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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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绍兴七年正月一日癸亥尽十五日丁丑

绍兴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车驾驻跸平江府，下移驻建康府诏。

诏曰：“朕获缵丕图，行将一纪，毎念多故，惕然于心，昨以盛秋，载亲戎乘，露居于野，率示四方，属叛逆之来侵，幸以时而克定，念两宫征驾，未还于殊俗，列圣陵寝，尚隔于妖氛，黎元多艰，兵革靡息，是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即安，弥忘大业？思鼓士气，以恢远猷，惟黄帝以上圣之君，无常居之位，周王当平治之日，有于迈之师，朕于斯时，敢替前轨？将乘春律，往临大江，驻跸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迩，俾廸朕怀。”

十五日丁丑，诏赐李纲等。

“敕李纲等：比以逆臣啸乱，反易天常，阴导敌人，投兵南向，朕亲乘戎辂，号令六师，将士协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时出轻兵，所向奏功，俘馘系道。敌势既屈，潜师遁逃，念兹却敌之初，图为善后之计，卿以旧弼，乃心王家，必能为朕深思熟讲，凡今攻战之利、备守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可悉条具来上，朕将屈己以听，择善而从，君臣之间，期于无隐，利害之决，断以必行。叙伫嘉猷，冀闻确论，故兹诏谕，想宜知悉。春寒，卿好，遣书指不多及。”

李丞相纲对曰：“臣伏奉诏书，以伪齐金贼退遁，令臣深思熟讲，凡今攻战之利、守备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条具来上。臣仰荷圣恩，怜臣孤迹，尝备位近司，察臣迂愚，有千虑之一得，虽以罪戾，屏伏海滨，曽不遐遗，以国家边方恢复大计，特降清问，顾臣学术阔踈，智识浅短，何足以称诏旨而禆庙略之万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胜幸甚！臣窃以僣逆之臣，仗强捍之虏，提兵南向，俶扰淮壖，其意盖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辙，得以乘间渡江，凭陵东南，不虞六飞亲临江上，号令既行，赏罚既明，将士摧锋，俘馘系路，虏气挫屈，潜师遁逃，此盖陛下睿谟宏远，天威英断之所致，诚为宗社无疆之休，中外臣子之所共庆也。然臣区区之愚，窃愿陛下勿以贼马退遁为可喜，而以僣逆未诛，仇敌未报为可虑；勿以保全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犹污腥膻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潜逃为可虞，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谨采往古之迹，揆方今之宜，条具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䇿以献。议者或谓贼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谓不然 —— 譬如奕棋，先当自生，乃可杀敌，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此非制胜之术也。高祖先保关中，故能东向，与项籍争衡；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尽降赤眉铜马之属；肃宗先保灵武，故能东向，以破安史，而复两京。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傥不先为自固之计，将何以能万全胜敌？又况将士暴露之久，财用调度之费，民力科取之困，谓宜大为守备，痛自料理，使之苏息，乃为得计。议者又为贼马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为目前之安，臣又以为不然 —— 譬如奕棋，舍局心而就边角，迫蹙褊小，寖以衰微，何以取胜？秦师伐晋，以报崤之师，诸葛亮佐蜀，连年出师，以图中原，不如是，不可以立国。高祖在汉中，谓萧何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嚣，诏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又况祖宗之境土，岂可坐视沦䧟，不务恢复？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贼势益张，则吾之所紏合精锐士马，日以损耗，何以图敌？谓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得为计，此二者，守备攻战之序也。至于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南、荆襄，以为藩篱。夫淮南、荆襄，东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能保守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䟦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以都金陵，其淮南后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为守备，则当于淮南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东路以扬州，西路以庐州，荆襄以襄阳为帅府，分遣偏将，进守支郡，小筑城垒，如开新边，朝廷应付钱粮，谓如淮东，则以江东路财用给之，淮西则以江西路财用给之，荆襄则以湖南北路财用给之，徐议营田，使自赡养，遇有贼马，则大帅遣兵应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归业，渐次葺理，假以岁月，则藩篱成矣，前有藩篱之固，后有长江之险，加以战舰水军，使沿江一带，帅府州县，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则贼马虽多，岂敢轻犯？近年以来，大将握重兵于江南，吏士守空城于江北，虽有天险，初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欲为守备，无他，反此而已，或谓三大帅率重兵以屯江北，则供亿之费不赀，臣应之曰：‘使三帅屯兵于江南，亦仰给于朝廷，其费等尔。’设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为守计，则朝廷异时可省经费，而藩篱之势成，为无穷之利。守备之宜，莫大于是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亦当分责于诸路大帅，谓如淮东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东路，淮西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西路，荆襄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西南北路，川陜之帅，则当责以收复陕西五路，克捷制胜，因利乘便，收京畿，复故都，以戡大憝，此事虽似落落难合，然在陛下圣志先定于中，而以至诚不倦，决断行之，盖无不可成之理。至于责将之术、治兵之政、车马器械之制、号令赏罚之权，兵家皆有常法，无待臣言，而战阵之间，因敌决胜，临事制变者，兵无常形，又不可预图也，臣窃愿以为献者，在勿失机会而已，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一失机会，悔不可追。昔刘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若能应之于后，此未足为恨也’，臣窃睹朝廷近年以来，失机会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为固，选将练卒，厉兵秣马，聚财积榖，应机而作，则以弱为强，取威定乱于一胜之间，僣逆之臣，可正稿街之诛，强悍之虏，岂无殄灭之日？攻战之利莫大于是，此二者守备、攻战之䇿也。若夫措置之方，则臣愿定驻跸之所，盖万乘所居，必择形胜，然后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临安、平江，此皆泽国褊迫，偏霸所据，非用武之地，建康自昔号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可以容万乘，六朝以来，更都之地，今銮舆未复旧都，莫若权宜，且于建康驻跸，控引二浙，襟带江湖，运漕财榖，无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建议，幸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者，以天下形势言之也，今以建康为便者，以东南形势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篱之固，然后建康可都，愿陛下与二三大臣熟计之，既料理淮南，仍诏建康守臣修宫阙、治城壁、立官府、创营房，使粗成规模，以待翠华之幸。近年以来，车驾所过，因陋就𥳑，诸事草创，虽陛下以时方艰难，用过于俭，然宫阙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后人情不恐，有官府然后政事可修，有营房然后士卒可用，惟自朝廷应副，诏有司以渐修建，庶几不扰，此措置之方所当先者也。绥怀之略，则臣愿先为自强之计，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养之徳，其意曷常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黠虏之势，为所驱迫，䧟于涂炭，故舍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僣逆，岂其本心，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数路之民困于重敛，伤于惨刑，而不能以自归，傥淮南荆襄藩篱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备，天威振惊，必有结约来归如宿迁之民者，必有作外援为内应如京东郡县者，宜命诸帅，优加抚循，来归者给田土，内应者与爵赏，官吏将士，禄秩由旧，许之自新，孰敢不悦朝廷？近者得刘豫签军，皆不杀而优恤之，来贼中来归者，皆优与官秩，可为得䇿，更愿力为自强之计，使䧟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坚戴宋之心，此绥怀之略所当先者。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皆中兴之至计，今日之急务，圣问所及，臣已粗陈其梗㮣矣，臣伏读诏书，有曰‘朕将虚己以听，择善而从，君臣之间，期于无隐，利害之决，断以必行’，臣三复圣训，不知涕泗之交頥也，何者？君臣之遇，号为千载，听言用谋，尤其所难，未信而言，则有谤己之嫌，交踈言深，则有失身之戒，盖虽朋友尚不易言，而况于君臣之间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诏旨如此，而臣以忧患之馀，孤危特甚，欲浅言之，则何以副陛下期于无隐之训，欲深言之，则虑有犯颜逆鳞之愆，感惧交中，进退惟谷，虽然陛下当艰危多难之秋，诏臣子以丁宁恻怛之意，缄默不言，臣罪大矣，有君如此，其忍忘之？故敢冒鼎镬刀锯之诛，以布心腹肾肠之实，惟臣窃叹陛下躬聪明睿智之资，有英武敢为之志，然自临御，迨今九年，国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驭，卒惰而未练，国用匮而无赢馀之积，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陛下忧勤虽至，未足以成中兴之业，则群臣误之。陛下自近年以来，所用人臣凡几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立事功，与夫充位备员者，固皆不逃于圣鉴，夫用人如用医，必先知术业可以，已病，然后使之进药而责成功，今于医者之术业，初不详究而姑试之，则虽日易一医，何补病者？殆将饮药以加病而已！平居无事，小廉曲谨，初似无过，而乏济时之大略，忽有扰攘之故，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而退，以天下忧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补于国家？陛下安取如此？大盖近年所操之说有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万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间，冠盖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领，翠华蒙犯霜露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茍且偷安而不为长久之计，天步益艰，国势益弱，职此之由。大运有开，天启宸衷，超然远览，悟前日和议之失，而亲总六师，惩前日退避之非，而亲临大敌，逆臣悍虏，数十万众，饮马江干，虽未能埽荡邀击，尽殱丑类，而天威所临，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观矣。今贼马虽退，而虏情狡狯，变诈百出，未大惩创，疆埸相望，道路不远，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使我罢于奔命哉？是宜明诏于却敌之初，图善后之策也，夙夜为陛下深思所以为善后之策，无他，在尽反前日之所为，解琴瑟而更张之，先定其论，如奕棋之立意，后图其功，如奕棋之置子，乃可得志，臣请试陈其说。窃观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必有胜兵而为亲征之计者，其意岂谓必冒矢石，履行阵而后可哉？黄屋所临，人心自效，赏罚既当，士气奋张，用能成功。至高祖既得天下，击韩王信、陈豨、黥布，未尝不亲行；光武即位，至平孙述，十三年间，无一岁不亲征；本朝艺祖、太宗，定维扬、下泽潞、取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庙亦有澶渊之幸，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谓始于勤劳，终于逸乐者也。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于维扬，则关陕、河北、河东失矣，自维扬退而至于浙江，则京东西失矣，万一有虏骑南牧，复将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航海之策，使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尤不可者，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贼来御之，候时而奋，因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杜牧之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愿勿复为退避之计，可乎？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雠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衅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东晋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犹却之如此，何况假道于僣逆之国而自取辱，无补于事，祗伤国体，金人自知罪恶之重，惧我必报，其措意为何如？而我方且卑辞重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赀，使轺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攘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实有所害，岂金人二十馀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国，而终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岂真不悟哉？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而已，此为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谓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者也。至于邀请二圣，如侯生之归太公，则当在攻战既胜，国势既强之后，今无益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姑罢遣和议之使，可乎？此二说已定，然后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之意为之，先后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仓廪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乃议大举，则虽兵未交而胜负之势已决矣。抑臣闻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叶也，根本固则枝叶繁；朝廷者腹心也，将士者爪牙也，腹心壮则爪牙奋。今国家远有盛彊之黠虏，近有僣伪之逆臣，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所资以致攻讨者在将士，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既明，赏罚必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逆臣强虏不足忧，此特在陛下方寸间矣。臣昧死条上六事：一曰信任辅弼、二曰公选人材、三曰变革士风、四曰爱惜日力、五曰务尽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为信任辅弼？夫拨乱之主，履时艰难，必资辅弼之臣，同心同徳，相与有为，岂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协济。故高祖亲萧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诸葛孔明，如鱼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会风云，以成王霸之业。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股肱之臣，遂得捍御大敌，可谓得人矣，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久任以责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间之，则君臣之美，垂誉无穷。昔高祖始终任萧何。太宗始终用房杜。故能戡定祸乱。卒治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之，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参之，害霸也’，霸者犹如此，而况欲恢复天下者乎？魏郑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之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此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过举，而郑公以为兴丧未可知者。凡以相与，无至诚之意，而惟嫌疑之为避，不足以建兴邦之大业故也，陛下诚能推信任之诚，臣将见辅弼之任，专而中兴之业，不难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