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抱轩文集/卷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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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序
编辑天下道一而已，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贤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潜之分，行而各善其所乐。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夫恶知其始之一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闻老聃论礼之说，及《老子》书言“以丧礼处战”之义。其于礼精审，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见冥山，求之过也。”夫老聃之言礼，盖所谓求之过者矣。方其好学深思，以求先王制礼之本意，得先王制礼之本意，而观末世为礼者循其迹而谬其意。苛其说而益其烦，假其名而悖其实，则不胜悁忿而恶之。“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夫礼，贵有诚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过，贬末世非礼之礼，其辞偏激而不平，则所谓“君子驷不及舌”者与！且孔子固重礼之本，然使人“宁俭宁戚”，“下学上达”而已，“庸言之必谨”。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义极言之，固多高远失中，此亦圣门好古达于礼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
孔子遇老聃，问礼于其中年，而《老子》书成于晚岁，孔子盖不及知也。《老子》书所云“绝圣弃智”，盖谓圣智仁义之伪名，若臧武仲之为圣耳，非毁圣人也。而庄子乃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老子云“贵以身为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于吾身为快，“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以是为自贵爱也。而杨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说而益甚为谬。夫老子言诚有过焉，虽举其末学益谬，推原及老子以为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辞，然是又岂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谓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老子之行。夫孔子于老子，不可谓非授业解惑者，以有师友之谊甚亲，故曰我老彭。解《论语》者，顾说为商之大夫，不亦远乎？其说出于《大戴礼记》，吾意其辞托于孔子而实非，殆不足据耶？抑所举别有是人耶？若《论语》之老彭，非商大夫可决也。
《老子》书，六朝以前，解者甚众。今并不见，独有所谓河上公《章句》者，盖本流俗人所为，托于神仙之说。其分章尤不当理，而唐、宋以来莫敢易，独刘知几识其非耳。余更求其实，少者断数字，多则连字数百为章，而其义乃明，又颇为训其旨于下。夫著书者，欲人达其义，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尝不明贯，必不故为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难通者，人好以己意乱之也。《庄子天下篇》引《老子》语，有今文所无，则知传本今有脱谬。其前后错失甚明者，余少正之，并以待世好学君子论焉。
太史公书不甚知姓氏之别。又自唐以前，读者差不若《汉书》之详，故文多舛误。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盖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汉末妄以老子为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国语》，以为即伯阳父。流俗妄书，乃谓老子字伯阳，此君子所不宜道。当唐之兴，自谓老子之裔，于是移《史记》列传，以老子为首，而媚者遂因俗说以改司马之旧文，乃有字伯阳谥曰聃之语，吾决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无谥。苟弟子欲以谥尊之，则必举其令德，乌得曰聃？孔子举所严事之贤士大夫，皆举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产，其称一也。陆德明《音义》注《老子》两处，皆引《史记》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阳”，不谓为《史记》之语。陆氏书最在唐初，所言《史记》真本盖如此，则后传本之非明矣。
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县”，或曰陈国相人。《庄子》载孔子、阳子朱皆南之沛见老子。夫宋国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说异，而《庄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则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为“李”，语转而然，犹姒姓之或以为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尝居之，故曰老彭，犹展禽称柳下也，皆时人尊有道而氏之。晋穆帝名聃，字彭子。汉、晋旧儒必有知老彭为聃之氏之说者矣，后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
《后汉书·桓帝纪》章怀注：“《史记》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检引。然则改此文，疑玄宗以后事。
《汉·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音义》载晋、宋注《庄子》者七家，惟司马彪、孟氏载其全书。其馀惟内七篇皆同，《外篇》、《杂篇》各以意为去取。自唐、宋以后，诸家之本尽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经象删去，不可见矣。
昔孔子以《诗》、《书》、六艺教弟子，而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其得闻者，必弟子之尤贤也。然而道术之分，盖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语子游，谓“人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圣人制礼以达天道，顺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为大道既隐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语子夏者，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已，而志气塞乎天地”，其言礼乐之本亦至矣。然“林放问礼之本”，夫子告以“宁俭、宁戚”而已。圣人非不欲以礼之出于自然者示人，而惧其知和而不以礼节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尝无圣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胜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极乎庄周之伦也。
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韩退之谓庄周之学，出于子夏，殆其然与？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窥见于道，而不闻中庸之义，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无所极，岂非“知者过之”之为害乎？其末《天下》一篇，为其后序。所云“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意谓是道之末焉尔！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圣人之上。其辞若是之不逊也，而苏子瞻、王介甫，乃谓其推尊圣人，自居于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其于庄生，抑何远哉？
若郭象之注，昔人推为特会庄生之旨，余观之，特正始以来所谓清言耳，于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庄子》五十二篇，固有后人杂入之语。今本经象所删，犹有杂入，其辞义可决其必非庄生所为者。然则其十九篇，恐亦有真庄生之书，而为象去之矣。余惜庄生之旨，为说者所晦，乃稍论之，为《章义》凡若干卷。
{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
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夫魏绛在晋悼公时，甫佐新军，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郑之后，赐乐独以与绛？魏献子合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为政之美，词不恤其夸。此岂信史所为“论本事而为之传”者耶？《国风》之魏，至季札时亡久矣，与邶、蒨、郐等，而札胡独美之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此与“魏大名”、“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之谈，皆造饰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称，乃三晋篡位后之称，非季札时所宜有，适以见其诬焉耳。
自东汉以来，其书独重，世皆溺其文词。宋儒颇知其言之不尽信，然遂以讥及左氏，则过矣。彼儒者亲承孔子学，以授其徒，言亦约耳，乌知后人增饰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则以存贤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虽不必丘明所记，而固已足贵，君子择焉可也。
自服、杜以后，解其文者，各有异同。近时有顾亭林、惠定宇皆为之补注。余以为有未尽，乃别记所见者。若总古今之说，择善用之，萃为一书，则以俟后之君子。
当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边镇横，武夫暴兴而国柄移，天子寄居，亟立亟废。盖高欢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安定废而孝武兴，孝武奔而孝静立。计其得失之故，虽不甚相远，而以时论之，则孝静固始为孝武之臣也。魏收书外孝武而以天平为正，岂理也哉？南康谢蕴山观察，旧居史职，出剖郡符，间以退处数年之暇，慨魏收之失当，撰《西魏书》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谓勤学稽古、雅怀论世者矣。
吾观李延寿《北史》本纪，录孝武于东魏孝静之前，而不曰西魏，意盖以收为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诛，史笔回罔，故纪道武以往事多侈词。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馀世，率加以皇帝之号。延寿因之，不能正也。今观察所纪，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寿之得而无其失者。然延寿《自序》言“见别史千馀卷”，今时代远隔，泯亡无一存，不获使观察据之以考稽同异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读者知其网罗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医祝卜之职，莫不出于世族。当时姓氏之分，端绪著备，而朝廷又专设之官而掌之，故黄、农、虞、夏，支裔流别，数千岁之纪，可得而知也。
自汉以降，王者兴于草泽，将相出于屠牧，皆不能纪其先世，而谱谍寝以不详。及晋、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门户，辨族地，而后谱学复兴，以至于唐。然考唐以前诸家世谱所能详，皆始于魏、晋。魏、晋而上，或依托谬妄，盖郎邪王氏，自云出于王子晋，兰陵萧氏，自谓本萧何、望之，皆为昔人所诮。由是言之，谱谍之详略，非时俗风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异也。当世族之存，非特子孙能详其先人之传，凡天下学士博于闻见者，历举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举其室之𪻐物，迄世族亡，则子孙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诬托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谓愚也与！
自五代至宋，故家残灭；及元、明，屡遭兵火。今日天下无复有千年相传之家谱矣！吾族先世本于田农，又自馀姚迁桐城，正当南宋末元兴之日，江、淮之间，居民粗定，而谱叙皆失。故居馀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则阙，以为愈于诬托者之愚也。
谱自先云南参政，及先职方府君，及叔祖赣州太守，尝三修之。逮今孙子益众，为文益繁。故少变其体，依古世表之法，率横列而注历职、生卒、妻子于其下，欲其文简而易检也。初自馀姚来居桐城大有乡之麻谿，人谓麻谿姚氏。逮明中叶而始有谱，又垂及今二百馀年。自是以往，子孙之崇替不可知，而谱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经历久远者，惟文册轻简，易挟而藏，则传久之道与？
吾尝谓三代重姓族，而系世详。其后晋、宋六朝尚门地，而谱谍之学亦贵。独中间秦、汉之世，公卿大夫，崛兴草野，而谱系蔑可征焉。世变使然，学者不能强说也。
《汉书》载公卿名人传，皆不详其先世，而所详者，独司马迁、扬雄、冯奉世三传而已。子长、子云，皆以其所自序，故载之。然则宜乡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异于他传。以此推之，冯氏之有谱旧矣。
自汉以后，断续不可尽明，而今代州之冯，兴于明之中叶，至国朝乃益盛。非第仕宦贵显也，盖贤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则湖北按察使冯君弼，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弼既没于武昌数年，其从父弟右书，来为安徽布政使经历，因得识之。又识其弟汝谘，皆敦谊好学，异于流俗。右书示余所藏海内名人为其先世作传志数十篇，信乎其世济为君子也。
余与右书、汝谘论近世人作谱繁而非法。夫谱欲简要而卷册少，俾子孙百世，流转海内，易携以行；其体当略如古世表之法，因略与分别所宜载与不者。右书、汝谘以为善。后余别去，次年再见之皖中，则右书、汝谘已如余论作《道后冯氏谱》成书矣，而余为族谱，反未及成。右书、汝谘之勇于取善如此，余能无愧乎哉？冯氏古多伟人矣，而今谱首于明时者，缺所不闻以为信也。
余闻右书之考秀山令君，应乡试时，夜揭榜，有走报其已得举者，令君方卧，闻，应之而已，顾熟寐至晓，其气量之闳远如此。乃仕终于令，虽有惠政而泽未及远。今右书弟兄方嗣其德，贤者子孙，宜更有大兴者。他日史氏为名人列传而纪及其先，意或有资于是谱，而余又欲用是书之体，为世作谱者式也，故序之。
周时天子重神明之姓，使小史“奠系世”，载以《世本》之纪，讽以瞽蒙之诗。延及春秋，黄、农、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国者，可考而别也，而人臣功德尤异，思褒录其子孙，则又因所生地谥字，赐姓氏族，用别纪之，而政教衰，赏罚乱，所命族氏不加于贤者，则得氏不足以为重。上无掌系之职，而私谱亦兴，盖去先王之义益远矣。
宋兴五代之末，天下俗败坏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时，大贤乃出。包孝肃公，亦于其间以忠言谅节闻于朝，后世闻而慨慕之。盖孝肃合肥人，其后有移居桐城北乡者，于是吾邑有包氏焉。自古贤者少，士囿于俗，或一姓数百年未有闻人。然则幸遇贤者之裔，而庶见其先遗风馀烈，君子未尝不乐得而亲友之也。
包氏世故有谱，卷首载孝肃像及宋诰敕，详其世自孝肃而下。今某方重修之，以语余。余谓谱别纪孝肃为宗，谊近于古。又尝慕贤者之懿，而乐道其家事也，于是为之序云。
余少有羸疾，窃好医药养身之术，泛览方书。然以不遇硕师，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鲜功，深思而不明，十馀年无所得，乃复厌去。
夫医虽小道，然其本出于圣帝所为。三代以来，设官而氏其族，其极至于使人无疵疠夭札之伤，而群生乐育。导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赖焉。又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节，应六气之和，固筋骨之束，调气血之平，于是安乐寿考，永享天禄。然后推其意以为医药，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后世医者虽多，然苟非慈明笃厚之君子，终不能究其义；而虽有笃厚慈明之心，苟不世业而少习者，犹不能尽其曲折变移之理，审其几微而察其离合也。
吾乡有严氏，世为医。前世有号则庵者，其术神验，余恨不及见之。今其孙以恬，能继其学，出其传书曰《捷诀》者，以示余。其言简直，使人易入，能尽疾病之变状。又操论得中，无偏驳之弊。盖严氏既世其业，又欲以此明诸人人。信哉！君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牵，不能从以恬尽学其术，以获养身济人之益也，乃为之序而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