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5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五章 “文”与“文章”及其批评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一 文学文的兴起

文学批评——狭义的文学批评——的“下层建筑”是文学，以故必先有某种文学，然后才有某种文学的批评。在孔墨孟荀的时代，只有文献之文和学术之文，所以他们的批评也便只限于文献与学术。到晚周秦汉才有了文章之文（现在可以叫做文学之文），所以汉代的文学批评便不只限于文献和学问，而渐及于文章。当时的文章有两种，一是散文，一是辞赋。文献和学术的散文虽起源很早，而文学的散文（所谓文献、学术、文学，乃比较言之），则产于战国的晚年。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

除谓“纵横本于行人之官”以外，其论文学散文的兴起，是很合实在情形的。至于辞赋的兴起，无疑的源于屈宋，而盛于西汉的辞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之流。

二 所谓“文”

著作界既于学术文外有了文学文，批评界不能不为之“作新名”。其所作新名，一为用周秦旧名之“文”，以名当时的文学文，而以“学”名周秦所谓“文”。一为袭周秦之旧，以“文学”名学术文，而另以“文章”名文学文。

“学”字之在先秦，大率用作动词。《论语·学而》篇所说“学而时习之”，是不用说的了。即同篇所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也是动词。此外若荀子，是很重学的了，其书发端首篇就是“劝学”。但其所谓“学”，亦泰半为“学习”之意，也是动词。《儒效》篇谓：“纵性惰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问学”似为名词，但其上文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两者正相对为文，知仍为动词。《韩非子》所谓“显学”之“学”，当然是名词了；但是指的“学者”，不是指的“学术”或“学问”。至《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自然是名词，但此段并非先秦之书（冯友兰先生说，见《中国哲学史》页四四六一四四八及拙编《古史辨》第四册页一八三、一八四）。

至两汉，以用“文”括示文学文的缘故，由是“学”遂用作名词，以名周秦所谓“文”，就是现在所谓“学术”或“学问”。如扬雄《法言·学行》篇云：“有学术业。”《史记·儒林传》云：“劝学修礼。”其所谓“学”与“学术”，自然就略同于现在所谓“学”与“学术”，也就相当先秦所谓“文”与“文学”了。

至于所谓“文”之不同于先秦所谓“文”，而指文学之文，刘天惠已经说过了：

《汉书·贾生传》云：“以能诵诗书属文闻于郡中。”《终军传》云：“以博辨能属文闻于郡中。”《司马相如叙传》云：“文艳用寡，“子虚”“乌有＇。”《扬雄叙传》云：“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至若董子工于对策，而《叙传》但称其属书；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皆不得掍能文之誉焉。盖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次兵书，次术数，次方技。六经谓之六艺，兵书术数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诸子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支与流裔。”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诗赋家有《隐书》十八篇，盖隐其名而赋其状，为射覆之类。至于设问，亦赋之流：故皆谓之文。《东方朔传》载《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二篇，结之云“朔文辞此二篇最善”，是其证。） 然非独西京为然也，《后汉书》创立《文苑传》，所列凡二十二人，类皆载其诗赋于传中。盖文至东京而弥盛，有毕力为文章而他无可表见者，故特立此传。必载诗赋者，于以见一时之习尚，而文苑非虚名也。其《传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辞费。”章怀注：“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是《文苑》所由称文，以其工诗赋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为然也，《班固传》称能属文，而但载其《两都赋》；《崔驷传》称善属文，而但载其《达旨》（拟《解嘲》）及《慰志赋》。班之赞曰：“二班怀文。”崔之赞曰：“崔氏文宗。”由是言之，东京亦以诗赋为文矣。（《文笔考》，见《学海堂初集》卷七）

刘氏谓汉代不以经子为文，这是很对的；但谓文专指赋颂，则不尽然。汉代所谓文，自然包括赋颂，但赋颂不是所谓文的全体。谓《汉书·贾生传》所说的文专指颂赋，还有根据，就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有贾谊赋七篇；谓《终军传》所说的文也专指赋颂，则苦于无法证明，因为《汉志》没有著录终军的赋颂。至《后汉书·文苑传》所列二十二人，固然“类皆载其诗赋于传中”，但也载其诗赋以外之文。如《杜笃传》称：“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王隆传》称：“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又称＇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黄香传》称：“所著赋笺奏书令，凡五篇。”《李尤传》称：“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著诗诔颂论数十篇。”《苏顺传》称：“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葛龚传》称：“著文赋诔碑书记十二篇。”《王逸传》称：“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崔琦传》称：“所著赋颂录诔仪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边韶传》称：“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以上《文苑传》上）《张升传》称：“著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赵壹传》称：“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张超传》称：“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所谓书论笺策杂文，都不能纳于赋颂之内。至《侯瑾传》称：“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以上《文苑传》下）固然以其文久佚，无由证明是否为赋颂，但《皇德传》，决非赋颂：所以汉代所谓文固包括赋颂，而亦包括赋颂以外的文学作品。

括示辞赋及文学的散文之“文”，当然含有美的意味。所以《说文·文部》云：“文，错画也，象交文。”《释名·释言》篇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义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周秦没有传下来的文字学书，所以无从比较，但由孔子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文”看来，也可以知周秦所谓“文”重实质，两汉所谓“文”重形式了。

三 所谓“文章”

先秦所谓“文章”是最广义的，盖指一切表现于外的文彩而言。如孔子称尧：“焕乎其有文章。”（详一篇三章三节）《韩非子·解老》篇云：“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然也有含义较狭的。如子贡称孔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人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其所谓“文章”，皆有指现于语言文字者之意。但先秦无文学之文，故其狭义的“文章”，与其所谓“文学”无大异，不涡较重形式而已。 基于这种原因，汉代遂用“文章”称文学之文。如扬雄的《法言·渊骞》篇云：“七十子之于仲尼也，日闻所不闻，见所不见，文章亦不足为矣。”《史记·儒林传》载‘博士等议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云：“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云：“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术，保训东宫。”班固《两都赋序》亦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又云：“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亦云：“道德漫流，文章云浮。”至《后汉书·文苑传》里，“文章”一字，更举不胜举。固然作者范晔为刘宋时人，而所称论者则皆是东汉之文人与其作品。总观上述所谓“文章”，形式方面是“训辞深厚”，内容方面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已略同于后世所谓“文章式”的“文学”了。

至于广义的文章，就是指一切表现于外的文彩而言的文章，在汉人的著作中也时常见到。如陆贾《新语·资质》篇云：“夫梗楠豫章……在高柔软，入地坚强，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克画而文章成。”《淮南子·原道训》云：“是故圣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白虎通义·天地》篇云“道德生文章”之类，皆是。但以与文学无关，与文学批评更无关，故兹从略。惟《周礼·考工记》“画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文章与黼黻绣并言，当然指文彩的文章，但后世论文学的文章者，每喜引用。《周礼》传出周公，但依近人考订，知作于汉人，故叙述于此。

先秦所谓“文学”本不同于我们所谓文学，而是指广义的学术，但以其为后世文学所从出，故不能不论；两汉既已有了文学文，又有了“文章”一名以括示文学文，则其括示学术的所谓“文学”，在文学批评史上似乎没有它的地位了，故亦从略。

四 扬雄的意见

汉代虽有了文学之文，也有了括示文学之文的“文”与“文章”的名词，但以于时尚用的关系，所以那时的批评家，对文学之文的“文”与“文章”是反对的。关于这，在西汉可以扬雄为代表，在东汉可以王符与荀悦为代表。（至于王充，则另有专章论述。）

扬雄在《法言》卷二《吾子》篇设或曰：“君子尚辞乎？”他的答复是：

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所谓“事之为尚”，就是因为事是有用的。在这几句话里虽似不极端排弃文辞，但同篇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扬雄的答复则毫不客气的说是：

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

又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扬雄云：

其文是也，其质非也。……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也。

此外于卷十二《君子》篇批评淮南、太史公、司马相如云：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又卷六《问明》篇“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华而不食我实’。”卷七《寡见》篇痛斥“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则其反对重形式之“文”可知。所以于《太玄》卷四云：

大文弥朴，质有余也。

又云：

雕韱之文，徒费日也。

既反对重形式之“文”，当然即提倡重内容之“学”，而且是儒家之“学”。所以主宗经、征圣、尊孔：

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卷二《吾子》篇）

好书而不好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见诸仲尼，说铃也。（同上）

万物纷错则县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同上）

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卷五《问神》篇）

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浩浩乎其莫之御也。（同上）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其惟川乎！（同上）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欤？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同上）

而他所提倡之经，虽然“浑浑如川”，虽然“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问神》篇），但不是华文的，而是简易的。所以《法言》卷八《五百》篇或问“天地简易，而圣人法之，何五经之支离？”扬雄云：“支离？盖其所以为简易也。已简已易，焉支焉离？”

五 王符荀悦的意见

就著作界的情形而论，东汉较西汉尚文，所以《史记》、《汉书》都只有《儒林传》，《后汉书》始于《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但评论者却仍走着西汉尚用的故道。王符《潜夫论·务本》篇云：

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辨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汪继培云“品人犹言众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通惑）蒙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辨屈蹇之辞，竟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

《释难》篇亦云：

夫譬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质也。

《交际》篇亦云：

情实薄而辞厚，念实忽而文想忧（汪继培谓想忧当作相爱），……此俗士可厌之甚者也。……士贵有辞，亦憎多口。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与其不忠，刚毅木纳（《论语》作讷），尚近于仁。

《释难》篇与《交际》篇所言，自非对表现于文字的文章而言，但反对巧言，当然亦反对巧文。谓“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质也”，重质轻文，其意甚显。至《务本》篇所言，更是彰明较著的反“雕丽之文”，倡道义之教了。

荀悦《申鉴杂言》下云：

辩为美矣，其理不若绌；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博为盛矣，其正不若约。

又云：

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日妙、曰包、日要、曰文。幽深谓之玄，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虽要文，却须“辞约”，“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也是尚用不尚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