於長慶二年，而其文有曰：「主歷天齊。」及敬宗即位，改元寶曆。

　　宣宗制《秦邊陲曲》，其詞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即位，改元咸通。

　　《外史檮杌》：蜀人擊拂，以初人為「孟人」。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盂得姓名。有徐延璚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華侈，衍常幸之，於壁上戲題曰「孟入」字以戲之，蓋蜀中以盂為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蓋先兆雲。

　　蜀王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為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為非工，自命筆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兆長春。」和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即命兵部侍郎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癸未雜識》云：「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平康。忽一日，命妃嬪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樓，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回輦。翌日上賓，而英宗登極。蓋曙字，英宗御名也。

　　又寇宗忠愍《雜說》：「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皆不稱旨，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邪即大位。」

　　又云：「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窗戶刻摟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即先兆也。」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嶽廟。黃文納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緒。」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寶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中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平紀號實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諸臣議之，以為「陛下紹統於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無待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起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趙世延作《蔣山鍾銘》有曰「大明未東」。）

○譎觚十事

仆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朴。」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跡，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為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讀其所著《乘州人物誌》、《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仆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辯十事，仆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為之說者。而又或以仆之說為李君之說，則益以微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憚貽誤來學，非好辨也，諒之。

　　來札：（據李君謂仆與之札。）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膝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即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為淄川，如以琅邪之臨沂為琅邪，樂安之博昌為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頗遠，當何說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留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誌》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於薛城。」《括地誌》曰：「孟嘗君家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並非漢之留川，乃般陽縣耳。以為漢之菑川，而又以為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仆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為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縣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曹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日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並《史記入《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札：營丘在臨淄，今營丘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大公初封齊營丘，即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丘，後改臨淄而營丘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誌》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義曰：」《括地誌》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胡人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誌》，營丘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丘。二郡並雲師尚父所封，而臣玻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不能明矣。今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丘城，按《史記》雲「營丘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即大公之營丘，則《括地誌》謂營丘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濰水今呼淮水，古灘字似淮，當是點畫差訛，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國錢鏐曰錢壙，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厶隹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為淮（戶佳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櫰，（《爾雅》：櫰，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檀、櫰、梓、竹、漆。）水從櫰根出，故呼為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隹之隹，篆作隹，即「濰」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為淮，則竟為「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篆作佳。於隸則差之毫厘，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氾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塗壙，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塗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塗中。」產是「滁」字。古「滁」省作「塗」，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戶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仆與李君皆臆為之悅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為淮，而地誌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里外現吳門之馬？足下來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並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雲，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系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系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上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發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閶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雲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為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雲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范，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為延廣墓。後有令於此者，謂延廣於晉為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為誰。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為「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待郎平章事景公諱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嘆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於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志銘》，亦以為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仆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剿為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人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人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途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丘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於鱗所謂「龍斗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為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眾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令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為牽合難據。足下來讀道書，道書云：「許放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為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岳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詞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援漢書。祭把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於之呆，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於琅邪，則雲「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蠍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靈乎？

　　李君似未見仆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記》而征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為制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雲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為前人所笑乎？

　　來札：俗以丈人為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婿韋晤扈駕，以說婿，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群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為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榮啟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成阝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閶」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札：大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為候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為王畿。澗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候附紂者眾，故封大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澙鹵，人民寡。而《盂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逼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吳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大公。而《史記》以大公為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大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為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並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又《金滕》之書有二公，則大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又與人書十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為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已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原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剿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采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

　　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

　　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廖誤。至於嘆禮教之衰遲，傷風欲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

　　耒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耒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

　　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敘

敘曰：自明體達用之學不修，後生鉅材日事纂述，而鴻通瑰異之資遂率隳敗祠章訓詁、襞績破碎之中。漢時經術修明，賢哲著書，大都採擇傳記百家，論說時政與己志而已。魏晉已降，著錄始廣。唐以後遂歧分為數家，其善者自典章經制文物度數以及佛老之書，徼裔之跡，莫不明其因革損益、巨細本末，號稱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諸身心，達於政事者，不數覯焉。

　　崑山顧亭林先生，質敏而學勤，誼醇而節峻，出處貞亮，固已合於大賢。雖遭明末喪亂，遷徒流離，而撰述不廢，先後成書二百餘卷。閎廓奧賾，咸職體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經史之微文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於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人材、軍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非善成其鴻通瑰異之資，而畢出於體用焉哉。元明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講說經世之事者，則又迂執寡要。先生因時立言，頗綜核名實，意雖救偏，而議極峻正，直俟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曉然於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

　　汝成鑽研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刪飾元本，閻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討論既夥，不能無少少滲漏，四家引申辯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為是書羽翼也，用博採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伏處海濱，見聞孤陋，又耆碩著書富邃，而義無可附，則亦闕諸。竊慮踳駁，有逾簡略。嗚呼，學識遠不逮先生毛髮，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體用具在，學者循其唐塗，以窺賢聖製作之精，則區區私淑之心，識小之指，或不重為世所詬病者矣。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釋條目、諸賢名氏里爵，具列於後，而輒著其大指於篇。

　　先生著述閎通，是書理道尤博，學術政治皆綜隆替，視彼窾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吳江潘檢討刻於閩中，流行既久，刊劂多訛，潛邱諸君皆有校正。今茲集釋即緣為權輿，復廣加鈎析，脫字既增，誤文亦削。諸君別著，論纂雖殊，指意可並，則亦附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記》、《山東考古錄》、《石經考》、《五經同異》、《音學五書》、《郡國利病書》、《亭林詩文集》、《菰中隨筆》等書，凡藉參稽，亟為決擇；若異徑庭，不引詮訓。至漢唐及明經史傳紀諸子雜家，皆先生博綜穿穴，茲更無事駢枝。凡所稱引，率斷自先生同時及後賢所述。

　　先生問學浩博，論說深遠，專綜大綱，或忘識小。諸家辨駁，其無關閎旨者勿論；間有異同，轉滋歧舛。用援鄭詁《禮經》、顏注《漢史》之例，拾遺元文，參以私測，更列眾言，加之融釋。

　　諸經訓纂，眾史傳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隨先生所錄疏明。至義類所觸，或摭實略虛，或舍新徵舊。又逸書別史、諸子百家，分見少殊，援引斯異，亦隨所列之文、所據之本，略事鈎甄，以祛抵滯。

　　先生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舉措更張，言尤慨切。第世異盛衰，則論貴參伍，求棟買轂，何殊區霚。爰竭顓愚，略疏偏激，不為掉罄，間陳一孔，雖會幾深，終慚和繆。又先生留心時務，奏議文書事關利害，皆入簡編。今有發明，廣為采廁。著書誠尚雅馴，立說亦爭要領。或節錄其篇，或咸登其論，理勢恐失其真，辭氣多仍其筆，亦准全書，惟求實事。至於詞原曲喻，隱多未正，既輒舛馳，闕疑云爾。

　　世嬗歲遷，學者輩出，參考古今，蔚成宏傑。其論治體要道、經術文章，器識雖殊，穿並則一。間著名理，有出先生論述外者，既綜疏列；至於考證諸家，意主搜羅，凡所引稱，時至繳繞，今入注文，但取證明，奚事炫博，輒加刪節，歸諸簡核。若語有繁略，理無醇疵，既列其凡，不廣附麗。

　　疏說既繁，主名難一；氏族不署，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異存亡，須分著錄。始輯注文，但稱某氏，惟氏同則殊以官，諡同則加以地。其他區異，旨亦准斯。至同時材哲，則概著其名，事取標題，義無軒輊。第上相位崇，守土分別，兼獲師承，宜謹書策。少變其文，復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賈逵之說，書官以尊；康成治詩，重毛公之賢，稱箋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潘氏耒，字次耕。吳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官檢討。元刪錄本，通行刊本。

　　閻氏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康熙間舉學鴻詞。元校本。

　　楊氏名寧，字簡在。江陰人。拔貢生，官知縣。元校本。

　　沈氏彤，字冠雲。吳江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錢氏大昕，字曉徵。嘉定人。官少詹事。元校本。

　　談氏允厚，字厚臣。嘉定人。

　　胡氏承諾，字君信，一字石莊。石門人。舉人。

　　王處士錫闡，字寅旭。吳江人。

　　張氏爾岐，字稷若。濟陽人。

　　陸氏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唐氏甄，字鑄萬。夔州人。舉人，官知縣。

　　陸清獻隴其，字稼書。平湖人。進士，官御史，從祀廟庭。

　　魏鴻博禧，字冰叔。寧都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李文貞光地，字晉卿。安溪人，官大學士。

　　徐司冠乾學，字原一。崑山人。進士。

　　朱檢討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慕氏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進士，官漕運總督。

　　儲大令方慶，字廣期。宜興人，進士。

　　嚴太僕虞惇，字寶成。常熟人。進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谿人。官編修。

　　方侍郎苞，字靈皋。桐城人。進士。

　　惠侍讀士奇，字天牧。吳縣人。進士。

　　任氏源祥，字王谷。宜興人。

　　王給事命岳，字伯咨。晉江人。

　　陳氏啟源，字長發。吳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進人。

　　邱氏嘉穗，字秀瑞。浙江人。舉人。

　　陳庶子遷鶴，字介石，安溪人。

　　楊編修繩武，字文叔。吳縣人。

　　顧司業棟高，字復初。無錫人。

　　陳文恭宏謀，字汝咨。臨桂人。官大學士。

　　陳總兵倫炯，字資齋。同安人。

　　曹給事一士，字諤庭。上海人。進士。

　　汪氏師韓，字抒懷。錢塘人。官編修。

　　柴氏紹炳，字虎巨。仁和人。

　　謝中丞敏，字肅齋。武進人。

　　陳通政兆侖，字句山。錢塘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庶吉士。

　　全氏祖望，字紹衣。鄞縣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

　　陳鴻博文靖，字位山。當塗人。乾隆初舉。

　　喬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進士，官巡撫。

　　裘文達曰修，字叔度。新建人。進士，官尚書。

　　宮氏獻瑤，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馬。

　　王方伯太岳，字芥子。定興人。進士。

　　姚氏范，字南青。桐城人。官編修。

　　江氏永，字慎修。婺源人。

　　盧氏文弨，字紹弓。餘姚人。侍講學士。

　　陸中丞耀，字青來。吳江人。舉人。

　　莊侍郎存與，字方耕。武進人。進士及第。

　　王氏鳴盛，字鳳喈。嘉定人。光祿寺卿，進士及第。

　　黃氏中堅，字震生。吳縣人。

　　戴氏震，字東原。休寧人。庶吉士。

　　趙氏翼，字雲崧。陽湖人，貴西兵備道，進士及第。

　　姚刑部鼐，字姬傳。桐城人。進士。

　　柴御史潮生。

　　胡御史蛟齡。

　　楊侍郎永斌。

　　王上舍應奎，字柳南。常熟人。

　　孫氏志祖，字頤谷。仁和人。進士，官御史。

　　惠氏棟，字定宇。侍讀子。

　　鳳氏韶，字德隆。江陰人。歲貢生。

　　朱氏澤沄，字止泉。寶應人。

　　錢徵士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梁氏玉繩，字曜北。錢塘人。

　　汪明經中，字容甫。江都人。

　　劉學博台拱，字端臨。寶應人。

　　莊大令述祖，字葆琛。陽湖人。進士。

　　莊氏綬甲，字卿珊。大令子。

　　錢學博塘，字岳源。嘉定人。進士。

　　洪氏亮吉，字稚存。陽湖人。官編修。

　　桂氏馥，字未谷。曲阜人。進士，官知縣。

　　孫兵備星衍，字淵如。陽湖人。進士及第。

　　凌氏廷堪，字次仲。歙人。進士，官教授。

　　雷氏學淇，字介庵。直隸通州人。進士。

　　張大令雲璈，字仲雅。錢塘人。舉人。

　　陳同知斌，字白雲。德清人。進士。

　　程方伯含章，字月川。景南人。舉人，巡撫，左遷布政使。

　　劉氏逢祿，字申受。武進人。進士，官禮部主事。

　　陸學博珣，字子劭。嘉定人。

　　管氏同，字異之。上元人。舉人。

　　沈明經宇，字啟大。嘉定人。

　　劉明經開，字孟塗。桐城人。

　　嚴氏如煜，字樂園。漵浦人。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學博欽韓，字文起。舉人。吳縣人。

　　阮閣部元，字伯元。儀徵人。今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

　　陶宮保澍，字雲汀。安化人。進士，今官兵部尚書，兩江總督。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瑩，字石甫。桐城人。進士，今官江蘇知縣。

　　周濟，字保緒。荊溪人。進士，今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舉人，今官內閣中書。

　　張生洲，字淵甫。吳江人。舉人，今官教諭。

　　謝占壬，字◎◎。寧波人。

　　施彥士，字朴齋。崇明人。舉人，今官知縣。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進士，今官知縣。

　　左暄，字春谷。經縣人。

　　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後學黃汝城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