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章5

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五章 「文」與「文章」及其批評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一 文學文的興起

文學批評——狹義的文學批評——的「下層建築」是文學，以故必先有某種文學，然後才有某種文學的批評。在孔墨孟荀的時代，只有文獻之文和學術之文，所以他們的批評也便只限於文獻與學術。到晚周秦漢才有了文章之文（現在可以叫做文學之文），所以漢代的文學批評便不只限於文獻和學問，而漸及於文章。當時的文章有兩種，一是散文，一是辭賦。文獻和學術的散文雖起源很早，而文學的散文（所謂文獻、學術、文學，乃比較言之），則產於戰國的晚年。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云：

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

除謂「縱橫本於行人之官」以外，其論文學散文的興起，是很合實在情形的。至於辭賦的興起，無疑的源於屈宋，而盛於西漢的辭賦家如司馬相如、揚雄之流。

二 所謂「文」

著作界既於學術文外有了文學文，批評界不能不為之「作新名」。其所作新名，一為用周秦舊名之「文」，以名當時的文學文，而以「學」名周秦所謂「文」。一為襲周秦之舊，以「文學」名學術文，而另以「文章」名文學文。

「學」字之在先秦，大率用作動詞。《論語·學而》篇所說「學而時習之」，是不用說的了。即同篇所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也是動詞。此外若荀子，是很重學的了，其書發端首篇就是「勸學」。但其所謂「學」，亦泰半為「學習」之意，也是動詞。《儒效》篇謂：「縱性惰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問學」似為名詞，但其上文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兩者正相對為文，知仍為動詞。《韓非子》所謂「顯學」之「學」，當然是名詞了；但是指的「學者」，不是指的「學術」或「學問」。至《中庸》說「尊德性而道問學」，自然是名詞，但此段並非先秦之書（馮友蘭先生說，見《中國哲學史》頁四四六一四四八及拙編《古史辨》第四冊頁一八三、一八四）。

至兩漢，以用「文」括示文學文的緣故，由是「學」遂用作名詞，以名周秦所謂「文」，就是現在所謂「學術」或「學問」。如揚雄《法言·學行》篇云：「有學術業。」《史記·儒林傳》云：「勸學修禮。」其所謂「學」與「學術」，自然就略同於現在所謂「學」與「學術」，也就相當先秦所謂「文」與「文學」了。

至於所謂「文」之不同於先秦所謂「文」，而指文學之文，劉天惠已經說過了：

《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終軍傳》云：「以博辨能屬文聞於郡中。」《司馬相如敘傳》云：「文艷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敘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至若董子工於對策，而《敘傳》但稱其屬書；馬遷長於敘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皆不得掍能文之譽焉。蓋漢尚辭賦，所稱能文，必工於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為藝，詩賦為文矣。（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蓋隱其名而賦其狀，為射覆之類。至於設問，亦賦之流：故皆謂之文。《東方朔傳》載《答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結之雲「朔文辭此二篇最善」，是其證。） 然非獨西京為然也，《後漢書》創立《文苑傳》，所列凡二十二人，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蓋文至東京而彌盛，有畢力為文章而他無可表見者，故特立此傳。必載詩賦者，於以見一時之習尚，而文苑非虛名也。其《傳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辭費。」章懷註：「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是《文苑》所由稱文，以其工詩賦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為然也，《班固傳》稱能屬文，而但載其《兩都賦》；《崔駟傳》稱善屬文，而但載其《達旨》（擬《解嘲》）及《慰志賦》。班之贊曰：「二班懷文。」崔之贊曰：「崔氏文宗。」由是言之，東京亦以詩賦為文矣。（《文筆考》，見《學海堂初集》卷七）

劉氏謂漢代不以經子為文，這是很對的；但謂文專指賦頌，則不盡然。漢代所謂文，自然包括賦頌，但賦頌不是所謂文的全體。謂《漢書·賈生傳》所說的文專指頌賦，還有根據，就是《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有賈誼賦七篇；謂《終軍傳》所說的文也專指賦頌，則苦於無法證明，因為《漢志》沒有著錄終軍的賦頌。至《後漢書·文苑傳》所列二十二人，固然「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但也載其詩賦以外之文。如《杜篤傳》稱：「所著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王隆傳》稱：「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又稱＇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黃香傳》稱：「所著賦箋奏書令，凡五篇。」《李尤傳》稱：「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著詩誄頌論數十篇。」《蘇順傳》稱：「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葛龔傳》稱：「著文賦誄碑書記十二篇。」《王逸傳》稱：「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崔琦傳》稱：「所著賦頌錄誄儀吊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邊韶傳》稱：「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以上《文苑傳》上）《張升傳》稱：「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趙壹傳》稱：「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張超傳》稱：「著賦頌碑文薦檄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所謂書論箋策雜文，都不能納於賦頌之內。至《侯瑾傳》稱：「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余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以上《文苑傳》下）固然以其文久佚，無由證明是否為賦頌，但《皇德傳》，決非賦頌：所以漢代所謂文固包括賦頌，而亦包括賦頌以外的文學作品。

括示辭賦及文學的散文之「文」，當然含有美的意味。所以《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象交文。」《釋名·釋言》篇云：「文者，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義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周秦沒有傳下來的文字學書，所以無從比較，但由孔子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看來，也可以知周秦所謂「文」重實質，兩漢所謂「文」重形式了。

三 所謂「文章」

先秦所謂「文章」是最廣義的，蓋指一切表現於外的文彩而言。如孔子稱堯：「煥乎其有文章。」（詳一篇三章三節）《韓非子·解老》篇云：「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然也有含義較狹的。如子貢稱孔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人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其所謂「文章」，皆有指現於語言文字者之意。但先秦無文學之文，故其狹義的「文章」，與其所謂「文學」無大異，不渦較重形式而已。 基於這種原因，漢代遂用「文章」稱文學之文。如揚雄的《法言·淵騫》篇云：「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史記·儒林傳》載『博士等議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云：「漢之得人，於茲為勝；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後漢書·班彪傳》載彪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云：「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班固《兩都賦序》亦云：「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又云：「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亦云：「道德漫流，文章雲浮。」至《後漢書·文苑傳》裡，「文章」一字，更舉不勝舉。固然作者范曄為劉宋時人，而所稱論者則皆是東漢之文人與其作品。總觀上述所謂「文章」，形式方面是「訓辭深厚」，內容方面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已略同於後世所謂「文章式」的「文學」了。

至於廣義的文章，就是指一切表現於外的文彩而言的文章，在漢人的著作中也時常見到。如陸賈《新語·資質》篇云：「夫梗楠豫章……在高柔軟，入地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克畫而文章成。」《淮南子·原道訓》云：「是故聖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白虎通義·天地》篇雲「道德生文章」之類，皆是。但以與文學無關，與文學批評更無關，故茲從略。惟《周禮·考工記》「畫繢」：「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文章與黼黻繡並言，當然指文彩的文章，但後世論文學的文章者，每喜引用。《周禮》傳出周公，但依近人考訂，知作於漢人，故敘述於此。

先秦所謂「文學」本不同於我們所謂文學，而是指廣義的學術，但以其為後世文學所從出，故不能不論；兩漢既已有了文學文，又有了「文章」一名以括示文學文，則其括示學術的所謂「文學」，在文學批評史上似乎沒有它的地位了，故亦從略。

四 揚雄的意見

漢代雖有了文學之文，也有了括示文學之文的「文」與「文章」的名詞，但以於時尚用的關係，所以那時的批評家，對文學之文的「文」與「文章」是反對的。關於這，在西漢可以揚雄為代表，在東漢可以王符與荀悅為代表。（至於王充，則另有專章論述。）

揚雄在《法言》卷二《吾子》篇設或曰：「君子尚辭乎？」他的答覆是：

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所謂「事之為尚」，就是因為事是有用的。在這幾句話里雖似不極端排棄文辭，但同篇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揚雄的答覆則毫不客氣的說是：

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又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幾，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揚雄云：

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此外於卷十二《君子》篇批評淮南、太史公、司馬相如云：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又卷六《問明》篇「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卷七《寡見》篇痛斥「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則其反對重形式之「文」可知。所以於《太玄》卷四云：

大文彌朴，質有餘也。

又云：

雕韱之文，徒費日也。

既反對重形式之「文」，當然即提倡重內容之「學」，而且是儒家之「學」。所以主宗經、徵聖、尊孔：

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睹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法言》卷二《吾子》篇）

好書而不好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同上）

萬物紛錯則縣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同上）

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卷五《問神》篇）

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御也。（同上）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其惟川乎！（同上）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同上）

而他所提倡之經，雖然「渾渾如川」，雖然「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問神》篇），但不是華文的，而是簡易的。所以《法言》卷八《五百》篇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揚雄云：「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五 王符荀悅的意見

就著作界的情形而論，東漢較西漢尚文，所以《史記》、《漢書》都只有《儒林傳》，《後漢書》始於《儒林傳》外，別立《文苑傳》。但評論者卻仍走着西漢尚用的故道。王符《潛夫論·務本》篇云：

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汪繼培雲「品人猶言眾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通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丑之德，泄哀樂之情，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辨屈蹇之辭，竟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釋難》篇亦云：

夫譬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質也。

《交際》篇亦云：

情實薄而辭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汪繼培謂想憂當作相愛），……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納（《論語》作訥），尚近於仁。

《釋難》篇與《交際》篇所言，自非對表現於文字的文章而言，但反對巧言，當然亦反對巧文。謂「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質也」，重質輕文，其意甚顯。至《務本》篇所言，更是彰明較著的反「雕麗之文」，倡道義之教了。

荀悅《申鑒雜言》下云：

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朴；博為盛矣，其正不若約。

又云：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日妙、曰包、日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雖要文，卻須「辭約」，「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朴」，也是尚用不尚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