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文學社信 關於翻譯
作者:魯迅
1933年8月2日
《一個人的受難》序
本作品收錄於《南腔北調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五期。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著「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佈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著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著翻譯的,例如關於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裡,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蕭伯納是丑角》裏說過——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的信里,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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