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钞/07
卷七·状
编辑右臣窃见朝廷近因臣寮建议，欲塞商胡，开横垄，回大河于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兴役，见令京东计度物料次。臣伏以国家兴大役、动大众，必先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能无悔。伏见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仓惶，群议一摇，寻复悔罢。臣不敢远引他事上烦圣聪，只如往年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科配一千人八百万稍芟，骚动六路一百馀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遽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虽既往之失难追，而可鉴之踪未远。今者又闻复有修河之役，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馀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之时，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 盖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赈恤之，犹恐饥民起而为盗，何况于此两路，聚大众，兴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稍稍归复，然死亡之馀，所存无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岁。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以及暮春，粟未布种，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无望。而欲于此两路兴三十万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则远处难为赴役，就河便近，则此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 臣伏见往年河决滑州，曾议修塞，当时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贪虚，然犹收聚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方能兴役。况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凿横垄，开久废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横垄至海一千馀里，归岸久已废坏，顿须修缉，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并三大役，仓卒兴为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犹宜重察天时、人力之难为。何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闻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趋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决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决尔。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干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 横垄淹塞，已二十年，商胡决流，又以数岁，故道已塞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昨闻朝廷曾遣故枢密直学士张奎计度，功料极大，近者再行检计，减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则所开浅狭，浅狭则水势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见国家累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动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惧。今乃欲于凶旱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地动山摇，灾祸自此而始。方今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拆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欲望圣慈特降德音，速罢其事，当此凶岁，务安人心。徐诏有司审详利害，纵令河道可复，乞候丰年馀力，渐次兴为。臣实庸愚，本无远见，得于外论，不敢不言。谨具状奏闻。
臣伏见学士院集两省台谏官议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论。盖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以臣愚见，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何以言之？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此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既云减得大河水势，然今恩、冀之患，何缘尚告危急？此则减水之利，虚妄可知。开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垄故道。见今六塔祇是分减之水，下流无归，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则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
臣闻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处决，此其常势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是难复。臣不敢远引书史，广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于滑州天台埽决，寻而修塞，水复故道。未几，又于滑州南铁狗庙决。〈今所谓龙门埽者也。〉其后数年，又议修塞水，令复故道。已而又于王楚埽决，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垄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垄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馀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垄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时臣为河北转运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馀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于上流商胡口决。然则京东、横垄两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其验甚明，则六塔所开故道之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
臣闻议者计度京东故道功料，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而铜城已上乃特高耳，其东比铜城已上则似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垄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胜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臣见往年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一千八百万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馀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须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元计功料极大，后来李参等减得全少，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浩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
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而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暂复，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垄之比，重以困国劳人，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水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择也。
大抵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验者而较之耳。言狂计愚，不足以备圣君博访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议，广谋于众而裁择之。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右臣伏见朝廷定议开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垄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说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无奇策。今执政之臣用心于河事亦劳矣，初欲试十万人之役以开故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兴役，遽又罢之。已而终为言利者所胜，今又复修，然则其势难于复止也。夫以执政大臣锐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复止之势，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伪言，众所共恶。今执政之臣既用其议，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虽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将来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为大臣所主，欲与之争未形之害，势必难夺。就使能夺其议，则言者犹须独任恩、冀为患之责，使仲昌得以为辞，大臣得以归罪。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执政之臣用心太过，不思自古无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为患。若得河不为患，虽竭人力，犹当为之。况闻仲昌利口诡辩，费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为奇策，于是决意用之。今言者谓故道既不可复，六塔又不可修，诘其如何，则又无奇策以取胜。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众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臣谓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兴利除害尔。若果知其为患愈大，则岂有不回者哉？至于顾小人之后患，则非臣之所虑也。且事欲知利害，权重轻，有不得已则择其害少而患轻者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无奇策，相地势，谨堤防，顺水性之所趋尔，虽大禹不过此也。夫所谓奇策者，不大利，则大害。若循常之计，虽无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择利者之所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终不可成而为害愈大；言顺水治堤者，常谈也，然无大利亦无大害。不知为国计者欲何所择哉？若谓利害不可必，但聚大众，兴大役，劳民困国以试奇策，而侥幸于有成者，臣谓虽执政之臣亦未必肯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详，而未蒙采听。今复略陈其大要，惟陛下诏计议之臣择之。臣谓河水未始不为患，今顺已决之流，治堤防于恩、冀者，其患一而迟。塞商胡复故道者，其患二而速。开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为害无涯。自河决横垄以来，大名金堤埽岁岁增治，及商胡再决，而金堤益大加功。独恩、冀之间，自商胡决后，议者贪建塞河之策，未尝留意于堤防，是以今河水势浸溢。今若专意并力于恩、冀之间，谨治堤防，则河患可御，不至于大害。所谓其患一者，十数年间，今河下流淤塞，则上流必有决处。此一患而迟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归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劳人费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复归，高淤难行，不过一二年间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虽云已有上下约，然全塞大河正流，为功不小。又开六塔河道，治二千馀里堤防，移一县两镇，计其功费，又大于塞商胡数倍。其为困弊公私，不可胜计，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东，横流散溢，滨、棣、德、博与齐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壤田产，河北一路坐见贫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间，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涩，则上流必决。此三患也，所谓为害而无涯者也。今为国误计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谕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垄故道本以高淤难行而商胡决，今复驱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馀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虽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无智愚，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后悉也。
臣前未奉使契丹时，已尝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为，惟治堤顺水为得计。及奉使往来河北，询于知水者，其说皆然，虽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愿且治恩、冀堤防为是。下情如此，谁为上通？臣既知其详，岂敢自默？伏乞圣慈特谕宰臣，使更审利害，速罢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选一二精干之臣与河北转运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并力修治，则今河之水，必不至为大患。且河水天灾，非人力可回，惟当顺导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难必之功，以为小人侥冀恩赏之资也。况功必不成，后悔无及者乎！臣言狂计愚，惟陛下裁择。
右臣伏睹近降手诏，以水灾为变，上轸圣忧。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无遑安之意，而应诏言事者犹少，亦未闻有所施行。岂言者不足采欤，将遂无人言也？岂有言不能用欤？然则上有诏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闻语曰：“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实封应诏，窃谓水入国门，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坏都城，此天地之大变也，恐非小有所为可以消弭，因为陛下陈一二大计。而言狂计愚，不足以感动听览。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纪纲之坏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灾至大、天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灾谴如此，而祸患所应于后者，又非一言而可测。是则已往而当救之弊甚众，将来而可忧之患无涯，亦非独责二三大臣所能取济。况自古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之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书》载尧舜之朝，一时同列者，夔、龙、稷、契之徒二十馀人，此特其大者尔，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贤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陈一二大计既未果为，而又不思众贤，以济庶务，则天变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复敢进用贤之说也。臣材识愚暗，不能知人，然众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见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方今天灾人事非贤罔乂之时，拯以小故，弃之遐远，此议者之所惜也。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瑰，静默端直，外柔内刚，学问通达，似不能言者。至其见义必为，可谓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故相夷简之子，清静寡欲，生长富贵而淡于荣利，识虑深远，文学优长，皆可过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顾问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难得之士也。拯以小过弃之，其三人者进退与众人无异。此皆为世所知者犹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广，贤材沦没于无闻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广询采，亟加进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补。凡臣所言者，乃愿陛下听其言，用其才，以济时艰尔，非为其人私计也。若量沾恩泽、稍升差遣之类，适足以为其人累耳，亦非臣荐贤报国之本心也。臣伏见近年变异非止水灾，谴告丁宁，无所不有。董仲舒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斯言极矣。伏惟陛下切诏大臣，深图治乱，广引贤俊，与共谋议。未有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灾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窃见京东、京西皆有大水，并当存恤，而独河北遣使安抚，两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转运使，此则但虚为行遣尔。两路运司只见河北恤使，便认朝廷之意有所重轻，以谓不遣使路分，非朝廷忧恤之急者。兼又放税赈救，皆耗运司钱物，于彼不便。兼又运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灾恤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职事，亦岂能专意抚绥？故臣以为虚作行遣尔。伏乞各差一使，于此两路安抚，虽未能大段有物赈济，至于兴利除害，临时措置，更易官吏，询求疾苦，事既专一，必有所得，与就委运司，其利百倍也。又闻两浙大旱，赤地千里。国家运米，仰在东南。今年灾伤若不赈济，则来年不惟民饥，国家之物亦自阙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窃闻三司今岁京师粮米已有二年备准外，犹有三百五十万馀未漕之物。今年东南既旱，则来年少纳上供，此未漕之米诚不可不惜，然少辍以济急，时亦未有所阙。欲下三司勘会，若实如臣所闻，则乞量辍五七十万石物与两浙一路，令及时赈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贷，他时米熟，不妨还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灾之术，亦救灾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圣慈特赐裁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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