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时代/第5节
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有名之英雄，其功成于我，而名亦归于我，则人之知也易；无名之英雄，其功成于己，而名乃归于人，则人之知也难。其于人之善恶也亦然。如逆贼铁良之居心行事，在他人之可否，吾不得而知焉。特自予观之，竟无一非欲制我汉人而亡我汉人者。其居心如是，而行事亦复如是，故不惜处一己于隐微而借他人为傀儡。其下江南也，名则曰“审察官库，清查陋规”。竟与庚子之刚毅无殊，而究其目的，则不在是。虽其时海内志士有起而疑忌者，或书其罪状于报端，或愤其罪状而行刺，然亦不过曰：“敛取东南之财，以供彼族之挥霍”而已。噫！此特彼逆贼罪状之一端耳。予今欲言其余，其如闻者之视为不足重轻何？乃思之又思，觉其余之罪状，实有杀之不足以尽其辜者。予欲不言，予焉得而不言？今请即其罪状之可名者言之：
一、敛民财之宗旨。盖经此次之搜括，则东南各省脂膏竭罄（在上海制造局提款八十万，海关道库提款七十八万，其余各处提去百数十万不等），而学务必不能兴，军务必不能正，饷项必不能裕，游学必不能遣派。此秦始皇焚诗书销兵器之故智也。过此以往，东南之兵备日疏，外侮之来益难抵御，此其大有关系于吾汉族之生死存亡者也。此其罪状一。（节录“警钟报”）
一、练旗兵之作用（名为京旗常备军，系铁良所练）。以汉兵杀汉人，其收效已非一日，然一旦有狡桀者出，则相率而反戈为斗，其祸患将不可测。此练旗兵之视练汉兵，不为有利而无弊乎？汉人若无事，则入此为禁兵，以成内重外轻之势（满酋回京时，由袁世凯派武卫右军入卫。至铁良练成京旗常备军后，则不动色而易之，竟无人知其意者。）；汉人一有事则先以汉兵，不利则继以旗兵。此英人之与印度战，印兵在前，英兵在后之故智也。此练旗兵之所以防家贼，非所以御强邻矣。此其罪状二。
一、解民党之机关。“警钟报”固以民党之机关自命者逆贼前在江南，其一言一动，莫不为“警钟报”所揭出，故其恨“警钟报”也为甚。然究无日不阅此，以求其疑案，以兴大狱，而借以去汉人之耳目焉。卒至今日而始假手于德领事者，亦以此报馆之在租界，非用外人之力，将不足以致伊等于死命。故今日封此报馆之情实，则在来稿之言彼南下敛财之事，特恐此不足以服人心，则正其罪曰：“詈骂皇太后、皇上，有辱国体。”此虽为外人之口实，而要皆出于彼逆贼之所嗾使也。此昔日吕海寰之封“苏报”馆而监邹容、章炳麟以泄己忿之故智也。此其罪状三。
一、侦疆吏之从违。盖以我国士气之盛，未能出于两江两湖之右者也；至彼革命之徒，又未有不聚于长江之流域者也。今欲阻此士气而制彼革命者，则惟疆吏是赖。两湖有张之洞之善为走狗，可以安枕无忧矣。安徽有诚勋，乃家奴耳。所可虑者，江苏之端方，亲等诚勋，而从命反不如张之洞，且多方兴学以智汉人（良在苏因提款事与端方意见不合，铁以练兵为言，端以兴学拒之），非彼族利。乃四顾彼族中，实难得其人，得之其在汉族矣！噫！此何人哉！盖即前日之在湖南杀学生之陆元鼎其人也。于是密语北京政府而对调之，则汉族中之昌言革命者，从此可以绝迹于东南矣！此外人之利用满政府，而奴我人民之故智也。此其罪状四（《天讨》原注：按此所言端方之事与今日不符）。
一为警察之预备。前年满政府与日本政府立汉人不许学警察之约，遂单派满学生四十馀人留东，从铁良、载振之请也。然铁良、载振之所请，又出于良弼之泣求。无良弼，是无满洲矣；无铁良、载振，是无良弼矣！铁良之下江南也，良弼从之，遇所有关系汉族强弱安危之事，良弼为之画策，铁良为之上闻。铁良之回京也，则荐良弼于奕劻，凡练兵处加赋练兵、录用留学生之政策，即良弼强满排汉之政策也。吾知今日铁良与良弼之所冀望者，惟在留东学警察之满学生毕业回国耳。满学生既毕业势回国，则各省之警察权，皆将入其掌握。彼时言论之不能自由，出版之不能自由，思想之不能自由必更甚于今日。虽欲有秘密之会、暴动之事，亦必将为彼警察部所侦发。此俄政府专以为防制无党之故智也。此其罪状五。
以上五者，皆其有名之罪状也。若其无名之罪状，虽不可见，而要皆不外此制我汉人、亡我汉人之政策。逆贼铁良今日不去，吾知那拉在时，彼固不得不专用良弼一人。他日载湉复政，彼必利用康梁辈，以为之保清大，而除革命党，有断然也。后之览者，有同情乎？夫亦可信予言之不诬矣！抑亦可识予见之先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