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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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馬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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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才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為“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為葉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為已經為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當過哨兵(雖然連放槍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嘆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後來在《申報》上,卻看見了更嚴厲,更徹底的批評,因為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裏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為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利害,這才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饜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他於革命文藝,就要徹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皺眉,以為不值一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只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才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徹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釘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一,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為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助說;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爭鬥說,反對鬥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卻又化為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裏,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為別的一切,無一相合,於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裏會有十分完全,並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卻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難了,至於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於《小小十年》雖然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於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後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於人生的無聊,想吃些辣椒來開開胃的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