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偶談/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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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前清由戶部專管。戶部之庫，余在京時，奉派隨同查過四次，出入互有盈絀，盈時不過千一百萬以外，縮時亦不過九百萬以內。承平時，度支有常，而典守有制，每次查庫，必報盈餘少數。此部庫也。至外省亦有省庫。蘇州有藩、糧二庫，余任首府，凡遇巡撫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過一次，為數不過數十萬，間有過百萬者甚少，緘藏嚴密，毫無假借。此省庫也。江蘇算是大省，而所藏不過如此，則小省可知。計部、省各庫，計算不過三千萬，視乾隆時部庫尚存七千萬者，殆已不及，中國可謂貧矣。今則改庫藏為金庫，而金庫則由國家銀行代理之，有虧無存，每況愈下矣。

中國自同治元二年之後，十年生聚，漸復承平。官俸儉薄，兵餉節縮，取於民者，只釐金不能即除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賦」之祖訓。國用不足，推廣捐例以賣官。疆吏有議行屠宰稅者，人猶唾罵之。醫瘡挖肉，不免拮據，然未敢輕易借洋債也。乃甲午一敗，賠款二萬萬。當日京官，震而驚之曰：「此二百兆也！」賠款各省分攤；攤解不及，即須借債以補之。庚子又一敗，賠款四萬萬。於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債。京官又推廣登進之路，於是富商大賈，遂輦載以求仕進，官常弛而奢侈之俗興矣。丙午夏，余服闋到京，葛振卿尚書〈（寶華）〉對余言曰：「君知我國新打一勝仗，有人賠我四萬萬乎？」余曰：「何說？」渠曰：「若非賠我四萬萬，京官之闊，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豈料世變如此之速耶！」其時親貴尚未橫行，而禍根已暗長矣。旋而親貴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數年而國亡矣。亡國之後，項城初到，即定為京官，無論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較前清宮俸倍蓰矣。後乃變更平餘辦公諸舊制，名為化私為公，實則驟增政費。又有所謂善後借款五千萬，以為挹注，而京官又肥馬輕裘、狂嫖大賭矣。是河山方以奢終，功名復以奢始也。項城在洪憲以前，雖以洋債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憲後，大動天下之兵，軍費無所底止，而政費隨之而濫，遂更感拮據矣。

光緒末年，戶部冊報，歲入一萬萬零八百萬。迨項城時，逐漸加增，歲入已逾四萬萬。或云，所增之數，外債及學生學費均算在內。實在歲入之數，亦總在四萬萬矣。此四萬萬仍由民間所擔負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則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時所言也。今閱財政部報告，二十年度，歲入已在六萬萬以外；且祇就國家稅言，而地方稅田賦大宗等等，尚不在內。雖以元易兩，而大數已甚可驚。政繁賦重，民不堪其憂，豈空言已哉。

從前內債，有所謂徵信股票等名目，後以捐照抵還，遂失信用。而外債則不然，後因屢次展期，抵押品有名無實，信用亦失。外債途窮，仍返而求之內債；內債途窮，乃減折以招徠之，賣時減折，還時十足。此飲鴆止渴也。然此法外國實開其先也，外國量出為入，借國債為挹注，取便一時，今日經濟恐慌，勢已將窮矣。中國尤而效之，而尚未甚，豈可不審慎從事哉？

從前各國通商，我以絲茶出洋，獲大利；而外洋以鴉片進口，亦獲大利。後外人自製絲茶，我之絲茶減色；而我自種鴉片以抵制之，外洋之鴉片亦何嘗不減色。且外洋之制造品進口日新月異，而我之天產出口亦日新月異，近來之倣造洋貨又復不少，特外人進步速，而我之進步遲耳。今則外國工商恐慌，百計傾銷，商情大變，成敗不可以道里計矣。

通商以出入貨之盈縮為利敗，此顯然者也。光緒末年，與一德人談，則謂：通商係兩利，比之於水，水未有不平；所謂盈絀者，必有所救濟，不能執一而論也。我德國輸出，即絀於輸入，不足為慮。譬如中國無銀礦，市上銀洋流行，從何處得來？乃證以《海關貿易冊》：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為二萬七千萬，為最旺之數；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三年，此五年內，出超已降為一千萬有零；自光緒四年以後，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遞降，均入超於出，其甚者將及一萬萬。當時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確有所據。今則超入之數，竟有七與一之比例，則水之不平甚矣。其崩決之勢，不大可懼哉！

田賦按則定稅，本有標準，乃日久弊生。有清入關，即欲矯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餘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廣，糧戶太繁，稅則又參錯不一致，以致一國之中，完欠互異，不平已甚。縣中冊報豈能捏飾？而綜核殊難一目了然。余外任廿餘年，每到一縣，必與縣宰閑談，問其所轄田地，每畝若干弓，完糧多少。皆猝不能對；即對，亦言人人殊。迨飭吏開單，有數十畝一戶，有一畝不止一戶者，且畝不一則，則不一糧，一篇細賬，不糊塗而亦糊塗矣。此吾親歷之事。蘇、贛錢糧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財政會議，力求田賦平均，可謂知其要矣；但望無徒託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賦之外，常稅而已；今則無稅不增，而田賦轉成為少數矣。古者理財，量入為出；今則量出為入矣。財政部計算表勉符預算，而田賦一項尚歸諸省稅，只國稅收入已逾七萬萬矣。財政部專管收支，而代財政部而收支者，尚無帳可算。錙銖所入，何一不取之於民？語云：「暫累吾民」。民果何時而釋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財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與官俱不能遽裁，則政費之浮濫者，獨不可減乎？然所減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說，官場所浪費者，仍有利於工商之民，正可以資挹注。此說鄉人自鄉來者，言之歷歷，尚非持之無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財政者競言無辦法，誠哉其無辦法，然環顧外國，亦何嘗有辦法也。支出無藝，國債日增，其病皆中於軍備也。列強乃急急於經濟會議，冀欲於商務補苴。既曰會議，則必各得其平，非專顧一國也。此議何時可成，大抵終歸於各求省縮而已，各謀苟全而已，勿徒騁高論，而自欺欺人也。

米為民食所資，宜流通也。自禁米出口之說起，而百弊生焉。余初次到贛，在建昌時，米價貴過二千，紳士以米穀出境太多，須厲禁，以恤平民，余許之。旋有謝、梅兩老紳士，來言此禁宜弛，否則恐米價更貴。余召請禁之紳士詰之，乃對曰：「謝、梅兩富紳米多，利得厚價，所言全是私意。」余亦頗信之。越數日，米價果更貴，且河下因攔米鬧事者亦多。查知禁米之令一出，刁生劣監即率人在河下攔米船，得錢仍放行，有健者不肯出錢，即互相鬥訟；且索錢不止一處。米價遂因而加貴。後乃知請禁之紳士，即緣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此江西一郡之事也。旋守蘇州，省會之地，密邇上海。上海有一秘密公司，實一大米蠹也，有一般人聯洋人買辦為之。聞其貲本數百萬，春間放債與農民，秋成收米，故全省之米大半盡入此公司之手。米價漲落，歸其操縱，有時創為禁米出洋之說，或又弛禁，皆為該公司所利用，官為傀儡而已。盛杏蓀未為尚書時，告余曰：「中國尚食西貢洋米，那復有米出洋？」一語可以道破。彼紛紛者，殆別有作用歟，蓋暗指此公司言也。有一日，蘇州米價將漲過十元，揚言非漲至十二元不止。余以此弊全在上海，乃往上海與紳商籌平價之法，告之曰：「我在建昌時，米價過二千，即鬧饑荒。相隔不過六七年，何至世變如此之速！蘇州產米之區，且今年又非荒歉，米貴更無理由。我有一主意，今年蘇州米價不許過十元，如不遵令，苟地方搶米店，我官場不負責任。哧詐之言，我總不聽！」嗣後價亦漸平，殆該公司知我已燭其奸也。此蘇州一郡之事，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改革後到江西省城，雖無上海之大米蠹，而米商買賣之大，亦為人所注目。江西產米有餘，祇臨川一縣，年可餘一百萬石，勢非出口不可。議會復開，乃當日刁劣攔河之故態復萌，慫恿由會建議禁米出口，官場無可辯論。後米商向議會暗中疏通，便復議弛禁。一年至少總有一次開禁，一次弛禁。其後軍事迭興，釐金加重，上海價低，出口無利可圖，雖不禁而亦不出，與禁不禁毫無關涉也，此江西一省之事，又非徒一省之事也。總之，米穀如水之流，全國可通。價之貴賤，非有特別事故，不能過於輕重，禁令只助漲價之弊，絕無平價之效。此余外任多年，真知灼見，可以斷言者。然後知剖鬥折衡之說，莊子亦一大政治家也。

蘇秦之客於秦，米貴如玉，薪貴如桂，謁者可惡如鬼，秦王難見如帝。後見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訴其作客之苦，蘇秦去今已二千餘年，猶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狀也。厥後治亂相乘，物價之低昂，人民之苦樂，不知經數百變，無可殫述。但以吾身親見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麥，此其大較也；北人兼食雜糧，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時不預家務，但聞米一石二三千。光緒三年到京，米一包二兩四錢，折合一石，則為三兩餘。光緒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過二千，邊縣則只千二百文。乃調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粵邊，米石八元，多者十元，與內地價幾逾倍。光緒季年到蘇州，產米之區，價亦七八元，間有至十元。甲寅到贛，米石以四五元時為多。壬戌到滬，則米十元以外，間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價之高低，除僻地以豐歉為轉移，其都市之處，皆操縱於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稅滋弊，皆由米商消納之而入於米價。是米價定於商，不定於農也。是亦籌民食者所當知也。

礦產布天下，所謂地不愛寶也。然開之，或得或不得，即或得之，或衰或旺，或始旺而終衰，或始衰而忽大旺。此變化不測，殆有天為之主宰，而礦師之明昧，特為天所驅使耳。中國卌年前，山西煤礦中外喧傳，謂可采至千年不竭也。隨聲附和，哄動一時，某巨公乃與外人合貲，開采煤油礦。不二年，各虧巨本而罷。當初如何合貲、及虧本後如何分任？事屬既往，不必深求，然山西礦名一敗塗地矣。即漢冶萍煤礦，何嘗不虧本，特以供給日本，取用未即廢耳。他如漠河金礦、雲南銅礦之類，其衰旺情形，互有不同。大概不過養活一時礦工而已。若外國礦主所稱為大王者，百無一二，其失敗者亦不少。無他，天生田以養農，生礦以養工；田之利薄，故使之長享其利，礦之利厚，故特為之限制。其實酌盈劑虛，工之利又未嘗不薄也。天道惡盈，冥思之，適見造化之妙而已。

《易》曰：「明慎用刑。」歷代雖除肉刑而未淨絕。民國新刑律，改大辟為槍斃，即笞刑亦廢，可謂法網宏開矣。雖所定刑章，間與國情扞格，然苟折獄惟良，盡可徐圖補救。惟滯獄貽累，已足上干天和，所當深戒也。

民國法律，視前代為寬。然歷代法律，雖不免有苛細之處，前清法律亦未嘗不然，而臬司及州縣衙門，必豎一牌坊，書「天理國法人情」六字於其上，謂必合天理人情，而後成為國法也。語云：「立法嚴，行法恕。」又曰：「行法須得法外意。」古人之言深遠哉。

獄訟之興，不外「酒色財氣」四字。民之求理於官者以此，官之取信於民者亦以此。而不知四字之中，以氣為主，而色亦大有關係。淫為萬惡之首，諺曰「色膽包天」。余外任二十餘年，乃知所有命案，多係因奸而起，謀財害命卻居少數，諺所謂「十命九奸」是也。其盜案亦有因奸起者，定獄時則從其重者處之，而不以奸情牽混也。賭可傾家。無家可傾，非出於竊不可，竊案所以多賭徒也。盜案亦有因賭者，小賭則竊，大賭則盜，定獄者亦從其重者處之，不以犯賭牽混也。至於飲酒亦有滋事者，然止於鬥毆而已，其涉於命者，亦誤殺鬥殺而已，非重大命案可比；且飲之費究不如賭，亦不至遽流為巨盜也。此亦民情之大可見也。

戶婚田土之案，從前歸於錢穀，今則曰民事訴訟，皆為錢而已。金錢萬惡，爭錢必爭氣，訟案所以易涉貨賄也。錢穀幕友，操守每遜於刑名，官場輕視錢幕，亦即為此，然而貪吏喜之矣。吏雖不貪，而有藉之為傀儡，於中取利，而吏亦不免貪名。是則貪吏之所喜，亦即廉吏之所懼也。故《牧令全書》謂：「錢穀之案不能輕斷，斷則必翻，不如諉之公親調處，而翻者卻少。」此即《易》象所謂君子以明慎用刑，無敢折獄之說也。

濰侄既到彭澤任，惡民情之刁，訐告之不易防也，來書問補救之法。余告之曰：「汝自命法政家，能斷案耳。殊不知詞訟一判曲直，便有一德一怨。汝斷百案，便有百個怨家，怨家哪肯說汝好話。吾此言非教汝不斷案也。真正刑事之案，卻宜迅速斷結，如果處當其罪，而又出以哀矜，則民亦何怨！所最宜慎者，民事之案耳。戶婚田土，頭緒紛繁，情偽百出，人各繪一圖，各持一據，目迷五色，從何處說起！是非使之調處不可。《牧令書》曰：『公庭之曲直，不如鄉黨之是非。』 此調人之職，所以為世重也。」《牧令書》雖多門面語，不必盡合事實，然此數語卻可誦。調處不了者，官豈能不斷？但少斷案，總少怨家也。吾生平聽訟頗不讓人，今為此言，豈盡滑稽哉！

亂世官威易行，平世官威轉損。官之威，亦恃力為之助耳。亂世官以武助力，雖甚貪暴，民縱智，不能與武抗也。平世官以法助力，民之智，正可緣法生奸。吾平日不喜談禁令者，即是此意。語云：「下民易虐。」此亦指良懦者言耳。然民即良懦，而其旁有不良懦者，指而導之，亦何曾易虐哉！蓋民之智多，不特廉吏難為，即貪吏亦何曾易為？不特循吏難為，即酷吏亦何曾易為？古之稱廉吏、循吏者，臨行臥轍留衣，旋而立祠立傳，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縱其間，而運用其智乎？

《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詩》曰：「顧畏民碞」，從古民氣固不可侮也。自政衰官橫，士之黠者，挾民氣之說與官抗，而官敗矣。官不甘於敗也，乃挾兵而與民抗，而民敗矣。民又不甘於敗也，挾匪而與兵抗，而兵又敗矣。兵亦不甘於敗也，通匪而與民抗，則民更大敗而特敗矣。其實官也、士也、兵也、匪也，其始皆民也。民之黠者究少數，不黠者究多數，相持日久而無以了局，黠者悔矣，不黠者亦悟矣。其始之抗也，勢勝而理詘；其悔而悟也，理勝而勢詘，理勝勢詘，天下太平矣。此亦古今治亂之機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以政則不能無禁令，禁令愈嚴，而緣法作奸者，滋弊必愈甚，此以政不如以德之善也。余外任廿四年，除禁煙及禁假命案外，絕不懸一禁令。明知佐貳雜職，皆藉例以收陋規，余只考察僚屬，不使濫索，絕不容緣法者得以售其奸。此意稍明治體者亦多知之，非謂余有特識也。即以余所禁二端而論，禁假命案祇在官能廉明，權自不至旁落；禁煙則以國際關係，不得不銳意行之。然不料繼吾後者，破壞滅裂，一至於是也。

中外交涉，譯署總其成，而教案則地方官之責也。教民播惡，魚肉平民，余守贛九年，適丁其阨。百計鎮壓，終未得當，抱疚在心。嗣義和團起義，仇教號召，不無鹵莽。外人以殺使辱國，藉保教為名，聯軍入京，索賠巨款，協定苛約，而始退兵。因是而教𦦨愈張，民怨愈甚，不數年，遂有南昌之變。南昌之案，外人實無戕官之事，兵艦一到，自滿所欲而去。然外人從此亦大有覺悟，知教民之不可袒也，乃隱將教權裁削，禁教士不得干預訟事，而數十年之教禍息，而民脫水火矣。然外人初無明文宣布也，余到蘇州時，見教士之不入公門，後始𧨝知其故，此誠中國教禍起滅之大轉機也。

中國外患內憂相迫而至。然環顧海邦，仍各有岌岌自危之勢，甚矣！紛亂之已造其極也。此何故哉？天禍中國，天不止禍中國也，環球生計均感窮蹙，相逼而成也。試問今日何國之民得安居樂業者，恐未易言。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有國者所當上下覺悟，而謀所以轉禍為福也。一國一黨之爭，皆局部之事，無關於大本也。

邵堯夫聞杜鵑，有南人作相之懼；宋高宗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何所歸」之憤言。中國人本有南北之意見也，當國者持同軌同文之旨，極力維持，苦心消弭，不得謂毫無政策。明清兩朝，各得延祚二三百年者，以割據偏安之禍根斬除殆盡也。清季議立憲，又有聯邦自治之說；旋以南北爭持，又有南北分治之語。不知聯邦自治，是須邦邦備兵也；南北分治，是須南北各備兵也。近世殫一歲之所入以養兵，猶且不給，況又分之乎？北方地廣民貧，南方地狹產富，以南濟北，相安已久。且川之濟滇黔，粵之濟桂，浙之濟閩，所謂受協省份者，南之中又相濟焉，此理財之關係也。袒護同鄉，懸為厲禁，本地人作本地官，亦懸為厲禁，故人才相資，四海皆為兄弟，無相猜忌。今曰自治，是此省之人，不能治彼省，甚至此郡此縣，不能治彼郡彼縣，是一郡一縣之外，不相來往也。中國一千九百縣，是分為一千九百國矣。外人不來瓜分，自己先瓜分矣！且一縣為一國，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國，皆敵國也。敵國相侵，亂豈有定乎？此又用人之關係也。然則中國不統一，其可能乎！今國難急矣，慎勿再搬演名詞，徒亂人意也。

《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終有定時，終有勝人之時，且環球並無二天，天管中國，即環球各國無不管也。譬如天道惡盈，今日各國機器發達極矣，而天以工商恐慌警之，即天之惡盈也。天道福善禍淫，中國軍閥當日狂嫖爛賭，而天以屢次覆敗警之，京官當日亦狂嫖爛賭，而天以變作災官警之，即天之禍淫也。天之陰騭下民，其舒慘遲速之數，固有示人不測者。莫謂天網不漏之說之不足信也。

黨派紛爭，政局不定，無他，政不在養民而已。然昔之養民也易，今之養民也難；昔之養民也省，今之養民也費。何以謂之費？今日之勢，非裁兵不可。未裁之兵當養，已裁之兵亦當養，且未為兵之人，尤不能不養，則養之費豈能堪哉！舍之不養，則戰禍復起，廣取民財以養之，則流寇亦必起。為今之計，非大借外國之財，大舉建設不可。大舉建設，則無論舊人新人，皆有所安置，而小民亦得以沾其利，豈不皆大歡喜乎！且痛減賦稅，以舊日正供為度，專辦舊日之政。如此，則政不繁，賦不重，物價大賤，而民不勝其樂矣，豈非一舉而數善備哉。然欲借外人之款，必先量外人之力，欲量外人之力，必由大局之定而生。然則大局豈能長不定乎？外國亦不能不同負此責也。

華僑散處各地甚多，而能擁貲成業者，究以南洋為盛，而發達亦最先。從前寄款回國，絡繹不絕，今則外國工商恐慌，同受影響。能舉華僑之產，而救祖國之貧，杯水車薪，亦屬無濟。然人數究眾且多，不忘祖國；其致力於實業，經驗亦富，國家如果善為招徠，則源源歸國，於國力亦不無小補也。

入其疆，土地辟，田地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慶，賞也。讓，責也。此古者天子巡狩諸侯之制也。今觀列國，其田野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者無論矣。乃有地無曠土，野無遊民，而且市肆繁盛，日用優美，其國事則謀之元老，庶政則合之群策，不失養老尊賢之意，乃觀其國中，人心不定，仍岌然若不可終日者。此何故哉？蓋霸者歡虞之民，日久不能相安無事也。然不能相安，又何能終於不安哉？識者有以知其不然矣。

列強備戰，戰機逼矣。子獨言不能戰，何也？曰：「各國皆窮也。」「窮何以猶備戰？」曰：「半以備國防，半以空言威脅，而欲以柔道制勝也。」曰： 「此策不行奈何？」曰：「逼而再一戰，亦暫時事耳。且戰之勝負，亦無把握。」「綠氣炮極猛烈，不恤人言，非不可以借一乎？」曰：「如用綠氣炮，則人類必絕，乾坤毀矣，天固不許也。」「然則專用飛艇乎？飛艇價省而效速，橫空飛翔，多多益善，不可以一逞乎？」「然一利器之出，科學家必另製一器以破之。聞近來甲年所造之艇，乙年即不能用。前途危險，正未可知。當日奇肱國作飛車矣，飛車與飛艇同，飛車果可利用，可以至今不傳耶？戰勝本僥幸之事，況勝一無所利，敗則必至亡國，恐列強必不為也。」

韓非子說十過，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道也。」不量力而徒恃外國之助，國必至於削，此固然也。而按之近日時勢，卻不盡然。歐洲多小國，而間於大國，卻賴各國聯盟，得以均勢，而免於削。惟國小必弱，即有禮於大國，如非均勢聯盟，豈能免於侵侮！則諫臣之審時度勢，固不宜輕發議論，而使臣之禦侮折衝，又豈可不慎重其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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