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5

第四章 诗的祟高与汩没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五章 “文”与“文章”及其批评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第六章 对于辞赋及辞赋作家的评论

一 文学文的兴起

编辑

文学批评——狭义的文学批评——的“下层建筑”是文学,以故必先有某种文学,然后才有某种文学的批评。在孔墨孟荀的时代,只有文献之文和学术之文,所以他们的批评也便只限于文献与学术。到晚周秦汉才有了文章之文(现在可以叫做文学之文),所以汉代的文学批评便不只限于文献和学问,而渐及于文章。当时的文章有两种,一是散文,一是辞赋。文献和学术的散文虽起源很早,而文学的散文(所谓文献、学术、文学,乃比较言之),则产于战国的晚年。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


除谓“纵横本于行人之官”以外,其论文学散文的兴起,是很合实在情形的。至于辞赋的兴起,无疑的源于屈宋,而盛于西汉的辞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之流。

二 所谓“文”

编辑

著作界既于学术文外有了文学文,批评界不能不为之“作新名”。其所作新名,一为用周秦旧名之“文”,以名当时的文学文,而以“学”名周秦所谓“文”。一为袭周秦之旧,以“文学”名学术文,而另以“文章”名文学文。

“学”字之在先秦,大率用作动词。《论语·学而》篇所说“学而时习之”,是不用说的了。即同篇所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也是动词。此外若荀子,是很重学的了,其书发端首篇就是“劝学”。但其所谓“学”,亦泰半为“学习”之意,也是动词。《儒效》篇谓:“纵性惰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问学”似为名词,但其上文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两者正相对为文,知仍为动词。《韩非子》所谓“显学”之“学”,当然是名词了;但是指的“学者”,不是指的“学术”或“学问”。至《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自然是名词,但此段并非先秦之书(冯友兰先生说,见《中国哲学史》页四四六一四四八及拙编《古史辨》第四册页一八三、一八四)。

至两汉,以用“文”括示文学文的缘故,由是“学”遂用作名词,以名周秦所谓“文”,就是现在所谓“学术”或“学问”。如扬雄《法言·学行》篇云:“有学术业。”《史记·儒林传》云:“劝学修礼。”其所谓“学”与“学术”,自然就略同于现在所谓“学”与“学术”,也就相当先秦所谓“文”与“文学”了。

至于所谓“文”之不同于先秦所谓“文”,而指文学之文,刘天惠已经说过了:

《汉书·贾生传》云:“以能诵诗书属文闻于郡中。”《终军传》云:“以博辨能属文闻于郡中。”《司马相如叙传》云:“文艳用寡,“子虚”“乌有'。”《扬雄叙传》云:“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至若董子工于对策,而《叙传》但称其属书;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皆不得掍能文之誉焉。盖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次兵书,次术数,次方技。六经谓之六艺,兵书术数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诸子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支与流裔。”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诗赋家有《隐书》十八篇,盖隐其名而赋其状,为射覆之类。至于设问,亦赋之流:故皆谓之文。《东方朔传》载《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二篇,结之云“朔文辞此二篇最善”,是其证。) 然非独西京为然也,《后汉书》创立《文苑传》,所列凡二十二人,类皆载其诗赋于传中。盖文至东京而弥盛,有毕力为文章而他无可表见者,故特立此传。必载诗赋者,于以见一时之习尚,而文苑非虚名也。其《传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辞费。”章怀注:“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是《文苑》所由称文,以其工诗赋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为然也,《班固传》称能属文,而但载其《两都赋》;《崔驷传》称善属文,而但载其《达旨》(拟《解嘲》)及《慰志赋》。班之赞曰:“二班怀文。”崔之赞曰:“崔氏文宗。”由是言之,东京亦以诗赋为文矣。(《文笔考》,见《学海堂初集》卷七)


刘氏谓汉代不以经子为文,这是很对的;但谓文专指赋颂,则不尽然。汉代所谓文,自然包括赋颂,但赋颂不是所谓文的全体。谓《汉书·贾生传》所说的文专指颂赋,还有根据,就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有贾谊赋七篇;谓《终军传》所说的文也专指赋颂,则苦于无法证明,因为《汉志》没有著录终军的赋颂。至《后汉书·文苑传》所列二十二人,固然“类皆载其诗赋于传中”,但也载其诗赋以外之文。如《杜笃传》称:“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王隆传》称:“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又称'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黄香传》称:“所著赋笺奏书令,凡五篇。”《李尤传》称:“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著诗诔颂论数十篇。”《苏顺传》称:“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葛龚传》称:“著文赋诔碑书记十二篇。”《王逸传》称:“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崔琦传》称:“所著赋颂录诔仪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边韶传》称:“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以上《文苑传》上)《张升传》称:“著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赵壹传》称:“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张超传》称:“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所谓书论笺策杂文,都不能纳于赋颂之内。至《侯瑾传》称:“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以上《文苑传》下)固然以其文久佚,无由证明是否为赋颂,但《皇德传》,决非赋颂:所以汉代所谓文固包括赋颂,而亦包括赋颂以外的文学作品。

括示辞赋及文学的散文之“文”,当然含有美的意味。所以《说文·文部》云:“文,错画也,象交文。”《释名·释言》篇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义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周秦没有传下来的文字学书,所以无从比较,但由孔子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文”看来,也可以知周秦所谓“文”重实质,两汉所谓“文”重形式了。

三 所谓“文章”

编辑

先秦所谓“文章”是最广义的,盖指一切表现于外的文彩而言。如孔子称尧:“焕乎其有文章。”(详一篇三章三节)《韩非子·解老》篇云:“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然也有含义较狭的。如子贡称孔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人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其所谓“文章”,皆有指现于语言文字者之意。但先秦无文学之文,故其狭义的“文章”,与其所谓“文学”无大异,不涡较重形式而已。 基于这种原因,汉代遂用“文章”称文学之文。如扬雄的《法言·渊骞》篇云:“七十子之于仲尼也,日闻所不闻,见所不见,文章亦不足为矣。”《史记·儒林传》载‘博士等议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云:“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云:“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术,保训东宫。”班固《两都赋序》亦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又云:“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亦云:“道德漫流,文章云浮。”至《后汉书·文苑传》里,“文章”一字,更举不胜举。固然作者范晔为刘宋时人,而所称论者则皆是东汉之文人与其作品。总观上述所谓“文章”,形式方面是“训辞深厚”,内容方面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已略同于后世所谓“文章式”的“文学”了。

至于广义的文章,就是指一切表现于外的文彩而言的文章,在汉人的著作中也时常见到。如陆贾《新语·资质》篇云:“夫梗楠豫章……在高柔软,入地坚强,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克画而文章成。”《淮南子·原道训》云:“是故圣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白虎通义·天地》篇云“道德生文章”之类,皆是。但以与文学无关,与文学批评更无关,故兹从略。惟《周礼·考工记》“画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文章与黼黻绣并言,当然指文彩的文章,但后世论文学的文章者,每喜引用。《周礼》传出周公,但依近人考订,知作于汉人,故叙述于此。

先秦所谓“文学”本不同于我们所谓文学,而是指广义的学术,但以其为后世文学所从出,故不能不论;两汉既已有了文学文,又有了“文章”一名以括示文学文,则其括示学术的所谓“文学”,在文学批评史上似乎没有它的地位了,故亦从略。

四 扬雄的意见

编辑

汉代虽有了文学之文,也有了括示文学之文的“文”与“文章”的名词,但以于时尚用的关系,所以那时的批评家,对文学之文的“文”与“文章”是反对的。关于这,在西汉可以扬雄为代表,在东汉可以王符与荀悦为代表。(至于王充,则另有专章论述。)

扬雄在《法言》卷二《吾子》篇设或曰:“君子尚辞乎?”他的答复是:

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所谓“事之为尚”,就是因为事是有用的。在这几句话里虽似不极端排弃文辞,但同篇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扬雄的答复则毫不客气的说是:

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


又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扬雄云:

其文是也,其质非也。……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也。


此外于卷十二《君子》篇批评淮南、太史公、司马相如云: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又卷六《问明》篇“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华而不食我实’。”卷七《寡见》篇痛斥“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则其反对重形式之“文”可知。所以于《太玄》卷四云:

大文弥朴,质有余也。


又云:

雕韱之文,徒费日也。


既反对重形式之“文”,当然即提倡重内容之“学”,而且是儒家之“学”。所以主宗经、征圣、尊孔:

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卷二《吾子》篇)


好书而不好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见诸仲尼,说铃也。(同上)


万物纷错则县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同上)


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卷五《问神》篇)


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浩浩乎其莫之御也。(同上)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其惟川乎!(同上)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欤?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同上)


而他所提倡之经,虽然“浑浑如川”,虽然“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问神》篇),但不是华文的,而是简易的。所以《法言》卷八《五百》篇或问“天地简易,而圣人法之,何五经之支离?”扬雄云:“支离?盖其所以为简易也。已简已易,焉支焉离?”

五 王符荀悦的意见

编辑

就著作界的情形而论,东汉较西汉尚文,所以《史记》、《汉书》都只有《儒林传》,《后汉书》始于《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但评论者却仍走着西汉尚用的故道。王符《潜夫论·务本》篇云:

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辨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汪继培云“品人犹言众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通惑)蒙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辨屈蹇之辞,竟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


《释难》篇亦云:

夫譬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质也。


《交际》篇亦云:

情实薄而辞厚,念实忽而文想忧(汪继培谓想忧当作相爱),……此俗士可厌之甚者也。……士贵有辞,亦憎多口。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与其不忠,刚毅木纳(《论语》作讷),尚近于仁。


《释难》篇与《交际》篇所言,自非对表现于文字的文章而言,但反对巧言,当然亦反对巧文。谓“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质也”,重质轻文,其意甚显。至《务本》篇所言,更是彰明较著的反“雕丽之文”,倡道义之教了。

荀悦《申鉴杂言》下云:

辩为美矣,其理不若绌;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博为盛矣,其正不若约。


又云:

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日妙、曰包、日要、曰文。幽深谓之玄,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虽要文,却须“辞约”,“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也是尚用不尚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