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淹曰︰「史之失,自遷、固始。」或問荀悅,曰:「史乎,史乎!」余三復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嘆也。蓋自《黍離》降而爲《國風》,國異政,家殊俗,天下不復有周矣。《詩》亡然後《春秋》作,夫子冠王于正,以示一統,所以立萬世君臣之大法也。遷、固易編年以爲紀傳,事之大較雖繫於紀,而人臣之議論功勳自見於傳。殊不知孔子當列國紛紜之際,首王綱以明大義,遷、固於大漢一統之時,顧使人自爲自傳,臣自爲功,毋乃非《春秋》之旨歟?下是述作滋多,轉相師用,卒未有能復編年之體者。獨荀氏有見於古史廢墜之餘,此仲淹所以既咎遷、固之失,而且幸荀氏之可考也。

余幼喜誦遷、固史,已復感於仲淹之論。取荀《紀》一再讀之,愛其有功於古史,猶憾經始之初,間多舛逆。司馬公《通鑑》從而正之,先後次第,爛然有別,固已整齊於荀氏矣。獨其刊落盈辭,求爲省約,以便人主之觀覽,而當時議論所及、制度所關,不無遺者。竊不自揆,取遷、固史與其軼見於他說者,以荀《紀》、《通鑑》凡例裁之︰其間月日明具,則載於月日之下;有年無月,則總於是歲之末;歲月俱闕,則約其事之先後而志焉。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凡二百二十九年,爲《西漢年紀》三十卷。史傳互載,不無牴牾,因爲訂正,爲《考異》十卷;諸儒之議,多所發明,因爲詮次,爲《鑒論》若干卷。考諸《年紀》,一代之升降著矣;求諸《考異》,一時之去取見矣;參諸《鑒論》,當時之事情得矣。雖纂輯之際,失不自保,然先漢之事,大略具焉。

或病余曰:「紀傳之作尚矣,子顧欲廢之,可乎?」答曰:「不然。紀傳存一人之始末,論人物者有考焉;編年著一代之升降,觀治亂者有稽焉。以一人之始末視一代之升降,重輕何如也?」荀氏之作,溫公之述,仲淹之論,夫子之志也。因序其所以作者,以俟同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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