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梨洲文集/03
卷三·书类
编辑承示刘子质疑，弟衰迟失学，望先师之门墙而不得，又何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则自疑之不暇，而能解老兄之疑？虽然，昔人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老兄之疑，固将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轻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
异日者，接先师之传，方于老兄是赖，弟亦焉敢不以所闻者相质乎？观质疑中所言虽广，然其大指，则主张阳明先生“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而疑先师意为心之所存，未为得也。弟推寻其故，由老兄未达阳明始终宗旨所在，因而疑先师之言。若徒执此四句，则先当疑阳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后其疑可及于先师也。
夫此四句，无论与《大学》本文不合，而先与致良知宗旨不合。其与《大学》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恶，而后为善去恶，是为善去恶之工夫，在知善知恶，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学》非倒句，则是先为善去恶，而后求知夫善恶也，岂可通乎？然此在文义之间，犹可无论也。阳明提致良知为宗，一洗俗学之弊，可谓不遗馀力矣。若必守此四句为教法，则是以知觉为良知，推行为致知，从其心之所发，验其孰为善孰为恶，而后善者从而达之，恶者从而塞之，则方寸之间，已不胜其憧憧之往来矣。夫良知之体，刚健中正纯粹精者也。今所发之意，不能有善而无恶，则此知尚未光明，不可谓良也，何所藉以为为善去恶之本乎？岂动者一心，知者又一心，不妨并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来讲究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止，以察识端倪为格物致知实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至于发言处事，轻扬飞躁，无复圣贤雍容深厚气象，所见一差，其病一至于此，不可以不审也。今以意之动处，从而加功，有以异于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阳明开千圣之绝学，而究竟蹈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言可知，故阳明曰：“良知是未发之中”，则已明言意是未发，第习熟于意者心之所发之旧诂，未曾道破耳。不然，意既动，而有善有恶已发者也，则知亦是已发，如之何知独未发？此一时也，意则已发，知则未发，无乃错杂，将安所施功乎？
龙溪亦知此四句非师门教人定本，故以“四无”之说救之。阳明不言“四无”之非，而坚主四句，盖亦自知于致良知宗旨，不能尽合也。然则先师意为心之所存，与阳明良知是未发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
老兄所谓各标宗旨，究竟打迸一路，在此处耳。若谓先师不言意为心之所存，慎独之旨，端的无弊。不知一为心之所发，则必于发处用功，有善有恶，便已不独，总做得十分完美，祇属枝叶一边，原宪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义袭，皆可谓之慎独矣。故欲全阳明宗旨，非先师之言意不可。如以阳明之四句，定阳明之宗旨，则反失之矣。然先师此言，固不专为阳明而发也。从来儒者之得失，此是一大节目，无人说到此处，老兄之疑，真善读书者也。
透此一关，则其馀儒者之言，真假不难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养为致中，省察为致和，虽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动静为两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后王龙溪从日用伦物之感应，以致其明察，欧阳南野以感应变化为良知，则是致和而不致中，聂双江、罗念庵之归寂守静，则是致中而不致和。诸儒之言，无不曰前后内外，浑然一体然。或摄感以归寂，或缘寂以起感，终是有所偏倚，则以意者心之所发一言为祟。致中者以意为不足凭，而越过乎意；致和者以动为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后乎意之工夫。而意拦截其间，使早知意为心之所存，则操功祇有一意，破除拦截，方可言前后内外浑然一体也。愿老兄于此用力，知先师此言，导濂洛血路者也。其馀文义之异同，冻解雾散，尚俟弟爝火之喋喋哉！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馀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来，不相闻问，盖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时，而弟流离迁播，即有病亦不能安居也，况得专心于学问乎？唯先师之及门，凋谢将尽，存者既少，知其学者尤少，弟所属望者，恽仲昇与兄两人而已，此真绝续之会也。
今岁因缘得至贵地，窃谓得拜床下，剧谭数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与愿违，尚在有待，幸从令子敬之得见《性解》诸篇，皆发其自得之言，绝无倚傍，绝无瞻顾，可谓理学中之别传矣！弟寻绎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异于先儒，而随声为一哄之辩；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为附和也。
老兄云：“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如五谷之性，不艺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种之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虽然，未可以为善也。从而继之，有恻隐随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之心焉。且无念非恻隐，无念非羞恶、辞让、是非，而时出靡穷焉，斯善矣。夫性之为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减也。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到得牿亡之后，石火电光，未尝不露，才见其善，确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尔蹴尔明之，正为是也。若必扩充尽才，始见其善，不扩充尽才，未可为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恶，全凭矫揉之力，而后至于善乎？老兄虽言惟其为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无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为不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
老兄云：“周子无欲之教，不禅而禅，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无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从先师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离气质无所谓性而来，然以之言气质言人心则可，以之言人欲则不可。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若人心气质，恶可言寡耶？枨也欲，焉得刚，子言之谓何？无欲故静。孔安国注《论语》“仁者静”句，不自濂溪始也。以此而禅濂溪，濂溪不受也。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扰扰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
大抵老兄不喜言未发，故于宋儒所言近于未发者，一切抹去，以为禅障，独于居敬存养，不黜为非。夫既离却未发，而为居敬存养，则所从事者，当在发用处矣，于本源全体，不加涵养之功也。老兄与伯绳书，引朱子“初由察识端倪入，久之无所得，终归涵养一路”，以证察识端倪之非，弟细观之，老兄之居敬存养，正是朱子之察识端倪也，无乃自相矛盾乎？则知未发中和之体，不可谓之禅，而老兄之一切从事为立脚者，反是佛家作用见性之旨也。老兄之学，可谓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当然，以同门之谊，稍呈管见，当不与随声者一例拒之也。
万充宗传谕，以《高旦中志铭》中有两语，欲弟易之，稍就圆融。其一谓旦中之医行世，未必纯以其术；其一谓身名就剥之句。弟文不足传世，亦何难迁就其说？但念杲堂、介眉方以古文起浙河，芟除黄茅白苇之习，此等处未尝熟讲，将来为名文之累不少，故略言之，盖不因鄙文也。
夫铭者，史之类也。史有褒贬，铭则应其子孙之请，不主褒贬。而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法则不铭，是亦褒贬寓于其间。后世不能概拒所请，铭法既亡，犹幸一二大人先生一掌以堙江河之下。言有裁量，毁誉不淆。如昌黎铭王适，言其谩妇翁；铭李虚中、卫之玄、李于，言其烧丹致死。虽至善若柳子厚，亦言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岂不欲为之讳哉？以为不若是，则其人之生平不见也；其人之生平不见，则吾之所铭者亦不知谁何氏也，将焉用之？大凡古文传世，主于载道，而不在区区之工拙。故贤子孙之欲不死其亲者，一则曰宜得直而不华者，铭传于后。再则曰某言可信，以铭属之。苟欲诬其亲而已，又何取直与信哉？亦以诬则不可传，传亦非其亲矣。是皆不可为道。
今夫旦中之医，弟与晦木标榜而起。贵邑中不乏肩背相望，第旦中多一番议论缘饰耳。若曰其术足以盖世而跻之和、扁，不应贵邑中扰扰多和、扁也。曩者，旦中亦曾以高下见质，弟应之曰：“以秀才等第之，君差可三等。”旦中欲稍轩之，弟未之许也。生前之论如此，死后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说者必欲高抬其术，非为旦中也，学旦中之医，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则代者之品，亦与之俱下。故不得不争其鬻术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弟焉得膏唇贩舌，媚死及生，周旋其刻薄之心乎？且铭中之意，不欲置旦中于医人之列，其待之贵重，亦已至矣。如说者之言，乃所以薄待旦中也。至于身名就剥之言，更之尤不可解。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旦中有一于是乎？自有宇宙，不少贤达胜士，当时为人宗物望所归者，高岸深谷忽然湮灭。是身后之名生前著闻者，尚不可必，况欲以一艺见长而未得者乎？弟即全无心肝，谓旦中德如曾、史，功如禹、稷，言如迁、固，有肯信之者乎？是于旦中无秋毫之益也。惟是旦中生平之志，不安于九品之下中，故铭言日短心长，身名就剥，所以哀之者至矣。不观欧公之铭张尧夫乎？其有莫施，其为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灭，后孰知也？尧夫为欧公好友，哀之至故言之切也。
今日古文一道，几于坠地。所幸浙河以东二三君子，得其正路而由之。岂宜复徇流俗，依违其说！弟欲杲堂、介眉，是是非非，一以古人为法，宁不喜于今人，毋贻议于后人耳。若鄙文不满高氏子弟之意，则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损，尹氏铭文，其家别为墓表。在欧公且不免，而况于弟乎？此不足道也。
伏蒙以修志见召，草堂猿鸟，沾被光荣，某独何心，不思报称？然而不敢冒昧者，则亦有故。
盖文章之道，台阁山林，其体阔绝。台阁之文，拨㔉治本，縆恒幅道义。非山龙黼黻，不以设色，非王霸损益，不以措辞，而卒归于和平神听，不为矫激。山林之文，流连光景，雕镂酸苦。其色不出于退红沈绿，其辞不离于叹老嗟卑，而高张绝弦，不识忌讳。故使台阁者而与山林之事，万石之锺，不为细响，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必有不合者矣。使山林者而与台阁之事，蚓窍蝇鸣，岂谐韶获？脱粟寒浆，不登鼎鼐。盖典章文物，礼乐刑政，小致不能殚，孤怀不能述也。某岩下鄙人，少逢患难，长藐流离，遂抱幽忧之疾，与世相弃，牧鸡圈豕，自安贱贫。时于农琐馀隙，窃弄纸笔，戚话邻谈，无关大道。不料好事者标以能文之目，使之记生卒，饰吊贺。根孤伎薄，发露丑老，然终不敢自与于当世作者之列。盖歌虞颂鲁，润色鸿业，自是名公巨卿之事，而欲以壹郁之怀，枯槁之容，规其百一，岂不虞有画虎之败哉？今夫越郡之志，地逾千里，时将百年，所谓台阁之文也。既有明府名公巨卿以为之主，当世之词人才子，孰不欲附名末简，分荣后祀，而猥蒙召役，枯杨寒炭，亦起烟华，便当祗奉恩命，自比幕下。反复思之，终于不可。某闻梓人之造室也，大匠中处，众工环立向之，大匠右顾曰斧，则执斧者奔而右，左指曰锯，则执锯者趋而左，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某自视不知斧锯安在，明府右顾，则某将空手而奔左，明府左指，则某将空手而趋右，又何待环立而知其不胜任哉？小儒山林之手，其无当于台阁也明矣。使其退之于既怒之后，何如退之于未怒之前耶？伏望明府哀其弗及，收回成命，谨以召启再拜上缴。本欲泥首郡朝，谢此知遇，而先王之制，士不传贽为臣，则不见于王公。某区区守礼，不敢陨越，亦知明府之所责者，不以流俗也。不胜感荷屏营之情。
蒙明府以志事见委，其不敢当者，已见于前书。但前书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难。从来称志之善者，杨升庵之四川，赵浚谷之平凉为最，其馀不过苟且充赋。将操笔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杂耶？或以体格一定，无所见长而忽之耶？不然，则见闻固陋，所谓考索者，别是一家之学耶，更不然，则乡邦之恩怨是非，无人肯任之耶？嗟乎！盖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阳人物记》，文章尔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献志》，考核精详。其他如《襄阳耆旧》、《荆楚岁时》、《吴地》、《华阳》，不可枚举，以其无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庵、浚谷也。然而所委之人，宁必其无五者之累乎？
今谓旧志不烦更张，只续此数十年以来之事，似矣。某读明府之例，为类十八，则八县皆当禀此规范，方可合为一书。今各县旧志，分类不同，或多或寡，若复因仍，则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际，每多忌讳隐语阑入，岂可不慎？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读诸家文集及于杂史，间或考之正史，则多同异，考之志乘，则多错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自名家也，其相去远矣。今若见其谬误遗漏，而一一听之，恐既经纂修之后，则明眼所照，遗议不专在前人矣。吴缜纠缪于《唐书》，许浩阐幽于《元史》，在史且然，而况于志乎？此旧志之所当论者也。
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志则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越中数十年来，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毕。一时富贵，为乡里小儿所谘嗟艳慕者，其姓氏已为狐貉啖尽。今若以子孙姻娅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复留之，虽罄会稽之竹箭，剡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间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国史者，而或为公论所排，清议所讥，此正当去之以明贬者。试出其家传读之，莫不各有一篇妆点文字，老成凋谢，二三措大。其耳目见闻有限，试有人与之分别源流，证明实录。彼在瓮天者，反以为一人之爱憎，斯时也，起而抗言争执，则丛为怨府，何苦而尝身于市虎乎？若骫骳将顺，不特为明府之谋不忠，而鲁卫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续笔之所当论者也。语有之，量而后入，毋入而后量。某窃于今量之，故曰难也。伏惟上裁。
顷见万贞一、郑禹梅，以某年满六十，征文相宠。某不胜愕然，如昏沉梦中，忽然摇醒，记忆此身，方才痛哭。某十七失父，斯时先忠端公年祇四十三耳，某亦何忍自比先公？而以四十三年私为己有，乃不意顽钝岁月，遂赢先公之十七，某之赢一年，是先公之缩一年也。何痛如之？人子之寿其父母，大约在六十以后，最蚤则五十耳。某不得遇先公之五十，申其一日之爱，又何敢自有其五十六十乎？先公就逮之日，题诗驿壁云：“中官弟侄皆遗荫，孤孽何曾敢有儿？”齿发易销，斯哀难灭，是马医夏畦皆得为寿，惟某有所不可也。即使假先生长者之宠灵，然难乎其为立言也。自最生平，无一善状，仇刃冤赃，钩党飞章，围城狱户，柳车变姓，积尸蹀血，虎穴鲸波，数十年野葛之味，岂止一尺？盖独有危苦可书耳！夫文章之传世，以其信也。弇洲太函，陈言套括，移前掇后，不论何人可以通用，鼓其矫诬之言，荡我秽疾，是不信也。不然而怜其颠覆，拾之以当歌哭，将无忧能伤人，不复永年。某以顽钝而忘之者，先生长者以描画而醒之，所以促其馀生也，又为所不忍矣。某展转不得其说，在某之不宜寿如此，在作者之难于为寿又如此。昔念庵先生六十，有书谢祝，某引例而为之，非敢自许，亦曰念庵且然，而况于某乎？苟其不然，是念庵之罪人也。
吾兄与国雯书见及，言都下诸公，欲以不肖姓名尘之荐牍。叶掞庵先生且于经筵御前面奏，其后掞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且喜兄之知我也。
某幼离党祸，废书者五年。二十一岁，始学为科举，思欲以章句扬于当时，委弃方幅典诰之书而不视。年近四十，暮逢丧乱，负母流离，退栖陋室，与百姓杂处，又焉得有奇闻异见，下逮于农琐哉？是空疏不学，未有甚于某者也。今朝廷命举博学宏儒，以备顾问。此为何等？谓之博学，吾意临平石鼓，青州墓刻，有一事之不知，即其罪矣；谓之宏儒，慎、墨得进其谈，惠、邓敢窜其察，即其罪矣。故非万人之英，不能居此至美之名也。即以前代博学宏辞科而论，以真德秀处之，尚曰宏而不博；以留元刚处之，尚曰博而不宏。王应麟欲举是科，乃于制度典故，考索殆遍，今之《玉海》，其稿本也，见成《玉海》，某尚未一过，况《玉海》所本，馆阁万卷，纂要钩玄，取诸胸怀乎？乃如之人而欲当是选，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孙卫侯之妻之列也。胡能不骇？从来士之求知者多矣，往往觌面而无所遇合。以昌黎之贤，光范门下，三上书而不报，故投行卷，展坐席者，非危苦之词不道，非夸大之论不陈，揖洗割肉，破琴持帚，穿屦而行雪中，百方以搏巨公一日之知，然且有得有不得。某于掞庵，未尝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前岁观海于海盐，遇彭骏孙言掞庵使之问学。去岁正月，读所赠董在中诗，其间称许过当，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于掞庵哉？夫掞庵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绷艺襮之士而与之，则可以为天下贺矣，无如某仅一愆糇之细民也。孤负掞庵，此某之所以叹也。某年近七十，不学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雾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妇死丧略尽。家近山海，兵声不时撼动，尘起镝鸣，则扶持遁命。二十年以来，不敢妄渡钱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复使之待诏金马，魏野所谓断送老头皮也。
嗟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王阳在位，贡禹弹冠，戴逵逃吴，张玄止召，古人或出或处，未尝不藉友朋之力。不然，则山、嵇、魏、谢，徒以富贵为市耳，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掞庵先生处，意欲通书，然草野而通书朝贵，非分所宜。陈履常云：“公他日成功谢事，幅巾东归，某当御款段，乘下泽，候公于上东门外”，此其例也。
此四月所寄书也。其后见掌院魏庸斋先生与许海昌书云，黄先生学贯天人，诸公物色之者颇众，因其年高，未敢轻动泉石。萧介石先生往见李邺园制台，泛论其中人物，制台云，初意欲举黄先生，渠母老不可出，故不强之。某于诸公，皆未尝一面，而见知如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也。附记于此，以志感激。
问：长水注《楞严》“九变三叠”，所谓进动算位，一横二竖一竖二横者，未知其义；又徐岳所谓横板为九道五道，及竖以为柱为位者，与长水横竖进动都相合否？幸为剖析源流详明示之。
《楞严经》曰：“四数必明，与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转十二，流变三叠，一十百千，总括始终，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变之义，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别法，以变其义，只将今文过现未来，进动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转十二，便成一叠。算位即是一横二竖，已成过去。第二即变过去一世，以为现在，进动算位，一竖二横，成百二十，为第二叠。又即变现在世，以为未来，进动算位一横二竖，成一千二百，为第三叠。能变之法，既唯三世，所变之法，亦止千二百，故无增减。”
徐岳《数术记遗》：“太乙算，太乙之行去来九道，刻横板为九道。竖以为柱，柱上一珠，数从下始。故曰去来九道也。两仪算，天气下通，地禀四时，刻横板为五道竖为位。一位两珠，色青上珠，色黄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黄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气下通地禀四时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长水所云，算法也。虽横竖之言相同，其义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横不列道其数分于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数分于道。太乙算横为九道，其珠自下而上，历一道为一算，两仪算横为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为一算，自上而下者，始于五，终于九。黄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则穷，又移一柱，与今器迥别。长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谓横竖者，分别算位。本位是竖，进一位即是横；本位是横，进一位即是竖。非如徐岳之实有横竖也。《乾坤凿度》曰：“卧算为年，立算为日。”卧算者，长水之所谓横也。立算者，长水之所谓竖也。第一叠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则第二叠当得一百四十四，第三叠当得二万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则经文流变，以第一叠为准，第二叠变一为十，变十为百，第三叠变十为百，变百为千而已。故曰变，不曰乘也。
〈（见书１０２页有图）〉
《汉志》曰：“黄锺为宫，则太簇、姑洗、林锺、南吕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微，不复与他律为役者，同心一统之义也，非黄锺而它律，虽当其月自宫者，则其应和之律，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此黄锺至家讳，无与并也。”
问：朱子著此条在变律下，蔡元定著此条在八十四声图下，有异同否？
十二律旋相为宫，其下所应之声，即谓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于主律（主律即为宫之律也）。黄锺长九寸，长之至也。故当其为宫之时，所应六律，皆短于黄锺，故用正声而不用半声。及蕤宾、大吕、夷则、夹锺、无射、仲吕六者为宫之时，七声不备，则黄锺不得不受役。而黄锺实长于诸律，故不得不有变律。变律又长，故不得不用变律之半，所谓不与他律为役也？朱子著在变律者，以明律不得不变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声者，以明十一月黄锺宫下无他律之声，其义一也然。班孟坚之意则不然，黄锺正律虽长，其半律甚短，则蕤宾以下，独不可用乎？安见黄锺之不为他律役也？盖十二律之实其零分皆偶，独黄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奇。半之则八万八千五百七十三馀一。馀一不可半也，是黄锺有正声而无半声。既无半声可用，此黄锺之不役于他律也。若止以管长不受役为言，于义有所未尽矣。
问：空积忽微。
蔡元定谓黄锺为宫，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锺而下，则有半声；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盖以半声变律，奇零不齐，便谓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谓空积者，空围所容之积实也。管长一分，围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谓黄锺为宫，则太簇、姑洗、林锺、南吕无有忽微。盖班氏十二宫，止五声。而去变宫变征。黄锺长九寸，积七百二十九分（《新书》积八百一十分。盖分九为十，其实一也）。太簇长八寸，积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长七寸一分，积五百七十六分。林锺长六寸，积四百八十六分。南吕长五寸三分，积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积无忽微也，至应锺长四寸六分六厘，其四寸六分之积三百七十八分。其六厘之积，便奇零而为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为宫，皆有忽微也。若加二变为七声，则黄锺之用及，于应锺、蕤宾。虽黄锺为宫，其空积亦未尝无忽微也。蔡氏未之审，而妄引班氏以证己说，非也。
问：《史记》生锺术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征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黄锺之宫，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
按《索隐》以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征九为数，错。邢云路云，即是上文声律数，大族八寸为商，姑洗七寸为羽，林锺六寸为角，南吕五寸为征，黄锺九寸为宫，其曰宫五征九，误字也。愚意以为羽一征二角三商四宫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征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征五，征宜生宫九，云路谓误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为丑，再三之为卯二十七。如是者九，为酉之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实者，十二律之实（在《新书》第四），满十法得一寸，黄锺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凡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满寸法之实，则以分法厘法毫法丝法收之。
问：上下相生以仲吕，谓变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为十二变律，变律又为十二半律，合之于正，凡四十八声也。蔡氏以旋宫至仲吕而止。仲吕之七声既备，则其下无所用，故变律止于应锺。虽曰，应锺之实，以三分之，又不尽一算，数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实应锺以下皆有变律也。
问：五声二变，与变律先后次序。
蔡氏五声二变次变律之后，朱子则先七声而后变律。愚意以变即正之参差不齐者，正变一时俱有，非借变以通正之穷，若变律居七声之后，非自然之法象矣。
问：《新书》曰律当变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为丑，又三之为寅九，如是以至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其为三之者凡六。此史迁置一而九三之之例。变声章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当变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则未必然。盖蔡氏之用变律虽止于六，其实变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实以生黄锺变律。倍其实以生林锺乃为当耳。
问：应锺变律之实九万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归之，则为下数。置下数以七百二十九为一，算则得上数也。所馀四十为小分。问：变律。
变声之说，见于《国语》。变律则京房以仲吕生执始，演为六十律，公孙崇则上役黄锺。其说皆未甚协，惟杜佑为当。然杜佑之变十二，蔡元定之变六，变律之中，又有二说也。其实古之旋宫，止于五声。自夷则而下为宫者，即用正律之半。礼运之疏，更无变律。
鹿门八家之选，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点勾抹多不得要领，故有腠理脉络处不标出，而圈点漫施之字句之间者，与世俗差强不远。至其批评谬处，姑举一二。
如昌黎《张中丞传后序》云“不载雷万春事首尾，与南霁云乞救贺兰两不相蒙”，而鹿门以为雷万春疑当作南霁云。若乞救之事照应此句以补李翰之不载，则非矣。《曹成王碑》，以其穿凿生割为昌黎之务去陈言，岂昌黎之文从字顺者，犹有陈言之未去乎？盖不知昌黎之所谓陈言者，庸俗之议论也，岂在字句哉！《罗池庙碑》，谓其不载柳州德政，载其死而为神一节似狎而少庄。按碑中所载民业有经以下，德政可谓至矣！岂必如俗文之件系毛举，然后谓之庄耶？《孔司勋志》，前夫人从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岁未可以祔，从卜人言不祔。鹿门云：按附志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详与司勋合葬处，不可晓。志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迁葬与司勋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晓，不知鹿门如何读也。《孟贞曜志》，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诸尝与往来者咸来哭吊韩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故东野之丧，昌黎立位于家，其尝与往来者哭吊于韩氏也。鹿门云韩氏不知何人，岂不知此礼耶？柳州贬后诸书，鹿门谓苏子瞻安置海外时诗文殊自旷达，盖由子瞻深悟禅宗，故独超脱，较子厚相隔数倍。盖子瞻之谪，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谪，人且目之为奸邪。心事不白，出语凄怆，其所处与子瞻异也。若论禅宗，子厚未必让于子瞻耳。《与顾十郎》，书子厚为顾少连所取士，十郎乃少连子也。于座主之门，故称门生。书中显赠荣谥，扬于天官，敷于天下。已明言少连之死。而鹿门云其书似非对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为座主也。欧公谓正统有时而绝，此是确论。鹿门特以为统之在天下未尝绝也。如此必增多少附会，正统之说，所以愈不明也。鹿门谓江邻几文不传，当非其文之至者，而欧阳公序之，只道其故旧凋落之意，隐然可见。按序中言其学问通博，文辞雅正深粹，而论议多所发明，诗尤清澹闲肆可喜，许之亦云至矣。如尹师鲁之文，欧公只称简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简肃初举进士为州第一，让其里人王严而居其次。鹿门云，宋制举进士何以得让？宋制解试虽有主文考校，然尚有乡举里选之意，故得自相推让。凡举子皆谓之进士，其中殿试者谓之及第出身。鹿门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赐进士者当之，故有此疑。《苏子美志》，其妻于文集则曰：吾夫屈于生犹可伸于死；于葬则曰：吾夫屈于人间犹可伸于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异。鹿门云，迭此二句，欧公稚笔而少遒处，不如仍前二句，且缀之曰，死而非欧君者铭其墓，则无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则俗笔套语矣。《张谷墓表》，历官河南主簿、苏州观察推官、开封府士曹参军，迁著作佐郎、知阳武县、通判眉州，累迁屯田员外郎，复知阳武县。鹿门云，宋制，以观察推官徙参军，而知阳武县，又以通判眉州入为员外郎，而复知阳武，可见当时重令职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谓之县令。已改京朝官，方谓之知某县。张谷初知阳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阳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员外郎。知县虽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则异。俱未尝入朝也。鹿门不明宋制耳。《孙之翰志》，初举进士，天圣五年，得同学究出身，八年再举进士及第。鹿门云，宋举进士者再。按之翰初举进士不及第，再举方得及第，未尝再也。学究出身，非进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论》，以不食周粟为诬，识力非流俗可及。鹿门云，论伯夷处，未是千年只眼。彼之雷同子长者，岂皆只眼乎？至其去取之间，大文当入小文可去者，尚不胜数也。
观荆川与鹿门论文书，底蕴已自和盘托出，而鹿门一生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缘鹿门但学文章，于经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结果其批评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与荆州道思并称，非其本色矣。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岁月辨》，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为三家去孔子甚近，汉以后之儒无征焉。言甚核而辨，然以某考之，则又不能无疑者。
《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于门弟子所书，岁月无可复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为七十三岁。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见于《史记》，《家语》之终记曰：“寝疾七日而终，时年七十三矣”，杜预《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谱》、《祖庭记》无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则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无疑也。《公》、《谷》二家之说，岂能尽抹诸家乎？《公》、《谷》之谓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灵王二十一年误书为襄乎？盖襄二十二年，即周灵王之二十一年也。至于生之月日，《左传》无文，穀梁氏则书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则书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陆德明释《公羊》云，庚子孔子生。《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盖经文庚辰朔，则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则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无庚子，则知有此句者之为误本也。某以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积六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二四，闰馀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闰，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积六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闰馀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从《公》、《谷》，以《家语》、《史记》为准，则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为二十七日，故罗泌以为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谓三代虽异建，而月未尝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经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则九月为己酉朔，十月为己卯朔，而庚戌庚辰为七月八月之朔，是与经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诸经乎？
《家语》、《史记》载孔子弟子年岁，皆以孔子为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则弟子之年，无一足凭矣。如颜子少孔子三十岁，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死。是颜子死时，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吴伐陈，楚救陈，孔子绝粮，犹有颜子问答，计颜子即卒于是年。盖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岁也。若生于襄二十一年，则孔子六十三矣，颜子少三十岁，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谷，则必尽废诸家，无乃过欤！
〈（见书１０５页有图）〉
《投壶经》言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郑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则为二斗，积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为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为一斗，故二斗得积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约之所得（五寸约之者，于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积五分之，其一分得积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圆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为腹径九寸有馀也（以圆求方，须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为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积之数，以方积开之，九九八十一，则一面有九寸强。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强，又以方求圆，四分去一，是为圆周二尺七寸有奇。围三则径一，故腹径九寸有馀也）。按郑氏此说皆整数二斗之积也。然以二斗之积，四分去一，则与经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虚加之数，是也。其实斗五升之积，为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约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圆积也。圆积求径，三归四因开方之，是为腹径八寸四厘有奇。圆积求周，十二因开方之，是为圆周二尺四寸一分四厘有奇。若郑氏三分益一以为二斗，方积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虚加之数，则当用圆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开方之，径得八寸四厘奇。三因于径，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积求径之法，谓广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于正方之外，则四面各得二厘五毫之数，径为八寸五厘。此则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误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则一面得八寸，试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厘五毫。四面皆然，则八分者无馀矣，而四角各缺方二厘五毫，将何以补之哉？故开方之术，中间正方，谓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谓之廉法补之于角者，谓之隅法。有廉则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无隅，零星补凑，愈审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开方八寸四厘有奇，而不可以为八寸五厘也。今为图如左。
大鉴之后为南岳、青原。南岳传马祖，马祖传百丈，百丈传沩山，此沩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传黄檗，黄檗传临济，此临济宗所由起也。青原传石头，石头传药山，药山传云岩，云岩传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头又传天皇，天皇传龙潭，龙潭传德山，德山传雪峰，雪峰传云门，此云门宗所由起也。雪峰又传玄沙，玄沙传罗汉，罗汉传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俱绝，存者惟临济、曹洞耳。近济宗依《五灯会元附注》，谓有两天皇道悟，石头所传者之天皇，不再传而绝，其出为云门、法眼之天皇，则马祖所传者。于是南岳得四宗，青原仅一宗，以此而分优劣，至两家聚讼不已。
弟常谓昔之学佛者，自立门户者也。今之学佛者，倚傍门户者也。自立门户者，如子孙不藉先人之业，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门户者，如奴仆占风望气，必较量主者之炎凉。云门、法眼，其宗既绝，犹过去之高门巨族也，吹已冷之焰，为扫室布席之光，则郭崇韬哭子仪之墓，又何怪乎？故两家是非，不必为之辩，第两家辩词，可为嗢噱。《会元附注》以丘玄素《天王碑》证云、法二宗出于南岳，以符载《天皇碑》证青原之天皇一传而绝。洞家指为伪碑，以为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见唐史？疑为乌有。按欧阳公《集古录跋》尾《神女庙》诗，李吉甫、丘玄素、李贻孙、敬作。佛者空疏之腹，岂可妄谈载籍？符载碑文载在赞宁《高僧传》中，其末云：“比丘慧真、文贲等，禅子幽闲，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继坐道场，或分枝化导。”所谓禅子幽闲者，即指慧真、文贲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闲也。《附注》改为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贲，曰幽闲，以赞辞扭作人名，何不将原本一读耶。权文公《马祖道一塔铭》，见《文苑英华》中。后列沙门慧海、智藏、镐英、志贤、智通、道悟、怀晖、惟宽、智广、崇泰、惠云等，洞家疑《附注》引此为虚诞之辞。信如此言，不知在唐还有权德舆否？黄元公因丘稗所载节使抛水事，与南泉下昙照雷同，疑碑为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详而《会元》首尾脱落，是《会元》袭碑文，非碑文袭《会元》也。总之释氏诪张为幻，火发火息，碑文又宁足信乎？
按历代甲子，自鲁隐公元年己未以下，载籍皆可考据，无有异同，乃自隐公以上，其说不能归一。然准之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营洛、成王顾命三者得其时日，则是非不难辨矣。故《授时》伐纣以至春秋，一从《汉志》。《汉志·鲁世家》，鲁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炀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记》作魏）〉公五十年，厉公三十七年，献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柏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岁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岁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岁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岁薨。中间所历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羸三十一岁，自第三十三而下缩五岁。由成王上推周公摄政七年，武王克殷后七年而崩，故伐纣之岁，断以为己卯也。
而《史记·鲁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炀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厉公三十七年，献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较《汉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当平王四十八年，则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岁也。戊戌为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摄政七年，《封禅书》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崩在庚寅岁，故伐纣之年为戊子也。如此则销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即第二十七矣。
《竹书纪年》，成王丁酉岁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其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厉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与《史记·鲁世家》先一年，以伐纣在庚寅，较《史记》后二年。此记事稍有参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
黄石斋先生主张《史记》，以为武王克殷戊子岁，用授时四分校之，戊子岁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会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左氏外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据石斋以癸卯为正月朔，则壬辰癸巳为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经》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则癸亥为月内之二十一日矣，《外传》何以言二月也？信《汉志》不如信《史记》，信《史记》又不如信《经》文也。石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后，生魄在望前，谓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经》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与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后，是月宁复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观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后，则生魄之为望后明矣。生魄既在望后，则死魄之为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时》步戊子岁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积八十五万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经》朔癸丑，与石所言无一合者，则武王伐纣之必非戊子也。当从班氏以己卯为准，而后春秋以上之时日，始可得耳。
- 第一甲子黄帝元年，
- 第二甲子黄帝六十一年，
- 第三甲子少昊二十一年，
- 第四甲子少昊八十一年，
- 第五甲子颛顼五十七年，
- 第六甲子帝喾二十九年，
- 第七甲子帝尧二十一年，
- 第八甲子帝舜九年，
- 第九甲子夏禹八年，
- 第十甲子仲康三年，
- 第十一甲子寒浞十五年，
- 第十二甲子帝槐四年，
- 第十三甲子帝不降四年，
- 第十四甲子帝扃五年，
- 第十五甲子孔甲二十三年，
- 第十六甲子桀二十二年，
- 第十七甲子太甲十七年，
- 第十八甲子太庚十五年，
- 第十九甲子太戊二十一年，
- 第二十甲子仲丁六年，
- 第二十一甲子祖辛十年，
- 第二十二甲子祖丁二十九年，
- 第二十三甲子盘庚二十五年，
- 第二十四甲子武丁八年，
- 第二十五甲子祖甲二年，
- 第二十六甲子武乙二年，
- 第二十七甲子纣十八年，
- 第二十八甲子康王二年，
- 第二十九甲子昭王三十六年，
- 第三十甲子穆王四十五年，
- 第三十一甲子孝王十三年，
- 第三十二甲子共王五年，
- 第三十三甲子幽王五年，
- 第三十四甲子桓王三年，
- 第三十五甲子惠王二十年，
- 第三十六甲子定王十年，
- 第三十七甲子景王八年，
- 第三十八甲子敬王四十三年，
- 第三十九甲子威烈王九年，
- 第四十甲子显王十二年，
- 第四十一甲子赧王十八年，
- 第四十二甲子秦始皇十年，
- 第四十三甲子汉文帝三年，
- 第四十四甲子武帝元狩六年，
- 第四十五甲子宣帝五凤元年，
- 第四十六甲子平帝元始四年，
- 第四十七甲子明帝永平七年，
- 第四十八甲子安帝延光三年，
- 第四十九甲子灵帝中平元年，
- 第五十甲子蜀后主延熙七年，
- 第五十一甲子晋惠帝永兴元年，
- 第五十二甲子哀帝兴宁二年，
- 第五十三甲子宋文帝元嘉元年，
- 第五十四甲子齐武帝永明二年，
- 第五十五甲子梁武帝大同十年，
- 第五十六甲子隋文帝仁寿四年，
- 第五十七甲子唐高宗麟德元年，
- 第五十八甲子玄宗开元十二年，
- 第五十九甲子德宗兴元元年，
- 第六十甲子武宗会昌四年，
- 第六十一甲子昭宗天祐元年，
- 第六十二甲子宋太祖乾德二年，
- 第六十三甲子仁宗天圣二年，
- 第六十四甲子神宗元丰七年，
- 第六十五甲子高宗绍兴十四年，
- 第六十六甲子宁宗嘉泰四年，
- 第六十七甲子理宗景定五年〈（《授时》以元至元十七年庚辰岁冬至为历元，若上考自历元至此甲子，积一十七年）〉，
- 第六十八甲子元泰定元年〈（下验自历元，至此甲子，积四十四年）〉，
- 第六十九甲子明洪武十七年，
- 第七十甲子正统九年，
- 第七十一甲子弘治十七年，
- 第七十二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 第七十三甲子天启四年。
示楚郴《喻春山书》，其言夸大，自来儒者无不讥弹，而自以律历为绝学，谓帝王历数真传。夫律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马子长之学，尚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春山而苟能发前人所未发，亦不必张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风教偷薄，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至于近日妄子，以骂相高，庙庭诸子，直叱姓名，等之仆隶，阮籍、宋玉何敢望骂？春山不幸而类是夫！既而反复其书，则不免为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谈矣。
按复、临、泰、大壮、夬、干、姤、遁、否、观、剥、坤十二卦，名为辟卦，以配十二月，始于汉之京房，然未尝以之言律吕也。明李文利主黄钟三寸九分之说，其十二月律吕卦气图，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尝用其阳九阴六之数，以为律管之长短。春山见十一月复卦，其阴阳之数，偶与三寸九分相合，遂将各卦阴阳之数，一例配去，以为律管之长短出于是。姑无论其他，如十一月复卦，与九月剥卦同是一阳五阴，则黄钟、无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临卦与八月观卦，同是二阳四阴，则大吕、南吕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与七月否卦，同是三阴三阳，则太簇、夷则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壮与六月遁卦同是二阴四阳，则夹钟、林钟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卦与五月后卦，同是一阴五阳，则姑、洗蕤宾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干之仲吕五寸四分，十月坤之应钟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无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为黄钟为无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为大吕为南吕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为太簇为夷则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为夹钟为林钟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为姑洗为蕤宾耶？岂律吕之长短，只佐纸上闲谭，无与于声音之用耶？此等即村伶知其不可，而欲与蔡元定争是非乎？
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昼夜之长短，昼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昼复夜后，建丑昼临夜遁，建寅昼泰夜否，建卯昼壮夜观，建辰昼夜剥，建巳昼干夜坤，建午昼夜复，建未昼遁夜临，建申昼否夜泰，建酉昼观夜壮，建戌昼剥夜后，建亥昼坤夜干。以一昼为一时，昼夜绷定各六时，阳昼一时得九刻，阴昼一时得六刻，以为刻有长短，时无迁移也。夫昼夜之分，分于日之出入也。日行天上，在寅位为寅时，在卯位为卯时，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说，将日遇阳昼而行迟，遇阴昼而行疾乎？抑行无迟疾，阳昼则在未亦可谓之午，阴昼则在午亦可谓之未乎？午者昼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时为昼，申至丑六时为夜，则昼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当桑榆之影，子当鸡鸣之候矣。昼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则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则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惊骇乎？且日之短夜之长，极于子月子月，昼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昼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极于午月，午月昼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昼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长至短至，无不倒置也。以卦画定昼夜长短，必不可通矣。尧之建寅，于《尧典》见之，经文彰明，不比他书可以附会。于仲春曰日中，其为春分无疑也；于仲夏曰日永，其为长至无疑也；于仲秋曰宵中，其为秋分无疑也；于仲冬曰日短，其为南至无疑也。春山假妄之谈，谓尧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昼夜分，寅之辟卦为泰，申之辟卦为否，其阴阳分于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长，巳之辟卦为干，律管长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为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据之天象，附会汉儒所不敢附会者，亦心劳面术拙矣。鸟、火、虚、昴四星之昏见南方者，此是历家测天要术，后来岁差皆验于此。春山未尝学历，遂言为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为数千年之上，无人可以对会，不知明历者，把算历然。尧时春分日躔在昴，入于酉地，则星宿当午；夏至日躔在星，入于酉地，则房心当午；秋分日躔在房，入于酉地，则虚宿当午；冬至日躔在虚，入于酉地，则昴宿当午。《尧典》之分四仲，纤毫不爽。自尧至今，已退将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变，中星亦从而变。春分日在壁，昏之当午者为井矣；夏至日在参，昏之当午者为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当午者为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当午者为室矣。是故有岁差而后见天地之变化，若万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谈天矣。
春山谓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观月，实次鸟、火、虚、昴四星，故于《尧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与之相符，不难改中星为月度，四仲为四孟，以讥岁差，不知尧时寅月望夜，日在奎，月离于角，未尝次鸟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离于斗，未尝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轸，月离于壁，未尝次虚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离于参，未尝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为月，度四仲为四孟，亦无一合也。月令者，《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之。郑氏云：“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故以为秦历也。”以寅为岁首，观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别解，而春山妄为周公建子之书，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𢫬，则改置仲冬之候于孟春之下，季冬之候于仲春之下，次第改尽，迁就己意，以张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为上弦，昏中为望，旦中为下弦，矫强不顾文理，未有甚于此者也。盖中星以日躔为主，日在酉地某宿，则中星隔三宫而东，日在卯位某宿，则中星隔三宫而西。汉三统历与秦历相近。三统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节日在奎五度，三月节日在胃七度，四月节日在毕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节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节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与秦历无毫发之异，岂三统亦建子乎？汉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馀度，则中星亦退三十馀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时月距日九十度，应离于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时月距日一百八十度，应离于张，下弦日躔虚五度，是时月距日二百七十度，应离于氐，则春山谓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无一合也。举此一月馀，月可类推其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为准，是三宫有馀也。姑以孟春首条言之，营室至参不及三宫，参至尾五宫有馀，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悬如此？亦举此月以类馀月，春山之妄，直不满明者之一笑也。
读质疑二篇，吾兄经术，茧丝牛毛，用心如此，不仅当今无与绝尘，即在先儒亦岂易得？诚不意款学寡闻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闻以广来意。
兄疑今之二十四气以配周正，则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无，是也。盖今之二十四气，所以绷定七十二候，故每气三候。然就而论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气之名义固无殊于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使十六者与分至启闭同列，则必书十六者之云物矣，不应左氏独遗之也，此古者无二十四名之一证也。即古之启闭，亦只以朔日为断，不更于朔日之外，别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传》曰：“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按先时，注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于初吉，自先时至于立春也，则初吉之为立春明矣。以上文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言之，则是寅月之朔日，皆谓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则当言自今至于立春矣，不应竟以初吉言也。举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时各国皆有私历，其法不一：管子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齐历也；《吕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历也；《汲冢周书·时训解》，魏历也。杂然见于传记，不知者遂以为周时所通行耳。
兄言周之分至未尝系之以时，独《大司乐》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为伪书，是也。伪《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然未有得其左证明显如兄所言者，即如《古文尚书》，人多疑其伪，吴草庐、归震川驳之不遗馀力，然终鹘突定案。向讲《尚书》至《汤诰》“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舀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而见于《国语》“文武之教，凡我造国，无从匪彝，无即舀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误袭周制以为《汤诰》也。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请币。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币，礼也，其馀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谓之孟夏，杜注《夏书》为逸书，《古文尚书·胤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证夏四月之日食，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
此二证恨不使草庐、震川见之，兄之疑《周礼》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见之也。《春秋》失闰之论，弟有日食历明之，俟晤时请正，此不更具也。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职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书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员外郎三项。其有主事之名，与录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枢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扬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诸路设总管府，达鲁花赤之下为总管，总管之下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则达鲁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扬州、杭州皆为上路，则有总管而无知府，今绍兴、杭州多有总管庙，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于二府称知府，则是后人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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