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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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
编辑晋人之执来仲几，《传》称“归于京师”。来尝不归于王也，不请专执，故虽归王不书耳。〈自记。定公元年，〉
凡盟必日之，拔之盟，不日而且不月，又夫子当时之事，非遗失也。无亦非鲁以大夫盟邾君，故去月日以见慢欤？厥后句舞则如常书。〈自记。定公三年。〉
阜鼬之盟不日，亦当时事，非遗失也。著众志已涣散，怠于礼而略于事矣。〈自记。定公四年。〉
许于夷、叶、白羽、容城凡四迁，皆楚令也。如是，则许几为楚邑矣，前侵楚之役、阜鼬之盟，犹有“许男”何哉？此时楚以吴故，颇不暇于诸侯。许虽迁白羽，犹不敢遵中国之征召，故楚又迁之以自近欤。〈自记。定公四年。〉
刘卷之卒，赴不以日也，其本前乎此矣。若是此月卒，来赴往会，周、鲁之间，其事不应同在一月。〈自记。定公四年。〉
柏举之战，言救则美在吴，言以助自强雪耻，其美在蔡。〈自记。定公四年。〉
“归粟于察”，谷粱子曰．“不盲归之者，专辞也，义迩也。”然则城楚丘、戍虎牢，亦岂义迩乎？盖皆公辞也。《春秋》所深与也，事无远迩，惟其公而已。功迩而德远矣。〈自记。定公五年。〉
“于越入吴”，于是楚以秦师败吴，皆不书，非楚不告也，直《春秋》略之耳。盖吴之可贬，在于入郢之日，而不在败也。〈自记。定公五年。〉
咸之盟不日不月，我不在焉，故略之。沙之盟同。“沙”、“琐”古盖同音。〈自记。定公七年。〉
以“暨齐平”、“及齐平”两处事实考之。“暨齐平”之后，我往莅盟，而齐人不报使；“及齐平”之后，两君好会，而且来返侵田。则“暨”为强彼，而 “及”乃彼我同欲明也。汲汲者，彼比俱汲汲也，暨暨者，彼此供暨暨也，非以一人言也。辰出奔时，佗、驱盖为所牵率也，故曰“暨”。其既则同恶共谋，彼此欲之矣，故及其入萧，则书“及”〈自记。定公十年。〉
以时卒时葬者，赴既简略，会亦如之。葬薛襄公是也。〈自记。定公十二年。〉
告至则致，成恃境内私邑，而且无功，岂亦告至乎？盖时夫子相鲁君，行必告至，不以近而略其礼。叔孙武叔之毁，疑即在此时。盖谗毁而欲去之，非特无故讥笑也。叔孙毁于内，孟孙据邑阻兵于外，仅一季桓子信之。故孟子、公羊子皆有行焉之言。及其受女乐而无礼于圣人，夫子虽欲不去而不可矣。〈自记。定公十二年。〉
蛇渊之筑，比蒲之蒐，皆夫子去鲁后事。〈自记。定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鲁有事于郊，腊肉不至，夫子去鲁矣。至十四年而无冬，盖伤王道之不成也。则曷不于三年去冬？曰：“其春夫子犹在鲁也。”故于此年去之，王道无成而不终，不犹之天之岁功不究者乎？〈自记。定公十四年。〉
孔子去鲁，子贡实从，而“邾子来朝”，子贡有观焉之事。则知夫子在行，弟子盖往来其间。〈自记。定公十五年。〉
以“八月，庚辰朔”推之，则葬定姒之日，不应在九月。以为闰九月，则明年四月又有辛巳也。盖实闰九月也，辛巳为闰月之朏，计大校ā，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辛也。〈自记。定公十五年。〉
哀公元年，楚入蔡，而仅书“围”吴灭越而削不书，或曰不告也，或曰皆报君父之譬故也。〈自记。哀公元年。〉
伐晋之役，以《傅》考之，我师及鲜虞在焉，不书，讳也。《春秋》何厚于晋！百馀年来，冠盖相望于宗周，犹有臣节者晋耳。《春秋》之外楚，为僭王也；内晋，为尊周也。〈自记。哀公元年。〉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罪聩也。齐国夏、卫石蔓姑帅师围戚，罪辄也。围宋彭城者，主晋之辞也，善晋义也。围戚者，主卫之词也，诛卫志也。晋义善，则华元无恶矣；卫志恶，则齐夏无善矣。〈自记。哀公三年。〉
鲁之桓、僖，晋之文、武，盖皆窃附于祖功宗德之义者。〈自记。哀坌二年。〉
称“人”以执诸侯，而诸侯不名而爵，皆下执上之词，深恶执之者也。晋人执虞公，其盛也，执戎蛮子，其衰也，而皆大恶，故以上下之词书之。〈自记。哀公四年。〉
茶与奚齐同，而不曰君之子，何也？曰：“君之子者，不与奚齐之为君也，谓其杀世子而立之也。景公者，群公子耳，非申生、奚齐类也。”〈自记。哀公六年。〉
归邾子于后，则不讳获于前。正如归济西、谨、阐于后，则不讳取于前也。〈自记。哀公七毕。〉
宋灭曹也，而以“人”书，先儒以为罪曹，误矣。《春秋》于诸夏之邦，言灭者，邢、陈、蔡、许是也；不言灭者，纪、虞、号、曹是也。纪与虞、号，先儒以为犹存其祀，安知宋之不存曹祀乎？战国之时，犹有曹交也。〈自记。哀公八年。〉
吴不挟陈以叛楚，何用救哉？陈之祸，吴为之也，救庸足多乎！此与楚救郑一耳。盖争诸侯，非救也。季子自言之矣，文定未免穿凿。〈自记。哀公十年。〉
凡侵伐之类，多书时而已，如国书伐我之事，为夫子归国之年，非不详其月日可知。下伐齐，则书月者，例凡战必日，不可下有日而上无月也。〈自记。哀公十一年。〉
艾陵之战大捷，鲁必告至无疑矣，而经不致者，非削也。是时夫子在鲁，君卿有事必谘焉，子贡、冉有之徒时有论建。盖虽不能遏食吴之役，犹能使知会吴，残与国之不足荣于庙也，而不告欤？故《传》称季孙胜而惧。〈自记。哀公十一年。〉
甸甲不足而丘之，丘赋不足而田之。《传》纪季孙使冉有访于仲尼，而夫子之言曰：“行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叙从其薄。如此，则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季氏卒不听，盖冉子与其谋也。鸣鼓之攻，其此时欤。〈自记。哀公十二年。〉
先生常举耜卿云：““孟子卒”，《杂记》明明说“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阳公始也”。可见《春秋》据实书，而纷纷以为贬，以为讳，皆未必然。”近是。〈哀公十二年。〉
春者，岁始也，麟者，仁兽也，于岁始而仁兽来游，至仁之应也。《春秋》不书秋冬者累累，而此年又止于春，春或书王，或不书王，而此年止书时。盖气序虽有乱时，而生生之心畏在；王道雎不行、而天之所以为天，万古不可变也。〈自记。公十四年。〉
五石、六鹊，都谨书甲子，如何《春秋》以获麟终篇，却止书春？又不是远年之事，岂难谘问而得之？此不得谓之无意矣。或者夫子以此开万世之太平，所以《春秋》一书，始于春，终于春也。《公羊传》，人都笑其在年月日时上穿凿，恐怕他有传受下来。〈哀公十四年。〉
《春秋》周三家：左氏、公羊、穀梁；唐三家：啖助、级匡、陆淳；宋三家：孙明复、胡安国、张洽。《注疏》，《周礼》第一，《大全》，《春秋》第一。〈以下论《三傅》。〉
治《春秋》者，某尝谓宋三家不如唐三家，唐三家不如汉三家，汉三家不如周三家。其实《左》、《公》、《谷》好，而《穀梁》尤好。或云：“《杜注》不免太疏略。”曰：“且宽宽的说在那里好，穿凿就不是。如滕降而书“子”，程子谓是因其后服属于楚。岂有因子孙服属于楚，而先贬其祖宗之理，且终《春秋》不见滕有服属于楚之事，盖因《孟子》“滕，小国也，间于齐、楚”而误耳。文定不安于程手之说，又谓其首朝弑君之贼。不想《春秋》中，弑君之贼尚不贬其爵，而贬朝弑君者，有是理乎？且贬止其身可矣，因这一朝，遂终《春秋》而不复，何也？朱子又不安其说，而从程沙随，谓当时小国之君，因霸主会盟征伐，供亿不来，故自贬其爵。真但滕降子时，会盟之事尚未多有，况隐十一年，膝、薛来朝，方自崛强争长，岂有逾年而即甘自贬之、理？惟杜元凯宽宽一句，说为周所贬。原是。胡文定见程子不从他，便驳云：“如周尚能削人之爵，则《春秋》可以不作矣。”夫吴、楚之僭，齐、晋之横，天子不能问，而所贬者，惟滕、薛、杞诺小国，此《春秋》所以作也。如门祚衰薄之家，纪纲之仆，尾大不掉，惟汲爨下役，朝笞而夕搒之，适足以启轻侮而已。且杞及邾，或贬或封，当时皆请之天子，何独于滕而不能削降耶？载书曰“无有封而不告”。既有封，即有贬矣。至春秋之后，晋之三卿，尚不敢自为诸侯。故《纲目》书曰：“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何春秋之初而不能贬滕耶？如不书即位，《穀梁》所云至精，曰：“书即位，正也；不书即位，故也；继故而书即位，与闻乎故也。”即位是朝见于庙，有许多事，世次相及，自然行正礼。若有篡弑不正之故，则先君不正其终，世子焉得行吉礼？有故而又书即位，是即位之人，亦与乎变故之谋。故意欲掩饰其同谋之罪，反行吉礼，若不知然者。此却终《春秋》都是如此。先儒又都不从，另出一个论头，及难通，又变一个义例，都不是。”
程子谓《公》、《谷》次于《左氏》。今观《公》、《谷》尽有好处，须如朱子之论方平。〈自记。〉
左氏非丘明也。左氏若是孔子同时，如何所纪六卿分晋，已是孔子卒后事？古者左史记言，或者以官为氏耶？盖因传《春秋》而附以己之见闻。胡文定于春秋时事不见于经者，明知道是不经赴告，夫子无从而书，又时自忘却，说此事《左传》有之，经何故不书？倒似《左传》即鲁之《春秋》原本，为夫子所据以条者，此最有关系。
《左传》不可不读，其中有许多三代典礼，及二百四十年事迹。又文章古雅，不读，觉得看经益无依傍。《国语》一书，是《左传》未经剪裁锻链者，想从列国随便采来。其中如吴、越迥与他国不同，唯鲁、周差迁，齐一味夸大，晋如今日剧演一般，涂饰点缀。《左傅》则贯串筒链，文采斐然。韩氏评以福蒧，亦确不过。
“孛入北斗”，《左氏》“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宋上公，齐、晋侯伯，皆应北斗之象，为天纪纲也。七者，斗之数。〈自记。文公十四年。〉
侵郑之役，盾不与楚遇，而汲汲于还，盖君臣之际，疑贰形矣。盾忧内变之将作，而志不存乎诸侯焉耳。〈自记。宜公三年。〉
点、线、面、体，事事离不得。从此点到彼点，便成线，将此线规而圆之，便是圆，四折便是方，三折便是三角，都成面。将此面积厚，便成体，体成则天下之象数备矣。《左传》“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即是点，滋印包线、面、体。“滋”字妙，生生不穷。
鄢陵之筮，似是遇《复》之《朋夷》，其繇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离，南方也，又为目，为戈兵，离明见伤，故曰：“射其元”“中厥目”，而“南国蹙”也。传闻不详，故史失之耳。〈自记。成公十六年。〉
襄之十四年，距夫子生时尚九年，而伯玉，夫子友也，奈何此便从大夫与闻国事乎？据《传》崔杼寿亦太多，俱有未可据者。〈自记。襄公十四年。〉
伐陈之役，子产不敢深言陈即楚之罪者，郑亦即楚故也，与齐不敢问楚人僭号灭国同意。王道无诸己而非诸人，春秋诸侯，首尾横决，为辞令以相谖而已。虽有敬仲、子产，何所措喙焉？〈自记。襄公二十五年。〉
季札观乐，前面都是歌某歌某，后面乃言舞某舞某。盖鲁备六代宫悬，止存舞耳。故《韶箾》亦言舞。夫子至齐始闻《韶》音，所以韩文公以“三月”为“音”字之误。〈自记。襄公二十九年。〉
史赵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盖今算马六作∠，亥字下有三∠，而上乃二字。下其二字于旁，则为∥，亦算马也。〈自记。〉
贾朱鉏“密州”两字，切音也。莒，夷也，语译而通。〈自记。襄公三十一年。〉
“郯子来朝”，时夫子年二十七，鲁礼乐已尽学矣，而又好问好察以广其智。又两年，遂适周而穷文、武之道。〈自记。昭公十七年。〉
《左氏》于昭二十二年十二月有“庚戌”是月癸酉朔，乌得有庚戌乎？〈自记。昭公二十二年。〉
《公羊传》“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似以祖言，匹者，匹配之匹，祖妣是也。“自外至”，似以神祇言，主者，宾主之主，天祖是也。〈自记。宣公三年。〉
敬赢，《公羊》作“顷熊”，音之讹也。〈自记。宣公八年。〉
《胡传》误以叔弓为叔孙氏。叔弓盖公弟叔盻之孙。〈自记。昭公十年。〉
《大全》惟《春秋》最好。永乐命儒臣纂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只限七个月俱成，故当时只得将现成本子略加改换。《春秋》是用歙人汪克宽所纂，原有条理，所以好。
某平生于《易经》外，一部书不敢动手。大凡著书，有一字不安便不好。朱子不敢注《春秋》，便是为此，其大纲如何不知，不知如何作《纲目》，祇是零碎处不曾透晓得。
孝经
编辑程朱提出《学》、《庸》、《语》、《孟》，直是功敝天壤，只少一部《孝经》。《孝经》道理好到至处，朱子疑其有《左传》语，虽未知其言之先后，总当以道理为主。
圣贤著书都是提尖，如《大学》一书，欲成天下之人才，同天下之风俗，非此不可。子思时，已有邪说异端，如讲老庄、刑名之类，于思见得天下道理平平实实，高者空虚得不是，低者又浅俗得不是，祇是“中庸”二字，切近精实，故作此书。至《孝经》，亦是提出大道理的要领来说。天下道理祇是仁义，义又出于仁，义不是冰冷的仁，心之有节制处便是义。道理说到仁，已顶尖了，祇是囫囵说个仁，难道墨子“兼爱”亦算做仁？佛家“慈悲”亦算做仁？仁之道，却要从孝做起。“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极其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五性缺一不可，单拈别的还有病，祇是孔子说仁，断无流弊。仁包四德，是我生最初所得的道理，然犹恐其泛也。《孝经》又专说一“孝”字，更妙。前人多说《孝经》文字浅易，不知圣人说话原不要深，只此己足，世上有一种乡人，止知爱敬其父兄，而恶人、慢人。又一种好虚名者，外事结纳，而内薄骨肉，更是无根。由恶人、慢人一种，便有扬子“为我”一种学问；由不爱亲、不敬亲一种，便有墨子“兼爱”一种学问。异端不过此二事。《孝经》尽是精密，此书纵不是夫子自作，必是曾子之徒所记。生吾者父，由父而祖，而曾，而高，而始祖，以及始祖所自出，非天地而何？非天地与吾为一体而何？所以《太极图》下二圈，一个是天地生人，一个是父母生人。父母，人之小天地也，吾有一事自觉得好，不必问定知父母喜之，祖宗喜之，即天地亦是喜的。我有此身，父母之心在我，天地祖宗之心亦在我，是以呼吸相通。问：“祖宗年代既远，未知尚有魂魄否？至天地，却举目可见，是现在的祖宗。”曰：“祖宗魂魄原在天地，有我他便未亡，我盛他亦盛，我衰他亦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道理不到此，原未完备。孝道不到爱尽天下人，亦不算完得孝道。《中庸》由子臣弟友，说到鬼神之德，大孝达孝，直到郊社、禘尝，说得实实精到。如今说微之显，都说屈实有屈之理，伸实有伸之理，缠来缠去，都是皮肤语。诚印理也，如心有愧怍，面便发赤，人都知其惭恧；心中快活，便有喜悦之色，人都知其得意。此何以故？其羞愧者，必是理上打不过；其喜悦者，必是理上做得顺也。我们诚心果到，祈祷便应，以我有此心，彼亦有比心，故相感。若一有而一无，如何能感？何以能感？此心有此实理也。理便是性，性与祖宗、天地、鬼神一也。有此理，便有此气，便有此象，如何掩得？往日看《中庸》此章，殊如赘疣，今见得如无比章，前面位育，后面不显其德，都无著落。人知此理，便见得暗室屋漏，刻刘有神明临之。自己知得念头不好，便是鬼神察你；自己觉得此事无愧，便是鬼神许你。到得暗室屋漏，不欺神明，尚敢欺天下之人而凌虐之乎？故曰“治国如视诸掌”。”问：“不知当日贾谊与汉文帝说鬼神是如何？”曰：“必说不到此，此理到宋儒才说得明白。”
程朱大段与孔孟若合符节，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若微文碎义，安能处处都不差？若使不差，伊川何以亦有不依明道处？朱子何以亦有不依二程处？盖主于发明道理，不为人也。即朱子于《西书注》，至垂绝犹改，可见他亦不以自己所见为一定不移，何况于人！朱子疑《孝经》，某便不敢从。《孝经》所说道理，实在完全。说孝为“至德要道”，下文“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即解说“至德要道”。五常之性，德也，礼、信、义、智皆统于仁，而仁之最笃处，莫过于孝。这个根剪不断的，极残贼凶暴之人，说到他父母，未有不开心者，所以为“德之本”。惟其为奉，故谓之“至德”。五达道所以为教，知爱父母，自然爱兄弟。因是“长幼有序”，便见得上下尊卑之分，宗祧继嗣之大。四者必赖朋友讲明联络，教都由此而生，所以为“要道”。世上原有只知自己父母当爱敬，而不知别人父母亦当爱敬。又有一种人，不爱敬自己父母，转交结别人。《孝经》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又倒说同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敬别人父母，似无与于己之孝，不知不能及人，便是自己的不足。《诗》云：“孝子不匮”，不匮是取之不穷，用之不竭也。若恶慢于人，毕竟自己之孝有限。程朱极推《西铭》，不知却从《孝经》脱出。如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乾坤，大父母”也。“通于神明”，即“穷神达化，以继志述事”也；“光于四海”即“民胞物与”也。又《易》言天地之心、天地之情，不有性，心、情从何而见？惟《孝经》云：“天地之性”，是最大头脑，他书都未言及。又《孝经》书名便好，是道德顶尖处，故以为经。经非孔子自命也，以其为孔子所言，而人称之为经。至云：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自称《孝经》，则不可信矣。书名如“易”字，《洪范》“范”字，《大学》、《中庸》，皆妙。若“《忠经》”便不是，忠已包在孝内。
前儒谓《西铭》乃《原道》宗祖，吾谓《孝经》又《西铭》宗祖。《西铭》言人皆知孝父母，而不知孝天地。其实如此等去孝天地，就如此等去孝父母，还是比例相同的意思。若《孝经》，则即此便是“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上直下，一以贯之。《孝经》祇是推将去，收将来。初由敬爱父母而推之，欲其尽敬爱天下之人，终必尽敬爱天下之人，而后为敬爱吾父母之尽。如人家在一乡一邑，虽在家中无失意于父母，苟得罪于乡邑，令人辱及父母，便是自己有以致之，即为不敬爱其父母矣。若人人皆敬爱其子，因而归美于亲，咸曰某人生此贤嗣，即是以众人之敬爱，敬爱其父母矣。至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亦是此意。所谓“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好勇斗狠，以危父母”，皆是此段话头的反面。此书开口说“至德要道”，下文“夫孝，德之本也”，即是解“至德”。仁义礼智皆德也，然“元者，善之长”，仁以亲亲为大，仁之实，事亲是也，岂非“至德”乎？“教之所由生也”，即是解“要道”。司徒五教：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何莫非道？然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假如父子不立，他教何从而有？故曰：“教所由生”，岂非“要道”乎？《中庸》曰：“修道以仁”，“亲亲为大”；《孟子》曰：“事亲，事之本包”，亦有此意。然无用此意衍成全书者。此书是生人之本，如何可少？朱手疑其中有《左传》语，然安知非左氏用《孝经》耶？如“元者，善之长”数语，左氏亦有之，可云《易经》袭《左传》乎？此书道理至足，不当于语言文字间疑之。
“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能尽人道也。蜂蚁之君臣，雎鸠之有别，就其一节，虽人有所不及，然而不贵者，所赋止此，不能推之而尽其道。若夫妇之知能，似与禽兽不能大段差别，然却限量他不得。一旦要做圣贤，便能做，你却禁捺他不下。白额虎入市伤三数人，群起而噪之，以为罪大恶极。人杀百虎，曾不以为非，人于此要猛省自己贵重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