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文钞/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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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

右臣伏见皇帝陛下以至孝纯仁承统践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聪明睿智亲揽庶政，二圣协德以幸天下，曾未期岁，而敝事稍去，宽政复行。元元之民，免于流离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内释然，无意外之忧，不胜幸甚。

伏惟陛下恭俭祇畏，发于天性，犹复选于群臣，增广谏员，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闻风相庆。臣实何人，得于今日备位于此？然臣闻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中人自勉于善，则人主耳目众多，易与为治，中人自弃于恶，则臣下朋党蕃殖，易以为非。盖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于此者也。

昔真宗皇帝临驭群下，奖用正人。一时贤俊，争自托于明主。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则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其后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朝多正士，谓虽怀奸慝而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渊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馀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风既行，士耻以钳口失职。当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辄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从风而靡，则风俗之变于此见矣。是时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无一人复正言者。

天佑皇室，启迪圣德，临政未几，而以言路为急，天下竦然，思见祖宗遗俗。然臣自至阙廷，闻台谏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无黜责。臣不胜忧疑。夫朝廷所以待台谏者，不过二事。言当则行，不当则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几密，人主所当独闻，须至留中外，并须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纪纲，使无废职业，下所以全人臣之名节，使无负公议。若当而不行，不当而不黜，则上下苟且，廉耻道废，风俗衰陋，国将从之。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罢，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于上，群臣肃雍于下，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辙顷者误蒙圣恩，得备官属。受命以来，于今五月。虽勉强从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于措置大方，多所未谕。每献狂瞽，辄成异同。退加考详，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复一言。

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以为方今职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兴作，当别遣使。愚陋不达，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内，兴利除害，岂待他人，今始有事，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谓功效可以立成。人怀此心，谁肯徒返，为国生事，渐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民受更张劳扰之弊，得不补失，将安用之。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盖势有所便，众有所安。今以职司治民，虽其贤不肖不可知，而众所素服，于势为顺，稍加选择，足以有为。是以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

至于遣使条目，亦所未安。何者，劝课农桑，垦辟田野，人存则举，非有成法。诚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将使使者何从施之。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故经界可兴，农官可置。某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于农官。嘉祐以来，方田之令，何异于经界。行之历年，未闻有益。此农田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天下水利，虽有未兴，然而民之劳佚不同，国之贫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则其害先见。苟诚知生民之劳佚与国用之贫富，则水利之废兴，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无渐，人不素讲，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将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实无可告者。不得于官吏，必求于民，不得于民，其势将求于中野。兴事至此，盖已甚劳。此水利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徭役之事，议者甚多：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舍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今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然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客军异耳。今将使雇人捕盗，则与独任巡检不殊，盗贼纵横必自此始。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乡户旧法革去无馀，雇人之责官所自任。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奈何复欲取庸。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闲。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颠倒失宜，未见其可。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要使农夫专力于耕。辙观三代之间，务农最切，而战阵田猎皆出于农，苟以徭役较之，则轻重可见矣。成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方今虽天下无事，而三路刍粟之费多取京师银绢之馀配卖之。民皆在城郭，苟复充役，将何以济。故不如稍加宽假，使得休息。此诚国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议者不究本末，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复加哉。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用之于公而病其私，人所难兼，是以不取。奈何至于官户则又将役之。且州县差役之法皆以丁口为之高下，今已去乡从官，则丁口登降，其势难详，将使差役之际以何为据。必用丁，则州县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卖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与民皆役，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罢之则其弊必甚，不罢则不如为民。此徭役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辙又闻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世，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常平条敕纤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敛散既得，物价自平，贵贱之间，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增亏。法度纷纭，何至如此。而况钱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于民，舍之则官将何赖。此青苗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凡此数事，皆议者之所详论，明公之所深究。而辙以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成违忤，虽欲勉励自效，其势无由。苟明公见宽，谅其不逮，特赐敷奏，使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选贤举能，以备僚佐。两获所欲，幸孰厚焉！

【论西事状】

右臣伏见西夏顷自秉常之祸，人心离二，梁氏与人多二族分据东西厢，兵马势力相敌，疑阻日深，入寇之谋，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纳，随即伏从，使介相寻，臣礼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来，始有桀心，出兵数万掩袭泾原，杀虏弓箭手数千人，复归巢穴。朝廷方事安众，难于用武，接以君臣之礼，加以册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赐金币。戎狄兽心，敢为侮慢，辄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至于坤成贺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闻者无不愤怒，思食其肉。臣忝备侍从，主忧臣辱，义不辞劳。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议论几事，既其本职，感激思报，宜异常人。是以冒昧献言，不避罪戾，庶几圣意由此感悟，虽被遣逐，臣不恨也。

臣窃惟当今之务，以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审行事之得失，然后料虏情之所在，定制敌之长算。诚使四者毕陈于前，羌戎小丑，势亦无能为也。

董毡本与西夏世为仇雠。元昊之乱，仁宗赖其牵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讨。世效忠力，非诸番之比。乃者董毡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国事，与其妻契丹公主杀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将鬼章及温溪心等，皆心怀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称董毡嗣子。朝廷不察情伪，不原逆顺，即以节钺付之。谋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众，虐用威刑，众心日离。而鬼章自谓与阿里骨比肩一体，顾居其下，心常不悦。夏人乘此间隙，折节下之，先与阿里骨解仇结欢，令转说鬼章举兵入寇，复诱胁人多保忠，令于泾原窃发。党与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动朝听。向若阿里骨以董毡之死，来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请，遍问鬼章、温溪心等，以谁实当立。若众以阿里骨为可立，则既立之后，众必无词。若以为不可，则分董毡之旧秩，以三使额授此三人。阿里骨无侥幸之命，鬼章无怨望之意，则夏人无与为援，安能动摇。加以数年以来，朝廷本厌兵事。羌中测知此意，亦以自安。顷者，忽命熙河点集人马，大城西关，仍云来年当筑龛谷，声实既暴，虏心不宁。举兵自强，衅亦由此。此所谓致寇之端由也。

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祸，举兵诛讨，侵攘地界，为怨至深。羌虏之性，重于复仇，计其思报之心，未尝一日忘也。徒以丧乱相继，兵力凋残，陛下临御之初，意切怀纳，是以连年入贡，以休息其民，虽有恭顺之言，盖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顺，固犹有词。今朝廷因其承袭之后，赐之册命，捐金钱二十馀万缗以为之礼。彼既与我有君臣之分，然后可责以忠顺之节。朝廷此举，于义甚长，而羌虏无谋，遂肆桀傲。内则其国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为用。外则中国兵将皆有斗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几，于此始定。虽弃捐金币，以封殖寇仇，小人谓之失策，而分别曲直，以激励将士，智者谓之得计。此所谓行事之得失也。

元昊本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轻用其众。顷为边患，皆历岁年，然而国小力微，终以困毙。今梁氏专国，素与人多不协，内自多难，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奸谋，盖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谓二圣在位，恭默守成，仁泽之深，远近所悉，既无用武之意，可肆无厌之求。兰、会诸城，鄜、延五寨，好请不获，势胁必从，以为狂言一闻，求无不得。今朝廷既已渐为边备，益兵练将，则羌虏之心已乖本计，不过秋冬寒凉之后小小跳梁，以尝试朝廷而已。若朝廷执意不摇，守边无失，则款塞请盟，本无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务求和，则求请百端，渐不可忍。此所谓虏情之所在也。

凡欲应敌，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谋，必有二说：其一以为慢词既达，则地界可得，无穷之请，因以滋彰。其二以为虽不得地，实亦无损，猖狂力屈，稍复求和，中国厌兵，势无不许。方其不逊，则张皇事势，夸示诸戎。及其柔伏，则略为恭顺，使中国黾勉而听。今朝廷遣兵积粟，地界之请固已不从，然而号令未明，逆顺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惮用兵之意，无以折其奸心。又恐将来奸穷力屈，略修臣礼，便与讲和，要约不坚，必难持久。昔赵欲与秦为购，其谋臣虞卿以为从秦为购，不若从齐为购。于是东结齐人，而秦人自至。区区之赵，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国，畏避畜缩，偷于无事，不一分别曲直，而反听命于羌人哉！

臣愿陛下明降诏书，榜沿边诸郡，其大意略曰：“夏国顷自亮祚丧亡，先帝举兵吊伐。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值，至十馀千。又命沿边诸将吏，迭行攻讨。横山一带，皆弃不敢耕。穷守沙漠，衣食并竭，老少穷饿，不能自存。朕统御四海，均覆无外，闵此一方，穷而无告，遂敕诸道帅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复耕垦。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犹念孤童幼弱，部族携二，若非本朝赐之策命，假以宠灵，则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士。是时朝士大夫咸谓夷狄反复，心未可知，使者将行，言犹未已。朕有存亡继绝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诸侯之典，以为宁人负我，断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礼命。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以为仁义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饱而背德，不遣谢使，不贺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礼报朕。天地所疾，将相咸怒。朕惟狂谋逆节，止其一二奸臣。国人何辜，当被杀戮。是以弭兵安众，未议攻讨。然而逆顺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边诸将，饬励兵马，广为储峙。敢有犯塞，即杀无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祸，必有鬼诛。姑修吾疆，以待其变。”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虽未即款伏，而奸计沮屈，无以号令其下。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气一发，边声百倍，此必然之势也。今朝廷日夕备边，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隐忍，不降此命，使虏众一旦犯境，终亦不免交锋。若听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敌，初无有异，而使士气感忿以思战。虏情知难而自屈，求和之请，其至必速。此所谓制敌之长算也。臣窃闻朝廷近已添屯兵将，增广边储，议绝和市，使熙河帅臣招来阿里骨、鬼章、温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饶之以金钱，而宽其绳墨，使将帅得尽其心，间谋得尽其力，则事无不成，而虏渐可制矣。

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国厚恩，不敢不尽。昔熙宁、元丰之间，所行政令，虽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济之以威，是以令无不从，而事无不举。顷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谓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观望，靡然有纵弛怠惰这风。平居无事，姑以偷安可耳。今虏方不顺，胜负之变，盖未可知。缓急之际，威令无素，何以使众。臣谓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岁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节制，致令鬼章怀愤入寇，夏人乘衅违命，此则当时宰相、枢密使副苟简无谋之罪也。近者泾原贼骑至者数万，杀掠数千，斥候不明，备御不及。熙河贼退，经今累月，而杀伤焚荡之奏，至今未上，此则将帅弛漫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为怪，略无责问。政之不修，孰大于此。中外相视，以为疑怪。朝廷方将使人蹈白刃，赴汤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孙弘为相，诸侯有逆谋，请归侯印以塞责。诸葛亮为相，任马谡不当，请自贬三等，以右将军领事。盖大臣体国，不惜身自降黜，为众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岁册命阿里骨与议大臣，不论去位在位皆夺一官。至于两路将帅，虽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废，皆使随罪行罚。以此号令四方，庶几知所畏惮。政修于朝廷之上，而敌人恐惧于千里之外，势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闻范仲淹守庆州，因葛怀敏之败，请以任将非人，因两府逊谢，损其勋爵，而复其位，以激励诸将，感慰边兵。时虽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虽不敏，究观往事，以为可施于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钺斧之诛，无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进止。

【论兰州等地状】

右臣窃见先帝因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议者讲求利害，久而不决。其一曰：兰州、五寨，所在崄远，馈运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国，羌人得以养勇，窥伺间隙。要之久远，不得不弃。危而后弃，不如方今无事举而与之，犹足以示国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边要害，朝廷用兵费财，仅而得之，聚兵积粟，为金汤之固。兰州下临黄河，当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为耕战之备。自开拓以来，平治径路，皆通行大兵。若举而弃之，熙河必有昼闭之警，所谓借寇兵资盗粮，其势必为后患。此二议者，臣闻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虽屡有信使，而未修臣职，未请侵地，则弃守之议，朝廷无因自发。今闻遣使来贺登极，归未出境，而使者复至，讲和请地，必在兹举。虽庙堂议论已得详熟，而小臣忧国不能嘿已。辄尝核实其事，以为前件弃守之议皆非妄言，然而朝廷当决从一议。欲决此议，当论时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诚使三者得失皆见于前，则弃守之议，可一言而决也。

何谓时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谅暗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览政帘帏之中，举天下事，属之辅相。当此之时，安靖则有馀，举动则不足，利在绥抚，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与西戎，必至于争。甲兵一起，呼吸生变，缓急之际，何所谘决。况陕西、河东两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匮，疮痍未复，一闻兵事，无不狼顾。若使外患不解，内变必相因而起。此所谓时可弃而不可守，一也。

何谓理之曲直，西戎近岁于朝廷本无大罪，虽梁氏废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须治以中国之法。先朝必欲吊伐，但诛其罪人，存立孤弱，则虽犬羊之群犹将伏以听命。今乃割其土地，作为城池，以自封殖。虽吾中国之人犹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义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见。盖古之论兵者，以直为壮，以曲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在后，虽捐骨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怨，天下谘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与，负不直之谤，而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臣恐边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谓理可弃而不可守，二也。

何谓算之多寡，弃守之议，朝廷若举而行之，其势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论，于守则言其幸，于弃则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实。今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顺，求助北虏，并出为寇。屯戍日益，飞挽不继，贼兵乘胜，师丧国蹙，兰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仓庚有素，兵马有备，戎人怀惠，不复作过。此弃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复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决也。若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战，西戎怀怨，未能忘争，时出虏略，胜负相半，耕者不定，馈运难继，耗蠹中国，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西戎据兰州之坚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师不利，复以秦、凤为境，修完废垒，复置烽候，人力既劳，费亦不小。此弃之不幸者也。夫守之虽幸，然兵难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馈粮，无有休日，熙河因此物价翔贵。见今守而不战，岁费已三百馀万贯矣，战若不止，戍兵必倍，粮草衣赐随亦增广，民力不支，则土崩之祸或不可测也。弃之虽不幸，然所弃本界外无用之地。秦、凤之间，兵民习熟，近而易守，转输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兰，难易十倍。有守边之劳而无腹心之患，与平日无异也。夫以守之幸，较弃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弃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恶，归其侵疆，复其岁赐，通其和市，虽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纵使酋豪内怀不顺，而国恩深厚，无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间，其势必未能举动。万一不然，而使中国之士知朝廷弃已得之地，含垢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怀此心，勇气自倍，以攻则取，以守则固，天地且犹顺之，而况于人乎。

故臣愿朝廷决计弃此，然后慎择名将，以守熙河，厚养属国，多置弓箭手，于熙、兰往还要路，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于秦、凤以来，多置番休之兵，以为熙河缓急救应之备。明敕将佐，缮完守备，常若寇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至，庶几可以无后患也。臣自闻西使复来，谨采众议，以三事参较利害，反复详究，理无可疑。是以辄献狂言，惟陛下裁择。幸甚。

【再论兰州等地状】

右臣近于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讲和请地之议，乞因此时举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与之，安边息民，为社稷之计。见今西使已到，窃闻执政大臣，弃守之论尚未坚决。

臣窃见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屡遣使，而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是以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与，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遣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与，不复为恩，不许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

臣又闻昔日取兰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圣意。先帝始议取灵武，内臣李宪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兰州；先帝始议取横山，帅臣沈括、种谔之徒，不能遵奉圣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将吏不职，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则不然。其后元丰六年，夏国遣使请罪，先帝嘉其恭顺，为敕边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谢恩，请复疆土。先帝仍为指挥保安军与宥州，议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弃万国，遂以至今。由此言之，兰州、五寨，取之则非先帝本心，弃之则出先帝遗意。今议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

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与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士，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究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虽有十濞，亦何能为。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谋，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圣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遝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慈以此反复深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招河北保甲充军以消贼状】

右臣闻薄赋敛，散蓄聚，若以致贫，而民安其生，盗贼不作，县官食租衣税，廪有馀粟，帑有馀布，久而不胜其富也，厚赋敛，夺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无穷，大者亡国，小者致寇，寇盗一起，尽所得之利，不偿所费之十一，久而不胜其贫也。

臣未敢远引陈胜、吴广、庞勋、黄巢之类，只如淳化中李顺、庆历中张海等、熙宁中廖恩，此数火盗贼，计其燔烧官寺，劫略仓库，以至发兵命将，转输粮食，耗失兵械，募士赏功之费。大率不下数百万贯。但得事了，岂敢言费。然方其未发，有能建言乞捐数十万贯以消其变，则上下争执，如惜支体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通患也。故臣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上以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以为社稷消患于未萌。伏愿陛下权福祸之重轻，较得丧之多少，断而行之，毋使有司吝于出纳以害大计。

河北之民喜为剽劫，所从来尚矣。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资送，穷苦无聊，靡所不至，椎理为奸，十人而九，号为保甲，莫敢谁何。若更一年不罢，则胜、广之事可立而待也。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执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茹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今河北寇贼成群，访闻皆是保甲馀党。若因之以饥馑，则变故之作不可复知。近岁富弼知青州，是时河北流民百万，转徙京东。弼既设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壮悍者为军，不待朝旨皆刺“指挥”二字，其后皆为劲兵，百万之众无一人为盗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犹能若此，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丰及内库钱物山积，莫可计数。只如近日内降睿思殿金银一色令别库收贮者，自约及百馀万贯，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备缓急支用，不取于民。圣算深远，非凡所及。若积而不用，则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于先帝圣德不为无损。

故臣愿乞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本州无阙，则自近及远，或押上京，不过一二万人，则河北豪杰略尽矣。其间武艺绝伦，旧日以补班行者，押赴阙试验有实，即以补内六班之阙，或以补本贯及邻近阙额军员。但当严赐指挥，候了日当遣人复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闻先帝本谓保甲可用，故欲隐兵于农，以渐消正兵，是以禁军多有阙额。今保甲既罢，正使无事犹合补填，况如前所陈者。惟陛下深察，果断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麦不熟，事势如此，恐不可缓。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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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滨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