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部传经名儒列传二十四

宋六

胡安国

按《宋史儒林胡安国传》：“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震文及颍川靳裁之为师。裁之与论经史大义，深奇重之。三试于礼部，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初，廷试，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职以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时发策，大要崇复熙宁、元丰之制。安国推明” 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哲宗命再读之，注听称善者数四，亲擢为第三。为太学博士，足不蹑权门。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二人老不行，安国请命之官，以劝为学者。《零陵簿》称二人党人范纯仁客，而流人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素恶安国与己异，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无验，安国竟除名。未几，簿以他罪扺法，台臣直前事，复安国元官。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提举成都学事。二年，丁内艰，移江东。父没终丧，谓子弟曰：“吾昔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锺，将何所施？” 遂称疾不仕。筑室墓傍，耕种取给，盖将终身焉。宣和末，李弥大、吴敏、谭世𪟝合荐，除屯田郎，辞。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辞。除起居郎，又辞。朝旨屡趣行，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方午，钦宗亟召见，安国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万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愿擢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虚怀访问，阐发独智。”又言：“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视朝半年矣，而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觎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乞访大臣，各令展尽底蕴，画一具进。先宣示台谏，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绌，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驳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议于朝，断自宸衷，按为国论，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可冀中兴。”钦宗曰：“比留词掖相待，己命召卿试矣。”语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见安国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曰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安国意窥经筵，不宜召试。钦宗不答。安国屡辞，南仲又言安国不臣。钦宗问其状，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钦宗曰：“渠自以病辞，初非有向背也。” 每臣僚登对，钦宗即问：“识胡安国否？”中丞许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实鲜。”钦宗叹息，遣中书舍人晁说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彊留。”既试，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台谏论其稽命不恭，宜从黜削。疏奏不下，安国乃就职。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谓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为去就，怀奸徇私。并黜之。安国言：“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徇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载诸词命。”不报。叶梦得知应天府，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奉祠。安国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家财没入，已无蔡氏矣。则向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材见弃者众，党论何时而弭！”乃除梦得小郡。中书侍郎何栗建议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以卫王室，捍彊敌。安国言：“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权恐太重，万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见今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属守将应援，则一举两得矣。”寻以赵野总北道。安国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如安国言。李纲罢，中书舍人刘玨行词，谓纲勇于报国，数至败衄。吏部侍郎冯澥言玨为纲游说，玨坐贬。安国封还词头，以为：“侍从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今台谏未有缄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职。此路若开，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恶胁持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栗从而挤之，诏与郡。栗以安国素苦足疾，而海门地卑湿，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国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国曰：“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安国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为郎，在城中，客或忧之，安国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敌围益急，钦宗亟召安国及许景衡，诏竟不达。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安国言：“昨因缴奏，偏触权贵。今陛下将建中兴，而政事弛张，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职守，必以妄发干犯典刑。”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绍兴元年，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论建都》谓宜定都建康，以比关中、河内为兴复之基。《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论立志》谓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祇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论“正心”谓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愿选正臣多闻识、有志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日夕讨论，以宅厥心。“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彊弱，将帅之勇怯，系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愿彊于为善，益新厥德。使信于诸夏，闻“于夷狄者，无曲可议，则至刚可以塞两间，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国尝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 “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命校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时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闱，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 “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馀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五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韩氏。仍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安国彊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撄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子发学《易》二十年，此事当素定矣。世间惟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过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他无所许可。后见安国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良佐尝语人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宫，安国谓： “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馀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安国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学道，乃不复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子：寅、宏、宁。

胡寅

按《宋史儒林胡安国传》：“寅字明仲，安国弟之子也。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其上有杂木，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有以移其心’。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馀，寅悉成诵，不遗一卷。游辟雍，中宣和进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栗荐，召除秘书” 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受学。迁司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鼎迯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言者劾其离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枢密使张浚荐为驾部郎官，寻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诏议移跸之所，寅上书曰： “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出师河北，二圣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入关陕，漫不捍御，盗贼横溃，莫敢谁何，元元无辜，百万涂地。方且制造文物，讲行郊报，自谓中兴。金人乘虚，直𢭏行在，匹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一向畏缩远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克复旧物者，莫不本于愤耻恨怒，不能报怨，终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阙绝之后，固陋以为荣，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黄潜善与汪伯彦方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曾不思宗庙则草莽湮之，陵阙”则畚锸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可胜罪乎！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圣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致于今德义不孚，号令不行，刑罚不威，爵赏不劝。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一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恐非为自全之计。愿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虚其祸。金人逆天乱伦，朕义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寝荒残，罪乃在予，无所迯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决意讲武，戎衣临阵，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武勇，必云合响应。陛下凡所欲为，莫不如志，其与退保吴越，岂可同年而语哉！”自古中国彊盛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扫灭，极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彊陵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凶顽之粘罕，岂有是理哉！今日图复中兴之策，莫大于罢绝和议，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圣？”反复计之，所谓乞和，决无可成之理。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欲不变之，在于务实效，去虚文。治兵择将，誓戡大憝者，孝悌之实也；遣使乞和，冀幸万一者，虚文也；屈己求贤，信用群策者，求贤之实也；外示礼貌，不用其言者，虚文也；“不惟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 者，纳谏之实也。和颜泛受，内恶切直者，虚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结约以诚信者，任将之实也。亲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虚文也；汰疲弱，择壮勇，足其衣食，申明阶级，以变其骄悍之习者，治军之实也。教习儿戏，纪律荡然者，虚文也。“遴选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奸赃，广行宽恤者，爱民之实也；军须戎具，征求取办，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虚文也。若夫保宗庙陵寝，土地人民，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则为中兴之实政也。陵庙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为血为肉”，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则为今日虚文。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房，雉扇金炉，夹侍两陛，仗马卫兵，俨分仪式。赞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昼夜厉兵，跨河越岱，电扫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践衡霍之意。吾方拥虚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势不两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著则斥，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故其成当世 “之功，贻后人之辅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则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日远而销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圣屈辱，羿、莽擅朝，仗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此浮华轻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称中兴者，曰“拨乱世，反之正”，今之乱亦云甚矣，其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陵迟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泽一老从官耳，犹能推诚感动群贼，北连怀、卫，同迎二圣，克期密应者无虑数十万人。何况陛下身为子弟，欲北向而有为，将见举四海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扫除妖沴，远迓父兄，称宋中兴。其与惕息遁藏、蹈危负耻如今日，岂不天地相绝哉！”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除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观。二年五月，诏内外官各言省费、裕国、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应诏，曰修政事、备边陲、治军旅、用人才、除盗贼、信赏罚、理财用、核名实、屏谀“佞，去奸慝。”疏上，不报。寻命知永州。绍兴四年十二月，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时议遣使入云中，寅上疏言：“女真惊动陵寝，残毁宗庙，劫质二圣，乃吾国之大仇也。顷者误国之臣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见邪言，渐图恢复，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见效。今无故蹈庸臣之辙，忘复仇之义，陈自辱之辞，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若谓不少贬屈如二圣何？则自丁未以至甲寅，所为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圣之所在者谁欤？闻二圣之声音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而息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继失险矣。夫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圣，所惧在劫质，所畏在用兵，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谓自是必改图矣，何为复出此谬计邪？当今之事，莫大于金人之怨。欲报此怨，必殄此仇。用复仇之议，而不用讲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后二圣“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职举矣。苟为不然，彼或愿与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圣意直以世仇无可通之义，寝罢使命。”高宗嘉纳云：胡寅论使事，词旨剀切，深得献纳论思之体。召至都堂谕旨，仍降诏奖谕。既而右仆射张浚自江上还，奏遣使为兵家机权，竟反前旨。寅复奏疏言：“今日大计，只合明复仇之义，用贤修德，息兵训民，以图北向。傥或未可，则坚守待时。若夫二三其德，无一定之论，必不能有所立。”寅既与浚异，遂乞便郡就养。始，寅上言：“近年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词，未免玩人丧德之失。乞命词臣，以饰情相悦、含怒相訾为戒。”故寅所撰词多诰诫。于是妒忌者众。朝廷辨宣仁圣烈之诬，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进。除徽猷阁待制、知邵州，辞，改集英殿修撰，复以待制改知严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上疏言：“《礼》，仇不复则服不除。愿降诏旨，服丧三年，衣墨临戎，以化天下。”寻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免丧。时秦桧当国，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俄乞致仕，遂归衡州。桧既忌寅，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谏通邻好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桧死，诏自便，寻复其官。绍兴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节豪迈，初擢第，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许。始安国颇重秦桧之大节，及桧擅国，寅遂与之绝。新州谪命下，即日就道。在谪所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及《论语详说》皆行于世。其为文根著义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胡宏

按《宋史儒林胡安国传》：“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优游衡山下馀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师事之。绍兴间上书，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谓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乡，若为知其体乎？有所不察，则不知矣。有所顾虑，有所畏惧，则虽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 所大忧也。夫敌国据形胜之地，逆臣僭位于中原，牧马骎骎，欲争天下，臣不是惧，而以良心为大忧者，盖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万事，统摄亿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于虑，便嬖智巧不陈于前，妃嫔佳丽不幸于左右时矣。陛下试于此时沉思“静虑，方今之世，当陛下之身，事孰为大乎？孰为急乎？必有歉然而馁，

恻然而痛，坐起徬徨，不能自安者，则良心可察，而臣

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为天子，瞽叟以匹夫为天子，

父，受天下之养，岂不足于穷约哉？而瞽叟犹不悦。自常情观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忧之举，天下之大，无足以解忧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几三十年。钦宗皇帝生于深宫，享乘舆之次，以至为帝。一旦劫于仇敌，远适穷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饮食失膳夫之味，居处失宫殿之安，妃嫔之好，动无威严，辛苦垫隘。其愿陛下加兵敌国，心目睽睽，犹饥渴之于饮食，庶几一得生还。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欢若平生，引领东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贱，念此痛心，当食则嗌，未尝不投箸而起，思欲有为，况陛下当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对扬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仇敌。陛下自念以此事亲，于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谋浅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贪图宠荣，皆为身谋尔。陛下乃信之，以为必”持，是可以 “进抚中原，展省陵庙，来归两宫，亦何误邪？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顾虑畏惧忘之不敢以为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张胆，显为负叛者；有协赞乱贼，为之羽翰者；有依随两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顾虑畏惧，宽之不敢以为讨。守此“不改，是祖宗之灵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父兄之身终天困辱，而求归之望绝也，中原士民没身涂炭，无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轻用己私，纷更法令，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祐，使我国家君臣夫妇之间，顿生疵疠，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遂使敌国外横，盗贼内讧，王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嚣嚣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若犹习于因循，惮于更变，亡三纲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势诱下，下以智术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核，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纪由此不修。天下万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将何以异于先朝求救祸乱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来，中正邪佞，更进数退，无坚定不易之诚。然陈东以直谏死于前，马伸以正论死于后，而未闻诛一奸邪，黜一谀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奸邪之难也？此虽当时辅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亿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辅助，而令奸邪得而杀之，于谁责而可乎？臣窃痛心，伤陛下威权之不在己也。”高闶为国子司业，请幸太学。宏见其表，作书责之曰：“太学明人伦之所在也。昔楚怀王不返，楚人怜之，如悲亲戚。盖忿秦之以彊力诈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胜于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于彊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为大恩乎？昔宋公为楚所执，及楚子释” 之，孔子笔削《春秋》，乃曰：“诸侯盟于薄，释宋公”，不许楚人制中国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金人，此中华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为大恩乎？晋朝废太后，董养游大学，升堂叹曰：“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则引远而去。今阁下目睹忘仇灭理，北面敌国以苟“宴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又为之词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秦桧当国，贻书其兄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宁作书，止叙契好而已。宏书辞甚厉，人问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辞，卒于家。著书曰《知言》，张栻谓其言约义精，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

胡宁

按《宋史儒休胡安国传》：“宁字和仲，以荫补官。秦桧当国，召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秦熹知枢密院事，桧问宁曰：‘熹近除外议云何’？宁曰：‘外议以为相公必不为蔡京之所为也’。迁太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宁父兄故召用，及寅与桧忤，乃出宁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观，卒。”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宁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云。

陈亮

按《宋史儒林陈亮传》：“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 遂受而尽心焉。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馀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馀，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 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霸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馀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返，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忽。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纠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政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

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

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

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雎，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脧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勤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彊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馀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通变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藉天下之兵以为彊，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葺。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馀，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馀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扺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馀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馀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馀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彊，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馀，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居民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 “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鹫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彊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彊，不知何者谓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不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时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又上书曰：“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十六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二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 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馀，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 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馀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馀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馀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 “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馀，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傥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业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 “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馀，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郑樵

按《宋史儒林郑樵传》：“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辨论。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馀人”，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邪？”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漈先生。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林霆

按《宋史儒林郑樵传》：“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林光朝尝师事之。聚书数千卷，皆自雠校，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李道传

按《宋史儒林李道传传》：“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 使杨辅，谕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迁秘书省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以语侵道传，道传不为动。兼权考功郎官，迁著作郎。时薛拯、胡矩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馀人，胥吏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馀人，释狱之滥系者二百馀人，弛负钱一十馀万缗。夏大旱，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推剥，皆切中时病。”遂条上荒政，朝廷多从之。与漕臣真德秀振饥，道传分池、宣、徽三州，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摄宣州守，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翕然应命，人蒙其利。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挟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乞远之。道传上疏力辨，岘坐免。会胡矩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引疾乞去，不许。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遂入对。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侍从、台谏阙失，尽言无所讳，帝不以为忤。除兵部郎官，辞未就。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笃于践履，气节卓然，于经史未有论著，曰“学未至不敢”；于诗文未尝苟作，曰“学未至不暇。” 一日以疾谒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其用功慎独如此。居官以惠利为本，振荒遗爱，江东人久而思焉。三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为《心传》后。

程迥

按《宋史儒林程迥传》：“迥字可久，应天府宁陵人，家于沙随。靖康之乱，徙绍兴之馀姚。年十五，丁内外艰，孤贫飘泊，无以自振。二十馀始知读书。时乱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迥得以考德问业焉。登隆兴元年进士第，历扬州泰兴尉、训武郎。杨大烈有田十顷，死而妻女存。俄有讼其妻非正室者，官没其赀，且追十” 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诿迥，迥曰：“大烈死，赀产当归其女，女死当归所生母可也。”调饶州德兴丞。盗入县民齐匊家，平素所不快者皆𦊰絓，逮狱州属。迥决禁囚，辨其冤者，纵遣之。匊讼不已，会获盗宁国，匊犹讼还所纵之人，迥曰：“盗既获矣，再令追捕，或死于道路，使其骨肉何依，岂审冤之道哉？”唐肃宗时，县有程氏女，其父兄为盗所杀，因掠女去，隐忍十馀年，手刃尽诛其党，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复仇之义，颂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兴府进贤县，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决陈长年辄私

卖田，其从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鱼氏年七十，坐狱

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阕日理为己分，令天下

郡县视此为法。迥为议曰：“天下之人孰无母慈？子若孙宜定省温凊，不宜有私财也。在律，别籍者有禁，异财者有禁。当报牒之初，县令杖而遣之，使听命于其母可矣，何稽滞遍愬有司，而达于登闻院乎？《春秋谷梁传》注曰：‘臣无讼君之道，为卫侯郑与元咺发论也。夫诸’”侯之于命大夫犹若此，子孙之于母，乃使坐狱以对吏，爱其亲者闻之不觉泣涕之横集也。按《令文》： “分财产”，谓祖父母、父母服阕已前所有者。然则母在，子孙不得有私财。借使其母一朝尽费，其子孙亦不得违教令也。既使归于其母，其日前所费，乃卑幼辄用尊长物，法须五年尊长告乃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开他日争讼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孙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师帅，政教之所由出，诚宜正守令不职之愆，与子孙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为人母者。”民饥，府檄有愬闭籴及粜与商贾者，迥即论报之曰：“力田之人，细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于税赋，是以出粜，非上户也。县境不出货宝，苟不与外人交易，输官之钱，何由而得？今彊者群聚，胁持取钱，殴伤人者甚众，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论再三，见从乃已。县大水，亡稻麦，郡蠲租税至薄，迥白于府曰：“是驱民流徙耳，赋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犹曰：渡江后来未尝全放，恐户部不从。迥力论之曰：“唐人损七则租庸调俱免，今损十矣，夏税役钱不免，是犹用其二也，不可谓宽。”议乃息。境内有妇人，佣身纺绩舂簸，以养其姑，姑感妇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额仰天而祝之。其子为人牧牛，亦干饭以饷祖母。迥廉得之，为纪其事，白于郡，郡给以钱粟。调信州上饶县，岁纳租数万石，旧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绝之。尝曰：“令与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敛虐民，鬼神其无知乎？”州郡督索经总钱甚急，迥曰：“斯钱古之除陌之类，今其类乃三倍正赋，民何以堪？”反复言之，当路奉祠，寓居番阳之萧寺。程祥者，从伯父待制昌禹来居番阳。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继亡，祥妻度氏，犹质卖奁具以抚育孤子。久之，罄竭。濒死，邻家皆莫识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儿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抚其子，岂不负良人乎？”终辞焉。或为迥言其事，迥走告于郡守，月给之钱粟。迥居官临之以庄，政宽而明，令简而信。绥彊抚弱，导以恩义，积年仇讼，一语解去。猾吏奸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诈以革。暇则宾礼贤士，从容尽欢，进其子弟之秀者，与之均礼，为之陈说《诗》《书》，质问疑难者，不问蚤暮。势位不得以交私，祠庙非典祀不谒，隐德潜善，无问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励风俗。或周其穷厄，俾全节行。听决狱讼，期于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为苟止。贵溪民伪作吴渐名，诬愬县令石邦彦，迥言“匿名” 书不当受，转运使不谓然，遂兴大狱，庾死者十有四人。及闻省寺讫，报如迥言。迥尝授经学于昆山王葆、嘉禾闻人茂德、严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春秋传显微例目》，《论语传》《孟子章句》《文史评》《经史说》诸论辨、《太元补赞》《户口田制》《贡赋书》《乾道振济录》《医经正本书》，条具《乾道新书》《度量权》《三器图义》《四声韵》《淳熙杂志》《南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书告迥子绚曰：“敬惟先德，博闻至行，追配古人，释经订史，开悟后学，当世之务。又所通该，非独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试，而奄弃盛时，此有志之士所为悼叹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书满家，足以传世，是亦足以不朽。”绚以致仕恩调巴陵尉，摄邑事，能理冤狱。孙仲熊亦有名。

刘清之

按《宋史儒林刘清之传》：“清之，字子澄，临江人，受业于兄靖之，甘贫力学，博极书传。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调袁州宜春县主簿，未上，丁父忧。服除，改建德县主簿。请于州，俾民自实其户，由是赋役平，争讼息。调万安县丞，时江右大祲，郡檄视旱，徒步阡陌，亲与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实。州议减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过三十里内耳，外乡远民，势岂能来？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馁死者。今有粟之家，闭不肯粜，实窥伺攘夺者众也。在我有政，则大家得钱，细民得米，两适其便’。”乃请均境内之地为八，俾有粟者分振其乡，官为主之，规画防闲，民甚赖之。帅龚茂良以《救荒实迹》闻于朝，又偕诸公荐之。发运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县畸零之赋，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谓曰：“侍郎因子言，谓子爱民特立，将荐子矣，其以阀阅来。”清之贻之以书曰：“所谓赢资者，皆州县侵刻于民，法所当禁。纵有赢资，是所谓羡馀也。献之自下而诏止之，今则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夺不餍，其弊有不可胜言。愿侍郎自请于朝，姑归贰卿之班，主大农经费，以佐国家。如此，则士孰不愿出侍郎之门？不然，某诚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鉴”，以荐者两有审察之命，清之竟不见。丞相诣吏部铨，得知宜黄县茂良入为参知政事，与丞相周必大荐清之于孝宗。召入对，首论：“民困兵骄，大臣退托，小臣苟媮。愿陛下广览兼听，并谋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纲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变、弊不可革者。变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间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贤否。谓道义之臣，大者可当经纶，小者可为仪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临政，小者可使立事；至于专谋富贵利达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实。今百有司，职守不明，非旷其官，则失之侵偪。愿诏史官考究设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亲定，载之命书，依开宝中差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晓然知之而行赏罚焉。三曰使材能，谓军旅必武臣，钱谷必能吏，必临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两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长。四曰听换授”，谓文武之官，不可用违其才，然不当许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艺，每岁互举堪充左右选者一人，于合入资格外稍与优奖。”改太常寺主簿。丁内艰，服除，通判鄂州。鄂大军所驻兵籍多伪，清之白郡及诸司，请自通判厅始，俾伪者以实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张，以节死，嘉祐中，诏封旌德县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无知其墓者，清之与郡守罗愿访而祠之。鄂俗计利而尚鬼，家贫子壮则出赘，习为当然，而尤谨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药而听于巫，死则不葬而畀诸火，清之皆谕止之。差权发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军兴，有所谓大军月桩过湖钱者，岁送漕司无虑七八万缗，以四邑所入麹引钱及郡计畸零苗米折纳充之。旧法，民有吉凶聚会，许买引为酒曲，谓之“麹引钱。”其后直以等第敷纳。衡有五邑，独敷其四，取民之辞不正，良民遍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与常赋不输。虽得麹引钱四五万缗，而常赋之失，不啻数万缗矣。清之请于朝，愿与总领所酌损补移，渐图蠲减。不报。遂戒诸邑董常赋，缓杂征，阁旧逋，戒预折，新簿籍，谨推收，督勾销，明逋负，防带钞，治顽梗，柅吏奸，扰户长，费用有节，渗漏有防，稽考有政，补置有渐。先是，郡饰厨传以事，常平、刑狱二使者月一会集，互致折馈。清之叹曰：“此何时也！与其取诸民，孰若裁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于所职，无负于吾民足矣，岂以酒食货财为勤哉？”清之自常禄外，悉归之公帑，以佐经用。至之日，兵无粮，官无奉，上供送使无可备。已而郡计渐裕，民力稍苏。或有报白，手自书之，吏不与焉。尝作《谕民书》一编，首言畏天积善，勤力务本，农工商贾莫不有劝；教以事亲睦族，教子祀先，谨身节用，利物济人，婚姻以时，丧 “葬以礼。”词意质直，简而易从。邦人家有其书，非理之讼，日为衰息。念士风未振，每因月讲，复具酒肴以燕诸生，相与输情论学，设为疑问，以观其所向，然后从容示以先后本末之序。来者日众，则增筑临蒸精舍居之。其所讲，先《正经》，次训诂音释，次疏先儒议论，次述今所䌷绎之说，然后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诸侯治一国，学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确然皆有可举而措之之实。为“阅武场”，凡禁军役于他所、隐于百工者，悉按军籍俾诣训阅。作朱陵道院，祠张九龄、韩愈、寇准、周颐、胡安国于左，祠晋死节太守刘翼、宋死节内史王应之于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间，而参佐谋论多在焉。刘孝昌者，挚之孙也，贫不自立，清之买田以给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恶之，贻书所厚台臣，诬以“劳民用财”，论罢。主管云台观。归，筑槐阴精舍，以处来学者。胡晋臣、郑侨、尤袤、罗点皆力荐清之于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犹贻书执政论国事。诸生往候疾，不废讲《论》，语及天下，孜孜叹息，若任其责者。病且革，为书以别向浯、彭龟年，赋二诗以别朱熹、杨万里，取高氏送终礼以授二子曰： “自敛至葬，视此从事。”周必大来视疾，谓曰：“子澄其澄虑。”清之气息已微，云：“无虑可澄。”遂卒。初，清之既举进士，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皆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亦敬慕之。母不逮养，每展阅手泽，涕泗交颐。从兄肃流落新吴，族父晔寓丹阳，艾寓临川，皆迎养之。从祖子侨为邵州录事参军，死吴锡之乱，清之遣其孙晋之致书邵守，得其遗骨归葬焉。族人自远来，馆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本之家法，参取先儒礼书，定为祭礼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财为讼，见清之豫章。清之为说讼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讼，市程氏易以归，卒为善士。所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