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陵文鈔/07
卷七·狀
編輯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壟，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眾，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群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人八百萬稍芟，騷動六路一百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 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恤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眾，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以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貪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壟，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壟至海一千餘里，歸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並三大役，倉卒興為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 橫壟淹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以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
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於滑州天台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
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鬥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
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壟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
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眾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壟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眾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堤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幸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采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壟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並力於恩、冀之間，謹治堤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壤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壟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智愚，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
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堤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並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右臣伏睹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采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眾，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眾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眾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眾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瑰，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慾，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眾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跡已著，伏乞更廣詢采，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沾恩澤、稍升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眾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恤，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卹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恤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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