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統一論
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
在本刊的第八十三期，蒋廷黻先生有一篇《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同时吴景超先生也寄了一篇《革命与建国》来，登在本刊的第八十四期。这两篇文章虽然是各不相谋的，其中有许多互相发明的地方，所以我把这两篇参合起来讨论。
蒋先生说：
近代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我们的革命反把统一的局面革失了，而产生了二十余年的割据内乱。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他这一问，吴景超先生已代他回答了。吴先生根据历史的先例，说中国每一次革命可分作八个小阶段，合成三个大阶段：（一）从苛政到革命，为旧政权打倒的时期；（二）从群雄割据到统一完成，为新政权创立的时期；（三）从施行善政到和平恢复，为建国的时期。他说：
我个人的私见，以为自清室推翻以后，这二十余年多我们闹来闹去，还没有跳出革命的第二期。……我们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混乱，乃是革命中必走的过程，而且二十余年还不算是最长久的。
中国革命只做到了两三次推翻旧政权，还没有做到统一的新政权的建立：这一点我想蒋吴两先生都会同意。可是一问“为什么旧政权推翻之后必须经过一个群雄割据的阶段？”他们两位的解释就不同了。吴景超先生根据中国历史，说：
旧政权推翻之后便有群雄割据的情形发生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参加推翻旧政权的人，除推翻现状之外，对于别种主张，别种政策，并不一定有一致的信仰，所以每于现状推翻之后，便分道扬镳了。……第二是因为各人都有野心，所以在野心与野心相冲突的时候，革命的势力便分裂了。
蒋廷黻先生另有他的解释，他说：
不是军阀把中国弄到这种田地，是这样的中国始能产生军阀。……因为中国人有省界县界的观念，所以割据得成家常便饭；又因为中国人的穷，所以军阀得养私有的军队。……总而言之，军阀的割据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一日不变，割据就难免。
可是蒋先生在下文又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
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这就和吴先生的解释很接近了。
现在姑且不讨论这些解释是不是正确，我们先看他们两位提出的统一方法。吴先生根据历史的先例，说：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例外，统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
在群雄割据的时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
蒋廷黻先生说：
破坏统一的既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惟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
这样看来，蒋先生所要的“专制”，原来并不是独裁的政治制度，原来不过是希望一个头等军阀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军阀，原来就是吴先生说的“武力统一”。这还是吴先生说的三期革命的第二期的事业。即使我们完全让步，承认武力统一的必要，那也还只是承认了一个“马上得天下”罢了，还谈不到“马上得天下”以后应否用专制或用民主宪政。换句话说，武力统一是军事问题，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期革命里只属于第一期的“军政时代”的“肃清反侧”的事业（吴先生的第一第二两个阶段，都属于中山先生的军政时代）。我们姑且放下那政治制度的专制问题，先来谈谈眼前的统一工作的方式。
我们先要温习一点现代史，先要记得武力统一是在这二十余年中已做到好几次的了。民国三四年的袁世凯，岂不是做到武力统一了？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时，又岂不是做到统一了？蒋廷黻先生也曾说过：
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
我们何不更进一步问问：袁世凯及吴佩孚，以至于民国十七八年的蒋介石，为什么离统一的目标终于“功亏一篑”呢？是不是因为这几个人的武力不够大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专制还不够专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这“一篑”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蒋先生说：
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间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这是说二等军阀。他又说：
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忌妒心的反映。
这是说士大夫阶级。我们要问蒋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权的头等军阀有没有失败，应不应负一部分责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书”还没有出世之前，司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吴，做到了武力统一，为什么不上二十年，就闹成“八王构兵”、“五胡乱华”，闹的中国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杨氏篡周平陈，统一了中国，为什么也不到二十年，就闹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远史且不谈，袁世凯的“功亏一篑”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诒一流人应负责任呢？吴佩孚的“功亏一篑”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拥戴的曹锟一党也应负责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局面的崩坏。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真是能号召全国感情的一件空前大壮举：许多少年人的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更多少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动；还有许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个运动的震荡，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种精神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史上绝无仅有的。如果民十五年的一些幼稚举动引起了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的疑虑，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是赞助新政权并且渴望统一的。在那个全国精神上一致的大运动之下，张作霖也不能不退出关外，张学良也不能不承认新政权。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后的全国比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兴的民族主义的精神。
然而这个新统一的中国是怎样又破碎了的呢？破坏统一的罪恶是不是全在“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呢？是不是因为士大夫阶级读死了西洋教科书因而反对专制，所以助成统一的崩坏呢？是不是头等军阀也应该分担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责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书而梦想个人专制的政客党员也应该分担不少的责任呢？
说起“二等军阀”，我们应该还记得，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似乎二等军阀也算不得怎样难对付。可是当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军阀打倒之后，统一在那里？和平又在那里？今日割据的局面是不是比民国十七八年减低多少了吗？福建的变局不用说了。冯玉祥倒了；起来的是韩复榘、宋哲元等等。阎锡山倒了；现在又在娘子关里努力他的模范省了。桂系倒了；现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广西第二次造成他们的模范省了。四川的割据如故，云南、贵州的鞭长莫及如故。广东是比李济琛时代更独立了。难道我们到了今天还只能提出一个“惟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的方案吗？
“武力统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军阀”，这种理想，当然有人在那儿梦想实现的，用不着我们去教猴子上树。我们的责任是要研究这条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
老实说，我不信武力统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其实蒋廷黻先生已代我说过了。他说：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他说的“意态”是说“中国人的头脑里有省界”；他说的“物质状况”是说“中国人的穷”。然而蒋先生却又主张“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是用武力打倒二等军阀。难道武力统一就可以破除“中国人头脑里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国人的穷”了吗？既然“毛病不在军阀”，蒋先生如何又说“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呢？
我要套用他的话，说武力统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先说“毛病不在军阀”：现在的二三等军阀，实不够中央军队的一打，我想这是他们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军这回也失败了，中央军队的武力的优越，更不成问题了。所以若单以武力而论，中国今日的统一应该可以不战而成功的了。次说“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意态不是蒋先生说的“省界”；二十余年前，中国的省界何尝不比现在更深？何以那时的省界无碍于统一呢？何以当日建立帝国的政治家能造出科举的方法和回避本省的制度，使省界观念反成为统一的基础呢？我所说的“意态”是指中国智识思想界的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卫一派，今日的胡汉民，可以作政治上的妥协，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产党以及无数左倾的青年，也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扫净。武力也许可以破灭红军，特务队也许可以多捉几个共产党，但那种种左冲右决的社会潮流（包括种种蒋先生说的“反对专制的议论”）是不是武力所能统一的呢？何况中国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态是外患压迫之下造成的一种新民族观念，它决不容许任何头等军阀用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国。这种新意态一面能使张学良下野，一面也能使蒋介石不能挽救韩复榘的驱逐刘珍年。
我说的“物质状况”也不单指贫穷，虽然贫穷也不是武力统一所能扫除的。我所谓“物质状况”是说中国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这都是武力统一的绝大障碍。四川，云南，贵州，今日中央军队有何办法？新疆的混战，中央军队有何办法？广东、广西的独立，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韩复榘打刘珍年，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阎锡山闭关自守，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内，福建与江西都解决了，难道这几十万的中央军就可以抽出来南征北剿，东征西讨了吗？
所以我说，今日武力统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蒋先生和吴先生都曾指出种种“别的方式”，“从事实上看起来”都绝不能行。我们在上文指出“武力统一”的行不通，难道不是事实？例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们不造反，不出兵，只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业，难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讨伐广西吗？又如四川的大小军阀，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确应该如蒋先生说的“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了。然而“从事实上看起来”，今日的头等军阀是否能下决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为什么不可以讨伐两广？为什么不可以讨伐四川呢？简单的很，中国人今日的新意态不容许无名的内战；中国的物质状况也不容许那一点子中央军队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统一工作。
最后，我对于蒋吴两先生的论文，还有一点根本上的质疑。蒋先生很严厉的说：
西洋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截然是两件事。在我的眼光里，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实，排在我们的面前。
然而蒋先生有时也不免引证西洋政治史的事实。在同一篇内，他也曾引证英国的顿头，法国的布彭，俄国的罗马罗夫，说“君主专制在这些国内曾受人民的欢迎”，他因此判定“从〔中国〕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我们依据蒋先生的中西政治截然两事的立场：是不是也可以说：
西洋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截然是两件事。十五六世纪的英国顿头朝，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布彭朝，十八九世纪的俄国罗马罗夫朝，和二十世纪的中国更截然是四件事。所以者何？地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更绝不同，似未可相提并论。
关于吴先生的历史方法，我也有点怀疑，历史是“不再来的”，所以一切公式比例，都不能普遍适用。即以中国历史上朝代革命来说罢，秦亡于民间的革命，而齐民革命的刘氏享国四百年，以后就没有同样成功的革命了，直到明朝的革命成功，才有个略相似的例子。此外如魏之代汉，如晋之代魏，如隋唐之代周隋，如五代之相继，如宋之代周，如元清之代宋明，皆不是同比。即以汉比明，也有截然不同之点。如楚汉是先推翻秦的政权，而后相争；而明太祖则是先削平群雄而后打倒蒙古的政权。又如自王莽曹丕至赵匡胤，政权移转都由于权臣篡位。而自从宋以后，大概是因为理学的影响，权臣篡位竟全绝迹了。二千多年来，政权转移的方法实在太简单。古之所有，今未必有；古之所无，今何妨有；吴先生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例外，统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就以为今日除了武力统一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这未免太拘泥于历史例证了。
吴先生说：
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分析，革命实分三个时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割据时期，说不上建国的大事业。
这是迷信历史重演的态度，我认为最不合逻辑，并且含有最大危险性。即如“善政”一项在吴先生的八个阶段中，列在第七。如果中国五十年不能完成统一，难道这五十年之中就不能有“善政”吗？
今日政治家与政治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正是如何能缩短这个割据的时期，如何能在这个割据时期做到建国的大事业。
1934，1，7
（原载1934年1月14日《独立评论》第8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