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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收录于:《四库全书

春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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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之执来仲几,《传》称“归于京师”。来尝不归于王也,不请专执,故虽归王不书耳。自记。定公元年,

凡盟必日之,拔之盟,不日而且不月,又夫子当时之事,非遗失也。无亦非鲁以大夫盟邾君,故去月日以见慢欤?厥后句舞则如常书。自记。定公三年。

阜鼬之盟不日,亦当时事,非遗失也。著众志已涣散,怠于礼而略于事矣。自记。定公四年。

许于夷、叶、白羽、容城凡四迁,皆楚令也。如是,则许几为楚邑矣,前侵楚之役、阜鼬之盟,犹有“许男”何哉?此时楚以吴故,颇不暇于诸侯。许虽迁白羽,犹不敢遵中国之征召,故楚又迁之以自近欤。自记。定公四年。

刘卷之卒,赴不以日也,其本前乎此矣。若是此月卒,来赴往会,周、鲁之间,其事不应同在一月。自记。定公四年。

柏举之战,言救则美在吴,言以助自强雪耻,其美在蔡。自记。定公四年。

“归粟于察”,谷粱子曰.“不盲归之者,专辞也,义迩也。”然则城楚丘、戍虎牢,亦岂义迩乎?盖皆公辞也。《春秋》所深与也,事无远迩,惟其公而已。功迩而德远矣。自记。定公五年。

“于越入吴”,于是楚以秦师败吴,皆不书,非楚不告也,直《春秋》略之耳。盖吴之可贬,在于入郢之日,而不在败也。自记。定公五年。

咸之盟不日不月,我不在焉,故略之。沙之盟同。“沙”、“琐”古盖同音。自记。定公七年。

以“暨齐平”、“及齐平”两处事实考之。“暨齐平”之后,我往莅盟,而齐人不报使;“及齐平”之后,两君好会,而且来返侵田。则“暨”为强彼,而 “及”乃彼我同欲明也。汲汲者,彼比俱汲汲也,暨暨者,彼此供暨暨也,非以一人言也。辰出奔时,佗、驱盖为所牵率也,故曰“暨”。其既则同恶共谋,彼此欲之矣,故及其入萧,则书“及”自记。定公十年。

以时卒时葬者,赴既简略,会亦如之。葬薛襄公是也。自记。定公十二年。

告至则致,成恃境内私邑,而且无功,岂亦告至乎?盖时夫子相鲁君,行必告至,不以近而略其礼。叔孙武叔之毁,疑即在此时。盖谗毁而欲去之,非特无故讥笑也。叔孙毁于内,孟孙据邑阻兵于外,仅一季桓子信之。故孟子、公羊子皆有行焉之言。及其受女乐而无礼于圣人,夫子虽欲不去而不可矣。自记。定公十二年。

蛇渊之筑,比蒲之蒐,皆夫子去鲁后事。自记。定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鲁有事于郊,腊肉不至,夫子去鲁矣。至十四年而无冬,盖伤王道之不成也。则曷不于三年去冬?曰:“其春夫子犹在鲁也。”故于此年去之,王道无成而不终,不犹之天之岁功不究者乎?自记。定公十四年。

孔子去鲁,子贡实从,而“邾子来朝”,子贡有观焉之事。则知夫子在行,弟子盖往来其间。自记。定公十五年。

以“八月,庚辰朔”推之,则葬定姒之日,不应在九月。以为闰九月,则明年四月又有辛巳也。盖实闰九月也,辛巳为闰月之朏,计大校ā,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辛也。自记。定公十五年。

哀公元年,楚入蔡,而仅书“围”吴灭越而削不书,或曰不告也,或曰皆报君父之譬故也。自记。哀公元年。

伐晋之役,以《傅》考之,我师及鲜虞在焉,不书,讳也。《春秋》何厚于晋!百馀年来,冠盖相望于宗周,犹有臣节者晋耳。《春秋》之外楚,为僭王也;内晋,为尊周也。自记。哀公元年。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罪聩也。齐国夏、卫石蔓姑帅师围戚,罪辄也。围宋彭城者,主晋之辞也,善晋义也。围戚者,主卫之词也,诛卫志也。晋义善,则华元无恶矣;卫志恶,则齐夏无善矣。自记。哀公三年。

鲁之桓、僖,晋之文、武,盖皆窃附于祖功宗德之义者。自记。哀坌二年。

称“人”以执诸侯,而诸侯不名而爵,皆下执上之词,深恶执之者也。晋人执虞公,其盛也,执戎蛮子,其衰也,而皆大恶,故以上下之词书之。自记。哀公四年。

茶与奚齐同,而不曰君之子,何也?曰:“君之子者,不与奚齐之为君也,谓其杀世子而立之也。景公者,群公子耳,非申生、奚齐类也。”自记。哀公六年。

归邾子于后,则不讳获于前。正如归济西、谨、阐于后,则不讳取于前也。自记。哀公七毕。

宋灭曹也,而以“人”书,先儒以为罪曹,误矣。《春秋》于诸夏之邦,言灭者,邢、陈、蔡、许是也;不言灭者,纪、虞、号、曹是也。纪与虞、号,先儒以为犹存其祀,安知宋之不存曹祀乎?战国之时,犹有曹交也。自记。哀公八年。

吴不挟陈以叛楚,何用救哉?陈之祸,吴为之也,救庸足多乎!此与楚救郑一耳。盖争诸侯,非救也。季子自言之矣,文定未免穿凿。自记。哀公十年。

凡侵伐之类,多书时而已,如国书伐我之事,为夫子归国之年,非不详其月日可知。下伐齐,则书月者,例凡战必日,不可下有日而上无月也。自记。哀公十一年。

艾陵之战大捷,鲁必告至无疑矣,而经不致者,非削也。是时夫子在鲁,君卿有事必谘焉,子贡、冉有之徒时有论建。盖虽不能遏食吴之役,犹能使知会吴,残与国之不足荣于庙也,而不告欤?故《传》称季孙胜而惧。自记。哀公十一年。

甸甲不足而丘之,丘赋不足而田之。《传》纪季孙使冉有访于仲尼,而夫子之言曰:“行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叙从其薄。如此,则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季氏卒不听,盖冉子与其谋也。鸣鼓之攻,其此时欤。自记。哀公十二年。

先生常举耜卿云:““孟子卒”,《杂记》明明说“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阳公始也”。可见《春秋》据实书,而纷纷以为贬,以为讳,皆未必然。”近是。哀公十二年。

春者,岁始也,麟者,仁兽也,于岁始而仁兽来游,至仁之应也。《春秋》不书秋冬者累累,而此年又止于春,春或书王,或不书王,而此年止书时。盖气序虽有乱时,而生生之心畏在;王道雎不行、而天之所以为天,万古不可变也。自记。公十四年。

五石、六鹊,都谨书甲子,如何《春秋》以获麟终篇,却止书春?又不是远年之事,岂难谘问而得之?此不得谓之无意矣。或者夫子以此开万世之太平,所以《春秋》一书,始于春,终于春也。《公羊传》,人都笑其在年月日时上穿凿,恐怕他有传受下来。哀公十四年。

《春秋》周三家:左氏、公羊、穀梁;唐三家:啖助、级匡、陆淳;宋三家:孙明复、胡安国、张洽。《注疏》,《周礼》第一,《大全》,《春秋》第一。以下论《三傅》。

治《春秋》者,某尝谓宋三家不如唐三家,唐三家不如汉三家,汉三家不如周三家。其实《左》、《公》、《谷》好,而《穀梁》尤好。或云:“《杜注》不免太疏略。”曰:“且宽宽的说在那里好,穿凿就不是。如滕降而书“子”,程子谓是因其后服属于楚。岂有因子孙服属于楚,而先贬其祖宗之理,且终《春秋》不见滕有服属于楚之事,盖因《孟子》“滕,小国也,间于齐、楚”而误耳。文定不安于程手之说,又谓其首朝弑君之贼。不想《春秋》中,弑君之贼尚不贬其爵,而贬朝弑君者,有是理乎?且贬止其身可矣,因这一朝,遂终《春秋》而不复,何也?朱子又不安其说,而从程沙随,谓当时小国之君,因霸主会盟征伐,供亿不来,故自贬其爵。真但滕降子时,会盟之事尚未多有,况隐十一年,膝、薛来朝,方自崛强争长,岂有逾年而即甘自贬之、理?惟杜元凯宽宽一句,说为周所贬。原是。胡文定见程子不从他,便驳云:“如周尚能削人之爵,则《春秋》可以不作矣。”夫吴、楚之僭,齐、晋之横,天子不能问,而所贬者,惟滕、薛、杞诺小国,此《春秋》所以作也。如门祚衰薄之家,纪纲之仆,尾大不掉,惟汲爨下役,朝笞而夕搒之,适足以启轻侮而已。且杞及邾,或贬或封,当时皆请之天子,何独于滕而不能削降耶?载书曰“无有封而不告”。既有封,即有贬矣。至春秋之后,晋之三卿,尚不敢自为诸侯。故《纲目》书曰:“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何春秋之初而不能贬滕耶?如不书即位,《穀梁》所云至精,曰:“书即位,正也;不书即位,故也;继故而书即位,与闻乎故也。”即位是朝见于庙,有许多事,世次相及,自然行正礼。若有篡弑不正之故,则先君不正其终,世子焉得行吉礼?有故而又书即位,是即位之人,亦与乎变故之谋。故意欲掩饰其同谋之罪,反行吉礼,若不知然者。此却终《春秋》都是如此。先儒又都不从,另出一个论头,及难通,又变一个义例,都不是。”

程子谓《公》、《谷》次于《左氏》。今观《公》、《谷》尽有好处,须如朱子之论方平。自记。

左氏非丘明也。左氏若是孔子同时,如何所纪六卿分晋,已是孔子卒后事?古者左史记言,或者以官为氏耶?盖因传《春秋》而附以己之见闻。胡文定于春秋时事不见于经者,明知道是不经赴告,夫子无从而书,又时自忘却,说此事《左传》有之,经何故不书?倒似《左传》即鲁之《春秋》原本,为夫子所据以条者,此最有关系。

《左传》不可不读,其中有许多三代典礼,及二百四十年事迹。又文章古雅,不读,觉得看经益无依傍。《国语》一书,是《左传》未经剪裁锻链者,想从列国随便采来。其中如吴、越迥与他国不同,唯鲁、周差迁,齐一味夸大,晋如今日剧演一般,涂饰点缀。《左傅》则贯串筒链,文采斐然。韩氏评以福蒧,亦确不过。

“孛入北斗”,《左氏》“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宋上公,齐、晋侯伯,皆应北斗之象,为天纪纲也。七者,斗之数。自记。文公十四年。

侵郑之役,盾不与楚遇,而汲汲于还,盖君臣之际,疑贰形矣。盾忧内变之将作,而志不存乎诸侯焉耳。自记。宜公三年。

点、线、面、体,事事离不得。从此点到彼点,便成线,将此线规而圆之,便是圆,四折便是方,三折便是三角,都成面。将此面积厚,便成体,体成则天下之象数备矣。《左传》“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即是点,滋印包线、面、体。“滋”字妙,生生不穷。

鄢陵之筮,似是遇《复》之《朋夷》,其繇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离,南方也,又为目,为戈兵,离明见伤,故曰:“射其元”“中厥目”,而“南国蹙”也。传闻不详,故史失之耳。自记。成公十六年。

襄之十四年,距夫子生时尚九年,而伯玉,夫子友也,奈何此便从大夫与闻国事乎?据《传》崔杼寿亦太多,俱有未可据者。自记。襄公十四年。

伐陈之役,子产不敢深言陈即楚之罪者,郑亦即楚故也,与齐不敢问楚人僭号灭国同意。王道无诸己而非诸人,春秋诸侯,首尾横决,为辞令以相谖而已。虽有敬仲、子产,何所措喙焉?自记。襄公二十五年。

季札观乐,前面都是歌某歌某,后面乃言舞某舞某。盖鲁备六代宫悬,止存舞耳。故《韶箾》亦言舞。夫子至齐始闻《韶》音,所以韩文公以“三月”为“音”字之误。自记。襄公二十九年。

史赵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盖今算马六作∠,亥字下有三∠,而上乃二字。下其二字于旁,则为∥,亦算马也。自记。

贾朱鉏“密州”两字,切音也。莒,夷也,语译而通。自记。襄公三十一年。

“郯子来朝”,时夫子年二十七,鲁礼乐已尽学矣,而又好问好察以广其智。又两年,遂适周而穷文、武之道。自记。昭公十七年。

《左氏》于昭二十二年十二月有“庚戌”是月癸酉朔,乌得有庚戌乎?自记。昭公二十二年。

《公羊传》“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似以祖言,匹者,匹配之匹,祖妣是也。“自外至”,似以神祇言,主者,宾主之主,天祖是也。自记。宣公三年。

敬赢,《公羊》作“顷熊”,音之讹也。自记。宣公八年。

《胡传》误以叔弓为叔孙氏。叔弓盖公弟叔盻之孙。自记。昭公十年。

《大全》惟《春秋》最好。永乐命儒臣纂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只限七个月俱成,故当时只得将现成本子略加改换。《春秋》是用歙人汪克宽所纂,原有条理,所以好。

某平生于《易经》外,一部书不敢动手。大凡著书,有一字不安便不好。朱子不敢注《春秋》,便是为此,其大纲如何不知,不知如何作《纲目》,祇是零碎处不曾透晓得。

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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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提出《学》、《庸》、《语》、《孟》,直是功敝天壤,只少一部《孝经》。《孝经》道理好到至处,朱子疑其有《左传》语,虽未知其言之先后,总当以道理为主。

圣贤著书都是提尖,如《大学》一书,欲成天下之人才,同天下之风俗,非此不可。子思时,已有邪说异端,如讲老庄、刑名之类,于思见得天下道理平平实实,高者空虚得不是,低者又浅俗得不是,祇是“中庸”二字,切近精实,故作此书。至《孝经》,亦是提出大道理的要领来说。天下道理祇是仁义,义又出于仁,义不是冰冷的仁,心之有节制处便是义。道理说到仁,已顶尖了,祇是囫囵说个仁,难道墨子“兼爱”亦算做仁?佛家“慈悲”亦算做仁?仁之道,却要从孝做起。“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极其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五性缺一不可,单拈别的还有病,祇是孔子说仁,断无流弊。仁包四德,是我生最初所得的道理,然犹恐其泛也。《孝经》又专说一“孝”字,更妙。前人多说《孝经》文字浅易,不知圣人说话原不要深,只此己足,世上有一种乡人,止知爱敬其父兄,而恶人、慢人。又一种好虚名者,外事结纳,而内薄骨肉,更是无根。由恶人、慢人一种,便有扬子“为我”一种学问;由不爱亲、不敬亲一种,便有墨子“兼爱”一种学问。异端不过此二事。《孝经》尽是精密,此书纵不是夫子自作,必是曾子之徒所记。生吾者父,由父而祖,而曾,而高,而始祖,以及始祖所自出,非天地而何?非天地与吾为一体而何?所以《太极图》下二圈,一个是天地生人,一个是父母生人。父母,人之小天地也,吾有一事自觉得好,不必问定知父母喜之,祖宗喜之,即天地亦是喜的。我有此身,父母之心在我,天地祖宗之心亦在我,是以呼吸相通。问:“祖宗年代既远,未知尚有魂魄否?至天地,却举目可见,是现在的祖宗。”曰:“祖宗魂魄原在天地,有我他便未亡,我盛他亦盛,我衰他亦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道理不到此,原未完备。孝道不到爱尽天下人,亦不算完得孝道。《中庸》由子臣弟友,说到鬼神之德,大孝达孝,直到郊社、禘尝,说得实实精到。如今说微之显,都说屈实有屈之理,伸实有伸之理,缠来缠去,都是皮肤语。诚印理也,如心有愧怍,面便发赤,人都知其惭恧;心中快活,便有喜悦之色,人都知其得意。此何以故?其羞愧者,必是理上打不过;其喜悦者,必是理上做得顺也。我们诚心果到,祈祷便应,以我有此心,彼亦有比心,故相感。若一有而一无,如何能感?何以能感?此心有此实理也。理便是性,性与祖宗、天地、鬼神一也。有此理,便有此气,便有此象,如何掩得?往日看《中庸》此章,殊如赘疣,今见得如无比章,前面位育,后面不显其德,都无著落。人知此理,便见得暗室屋漏,刻刘有神明临之。自己知得念头不好,便是鬼神察你;自己觉得此事无愧,便是鬼神许你。到得暗室屋漏,不欺神明,尚敢欺天下之人而凌虐之乎?故曰“治国如视诸掌”。”问:“不知当日贾谊与汉文帝说鬼神是如何?”曰:“必说不到此,此理到宋儒才说得明白。”

程朱大段与孔孟若合符节,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若微文碎义,安能处处都不差?若使不差,伊川何以亦有不依明道处?朱子何以亦有不依二程处?盖主于发明道理,不为人也。即朱子于《西书注》,至垂绝犹改,可见他亦不以自己所见为一定不移,何况于人!朱子疑《孝经》,某便不敢从。《孝经》所说道理,实在完全。说孝为“至德要道”,下文“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即解说“至德要道”。五常之性,德也,礼、信、义、智皆统于仁,而仁之最笃处,莫过于孝。这个根剪不断的,极残贼凶暴之人,说到他父母,未有不开心者,所以为“德之本”。惟其为奉,故谓之“至德”。五达道所以为教,知爱父母,自然爱兄弟。因是“长幼有序”,便见得上下尊卑之分,宗祧继嗣之大。四者必赖朋友讲明联络,教都由此而生,所以为“要道”。世上原有只知自己父母当爱敬,而不知别人父母亦当爱敬。又有一种人,不爱敬自己父母,转交结别人。《孝经》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又倒说同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敬别人父母,似无与于己之孝,不知不能及人,便是自己的不足。《诗》云:“孝子不匮”,不匮是取之不穷,用之不竭也。若恶慢于人,毕竟自己之孝有限。程朱极推《西铭》,不知却从《孝经》脱出。如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乾坤,大父母”也。“通于神明”,即“穷神达化,以继志述事”也;“光于四海”即“民胞物与”也。又《易》言天地之心、天地之情,不有性,心、情从何而见?惟《孝经》云:“天地之性”,是最大头脑,他书都未言及。又《孝经》书名便好,是道德顶尖处,故以为经。经非孔子自命也,以其为孔子所言,而人称之为经。至云: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自称《孝经》,则不可信矣。书名如“易”字,《洪范》“范”字,《大学》、《中庸》,皆妙。若“《忠经》”便不是,忠已包在孝内。

前儒谓《西铭》乃《原道》宗祖,吾谓《孝经》又《西铭》宗祖。《西铭》言人皆知孝父母,而不知孝天地。其实如此等去孝天地,就如此等去孝父母,还是比例相同的意思。若《孝经》,则即此便是“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上直下,一以贯之。《孝经》祇是推将去,收将来。初由敬爱父母而推之,欲其尽敬爱天下之人,终必尽敬爱天下之人,而后为敬爱吾父母之尽。如人家在一乡一邑,虽在家中无失意于父母,苟得罪于乡邑,令人辱及父母,便是自己有以致之,即为不敬爱其父母矣。若人人皆敬爱其子,因而归美于亲,咸曰某人生此贤嗣,即是以众人之敬爱,敬爱其父母矣。至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亦是此意。所谓“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好勇斗狠,以危父母”,皆是此段话头的反面。此书开口说“至德要道”,下文“夫孝,德之本也”,即是解“至德”。仁义礼智皆德也,然“元者,善之长”,仁以亲亲为大,仁之实,事亲是也,岂非“至德”乎?“教之所由生也”,即是解“要道”。司徒五教: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何莫非道?然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假如父子不立,他教何从而有?故曰:“教所由生”,岂非“要道”乎?《中庸》曰:“修道以仁”,“亲亲为大”;《孟子》曰:“事亲,事之本包”,亦有此意。然无用此意衍成全书者。此书是生人之本,如何可少?朱手疑其中有《左传》语,然安知非左氏用《孝经》耶?如“元者,善之长”数语,左氏亦有之,可云《易经》袭《左传》乎?此书道理至足,不当于语言文字间疑之。

“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能尽人道也。蜂蚁之君臣,雎鸠之有别,就其一节,虽人有所不及,然而不贵者,所赋止此,不能推之而尽其道。若夫妇之知能,似与禽兽不能大段差别,然却限量他不得。一旦要做圣贤,便能做,你却禁捺他不下。白额虎入市伤三数人,群起而噪之,以为罪大恶极。人杀百虎,曾不以为非,人于此要猛省自己贵重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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