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糧論下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奸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滑胥之所世守，以為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徵，不免幹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婪。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諮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詩云：「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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