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国家或地区属于公有领域,之前在美国从未出版,其作者1936年逝世,在美国以及版权期限是作者终身加80年以下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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