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集/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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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编辑读子史
编辑昔昌黎韩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惜其书不传。余师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复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节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几半，然间取而诵之，辞意相承，未见其有阂也。夫四子之书，减一字，则义不著，辞不完，盖无意于文，而乃臻其极也。荀氏之辞有枝叶如此，岂非其中有不足者邪？
抑吾观周末诸子，虽学有醇驳，而言皆有物。汉、唐以降，无若其义蕴之充实者。宋儒之书，义理则备矣，抑不若四子之旨远而辞文，岂气数使然邪？抑浸润于先王之教泽者，源远而流长，有不可强也。
管子之用《周礼》也，体式之繁重，一变而为径捷焉；气象之宽平，一变而为严急焉。非故欲为此也，势也。盖周公之时，四海一家，制礼于治定功成之后，故纪纲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节，以俟其迟久而成。管子承乱，用区区之齐，将以合势之散，正时之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岂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难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严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
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尽万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齐其民也，则将时用以取所求，是则其根源之异也。而读其书，尚知令行禁胜之必本于君身，聪明思虑，当付之众人而不自用，则又非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礼》《乐》《律》《历》四书，或曰褚少孙所补，或曰盖子长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礼》《乐》，用意尤深。盖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历书》及《封禅书》；至宗庙百官之仪，则袭秦故，不合圣制者。汉之乐，自文、景以前，习常肄旧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虽尔雅，然自《青阳》《朱明》《西曌》《玄冥》而外，多谀诞，且非雅声。其甚者，如《太乙马歌》，则汲黯所谓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复排纂为书。盖伤汉之兴，几无所谓礼乐也。故于四时之歌明著其恉曰：“世多有，故不论。”则非为之而未具，明矣。其续以《戴记》、荀卿之文，或乃少孙所为邪？汉之乐既无可次，而律则往古成法，故独著其通于兵事，以为法戒。武帝改历，虽由公孙卿札书，而洛下闳运算，日顺夏正，于历术则无可议者，故直述其事。由此皆著书之义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
其后四书，论系于书后，亦各有义焉。盖《河渠》《平准》，非若《礼》《乐》《律》《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数次列于后者。《封禅书》所载诸畤诸祠，虽有方色牲币之数，而皆秦、汉间妖妄不经之制，且与封禅无与也，故其事并详于书，而略见己意于后。惟《天官》宜与《律》《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独传其精义者；灾异之变，有亲得之见闻者；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众法于前，而以己意详论于后，所由与《律》《历》二书异也。七书皆通古今，而《平准》则汉一代之制，故独以古事附论于后而志慨焉。
《乐》《律》《天官》三书之末及《律书序》前后各附赘一节，意义无可推者，或亦少孙所为。然《秦纪》亦别载襄公后二百馀年事。岂子长摭拾旧闻，始将采用，后复置之，而录者不知而妄附与？是未可知也。
是篇之义，盖痛古礼遭秦而废，历汉五世而终不能兴也。盖秦有天下，杂采六国礼仪，而尽弃三代之旧，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汉诸帝半挟私意，而安秦仪，故首揭其恉。以谓先王制礼，所以宰制万物，役使群众者，皆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强设也。
其曰“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盖叹古仪法之具存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尚得《邦国礼》五十六篇，况汉之初，秦、周间老师宿儒犹在，使高帝有志复古，文献非无征者？而叔孙通希世度务，虽有损益，大抵皆袭秦故。厥后以文帝之躬化，而惑于道家之言。武帝虽好儒术，实不能用。太初所定，不过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禅。其宗庙百官之仪，袭秦之故，不合圣制者，遂著为典常，而垂之于后。过此以往，则去古愈远，复之愈难矣。
当是时，所招儒术之士，非不能定仪也，恐陈古义以拂时君之欲，故迁延观望至十馀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议“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是深知礼意者。而适与武帝时四海骚然，人民愁病，灾异数见相反，故帝闻而恶之，观制诏御史云云，则惮复古而乐秦仪，情不能自掩矣。
子长盖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伤其心于往事，而称孔子以正名不合于卫，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间献王所献《邦国礼》五十六篇，至唐犹存，而唐以前无议复者，犹秦志也。呜呼！子长其见之矣。
子长此序，非独痛时事也，其于终古礼俗之变，尽之矣。盖三代之礼，缘情依性，故能经纬人道，规矩无所不贯。上自宫寝、郊庙、朝廷之礼，既有以正君身，统百官，下逮黎庶、宫室、车服、饮食、嫁娶、丧祭，各授以节，而适其宜。所以宰制万物，役使群众，而人力无所庸者，此也。礼之失自春秋始，极于战国；至秦有天下，遂杂采六国之仪，而尽废三代之礼。盖将极情纵欲，凡势力之所能逞则恣焉，而深恶夫古礼之大为之防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体之欲，不为之节，则日就淫侈，而民力将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礼为防，所以救民之雕敝也。鲁，秉礼之国也，而僭郊禘；管仲，贤大夫也，而备三归；子夏，圣门之高弟也，而说纷华盛丽。故先王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犹惧民之逾其防也，况导以淫侈，而不为之制乎？
太初所定，不过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庙百官之仪；凡宫室、车服、饮食、嫁娶、丧纪下逮黎庶者无闻焉，而制辞乃曰：“百姓何望？”之数者虽尽善，与百姓何与？况其为袭秦之故，不合圣制者乎？汉之诸帝无论矣，独文帝之躬化，可以兴礼，而溺于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则于先王之缘情依性，经纬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闻也。
夫无躬化，则礼不虚行。然有躬化，而不兴三代之礼，亦不足以化民成俗。
自周以前，上将纳民于轨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后，身不能由，而于民亦荡然不为之制。其宗庙百官之仪仅有存者，亦虚器耳，而定为典常，垂之于后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于秦仪，而不知三代所损益为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复见也哉？此子长所以痛也。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损满持盈，极情纵欲，穷兵四远，佚而不思其终，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敕，次及成王之恐惧善守，以为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盖谓不乐淫侈而乐损减，与众人之情异耳。君子能乐损减以自节其所乐，然后民得沐浴膏泽，歌咏勤苦，此海内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为至也。其序《律书》，终于文帝之“烟火万里，可谓和乐”，用此义焉耳。
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于乐，而声之邪正，其感各以类应，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故汉兴，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时兴道致治，修礼正乐，而信方士，举慝礼，宠嬖幸，为新声，夜祠郊坛，男女杂歌，以流星为瑞应，则与夫躬明堂，陈雅乐，而万民咸荡涤邪秽以饰厥性者，异矣。
夫六国及秦二世不过以郑声自为娱，而武帝乃次《马歌》，荐于宗庙，汲黯所谓先帝、百姓岂知其音，盖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与齐优并容于鲁，黯言虽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呜呼！秦之衰，李斯犹能直谏，而弘乃以黯为当族，则视赵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此可为流涕者与！序《乐》至此，则更无可言者矣，而少孙乃疑其辞事之未终而续焉。夫《平准》著天变人祸，皆由兴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终；而此书痛弘以谗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敕始。是二书之义法也，而少孙未之或知邪？
《班史》载武帝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河间献王献雅乐，俾乐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郑声。故是书于郑声之祸，独寓意于春秋、六国及秦二世，而武帝所兴新乐，仅载十九章，且称其多尔雅之文，然于其中特举四时之歌，则舍是无足论者矣。
自郑音之兴，历数百年，更三代，而时君世主无不流沔于此。故曰：德至者，所乐益异，谓与春秋、六国、秦、汉之君异也。河间献王所献雅乐，弘尝谓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辅帝荐之郊庙，反因论《马歌》以陷直臣。方是时，凡帝过举，皆弘以谀佞成之。“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所目击而心痛也。不然，则有虞氏之赓歌，何为读之而流涕哉？
“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类而可识。圣人从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情，核其华，道者明矣。非其圣心以乘聪明〈（“其”当作“具”。）〉，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
神者，乐之精华，所以动天地、感万物之实理也。生于无形者，太虚之籞缊也。成于有形者，播于乐器，然后声生而神寓也。数者，十二律三分损益之数也，播于有形之乐器，然后其自然之数一一形见，而成宫、商、角、征、羽之声也。神使气者，以天地之神而运于人之气也。气就形者，以人之气而就乎乐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气之大小缓急调剂而成，故曰就也。既播于有形之乐器，则其理如物类之群分而有可别矣。方其未播于乐器，初无宫、商、清、浊之可别，所谓未形而未类也。既播于乐器，则锺、磬、管、弦，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谓同形而同类也。然虽同形同类，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浊高下，又各自有别。类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别其度也。类而可识者，审音而可识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阴阳之理，自然而有别者也。
圣人知天地之理，而识其所以别者，故能从有以至未有，而得细于气微于声者，所谓神也。有者，器数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数之未形也。声气辨于既有器数之后，而神存于未有器数之先，故从有以至未有，然后可以探声气之本而得其神也。然圣人虽识天地之神，而苟无以存之，众人不能用也。故制为器数以存之，则其理虽微妙，必因器数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实也；华者，器数之形；道者，神理之运也。核其器数而无差忒，则神理之运，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于圣人之心，而作律之圣人，又乘其聪明之独擅，以核乎器数之分，岂能存天地之神，而使声气之实理，各效于器数之中哉？圣人辨器数以著声音之实理，所谓成形之情也。
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来，物之衰旺视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闻声知胜负，而胜者、负者不自知也；审乐知兴亡，而兴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毕效于声乐，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设为器数，而神亦于是乎存。其欲存之者，圣心聪明之所寓也，故莫贵焉。
是书所讥武帝事，义皆显著。独杂引古事，则意各有指。武帝名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禅合不死，郊畤秘祝，不过与祠神君、灶鬼同意耳！盖好神而实比于慢矣。故首载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复大书始皇封禅，后十二岁秦亡，示无德而渎于神为亡征也。殷二宗遇物变，惧而修德，国以兴，历年以永，示宝鼎、一角兽，不足为符应也。其详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语，以雍之诸祠兴于秦，而敦、儋妄称符命，以启二君之汰，为方士怪迂语之微兆也。苌弘欲以物怪致诸侯，无救于周之衰，而身为僇，则以方祠诅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传为上天。穆公死年有征，则黄帝鼎湖之事，乃此类耳。管仲能设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汉公卿乃徇方士以从君于昏，是可叹也。
夫孔子论述六艺，无及封禅者，则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传所言易姓而王，封禅者七十馀君，姑无论其有无，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于天，如成王乃近之耳。岂以是为合不死之名，接仙人蓬莱士之术乎？所谓群儒不能辨明封禅事者，此也。故其发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谓非以是致怪物与神通耳。
《天官书》论曰：“自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盖以太初改历，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孙卿札书所云黄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赞飨，而颁历之诏复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历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义盖与是书相发也。
是书义意尤隐深者，其称“或问禘之说”。盖谓禘虽典祀，然不知其义，礼不虚行，况以封禅致怪物与神通乎？礼之渎，季氏尝旅于泰山，孔子讥之，谓神弗享也，则以封禅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
汉兴六十馀年，“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者，谓经礼雅乐宜以时兴也，岂谓其中于方士之怪迂语哉！世言黄帝尝用事于雍畤，以语不经见，搢绅者尚不道，况天子赞飨郊坛，制诏海内，而用“黄帝得宝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说乎？夫封禅之仪，虽湮灭不可详，而事则可辨，以为“合不死之名”，虽秦皇帝之世，未尝有此，惜乎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犹幸其束于《诗》《书》古文，孔子所论述，不至如方士之骋其诞耳。
篇中著孔子论述六艺，不及封禅，又曰“维成王近之”。盖谓传所称封禅者七十二君，本无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与神通，则举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禅之有无，又不足辨矣。此子长之微指也。
《迁》序十表，惟《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者》称“太史公读”，谓其父所欲论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称“余读”以别之。
周之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则在共和之行政；秦并六国，以周东徙，乘其险固形势，故僭端早见于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兴皆甚难，而汉独易，以秦之重而无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职效忠。此数义者，实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变，或迁所闻于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学推本焉，要之皆义所弗害焉尔。
其自序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而本纪、八书、世家、列传，无称其父者，故揭其义于斯，则踵春秋以及秦灭汉兴，文、景以前〈（谈语迁：“自获麟以来，四百馀年，史记放绝，余甚惧焉。”）〉，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具见矣。
十篇之序，义并严密，而辞微约，览者或不能遽得其条贯，而义法之精变，必于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准焉。欧阳氏《五代史志考》序论遵用其义法，而韩、柳书经子后语，气韵亦近之，皆其渊源之所渐也。
篇中皆用秦事为经纬，以诸侯史记及周室所藏尽灭于秦火，所表见六国时事，皆得之秦记也。独举三晋、田齐，以是《表》踵《春秋》之后，燕、楚旧国，事具《春秋》，且乱臣窃国，晏然不讨，而中原尽为所据，此世变之极，天下所以竞于谋诈而弃德义如遗迹也。
秦之德义，无足比数，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说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归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实，而不知秦之得意，盖因乎世变。是何也？以谋诈遇德义，则民之归仁，沛然谁能御之；以谋诈驭谋诈，则秦之权变，非六国所能敌，其成功非幸，此所谓世变之异也。世变异，则治法随之，故汉之兴多沿秦法。
昔三代受命，相继相因，孔子推之，以为百世可知。秦始变古，而《传》乃曰“法后王”，何也？孔子之所谓因者，礼也。天不变，道亦不变；迁之所谓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与势而迁。“近己而俗变相类，论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谋而同，势之往而不反者也。故迁之言，亦圣人所不易也。其诮学者以不道秦事为耳食，盖深感世变而诡其辞以志痛与！
驺衍以下十一人，错出《孟子荀卿传》，若无伦次，及推其意义，然后知其不苟然也。盖战国时，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驳矣。故首论商鞅、吴起、田忌以及从横之徒，著仁义所由充塞也。自驺衍至驺奭，说犹近正，而著书以干世主为志，则已骛于功利矣。其序荀卿于衍、奭诸人后者，非独以时相次也。荀卿之学，虽不能无驳，而著书则非以干世，所以别之于衍、奭之伦也。自公孙龙至吁子，则舛杂鄙近，视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终，忽著墨子之地与时，而不一言其道术；盖世以儒、墨并称久矣，其传已见于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详也。
夫自汉及唐，《庄》《列》皆列于学官，而《孟子》犹未兴。以韩子之明，始犹曰孔、墨必相为用，而较孟子于荀、扬之间。子长独以并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见。至荀卿受业于孔氏之门人，则弗之著也。老、庄、申、韩、衍、奭诸人皆有传，而墨子则无之，盖孟子拒而放之之义。然则子长于道，岂概乎未有闻者哉！
太史公传老子，著其国焉，著其邑焉，著其乡焉，著其里焉，外此无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谥焉，著其官守焉，外此无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孙焉，著其孙之元来焉，于其子孙元来，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时与国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无有也。盖世传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迹，故特详之，以见其生也有国邑、乡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终有谥，其身虽隐而子孙世有封爵、里居，则众说之诞，不辨而自熄矣。
世传所以多幻怪者，盖因老子见周之衰而隐去，莫知所终，故不详其年寿所极。而同时有老莱子，言道家之用，后百馀年有周太史儋号为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传与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后正言以断之曰：“老子，隐君子也。”则非有幻怪明矣。终之曰：“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则著书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与老莱子别为二人明矣。
始吾友层绳实为是解，微层绳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层绳既殁，其所述盖无传焉。由是言之，凡古书之存而后人不得其意，与得之而其说无传者，可胜道哉！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独惜其所以处死者未得也。其谏夫差，语皆阔于事情。使员曰：“吴之于越，非伐国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于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犹必剚刃仇人之胸，况句践亲用戈于先王，伤未及舍而卒？非函句践之首，以入先王之庙，则臣子之事不终。今力实能诛而纵焉，吾恐先王负恫于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则夫差虽惭忿以杀子胥，而必不释句践。句践死，则越不为沼，而吴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历闵凶，功见名立，而重犯忌讳以危身与？而竟不能保其终，惜哉！
子长序《儒林》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盖叹儒术自是而变也。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以德进，以事举，以言扬。《诗》《书》、六艺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养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战国、秦、汉所用，惟权谋材武。其以文学为官，始于叔孙通弟子以定礼为选首，成于公孙弘请试士于太常，而儒术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
其意盖曰：自周衰，“王路废而邪道兴”，孔子以儒术正之，道穷而不悔。其弟子继承，虽陵迟至于战国，儒学既绌焉，而孟子、荀卿独遵其业；遭秦灭学，齐、鲁诸儒讲诵不绝。汉兴七十馀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术，而诸老师尚守遗经。其并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汉间摧伤摈弃，而不肯自贬其所学者也。盖诸儒以是为道术所托，勤而守之，故虽困而不悔。而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而曰“以文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圣人之经为艺，以多诵为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
子长所读功令，即弘奏请之辞也。自孔子以来群儒相承之统。经战国、秦、汉，孤危而未尝绝者，弘乃以一言败之，而其名则曰厉贤材，“悼道之郁滞”，不甚可叹乎！
嗟夫！汉之文学虽非古，犹以多诵为通经也。又其变遂滥于词章，终沉冥而不返焉。然则子长之所虑，其远矣哉！
是书叙儒术至汉兴，首曰“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继曰“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终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骤观其辞，若近于赞美；故“废书而叹”，皆以为叹六艺之难兴也。然其称“叹兴于学”也，承太常诸生之为选首；称“学士乡风”，承公孙弘以白衣为三公；称“斌斌多文学之士”，承选择备员，则迁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诸经师，备及弟子、子孙之为大官，而首于申公之门，别其治官民，能称所学者，不过数人，而复正言以断之曰：“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其刺讥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其于孔子之门独举五子，若曰是于圣门，非殊绝也，而“大者为师傅卿相，不者友教士大夫”，其受业于子夏之伦者，亦“为王者师”，盖儒者宁隐而不见，其出也，必不肯自轻其道如此。今乃以记诵比掌故，补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废书而叹也！而习其读者，乃以为赞美之辞，噫，失之矣！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书》《左传》，或辞意不完，而于《国策》，有远过本文者。其序聂政事曰：其姊嫈闻之，乃于邑曰：“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盖韩、卫悬隔，政又自刑以绝踪，其姊非闻而骇且疑，无缘遂如韩市也。既见政尸，而列其名，并为严仲子死，则他无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气矜之隆，可以过贲、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见所亲皮面、抉眼、屠肠，而从容赞美如途人者乎？观太史公所增损，乃知本文之疏且拙也。
盖《国策》本记言之书，中间序事，多者不过数语，而亦未有殊绝者。余少读《燕策荆轲刺秦王》篇，怪其序事类太史公，秦以前无此。及见《刺客传赞》，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称得之公孙季功、董生所口道，则非《国策》之旧文决矣。盖荆轲之事虽奇，而于策则疏。意《国策》本无是文，或以《史记》之文入焉，而削高渐离后事，以事在六国既亡后耳。
《楚世家》载弋者说顷襄王，真战国之文也，而《国策》无之。盖古书遭秦火，杂出于汉世，其本文散轶，与非其所有而误入焉者多矣，不独是篇为然也。
《萧相国世家》所叙实绩仅四事，其定汉家律令及受遗命辅惠帝皆略焉。盖收秦律令图书，举韩信，镇抚关中，三者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其终也，举曹参以自代而无少芥蒂，则至忠体国可见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发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觉之，则于至忠体国之道有伤矣。故终载请上林空地，械系廷尉。明何用诸客之谋，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则别见《曹参》《张苍》传。何之终，惠帝临问而举参，则受遗命不待言矣。盖是二者，于何为顺且易，非万世之功之比也。
《班史》承用是篇，独增汉王谋攻项羽，何谏止，劝入汉中一事。在固亦自谓识其大者，然其事有无未可知。信有之，亦谋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语甚鄙浅，与何传气象规模不类。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以固之才识，犹未足与于此，故韩、柳列数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严矣哉！
太史公于汉兴诸将，皆列数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区区者，不足言也。惟于信，详哉其言之。盖信之战，刘、项之兴亡系焉，且其兵谋足为后世法也。然自井陉而外，阳夏、潍水之迹盖略矣。其击楚破代，亦约举其成功。至定三秦，则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见于他传。盖汉、楚之争，惟定三秦为易，虽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纪韩之战，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败及韩。”乍观之，辞意似不相承，然使战韩之前，具列两国之将佐，三败之时地，则重膇滞壅，其体尚能自举乎？此纪事之文，所以《左》《史》称最也。
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乡利倍义，乃谋畔于天下既集之后乎？其始被诬，以“行县，陈兵出入”耳。终则见绐被缚，斩于宫禁，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其与陈豨辟人挈手之语，孰闻之乎？列侯就第，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诈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信之过，独在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
桑弘羊以心计置均输、平准，阴与民争利，所谓“涂民耳目，几无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连及之。然后推原本始，以为中古而后，嗜欲渐开，势不能闭民欲利之心以返于太古之无事。故其善者，亦不过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诲整齐，犹能导利而上下布之，未闻与民争也。“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谓因之，利道之也。至于教诲整齐，则太公、管仲犹庶几焉。独不及最下者之争，盖其事已具于《平准》矣，故于此书，惟见义于群下。
其称患贫也，极于“百室之君，万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盖不敢斥言也。其称“贤人深谋廊庙”，谓赵绾、王臧之属耳。世有“守信死节”，而志“归于富厚”者乎？特论议朝廷时之軿语耳。“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谓公孙弘、倪宽之属也，故侪之于“攻剽椎埋”、“赵女郑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于“素封”，谓以公卿大夫为“归于富厚”之径涂，转不若素封者之无可丑耳。
其正言断辞，则皆于庶民之货殖者发之。故曰：“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匹夫编户，犹以奸富为羞，况人物所托命，乃不务德，而用心计以与民争？是不终日之计也，果可以涂民之耳目邪？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以及人民谣俗、性质、作业，则以汉兴，海内为一，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两举庶民经业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称农田树畜，乃本富也；后所称贩鬻僦贷，而末富也。上能富国者，太公之教诲，管仲之整齐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赣、白圭是也。计然则杂用富家之术以施于国，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试所长”许之。猗顿以下，则商贾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赣、白圭也。是篇大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
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邪！
子长作《封禅书》，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则曰：“是岁，天子方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又记其言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命也夫！”余少读而疑焉。及读《封禅书》，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禅事”，然后得其意。盖封禅用事虽希旷，其礼仪不可得而详，然以是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莱士”之术，则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长恨群儒不能辨明，为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未尝与此。而所为发愤以死者，盖以天子建汉家之封，接千岁之统，乃重为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从行而辨明其事也。
所记群祀，惟太畤、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于篇末曰“五宽舒之祠”，示太畤、后土二祠而外，皆宽舒成之，而己不与其议也。独其《自序》曰：奉使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则是岁封禅，其父子皆未与明矣。而《封禅书后论》则自谓从行，岂所从者，乃其后五年一修之封与？
子长之言曰：“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难为浅见寡闻者道。”然则读子长之书者，不求其所以云之可乎？
《史记世表》曰“太史公读”者，谓其父也，故于己所称，曰“余读”以别之。其他《书》《传》篇首及中间标以“太史公曰”，则褚少孙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续。
惟是篇“先人有言”，与上不相承，盖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迁之家传也。其父欲论次史记，而迁为太史令，石室金匮之书；其先世世掌天官，而迁改天历，“建于明堂”，则传之辞事毕矣。后篇，则自述作书之指也。“自黄帝始”以上，通论其大体，犹《诗》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数言，犹《诗》之有《小序》也；《本纪》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条也；馀书曰“作”者，己所论载也；总之曰“为太史公书序”者，明是书乃其父之书，而己不敢专也。其《本传》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故序书既终，而特以是揭其义焉。其覆出“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盖举其凡计，缀于篇终，犹《卫霍列传》，特标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耳。自少孙于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壶遂及遭李陵之祸，并增“太史公”三字，〈 （《汉书》十年而遭李陵之祸。）〉遂使《世表》称“太史公读”者，几不辨为何人，而是篇所述，辞指暧昧，不可别白。夫是篇，迁之家传也，故于其父，始称名，而继则以爵易焉。乃复自称爵，以混于其父可乎？此以知为少孙所增易也。
古书篇帙既有伪乱，学者从百世下，凭臆以决之，所恃者，义意有可寻耳。然世士溺于所传旧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
甚哉，《班史》之疏于义法也！太史公序《礼》《乐》，而不条次为书。盖以汉兴，礼仪皆仍秦故，不合圣制，无可陈者。郊庙乐章，并非雅声。故独举《马歌》，藉黯言以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阴贼耳。其称引古昔，皆与汉事相发，无泛设者。
固乃漫原制作之义，则古礼乐及先圣贤之微言，可胜既乎？是以不贯不该，倜然而无所归宿也。其于汉之礼仪则缺焉，而独载《房中》《郊祀》之歌及乐人员数。夫郊庙诗歌，乃固所称体异《雅》《颂》，又不协于锺律者也。既可备著于篇，则叔孙所撰，藏于理官者，胡为不可条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韩、柳、欧、苏、曾、王诸文家叙列古作者，皆不及于固，卓矣哉！非肤学所能识也。
《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韩氏目《春秋》为谨严，故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独著其有关于治乱者。《班史》义法，视子长少漫矣，然尚能识其体要。其传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馀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谨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而其事无传焉。盖不可胜书，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其详焉者，则光之本末，霍氏祸败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后人反是，是以蒙杂暗昧，使治乱贤姧之迹，并昏微而不著也。
是《传》于光事武帝，独著其“出入殿门下，止进不失尺寸”，而性资风采可想见矣。其相昭帝，独著增符玺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国之钧，负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学专汰，则于任宣发之，而证以参乘，则表里具见矣。盖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然尚有未尽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显及禹、山之奢纵，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则可约言以蔽之者也，具详焉，义无所当也。假而子长若退之为之，必有以异此也夫！
此传尤班史所用心。其钩抉幽隐，雕绘众形，信可肩随子长。而备载莽之事与言，则义焉取哉？莽之乱名改作，不必有征于后也。其奸言虽依于典诰，犹唾溺耳，虽用文者无取也。徒以著其晙张为幻，则举其尤者以见义可矣，而喋喋不休以为后人诙嘲之资，何异小说家驳杂之戏乎？汉之朝仪礼器一切阙焉，而具详莽所易职官、地域之号名，不亦舛乎？
冯道事四姓十君，窃位固宠于篡弑武人之朝。其丑行秽言必多矣，欧公无一及焉，而转载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与“当时士无贤愚皆喜为称誉，至拟之于孔子”，是之谓妙远而不测也！
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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