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語錄/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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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編輯古時史官當其職，以死守之。馬、班雖不及古，至今讀其書，於漢何嘗肯輕假借？明太祖見修《元史》，有醜詆的，悉令改訂。雖是盛德事，要非古義。此是為天地間存一公案，既付之其人，隨彼舉職，不須更行監制。
某四十年紀不喜看史，以閱歷世故未深故也。頃看《通鑒》，甚易為力，只以身經者多。看他處得如何，有處得高出吾輩者，有反不及者。須是《四書》這一邊先看得有個底子，看史方有益。如無一些把柄，便讀盡《廿一史》，道理都不著實。
看《史》、《漢》、《三國》傳紀，必須以類相從，長者短者，分者合者，詳者略者，有以比人事跡列彼傳中者。又如稱名爵，年月日時，或載或不載之類，皆要講其體例緣故。總之，要先治《春秋》，才有根本。某常說做理學文字，不能離《學》、《庸》、《論》、《孟》、《易經》；學古文，不能離《尚書》；學記事，不能離《春秋》；學詩，不能離三百篇。《五經》是各樣文字的根本。
四漢史內，但是有名人傳，俱應檢抄熟看，長人學問。不單取其好處，就其不是處亦可為監。
史書總是公修便壞。古者以此為端家學，馬、班皆父子相續而成，就是歐陽公、宋景文，亦聽其自出乎筆。當修史時，朝廷但資糜給而已。《唐書》中，歐陽公所任惟志，其餘盡係景文作。景文拙於序事，書成，送與歐公改訂，歐公以其前輩辭之。看來《新唐書》到底不算好。
作史不是易事。《史》、《漢》二害，俱父子相繼，尚來及成。《史記》中或書「沛公」，戎書「高祖」，稱謂懼不一。朱子謂因未成書，不曾一例改正是也。《漢書》又經大家補得許多，方成。〈清植。〉
《左傳》中有先王典制，亦有小道鄙說，有君子格言，亦有小人謬論，大略可與《史記》並稱而已。凡稱一仲尼曰」者，多不確。如趙盾越境乃免，殊不為當。《史記》載伯夷叩馬事，歐、王皆辨其妄，亦有理。二老久受養於西伯，何至叩馬時，乃似初識？又前云武王告於文王之墓，載主而行，後卻云父死不葬。下葬安得有墓？潁濱豈子長「淺陋下學，竦略輕信」，朱子以其言為當。子長時，《古文尚書》、《用禮》、《左傳》俱未出，子長所見但《國語》耳。至孟堅時，《古文尚書》、《用禮》、《左傳》皆出，而劑向父子從內府得許多秘書，孟堅亦得觀之。其識見筆力，又能運鑄諸守，只是文字骨氣，雄健處遜子長耳。寅則學問之醇，識見之卓，殆有過之。
某未領鄉薦時，曾將《左傳》分頭編纂，言禮著一處二門樂者一處，言兵者一處，言卜筮者一處，嘉言善行一處。如此容易記。未及編成，以人事而廢。昔蘇子容記得史熟，東坡問之，答曰：「吾曾將其年某月下，將事係之，編得一次。復將事下係以某年某月，又編得一次。編來縱去，遂熟。」東坡曰：「吾何嘗不如此下工夫？畢竟公記得。」大槩欲史熟，須如此。
凡文字不可走了樣子。《史記》創一個樣，後來史書便依他。敘記諸文，韓昌黎創一個樣，後來亦便依他。其初創為者，都非常人，若後來不是此等人，生要創為，便不成樣子。太史公文字，似不如昌黎一字不可增減，然其不如處，正是好似他處。太史公無意寫出，昌黎打意裁剪也。韓文力去排偶，太史公卻似隨筆寫下，自不排似。常有三四件事，一筆寫去，自然各樣句調。班史便煉作幾句相對。太史公與昌黎，覺有天人之別。
班馬史讚，議論亦多不錯。班固《揚雄讚》，褒貶俱當。司馬《項羽讚》，突以重瞳，為舜「苗裔」，殊無脈理！至結末，論自不刊。
司馬子長筆力，周衰諸子不及也。其文渾渾噩噩，結構處大，人莫知所措置。昌黎較周密，論筆氣，到底史公高。班孟堅得劉向、揚雄、班彪諸人講貫議論，意理自較完備，筆力卻不及史公。
《史記》大都剪裁別人的多，就是當代列傳，恐亦有底稿。自著者，只有《諸侯王年表》諸篇，卻便見他筆力。傳讚一兩行，有說得不是的，亦有沒甚意味的。班孟堅文多排語，至如《禮樂志》等，便不用排，豈讓子長？所以老蘇云：「遷、團之雄剛。」
問：「人言《漢書》為史書正體，看來畢竟《史記》為正。史是紀事之書，《史記》自己不肯多著議論，如《周紀》，前引《書》，中入《左傳》，後入《戰國策》，剪裁其文而已，此正體也。至《伯夷傳》，人動雲變體。列傳為太史公創體，豈有自創一體，開頭一篇，郎用變體者？其所謂傳，郎據舊傳文而云然也，前後著議論而已。」曰：「極是。《宋史》不好，便是坐此，有許多好文字不入，卻自己填上許多話。但《史記》，於賈誼不錄《治安策》，董子不錄《天人三策》，卻不如班史為善。」
《史記》議論誠有翩躚處，然其志歸於尊孔子。謂「先黃老而後《六經》」，其自序作書之意，何不祖達黃老耶？
朱子謂「《史記》強似《漢書》」，果然。近來因輯《樂律》，見《漢書律曆志》，許多沒要緊語，如「鍾，種也」，「陽氣種種」然而生也，竟是混語。《史記》要去他一個閑字亦難，字字都是骨子。
《漢書》節人文字多未工，如《治安策》，中間項款皆不清。太吏公《秦楚之際月表》，「以德若彼，用力若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孟堅節作「以德若彼，以力若此，其艱難也」。「其艱難也」四字，總承上兩句，與《史記》原不甚異。但使讀者連「以力」句讀，意指便混，不若《史記》明快。又孟堅歸重在秦以暴故失之易，而漢興之速。史公卻歸重前代以封建故得之難，秦以郡縣故失之易。《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言田封地太活，以致僭逆，其後分封子弟，始得強幹弱枝，歸於「以仁義為本」。可見史公胸中大有見解。只是《遊俠》、《貨殖》之類，皆崇獎之，以此讓孟堅出一頭地。班氏父子兄弟，自成一家學，《天官》、《律曆》，乃出大家之手。友曰：「《史記》列《遊俠》、《貨殖》，或亦有見。見得先王法制盡廢，將來兼並吞噬，不在上而在下，則俠猾爭攘者出而持世矣。」曰： 「如此宜露其意以抑遏之，反為之揚其波，無是理也。」
孟堅文字雖不如子長雄健，然識見醇正，議論皆是。韓文公絕不見提起，想以其剿襲揚、劉議論耳。文公果不剿襲。然孟堅正未可輕。其評論二劉及董仲舒、揚子雲諸人皆當，戰國文字之氣習、識議，至孟堅始變盡。子長亦非戰國文字，其高視潤步，中有斷處，而穿田過脈，皆有針線，高出《左》、《國》之上。但議論多是戰國耳。
《漢書》乃孟堅湊籠劉、揚諸家而成者，殊可觀。十志惟《天文》、《五行》穿鑿，餘俱典實淵茂。
後世情偽之變，無所不有。讀史乃練達人情之學。左傅尚不能備後世情偽，若《漢書》則幾備矣。
「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留侯之謀於漢高，此為第一。〈自記。〉
陸象山有武帝優於文帝論，以為拊髀之欺，不如輪台之哀，至謂：「二帝三王之心，吾於武帝見之。」使帝誠存二帝三王之心，乎生所為皆宜自訟，何時貳郵喪敗為可悔，雖悔而猶有恥薛之意哉？推其詞指當見之。以此便為優於文帝之決，欲窺堯、禹用心，亦好奇之論。〈自記。〉
漢害於孝平後下云：「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芥女也。」此只宜用「莽女也」，三字。〈自記。〉
婁敬言周公營洛，是「欲令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虐民」。見解直是儒者，能知聖人之心，豈辨士乎？至讚和親之策，而曰：「冒頓在，固為子婿；死，郎外孫為單子，豈敢與大父抗禮？」則失之迂矣。既知冒頓之殺父，何謂其不敢與外祖抗也？〈自記。〉
史稱「良多病，未嘗特將」。非也。良之智慮深長，固如是耳。〈自記。〉
賈子所云「糾纏」者，言糾之急則轉亦急，翻覆久而後定也。應說未盡。〈自記。〉
龜錯欲教太子以術數，此等議論皆戰國、亡秦之餘酷。習俗溺人，故雖以文帝天資粹美，而不能辨也。以錯為太子家令，顧反以賈生傅梁王，豈不輕重失宜之甚！〈自記。〉
《李廣蘇建傳讚》，「心」字與聆葉，非是。班史中如此類極多，古韻至漢時已差謬。〈自記。〉
《韋玄成傅》中諸奏，宜與《郊祀志》相聯綴，以備一代之議，以應古者郊廟之本文，不當於《韋傅》見之。蓋作者文重思繁，大及釐正耳。〈自記。〉
劉之生之獻鴻寶苑秘書，乃少賤好奇，不足為更生累。〈自記。〉
《李尋傳「日將旦，清風發」一段，乃有師授之言。《左傅》中有「《明夷》之《謙》一段，可參看。〈自記。〉
谷永黑龍之對，俱是為異姓遊說。漢以火德王，如何更以黑龍為同姓？至攻至尊之惡，固是為王氏蔽護，然充成帝之行郎微王氏，能久安乎？《春秋》深探其木，而反自貴者始，雖有伊尹、周公，不得舍此而彼是攻也。永則可議矣，庸可謂此言之非是乎！劉子政懇懇於同異姓之間，而格心之論無聞，亦缺事也。〈自記。〉
《揚雄贊》以序為論，瑕瑜不相覆，極妙讚體。〈自記。〉
《酷史傳讚》於《甫刑》「報虐以威」之意，不可不揭為世鑒也，惜未之及。〈自記。〉
《貨殖傳》「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二句，孟說似未是。貪賈以十計而三之，謂得十之三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息十之二也。〈自記。〉
《西域傳》中「天篤」，天竺也，郎身毒。明帝迎佛在前，班《傳》曾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其云日所小、口所入之理，史中未明，蓋未通《周髀》之說耳。〈自記。〉
孟堅《西域傳讚》，立論如彼，而定遠豎功西海，白首僅還。豈其家庭平昔議論，漫相乖刺耶？故自古功名之會，違厥素心者多矣。西域諸種何辜？而仲升積年蘿彌之。唐王龍標《箜篌引》發此意。〈自記。〉
《漢書敘傳》中，「窮達有命，吉凶由人」二句，精極。若以為窮達由人，吉凶有命，則大謬矣。〈自記。〉《敘傅》中，《律曆志讚》可謂潔淨精微。〈自記。〉
《漢書》十志，《天文》乃曹大家所補，《五行》多荒誕之說，《郊祀》敘漢武事太繁，然三敘亦精，餘七志俱好。〈自記。〉
《房中歌》云：「《簫》、《勺》群慝。」《簫》、《勺》，郎消爍也。晉灼謂：「《簫》，舜樂。《勺》，周樂」者，非是。又云：「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號所」字與「緒」字葉，兩「產」字相葉。又云：「澤弘大」，「大」字，恐「久」字之訛。下文「德施大」者，弘也；「世曼壽」者，久也。 「久」字便與「保」、「壽」葉。〈自記。〉
《禮樂志》循首迄末，議論純粹，孟堅儒術之文。〈自記。〉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一段，當采以補《周官少司徒》之章。〈自記。〉
漢文除肉刑，而張蒼等於「當斬右趾」者，忽進以死刑。求輕反重，議事鹵莽至此。〈自記。〉
《漢書食貨志》云：「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康成注《周官》其差，得比正之。又云：「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白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比漢家致太平根本也，猶有古者公天下之心馬。〈自記。〉
所云《律曆志》者，因曆法用黃鍾起筭，故前半說律，為後半算曆張奉也。後行四分曆，便不與律相干。《史記》分為二，何嘗合來？後世修史者不察，遂俱云《律曆志》，豈不可笑！〈自記。〉
「黃鍾之宮」，另為一管，非十二律中之黃鍾也。與京房之準、梁帝之通正相似。長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吹之，若今簫篷之類。可據以為準，而定諸律，故六律、六呂，此管皆可以生之，而為律本也。《月令》十二月皆有所中之律，中央律中「黃鍾之官」，蓋謂此耳。緣今《呂覽》錯互「三、九」二字，讀者遂不得其解，而妄為之說，紛孥喧尷，千餘年於此矣。只細讀《漢志》自見。〈自記。〉
《律曆志》言丑未居其衝，乃陰陽之要妙，諸術莫不用之。〈自記。〉
《漢志》云：「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蓋日在子則斗建丑，日在丑則斗建子，日在午則斗建未，日在未則斗建午。「綱紀之交」，謂子丑午未之際也。《周官大司樂》分六樂而序之者，是律呂唱和，一歌一奏，分祭之樂也。下條「園鍾為宮」，乃「黃鍾」之誤。用黃鍾祀天，林鍾祭地，是以「綱紀之交」，為陰陽之首，大祭之樂也。此條文義至深，莫得其意。又曰：「此段說樂至精，蓋《周官》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用三統之律為官，而四望從天，山川從地，祖妣同饗，故云『合樂』。其樂，天用黃鍾，地用林鍾。今《周禮》天作『圜鍾』者，與宗廟之文互也。想班氏為志時，尚未差失。『綱紀之交』，謂斗建與日躔相遇交互處，乃子丑午來之間也。其時陰陽初生，造化萬物，故大祀天地則用之。其餘分祭，則天地、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各有歌奏。如奏黃鍾則歌大呂，奏太簇則歌應鍾。以其合辰之律，相為唱和；因其陰陽終始生成，以取義類。此則分祭之所用也。二祭皆因依法象，使陰盼萬物條鬯該成者也。」〈自記。〉
《律曆志》「嘉量」一條，與《周官考工桌氏章》，今所據以定黃鍾。知其以積實為主，而不紛紛於圍徑之誤者，賴有此耳。故皆曰「聲中黃鍾」。〈自記。〉
《律昏志》以權屬水，衡屬火，矩屬金，規屬木，繩屬中央。須云木規金矩，水準火綴，而土為權衡，以生四者，乃與篇首之義相應。〈自記。〉
《律曆志》云：「壽王候課，比三年下。」只言其曆最疏，課最下也。顏注以為「下獄」者，非。〈自記。〉
《太初》法，至朔同日為章，交蝕一終為會，分盡日首為統，統首日名復於甲子為元。其日法，義八十一兒分，又十九之，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為小分，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小分三百八十五者，為日周天之數。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三百一十七者，為月會日之數。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然每月合朔，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蝕。曆法，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分盡。章之日月，雖會於冬至，而不當交。積二十七章，然後朔日冬至，交會分窗，故謂之會。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曆法而稍贏，蓋侵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不在日首，積之一千五百三十九年，恰贏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明年景復，則去酉入子，而冬至交會，起於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為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始，必氣朔譬於此日，乃得厝本。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復值甲子朔夜半冬至。揚子雲所謂「章會統元，與鐲俱沒，則後元之端也」。《三統曆》，劉飲因《太初》而作者。又云：「所謂去酉入子者，四年而景一復。」初年冬至在子，次年冬至在卯，三年冬至在午，四年冬至在酉，第五年始又復於子。今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則四年之數未盡，是冬至當在酉也。然有日分所贏之小分四之一者，積至此時，恰如小分三百八十五滿四分日之數，則冬至已不在酉而在子矣。〈自記。〉
黃帝得寶鼎、神策。神策，郎蓍策也。此一段傳聞，只是黃帝作曆事耳。黃帝得策作曆，正與取竹造律同一符應，卿自不解。〈自記。〉
子長於武帝時事多不諱，故論史必推《史》、《漢》，不獨文章佳，以其出於直也。文中子以《三國志》為勝《兩漢》。看來《魏》、《吳》有底本，便多文飾，不能簡實。惟《蜀志》則承祚自為之，字字不虛。
作史全要簡潔，《蜀志》後主二年，終歲止八字，曰：「勸農殖殼，閉關息民。」只此的是良史才。
《魏》、《吳》二志，皆有底稿，不能吏如承祚意。至蜀，不立史官，反得盡己之意，筆則筆，削則削。如《張嶷傳》載其有曀禕書，戒其太簡易，恐有奸人不測之禍。又與吳諸葛恪書，戒其根本不清，但欲立功於外，恐為人所圖。後來皆應。只此二書，便顯出其人。他不足論，何等有識！《關侯傳》，載關侯為曹操所得，操使張遺說降。關侯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遺報曹公，曹公義之。只此一段，三人身分皆見。
《蜀志》最好，《魏》、《吳》二志俱不如，《吳志》尤虛華。只是《蜀志》亦有太簡處，裴注斷不可少。
問：「《三國志》於曹操未建國之先，雖稱太祖，至為魏公則稱公，為魏王則稱王；曹丕未篡時亦只稱王，明其為漢王公也。至吳，則未稱帝之先只書名。惟先主始終稱先主。似承祚意中，已將蜀作正統，如朱手主見。」曰：「亦未知其意果何如。或者承祚是蜀遺臣，故書法稍別。然此書為文中子所推重，不為無故。」〈清植。〉
《隋書天文志》極好。《唐書天文志》是張燕公筆，詞采太勝。沈約所作《宋書》，其志中說天體處，最詳明。
韓文公《順宗實錄》，質實得經意。無虛詞，無遺事，方是實錄。彼正不屑學《史》、《漢》，人反以為訾議，何也？
《唐監》議論，及《新唐書》論讚，朱子俱稱之。今看來，敘事不及《史》、《漢》，至論讚，《兩漢》後未見其匹，比《五代史》尚覺差勝。《五代史》無人物事跡，底子不好，故覺得闇然無色。
《通鑒》從韓、趙、魏為諸侯起，朱子雖有詩譏之，言履霜堅冰，其來已久，不到此時，王靈始下替。然又稱他不直接《春秋》，留空一，是不敢僭妄處。《左傳》終於智伯之滅，而《通鑒》接此，自居於傳，卻有體。《史記》雖多可議，亦自有意思結構。如世家始泰伯，列傳始伯夷，貴讓也。郎《尚書》首《二典》，《詩》首《文王》，《春秋》始隱公之意。
《通監》於己所不喜者，並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於己所疑者，輒刪去之，如《隆中對》是也。昔人評孔子作《春秋》，錄毫髮之善；溫公作《通鑒》，掩日月之光。指屈平也。
《通鑒》遺漏者甚多。如開侯封張遼數語，全載不過四五行，便精采動人，義氣凜然，何必剪裁！武侯拔三千戶而歸，寅僚都賀，武侯愀然不樂，謂：「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使之困於豺狼，皆亮之罪。」那一段氣象、議論甚好。孫權下令，稱武侯「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雖是異國之語，都應登載，何為削去，若斟酌裁減，再查閱《廿一史》，增入要緊處，別成一部小監，狠好。惜年老無工夫，奈何！
錫言：「某門人陳大章最熟《通鑒》，檢得其中疏誤處，便作一篇文字辨駁之。聞其師謂之曰：『不消如此，只注其下云應作如何足矣。宇宙間幾部大書，譬如祖父遺訓，萬一偶誤，只好說我當日記得是如此。若侃侃辨證，便非立言之體。』」先生曰：「正是如此。今人讀程朱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然疏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所謂辭有體要也。」
《春秋》是當日史書全本提綱耳，不然僅存此，教人如何看。《綱目》似亦不必加目，只云《通鑒提綱》，郎以《通鑒》為目，何等好。如今目覺看不得，某意當編一小監，全要簡，如夫子刪書，不妨架空多少年無一字。但須識見大，又博學，方可做此事。友云：「《通鑒》如許大部，而隆中語卻不全載，殊不是。」曰：「正是。若編小監，如《天人策》、《出師表》之類，須立例在前，云為世傳誦者不載，不然恐太多。」
千古進書，如《易》、《書》、《詩》、《春秋》，各具一體裁，為萬代文章之祖。朱子不安於文中子、司馬溫公之所謂統者，而修《綱目》。止綱為朱子所定，目便付之門人，多欠商量。所輯《小學》，許白雲雖極稱之，但恐其中忽載一段極古雅經傳，忽載一段常言俗訊。義理何嘗不佳，論體裁未免雄。
《綱目》尚少剪裁。《春秋》好在沒要緊事，刪削一空，存其大經大法而已，多無為也。
文中子於南北，奪統歸北，亦有意思。晉雖篡弒，然既一統，其子孫播遷江東，中國衣冠文物在焉，得不以為正統乎？宋、齊、梁、陳相繼篡奪，年代復促。晉滅，恰值元魏興於北，修明禮樂，慨然欲復古制。《春秋》之法，中國用夷禮則夷之，夷逛於中國則中國之，天意無中外也。後分為東西，高齊無復人道，字文能整理，則以正統予周。隋恰好承周之後。此以人事體貼天意，頗亦有見。至朱子則一總細讓於下，不分正閏，萬代可行，自更簡易正大。若其次則文中子也。《通鑒》不妥當，不及文中子多矣。
《舊唐書》把《張曲江》、《杜工部》、《韓文公傳》，都說得不成體面，所以有《新唐書》之修。然《新唐書》亦為武后立紀，何邪？《綱目》於三國時，以統歸蜀；於武后時，書帝在某處，已是眼高千古。前五代，王仲淹以統歸北，歐陽公又欲冬以歸南。至後五代，有言南唐為唐後者，歐陽公以為無據，正義下、漢相篡為正統。雖有予之以統，正所以著其罪之說，畢竟牽強。溫公因之，大約都認做天有一線的統串下來一般。朱子始創分注之例，妙絕。天至此時，亦未嘗有所專屬矣。至「熒惑守心，惟魏應之」，無論災祥之說不確，郎果爾，亦是天氣，非天心天理也。
《通鑒》有狠不妥處，如以曹氏為正統，卻書「諸葛亮入寇」。其立例，篡得共主位者，器正擠，起自他處者，則為賊。文中子於五代時，忽聾此與彼，忽奪彼與此，只為每年要存一年號，便沒擺布，朱子忽想一例，只書甲子，分注共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綱目》大體，已無可議。只有秦家十徐年，竟當準王芥例黜之，班孟堅所云「餘分閏位」也。其年數既不多於莽，而莽罪在漢一代，秦惡毒流萬世，復浮於莽。若以秦時無他姓為主，莽時亦無他姓為主也，不過以芥後仍為漢，秦後不為周耳。實郎以漢繼周，有何不可？
《綱目》於楚、漢之際五年間分注，先楚而後漢，似不可依。楚、漢並起，漢先入關，仁暴復異，自當先淡。
因論呂後事，曰：「後儒偏固之論，最是廢後率，斷定以為不可，如譏光武廢郭后是也。假使當時高祖廢呂後，未見呂後之惡，後儒亦必謐之如光武矣。出妻，聖人所不禁，至如『國本』之說，亦下寢然，要當視共本如何。秦始皇外扶蘇而內胡亥，隋文帝廢勇立廣，善惡顛倒，此自不可。若如漢武立孝昭，有何不是？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不好，卻說萬萬動不得，難道舉祖宗之天下而喪之，其可乎！此類須布斟酌。光武之過，不在廢後，在不任三公，而柄歸台閣；不先《六經》，而篤信讖緯。一壤政事，一壤名教。此論，俗人以為迂澗，其實切近。後來明帝遂求佛教。魏伯陽之《參同》，張道陵之道術，都起於東漢，光武焉俘辭貽謀之過。」
後世必謂太子換不得，皇后廢不得，似覺太執。只是換得不當，廢得不當，便不可。此處當兼賢否論，不全以嫡長論也。如昌邑不道，則宗社為重，霍子孟尚可廢立，何況君父。堯舜人偷之至，欲為天下得人，竟舍己子立他人。他人尚可，何況己子擇賢而立。光武廢郭后詔云：「宮闈之內，若見鷹鸇。」果爾，如何可為後？方正學譏之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知幾，為向桐江釣煙水。」他一生遷拘不能成事的本領，盡見於此。嚴子陵一極有趣的事，被他說得冰冷無味。試看權文公詩：「能使薄者淳，持此報故人。」識見議論，豈不比正學較高。範文正云：「非先生無以見光武之大，非光武無以成先生之高。」雖略誇張，卻是實事。
問：「漢孝獻廢時，蜀人誤傳已崩，先主謐為孝湣。《綱目》既以統予蜀，帝溢似應以蜀為正。」曰：「想因蜀是謐於生前，故姑仍《通鑒》。或是朱子偶失檢點，亦未可定。」〈清植。〉
《綱目》是非褒貶，雖稍嚴些，然大要不差。以某之意，如曹操、司馬懿，倒底不曾正名。郎依律固是死罪，但死之中，亦要分別，與王莽、朱溫不同。莽、溫自應立斬，操、懿還可秋後處決否？
古今言莽、操，若以孔子援情定罪，畢竟操少別，倒底不曾篡。雖曰：「苟天命在我，吾其為周文王」，然比莽身為之，則差矣。若使操後接以陳思，終守臣節，則操豈至被此名哉？
某於朱、程議論，有不敢附和者二條。程子論管仲與魏鄭公不同，恐未然。桓與糾俱是奔竄，管仲隨子糾，非奉先君命也，不過急時合夥，原算不得君臣。魏鄭公所輔者太子，上尚有高祖，受高祖命輔之。建成死，太宗召之，鄭公神色自若。太宗責之，鄭公曰：「太子若聽散言，豈且有今日之事？」其分不過至此而止。若高祖命他輔太宗，他即輔之，有一君無二君。管仲尊攘之功，與貞觀之治，亦差不多。貞觀之治，鄭公之力為多。若以功準過，二人相彷，不得優管而劣魏。朱子進狄梁公而斥苟文若。武氏立周廟，改唐年號，梁公為之宰相，徒以中宗尚在，勤勤以姑母曉譬，薦五王成身後功，遂謂「反周為唐」。至苟文若，初佐曹操，削平禍亂，操未遽有逆謀也。及欲加九錫，文若郎憤惠至死，未見得有其謀篡弒之端。若不論跡而誅心，心亦何據之有？且後來魏受漢禪，功臣配享，無文若在內，則魏之外文若明甚，何所憑而謂之「漢賊」哉！只好責備他「不識人」，「不見幾」。孔明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周公瑾謂操「雖漢相，實漢賊」。英雄識人，預先見得甚明。程子責揚子雲不能見幾，《法言》中尚謂王養為周公。不責以死，而責以「不識人」，便無詞矣。只是程朱到此等處，見得明，把得定，處得是。伊川一見哲宗，便有去志。朱子於寧宗亦然。如此立身，方可責備人。
梁公與姚、宋皆事武后，武易國號，廢唐廟，已是移祚。諸公僻首屬臣，豈逆知有五王在後耶？君子論人須恕，後既成事，諸公賢者，足明無他。苟文若猶為漢臣，未為魏臣，至自戕其生以求免於大惡，其志亦可悲矣。而朱子罪之不已，謂其為唐衡婿。文若方二歲，唐衡已死，則結親乃其父為之，何以為文若罪哉？〈自記。〉
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續綱目」三字就不妥，何不續《春秋》？《綱目》正不易續，寧名自為一部書可也。《綱目》之有發明，後人為之。商素庵輩，自作而自發明之，又讚曰：「《續綱目》作而亂臣賊子懼」，豈不令人破口。況其議論刺謬，尤不可言。陳洪進值五代亂，盜據漳、泉二州，宋已平海宇，洪進獻二州地，正與錢繆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洪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開，是必欲使為賊者，雖已四海清平，尚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為合《春秋》之義耶？
《宋史》應重為之，三百餘年人物，實過前代，卻蒸蔓若此，豈不可惜。作史要有剪裁，我輩生在後代，便要依傍彼時人品學問之可信者。如朱子《語類》、《文集》、《言行錄》，極是要緊害。某自幼聞得長老言，朱子說秦檜有中興之功，岳武穆強橫，郎任之果專，亦恐不能成功。及後讀朱子書，何嘗有此！此乃瓊山乖異之說也。朱子到浙東，郎檄毀秦檜祠門人問：「中興諸人，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尋思有間，曰：「次第無人。」如此痛惡推服，乃以瓊山之論加之，何妄誕至此！但是朱子有褒貶過，便當依他。只有張德遠，卻要斟酌。魏延、楊儀，不過有才，武侯尚終身愛護。南渡人物，以李忠定、岳武穆為最，德逮乃彈劾忠定，與武穆亦嘗有隙，卻是為何？班史有可為萬世法者，《史記》內不必改的，《漢書》郎全用之。今如要傳濂溪、明道、伊川，豈能加於朱子？有不備者，論讚中增之可耳。《言行錄》成，朱子悔之，曰：「黃魯直孝行敦篤，惜未入。」然存此語，已與入同。
友言：「某觀《宋史》亦易修，只把幾個大人物、大奸惡作主。其餘不關於國勢綱常者，都附其下，數語而足。略有聲焰者，便多幾句，不必盡立傅。」曰：「如比，便省許多閑話。只揀其關係萬古綱常者，記在那裏，豈不乾淨。人間之史，便是天地紀簿。如人有得煮事，提起足以悅心，大不如意事、提起足以警醒，便勾了。《宋史儒林》外，又有《道學》。揚子云云：「周公、孔子，一儒也。」不知道學如何又在儒外？」友曰：「董江都在《漢》另立傳，不混在《儒林》內。倘修《宋史》，周、程、張、朱當彷比例。」曰：「然。就是《史》、《漢》立些名目，原不古，可傳者傳之，何以名目為，」友曰：「歸震川云：『人嫌《宋史》太多，吾尚嫌其太少。』為其事實多所遺漏也。今人因此竟謂《宋史》尚宜增添，直是癡人前不可說夢。又人謂《五代史》太少，某卻謂其太多。五代原無人物，何必立許多傳。以某看來，如綱領分明，《宋史》亦不難修。」曰：「此元不是易事，真個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只是《宋史》前面人物，朱子都秤量過，便可據以為準。如邵康節傳，便用明道志，周子傳，便用朱子狀。此類不必另做，不備者，讚內補之可也。史遷書已不滿於文中子，謂其『記繁而志寡』。只看唐虞之書，所存幾何，想為夫子所刪甚多。故史不行諴也。」
凡律算等書，當直截說明本旨，不可牽扯陰陽五行、八卦配搭。豈必無理，但無益於本義，都成閑話。
古來史書不可盡信。某今有一法，若修後來之史，只據人之可信者信之。如程朱心平理明，其褒貶自當不錯。再據其人自著之書，如姚江自有文集，破敗百出，未有自誣之理。想春秋、戰國時，異說自是無數，孔孟一舉刪之。秦漢間邪說亦多，太史公於不雅馴者，刪去許多，尚有好奇之論。班孟堅始淘汰歸純，可以為法。
欲搜《廿一史》中，取其有關於修齊治平之要者，彷東萊大事記為一編；又搜歷代典制沿革，及後世如何可以通行者，略彷《通考》各著為論，為一編。但恐無此歲月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