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統一論
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
在本刊的第八十三期，蔣廷黻先生有一篇《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同時吳景超先生也寄了一篇《革命與建國》來，登在本刊的第八十四期。這兩篇文章雖然是各不相謀的，其中有許多互相發明的地方，所以我把這兩篇參合起來討論。
蔣先生說：
近代國家每有革命，其結果之一總是統一愈加鞏固及中央政府權力的提高。……我們的革命反把統一的局面革失了，而產生了二十餘年的割據內亂。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他這一問，吳景超先生已代他回答了。吳先生根據歷史的先例，說中國每一次革命可分作八個小階段，合成三個大階段：（一）從苛政到革命，為舊政權打倒的時期；（二）從群雄割據到統一完成，為新政權創立的時期；（三）從施行善政到和平恢復，為建國的時期。他說：
我個人的私見，以為自清室推翻以後，這二十餘年多我們鬧來鬧去，還沒有跳出革命的第二期。……我們如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近二十餘年來的混亂，乃是革命中必走的過程，而且二十餘年還不算是最長久的。
中國革命只做到了兩三次推翻舊政權，還沒有做到統一的新政權的建立：這一點我想蔣吳兩先生都會同意。可是一問「為什麼舊政權推翻之後必須經過一個群雄割據的階段？」他們兩位的解釋就不同了。吳景超先生根據中國歷史，說：
舊政權推翻之後便有群雄割據的情形發生的原因：第一是因為參加推翻舊政權的人，除推翻現狀之外，對於別種主張，別種政策，並不一定有一致的信仰，所以每於現狀推翻之後，便分道揚鑣了。……第二是因為各人都有野心，所以在野心與野心相衝突的時候，革命的勢力便分裂了。
蔣廷黻先生另有他的解釋，他說：
不是軍閥把中國弄到這種田地，是這樣的中國始能產生軍閥。……因為中國人有省界縣界的觀念，所以割據得成家常便飯；又因為中國人的窮，所以軍閥得養私有的軍隊。……總而言之，軍閥的割據是環境的產物。環境一日不變，割據就難免。
可是蔣先生在下文又提出一個比較簡單的解釋：
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這就和吳先生的解釋很接近了。
現在姑且不討論這些解釋是不是正確，我們先看他們兩位提出的統一方法。吳先生根據歷史的先例，說：
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
在群雄割據的時期內，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
蔣廷黻先生說：
破壞統一的既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他們既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末，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
這樣看來，蔣先生所要的「專制」，原來並不是獨裁的政治制度，原來不過是希望一個頭等軍閥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軍閥，原來就是吳先生說的「武力統一」。這還是吳先生說的三期革命的第二期的事業。即使我們完全讓步，承認武力統一的必要，那也還只是承認了一個「馬上得天下」罷了，還談不到「馬上得天下」以後應否用專制或用民主憲政。換句話說，武力統一是軍事問題，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期革命里只屬於第一期的「軍政時代」的「肅清反側」的事業（吳先生的第一第二兩個階段，都屬於中山先生的軍政時代）。我們姑且放下那政治制度的專制問題，先來談談眼前的統一工作的方式。
我們先要溫習一點現代史，先要記得武力統一是在這二十餘年中已做到好幾次的了。民國三四年的袁世凱，豈不是做到武力統一了？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時，又豈不是做到統一了？蔣廷黻先生也曾說過：
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
我們何不更進一步問問：袁世凱及吳佩孚，以至於民國十七八年的蔣介石，為什麼離統一的目標終於「功虧一簣」呢？是不是因為這幾個人的武力不夠大呢？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個人專制還不夠專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這「一簣」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呢？
蔣先生說：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間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這是說二等軍閥。他又說：
士大夫階級反對專制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忌妒心的反映。
這是說士大夫階級。我們要問蔣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權的頭等軍閥有沒有失敗，應不應負一部分責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書」還沒有出世之前，司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吳，做到了武力統一，為什麼不上二十年，就鬧成「八王構兵」、「五胡亂華」，鬧的中國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楊氏篡周平陳，統一了中國，為什麼也不到二十年，就鬧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遠史且不談，袁世凱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詒一流人應負責任呢？吳佩孚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擁戴的曹錕一黨也應負責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局面的崩壞。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真是能號召全國感情的一件空前大壯舉：許多少年人的投考黃埔軍官學校，更多少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動；還有許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個運動的震盪，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種精神上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史上絕無僅有的。如果民十五年的一些幼稚舉動引起了士大夫與商人階級的疑慮，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絕大多數人的心理是贊助新政權並且渴望統一的。在那個全國精神上一致的大運動之下，張作霖也不能不退出關外，張學良也不能不承認新政權。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後的全國比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興的民族主義的精神。
然而這個新統一的中國是怎樣又破碎了的呢？破壞統一的罪惡是不是全在「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呢？是不是因為士大夫階級讀死了西洋教科書因而反對專制，所以助成統一的崩壞呢？是不是頭等軍閥也應該分擔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責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書而夢想個人專制的政客黨員也應該分擔不少的責任呢？
說起「二等軍閥」，我們應該還記得，兩個月削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似乎二等軍閥也算不得怎樣難對付。可是當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軍閥打倒之後，統一在那裡？和平又在那裡？今日割據的局面是不是比民國十七八年減低多少了嗎？福建的變局不用說了。馮玉祥倒了；起來的是韓復榘、宋哲元等等。閻錫山倒了；現在又在娘子關里努力他的模範省了。桂系倒了；現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廣西第二次造成他們的模範省了。四川的割據如故，雲南、貴州的鞭長莫及如故。廣東是比李濟琛時代更獨立了。難道我們到了今天還只能提出一個「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的方案嗎？
「武力統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這種理想，當然有人在那兒夢想實現的，用不着我們去教猴子上樹。我們的責任是要研究這條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沒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
老實說，我不信武力統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其實蔣廷黻先生已代我說過了。他說：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他說的「意態」是說「中國人的頭腦里有省界」；他說的「物質狀況」是說「中國人的窮」。然而蔣先生卻又主張「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是用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難道武力統一就可以破除「中國人頭腦里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國人的窮」了嗎？既然「毛病不在軍閥」，蔣先生如何又說「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呢？
我要套用他的話，說武力統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先說「毛病不在軍閥」：現在的二三等軍閥，實不夠中央軍隊的一打，我想這是他們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軍這回也失敗了，中央軍隊的武力的優越，更不成問題了。所以若單以武力而論，中國今日的統一應該可以不戰而成功的了。次說「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意態不是蔣先生說的「省界」；二十餘年前，中國的省界何嘗不比現在更深？何以那時的省界無礙於統一呢？何以當日建立帝國的政治家能造出科舉的方法和迴避本省的制度，使省界觀念反成為統一的基礎呢？我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智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衛一派，今日的胡漢民，可以作政治上的妥協，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產黨以及無數左傾的青年，也不是單靠武力所能掃淨。武力也許可以破滅紅軍，特務隊也許可以多捉幾個共產黨，但那種種左沖右決的社會潮流（包括種種蔣先生說的「反對專制的議論」）是不是武力所能統一的呢？何況中國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態是外患壓迫之下造成的一種新民族觀念，它決不容許任何頭等軍閥用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國。這種新意態一面能使張學良下野，一面也能使蔣介石不能挽救韓復榘的驅逐劉珍年。
我說的「物質狀況」也不單指貧窮，雖然貧窮也不是武力統一所能掃除的。我所謂「物質狀況」是說中國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這都是武力統一的絕大障礙。四川，雲南，貴州，今日中央軍隊有何辦法？新疆的混戰，中央軍隊有何辦法？廣東、廣西的獨立，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韓復榘打劉珍年，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閻錫山閉關自守，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內，福建與江西都解決了，難道這幾十萬的中央軍就可以抽出來南征北剿，東征西討了嗎？
所以我說，今日武力統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蔣先生和吳先生都曾指出種種「別的方式」，「從事實上看起來」都絕不能行。我們在上文指出「武力統一」的行不通，難道不是事實？例如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們不造反，不出兵，只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業，難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討伐廣西嗎？又如四川的大小軍閥，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確應該如蔣先生說的「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了。然而「從事實上看起來」，今日的頭等軍閥是否能下決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為什麼不可以討伐兩廣？為什麼不可以討伐四川呢？簡單的很，中國人今日的新意態不容許無名的內戰；中國的物質狀況也不容許那一點子中央軍隊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統一工作。
最後，我對於蔣吳兩先生的論文，還有一點根本上的質疑。蔣先生很嚴厲的說：
西洋的政治和中國的政治截然是兩件事。在我的眼光里，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實，排在我們的面前。
然而蔣先生有時也不免引證西洋政治史的事實。在同一篇內，他也曾引證英國的頓頭，法國的布彭，俄國的羅馬羅夫，說「君主專制在這些國內曾受人民的歡迎」，他因此判定「從〔中國〕人民的立場看，個人的大專制是有利的」。我們依據蔣先生的中西政治截然兩事的立場：是不是也可以說：
西洋的政治和中國的政治截然是兩件事。十五六世紀的英國頓頭朝，十六七世紀的法國布彭朝，十八九世紀的俄國羅馬羅夫朝，和二十世紀的中國更截然是四件事。所以者何？地理不同，民族不同，時代更絕不同，似未可相提並論。
關於吳先生的歷史方法，我也有點懷疑，歷史是「不再來的」，所以一切公式比例，都不能普遍適用。即以中國歷史上朝代革命來說罷，秦亡於民間的革命，而齊民革命的劉氏享國四百年，以後就沒有同樣成功的革命了，直到明朝的革命成功，才有個略相似的例子。此外如魏之代漢，如晉之代魏，如隋唐之代周隋，如五代之相繼，如宋之代周，如元清之代宋明，皆不是同比。即以漢比明，也有截然不同之點。如楚漢是先推翻秦的政權，而後相爭；而明太祖則是先削平群雄而後打倒蒙古的政權。又如自王莽曹丕至趙匡胤，政權移轉都由於權臣篡位。而自從宋以後，大概是因為理學的影響，權臣篡位竟全絕跡了。二千多年來，政權轉移的方法實在太簡單。古之所有，今未必有；古之所無，今何妨有；吳先生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就以為今日除了武力統一之外，沒有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這未免太拘泥於歷史例證了。
吳先生說：
我們根據中國歷史的分析，革命實分三個時期，現在還是一個群雄割據時期，說不上建國的大事業。
這是迷信歷史重演的態度，我認為最不合邏輯，並且含有最大危險性。即如「善政」一項在吳先生的八個階段中，列在第七。如果中國五十年不能完成統一，難道這五十年之中就不能有「善政」嗎？
今日政治家與政治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正是如何能縮短這個割據的時期，如何能在這個割據時期做到建國的大事業。
1934，1，7
（原載1934年1月14日《獨立評論》第8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