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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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馀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馀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馀。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1]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讳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2]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3]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馀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煚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地亩大小

以近郭为上地，远郊为中地下地，盖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一敷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它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杞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4]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而图之也。唐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弊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草马税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著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史言，宋时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幷冒伪，未尝考按。^[5]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6]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辅，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7]威县^[8]之间，有新河县^[9]地。清河^[10]威县之间有冠县^[11]地。郓城^[12]范县^[13]之间有邹县^[14]地。青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薮奸诲逋，恒必繇之。而甚则有如沈丘^[15]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16]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17]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乖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其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

后魏田制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供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馀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戯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爱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幷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馀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馀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

国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18]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幷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垦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19]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之不均也。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丘濬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20]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二百八十万九千馀，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一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馀。苏州一府七县，^[21]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馀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22]元入中国，初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23]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24]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25]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馀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馀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五万二千八百馀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馀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26]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馀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岁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月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齐，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监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租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于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馀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许。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勚，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若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各处巡抚侍郎，幷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疏，送部磨勘。从之。^[27]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官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𠈁胄。明年置安边所，凡𠈁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张晞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28]而平江之田独多。^[29]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清张瑄田，以供中宫。^[30]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31]管^[32]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33]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34]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35]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雕阿不剌，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锺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馀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馀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馀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36]此固其积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佃。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一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37]于是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38]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得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百年而一变，奈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39]四百馀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繇，则犹其遗祸也。^[40]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固已不可行。^[41]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按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槩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谷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馀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万缗以资国。^[42]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它日大有为之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

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为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43]王弼^[44]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三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未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45]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米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本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幷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46]少者不过一石有馀。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47]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其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48]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幷之徒。^[49]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末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50]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51]遂为后代豫借之始。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出。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桑含穗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未若同光之甚，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

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驱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役徭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馀用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遂废。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弘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势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馀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馀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塩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制，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52]吾乃卖储峙，得二十馀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53]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厐之化，岂难致哉？

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釆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斲雕为朴，意亦可行之会乎！

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馀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时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镕奏：“县在山谷，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

漕程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

行盐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更稻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盐吏多则州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上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锺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注释

1. 宋史刘韐传，鉴湖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　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
2. 洪武初，命三月一次较勘斛斗秤尺。
3. 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者。
4. 解缙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轻重无别，或膏腴而税反轻，或瘠卤而税反重。是则洪武之时，即已如此。
5. 王洙传，洙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州县以均其税。
6. 宦者传。
7. 属真定。
8. 属广平。
9. 属真定。
10. 属广平。
11. 属东昌。
12. 属兖州。
13. 属东昌。
14. 属兖州。
15. 属开封。
16. 属汝宁。
17. 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户不及三千者，皆改为县，改者三十七州。
18. 是时方孝儒，有因其旷土，复古井田之议。
19. 见实录成化四年三月。
20. 据诸职掌。
21. 时未立太仓州。
22. 宋淳祐元年，鲍廉作琴川志曰，国初尽削钱氏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乘递马，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自熙丰更法，崇观多事，靖炎军兴，随时增益。然则宋初之额，尚未至一斗也。
23. 元史耶律楚材传。
24. 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没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减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
25. 王叔英疏，亦言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毙更多，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时已然矣。
26. 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书。
27. 按嘉靖十七年，册长洲县田，犹有七斗以上者，今与民田通均，而犹三斗七升。是此旨当日未尽奉行也。
28. 理宗纪，言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买公田三百五十馀万亩。
29. 似道传，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
30. 元史天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
31. 国珍
32. 明
33. 在上海十九保。　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赐脱脱松江田，为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
34. 又有汪关关满经历田。
35. 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七月，罢江南白云宗总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仁宗纪，至大四年，御史台言，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选役损民，乞追收所受玺书银印，勒还民籍。从之。
36. 实录，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户部奏，直隶松江府没官田，宜准民田例起科，上从之，命各处官田粮俱照此例。
37. 景泰二年十一月庚戌，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　四年五月庚申，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佃。先是正统中，户都会官议，令江南小户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户民田为官田，以备其数。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务使民田量带官田办粮，以甦贫困。但行巡抚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系官豪占据，莫能究竟，其毙仍旧。至是郁复以为言，户部请从其议，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滞者，执治其罪。从之。
38. 惟唐太常鹤征作武进志，极为惋叹。
39. 宋史言，买公田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
40. 宋史谓其毙极多，其租极重，及宋亡遗患犹不息，亮哉斯言！
41. 隋书李德林传，高祖以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德林。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则是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之地价，古人已有之矣。　又考后汉书，谯玄子瑛，奉家钱千万于公孙述以赎父死。及玄卒，天下平定。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敕所在还玄家钱。则知人主以天下为心，固当如此。
42. 宋绍兴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故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43. 宋史，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
44. 成化十一年进士，溧水知县。
45. 元史阎复传，言江南公田租重，宜减以贷贫民。
46. 凡言石者皆以官斛。
47. 时成宗即位。
48. 本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给事中年富，亦有此请。
49. 食货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
50. 田一亩税钱十五。
51. 此与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钱之法不同，彼则当青黄未接之时，贷钱于贫民，而取其息。本谓之常平钱，民间名为青苗钱耳。
52. 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袴。真所谓倮虫者也。
53. 后汉书采入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