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園叢話/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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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園叢話 叢話十一上•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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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話十一上•書學

鍾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傳，所傳者惟《大禹岣嶁山碑》、《比干銅槃銘》、《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壇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詛楚文》之類，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鍾鼎款識》刻本載有夏雕戈鉤帶銘及商器各種款識，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鍾周鼎及尊彝壺爵卣鬲斝觶觚敦簠簋盉甗匜盤之文，尚有可據，雖後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銘文之古奧，字畫之精嚴，決非後人所能偽作。故讀書者當先讀《六經》為文章之源流，講篆、隸者當先考鍾鼎文為書法之源流也。

小篆

學篆書者當以秦相李斯為正宗，所謂小篆是也。惜所傳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台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變小篆而為隸書，篆學漸廢。蓋篆體圓，有轉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鳳題字、《三公山碑》為篆書者，誤矣。觀徐鼎臣所模《繹山》、《會稽》、《碣石》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溫、宋之夢瑛、張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趙宦光，愈寫愈遠矣。本朝王虛舟吏部頗負篆書之名，既非秦非漢，亦非唐非宋，且既寫篆書，而不用《說文》，學者譏之。近時錢獻之別駕亦通是學，其書本宗少溫，實可突過吏部。老年病廢，以左手作書，難於宛轉，遂將鍾鼎文、石鼓文及秦漢銅器款識、漢碑題額各體參雜其中，忽圓忽方，似篆似隸，亦如鄭板橋將篆、隸、行、草鑄成一爐，不可以為訓也。惟孫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為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為夢瑛所囿耳。獻之之後若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俱稱善手，然不能過觀察、別駕兩公中年書矣。

隸書

隸書之名，見《前後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恒傳》。八分者，即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起於官獄事繁，用隸人以佐書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為方，而為隸書。故兩漢金石器物俱用秦隸，至東京漢安以後漸有戈法波勢，各立面目，陳遵、蔡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有全違篆體者，魯魚之惑，涇渭難分。真書祖源，實基於此，迨鍾傅一出，又將漢隸變為轉折，畫平豎直，間用鉤，漸成楷法，謂之真書，篆、隸之道，發泄盡矣。自此兩晉六朝，從事真書。真書一行，隨有行草，行草紛雜，隸學自掩。唐人習者雖多，實與漢法愈遠，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隸書，非如漢人用篆法作隸書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為宗，隸書之學，亦漸泯沒。雖有歐、趙、洪氏諸家著錄以發揚之，而學者殊少。至元之郝經、吾衍、趙子昂、虞伯生輩，亦未嘗不講論隸書，然郝經有云：「漢之隸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鍾太傅。」又吾衍云： 「挑撥乎硬如折刀頭」；又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方稱能事。」則所論者，皆鍾法耳，非漢隸也。至文待詔祖孫父子及王百谷、趙凡夫之流，猶剿襲元人之言，而為鍾法，似生平未見漢隸者，是猶執曾玄而問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竹學漢碑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其法已開，又有吳江陸虔實贈公、吳縣徐友竹處士為昌其學，而終未純耳。蓋古碑雖在，用筆不傳，無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備，栽培既久，群豔爭芳，其勢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閣學，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吳門有錢竹汀宮詹，揚州有江秋史詩御，閩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雋堂中翰，浙江有黃小松司馬及江香孝廉，皆能以漢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隸書生於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為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真、行，真、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於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蟊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蟊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為自漢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隸，第為真、行汨沒，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惟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為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即瓦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即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反是，無論玄宗、徐浩、張廷珪、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答曰，猶之說經，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於隸書，近人所學，賴為圭臬。惟所引漢碑，半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

許叔重云：「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余亦曰，三國既分，圖籍無征，鍾法一變，遂有真書，流為行草，而隸書由此絕矣。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慶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陰謁阮雲台先生。時先生為七省漕務總督，款留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略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於古。蓋由篆變為隸，隸變為真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真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南派不顯於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為北派。及趙宋閣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竇臮《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別，可想見矣。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湖，不相通習。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宜於啟牘；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於碑榜。宋以後學者，昧於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為確論。余以為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於此，皆以啟牘之書作碑榜者，已歷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啟牘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道護等，皆其選也。據《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餘種；近阮宮保、孫淵如、黃小松、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僕、《啟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曆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曆以後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集王《聖教》一派，而流為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概而論。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時代使然耳。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疵，學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俱承梁、隋舊習，非高祖、太宗輩始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輩自為創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宋四家書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余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誤也。如東坡學李北海，而參之以參寥。山谷學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蓋君謨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頌》，《相州晝錦堂記》，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宗《爭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學，人各異途，變化莫測，不可以臆見論定。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殊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並無意為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阿娜。」真能得書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天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今類帖中所收及陳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跡，有偽跡，夾雜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惡劄，何嘗是坡公真跡耶？故友蔣藝萱中進士後酷喜蘇書，余勸之不可學，藝萱不以為然。余問之曰：「君自學蘇書後，每書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實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處也。」藝萱深服余言。余年過五十，自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擬以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復去之，乃知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為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於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見泳書，便云：「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也。」後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為江西粗俗槎椏之病，一入筆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義山《西昆》諸體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之病，終遜於思翁，沈石田無論矣。

米書不可學者過於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國朝書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張得天諸公，皆一時之選。余謂西溟拘謹少變化，退谷書能大而不能小，義門書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學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學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則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學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終不能成家也。

趙松雪

或問余：「宋四家書既不可學，當學何書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惟碑版之書則不然，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點松雪，便不是碑版體裁矣。譬如清廟明堂，林居野館，截然兩途，豈可渾而一之哉？或曰：「然則何不徑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既要學書，碑版、翰牘，須得兼備。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國風》、《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總論

余嘗論工畫者不善山水，不能稱畫家，工書者不精小楷，不能稱書家。書畫雖小道，其理則一。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讃》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衝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趙，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事，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黃庭》、《樂毅》真書放大，為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氣，至南朝告敕、碑碣則全用行書矣。總之，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真書不足以擅其長也。

思翁於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後未有過之。此所謂僧讚僧也。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興尚不在眼底，況文征仲、祝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黃之上，惟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高則易於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為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況不形似乎？譬如臨《蘭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則是抄錄其文耳，豈遂謂之臨古乎？

凡應製詩文箋奏章疏等書，只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祇要勻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元章自敘云：「古人書筆筆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則奴書也。」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字始緊，知柳出於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李北海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尚力學如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虞道園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廢。米元章、黃長睿乃知古法。」雖過高之論，然其言甚確。

張醜云：「子昂書法，溫潤閑雅，遠接右軍，第過為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為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蘊於內，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為後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為大病者，非也。

思翁書畫，俱是大作手。其畫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長，尚在第二乘；惟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絕人寰，後有款云「時年八十有一」。又見一書卷臨鍾、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後有題云：「此數帖，余臨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資學力，尚作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稱海內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為諸城劉文清公，一為錢塘梁山舟侍講，一為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清書如枯禪入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倚門賣俏。余謂此論太苛。文清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閣帖》，遂至模棱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於用。侍講早年亦宗趙、董，惟自壯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蹈矩、飽暖終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真跡臨模，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三公者，余俱嘗親炙，奉為圭臬，何敢妄生議論，然見文清笑侍講為灶下老婢，侍講亦笑文清為滕公佳城，太守笑兩公，兩公亦笑太守，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雪、思翁爭席者，則吾未敢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