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著「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佈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著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著翻譯的，例如關於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裡，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蕭伯納是丑角》裏說過——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的信里，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