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聞見錄/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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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聞見錄 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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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晦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閣下皆知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亂，眾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眾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眾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眾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爲中丞，晦叔廹於天下公議，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晦叔有歡兜、共工之姦矣。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荊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議按舉時，其論尚同。荊公薦申公爲中丞，欲其爲助，故申公初多舉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荊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歡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荊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荊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暘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據非宜」，荊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輒誣方鎭，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鎭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生，康節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公有宅矣。」未幾，得地於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爲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荊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陽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二龍閒臥洛波清，幾歲優遊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鎭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卽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伯溫以經明行修命官，見公於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爲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焉。公三子 —— 希哲、希積、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神宗欲以子瞻爲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爲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瞻。子瞻外補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歡，子瞻曰：「某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乎，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荊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葢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田畫承君云：「荊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遊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居閒復欲作書相問。』防忻然爲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報司馬溫公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寧府，至防家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懼禍，乃假《日錄）減落事實，文致姦僞，上則侮薄神宗，下則誣毀舊臣，盡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蓋荊公初相，以師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禮甚厚，再相，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故以後《日錄》卞欺神宗，匿之，今見於世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伯溫竊謂荊公聞溫公入相，則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葢二公素相善，荊公以行新法作相，溫公以不行新法辭樞密使，反復相辨論，三書而後絕，荊公知溫公長者，不修怨也。至荊公薨，溫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大哉！溫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議，事英宗，又言稱親濮安懿王爲非禮，以此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荊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荊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荊公不快之，自草制，極於醜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於荊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外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賑其宗族之貧者，朞年而後還。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並斥公爲元祐黨，將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既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熙祐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荊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荊公，荊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作《辯姦》一篇，爲荊公發也。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斯文出，一時論者多以爲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歎。後十餘年，荊公始得位爲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荊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荊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爲不然，至荊公虐民亂政，溫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荊公三書，言甚苦，冀荊公之或從也，荊公不從，乃絕之，溫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曰明允先生，其知荊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辯姦》耶？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錢朝請者，名景諶，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巡轄西京馬遞鋪。鎖廳，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與仲父同塲屋。仲父之葬，康節屬以爲誌。熙寧八年，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諫議八丈景憲定國辟為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髮似霜」。錢丈與王荊公善，後荊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爲外官。其家集有《答兗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彼」者，指荊公也，足以見錢丈之賢矣。其書曰：

「景諶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執事：專使至，蒙賜書周悉，既感且慰。兼審府政清閒，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與吾兄別已八九年，其間悲哀離憂，家事百出，患難多而懽意少，都無目前之樂，雖人事使然，亦年齒將衰，情悰}不佳耳。每遇美景樂事，羣居眾處之樂，反戚戚感傷至終日，慘然而去。不知吾兄懷抱又如何也？及蒙垂問八九年間所得所失，並問及拒時宰事，乃勸僕以遠禍辱計，吾兄以人言之聞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僕亦不自知其爲是爲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見而已，試爲吾兄一二陳之。始僕爲進士時，彼爲太常博士，主別頭試，取僕於數百人之中，以爲知道者，得預薦，送於春官。彼又稱重於公卿間，是後日遊其門，執師弟子之禮，授經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軻之言不言。及其提點畿內，僕爲畿簿，當是時，學士大夫趨之者不一，獨以文行稱薦，則親其人亦已熟矣。及僕調滎陽澤令，繼丁家難，聞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歡喜鼓舞，謂其必能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師，因見之於私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臥於地，又與其最親者一人袒露而坐於傍，顧襆脫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僕對曰：『以利少而害多，後日必爲平民之患。』又問曰：『孰爲可用之人？』則對以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不樂，僕私自謂，大賢爲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業，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無亂。及歸許，見變易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爲政，而務新奇，謂爲新法，而天下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當國，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臼：『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戲與平甫相誚，以謂：『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爲太甚，然擊節賞歎，以僕爲知言。及見彼，首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是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爲僕寒心者。及退，就謁舍，有爲僕賞激者，有指僕以爲矯而詆者，僕固已自得於胸中，亦不屑人言之是非也。

僕每觀自古以來，好利者眾，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率皆由人而不在於己，何也？利勝於義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處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義而行之，在我則有所不爲。曷爲利所動，而亦由於人，則盜亦可爲也。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者。僕嘗病此風行之於天下也甚久，歷千百年無一人正其弊而曉其俗者，以是行之於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恤哉？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愧於心，僕之所得如此。當時雖私自喜得不致於禍以爲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識淺而慮困，不知治亂興亡之本，而暗於治體。自國朝以來，得君未有如此之專者，方天子聰明神聖，祖宗積德，百年仁恩靈澤，淪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當輔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聖之休，享百年之澤，安養元元之民，與天下共之，致太平之業，成萬世不可拔之基，以貽子孫於無窮。而反玩兵黷刑，變亂天常，以祖宗爲不足法，蔽塞人主聰明，離天下之心，以基亂階，此忠臣義士尤所痛惜也。

後僕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者。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於教人之道、治人之術，經義文章，自名一家之學，而官人蒞政，皆去故舊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風矣。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而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預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爲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爲文，學《六經》而為，必本於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跡，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爲高陽帥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鎭靜，邊鄙無事，得優遊於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歲，一女早嫁令族，顧一身都無所累。然有貧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遺藐然，未畢婚嫁，即主人罷府，當求抱關擊柝之仕，以爲貧藏身，避當途之怒。今春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爲洛中之游，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於有洛之表，吾願畢矣。

吾兄愛我素厚，知我此志，故盡僕所懷，看訖裂去，無以示人，以速吾禍。聞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時定歸？因書垂及。相去甚遠，未有占會之期，唯愛民自厚，他無足禱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