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難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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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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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麽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於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聞:「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麽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麽。
為什麽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沈陽事件》。)
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於「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