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釋字第263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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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26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263號解釋
制定机关：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
1990年7月19日

司法院釋字第264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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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馬０濱、唐０、王０杰，依據公開時事，就是馬曉濱、唐龍、王士杰。

解釋字號

釋字第 263 號

解釋日期

民國 79年7月19日

解釋爭點

懲治盜匪條例擄人勒贖唯一死刑之規定違憲？

資料來源

司法院公報第 32 卷 8 期 6-13 頁

解釋文

　　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擄人者，不分犯罪情況及結果如何，概以死刑為法定刑，立法甚嚴，惟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復得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減輕其刑，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與憲法尚無牴觸。

理由書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之規定，則旨在提高意圖勒贖而擄人罪之刑度，期能遏阻此種犯罪，維護治安，使社會大眾免於遭受擄人勒贖之恐懼。此項規定，不分犯罪之情況及其結果如何，概以死刑為法定刑，立法甚嚴，有導致情法失平之虞，宜在立法上兼顧人民權利及刑事政策妥為檢討。惟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上述擄人勒贖案件，仍適用刑法總則及刑法分則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之規定。裁判時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亦得減輕其刑，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是上開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尚難謂與憲法牴觸。

相關附件

抄馬０濱等三人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聲請人：馬０濱、唐０、王０杰
代理人：陳長文律師
李念祖律師
聲請事項：為聲請人受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四號刑事確定判決，該判決維持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六號判決適用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之規定，違反憲法第八條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之規定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十五條、第廿三條保障之生存權，抑且違反憲法第七條關於平等權之規定。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
大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該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唯一死刑之規定及最高法院適用該法律規定於聲請人之擄人勒贖所為之判決，牴觸憲法。
一、聲請釋憲之理由及所引用之憲法條文
緣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四號刑事確定判決，維持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六號判決，援引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判處聲請人等極刑在案。按憲法第十五條保障生存權，其最重要之內容厥為生命權，蓋生命權為一切自由權利之基礎，無生命即不得享受任何權利自由，生命權之重要性乃應在憲法所有列舉保障之一切任何自由權利以上，事實上，憲法除於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第廿三條復規定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以上規定，在在肯認國家對於人民生存之權利，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生存本能之渴望應竭盡保障之能事，舉凡有威脅、危害、影響、限制人民生存之事項，國家應予以排除，此本刑事法律立法之用意，惟生存權既為憲法首要保障之權利，則有關限制、剝奪人民生命權之刑事立法，亦應受憲法第廿三條之拘束。而司法判決剝奪生命權，亦應本乎憲法保障生命權之意旨，以嚴謹合理之程序為之，始能以尊重生命權之態度保障生存權，真正符合憲法保障生存權之本旨，否則以輕率之刑事政策剝奪生命權，矯言欲達保障人民生存權之目的，無異允許公權力以違背目的之手段追求相反之目的，其可得乎？本案最高法院維持前揭台灣高等法院判決，依據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剝奪聲請人等之生命權，聲請人別無法律上之救濟途徑，爰依法聲請
大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前揭判決所適用之法律規定，以及前揭判決適用該法律規定之結果，致剝奪聲請人等之生命權，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之規定牴觸。
二、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聲請人之立場與見解
（一）事實經過概述
聲請人馬０濱係中國大陸人民，因嚮往自由，於一九八六年六月與其十八名友人，共同駕船投奔自由，在韓國經我國有關單位安排下，於同年七月八日抵台成為反共義士，情治單位旋於翌日將其等送至澎湖中南半島難民營，予以隔離偵訊調查，直至翌年八月獲得真正自由，投入自由社會。嗣於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與自越南逃亡來台之聲請唐０及曾擔任前長０海運公司警衛之聲請人王０杰共同綁架長０公司董事長張０發之子張國明，索取贖款五千萬元，於翌日得款後，即將張國明帶至撫遠街，交付一千元，囑其乘計程車回家。在此犯罪期間，聲請人對張國明均予以妥善照料，按時供應飲食，並約定不論有無取得贖款，均會將被擄人釋回。嗣案發後，聲請人隨即主動投案，贖金亦大都繳回，惟案經三審定讞，適用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處聲請人等死刑。
（二）限制人權之立法，應受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限制
憲法第廿三條規定基本人權受到立法限制，應屬憲法所容認之例外情形（註一），故限制人權之立法，自應受嚴格之憲法檢證，而以具有正當理由之必要方法為限。按憲法該條所謂「必要」者，依論者通說（註二），係屬「比例原則」之揭櫫，而應符合三項要件：即（１）目的應具有正當性，（２）限制之手段與其目的應具有關運性，（３）應以最少限制之手段為之；蓋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設之四種正當目的（即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其範圍至為廣泛，不藉比例原則解釋「必要」二字加以控制，憲法第廿三條之規定勢將形同具文，而憲法保障人權之目的，亦必完全落空（註三）。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生命權，係基本人權之一種，則刑事法律以唯一死刑剝奪生命權，即構成對於基本人權之限制，自應以符合憲法第廿三條之規定者，始為適憲。
（三）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違反憲法第十五條及第廿三條之規定按系爭條例設定唯一死刑之目的，不外三端：一曰應報，一曰一般預防，一曰特別預防。茲就此三種不同之立法目的，分別依據比例原則，檢檢視其合憲性。先就刑罰之應報主義為言，此一原始之思想，實非今日之憲政文明所能接受，蓋所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原始正義觀，係在古代社會，或因迷信神權，或因偏於感情直覺，而迷信可以應報手段發揮刑罰功用。惟自道德觀念更為進化之社會觀之，即有不同見解。在我國儒家以「仁」、「愛」為最高道德準繩之際，西洋基督教思想亦敷陳博愛之旨，是以歐美社會自十八世紀之後，刑法思想即生激盪，社會道義要求「以德報報怨」，刑法主張「惡害相抵」。我國自漢以後，儒術盛行，昌議「尚德緩刑」。足見社會道德觀念進化後，應報觀念不足滿足正義之要求，東西社會同斯一理，由是人類滿足正義感之方法由嚴酷趨向寬和，由感情之發洩趨於合理之建設，而由應報觀念趨向於威嚇警戒之一般預防，其後更進而注重教育改善之特別預防，凡此與往昔之應報主義同有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惟於譴責手段，僅以警戒社會所必要者為限，而避免無謂之苦痛（註四）。故以今日憲政保障人權思潮衡之，縱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應報刑之觀念，亦難立足，亦即單純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命還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僅能滿足社會上空泛之報復心理而巳，不能成為合乎憲法規定之立法目的。
退萬步言，縱謂刑罰之應報為合憲之目的，則以唯一死刑為手段懲治一切擄人勒贖之行為，苟此一立法手段與立法目的之間並不相當，即不能謂為合憲，蓋擄人勒贖犯罪之態樣不一，未必皆以害命為其犯罪結果，應報主義的刑罰觀，至其極致不過是以命賠命」，茲將未害人命之擄人勒贖行為以唯一死刑相繩，則係「以死賠不死」，顯巳逾越應報主義之本意，故不能謂之為合乎應報主義之手段，「應報主義」之目的縱屬合憲，唯一死刑之無分犯行是否害命，一律以死刑加之之手段，亦不能認為合憲。
次按一般預防主義，則「唯一死刑」係以嚇阻一般大眾為之立法目的，依比例原則言，限制人權之成本應與其效益相當，亦即不能以過當之限制追求不相當之效果，否則任何微罪亦均可以死刑相加以達嚇阻作用，自非講求人道之憲政秩序所能允許，茲者唯一死刑係不問犯罪動機、手法、態樣、結果，恆以剝奪生命之方式為處罰，其對人權之侵犯，可謂巳達極政。若其目的係在嚇阻犯罪，而其嚇阻之效果如何，卻並無任何具體之科學性證明而僅能憑立法者主觀之臆測認為足以達到嚇阻之目的（註四），實無異以生命之剝奪換取不確定且虛無飄渺之嚇阻效果，唯一死刑自屬限制過當之手段，不能認為合憲。況以唯一死刑懲治擄人勒贖，即不問是否有殺害肉票之行為，均難逃死刑之制裁，其目的固在嚇阻類似犯罪，其結果則可能使得往後類此犯罪者，抱持孤注一擲，橫豎一死，不如殺害被擄人，以免被指認落網之極端心理，則此類犯罪手段將愈趨殘暴，社會秩序恐愈趨緊張。是立法目的欲求嚇阻，唯一死刑之效果可以適得其反，即不能認為立法目的與立法手段相對應，自不符合比例原則，而屬違憲。
末言特別預防之刑事政策，本係教育刑思想之產物，果然，則唯一死刑尤屬背道而馳之立法手段，蓋唯一死刑乃係完全放棄教育刑或施以犯人再社會化之機會，而一以剝奪生命為務，實不能謂可達到特別預防之目的，立法手段既不能達成立法目的，自難以為合乎憲法第廿三條之要求。或謂特別預防之目的可藉「永久隔離」之方式完成，唯一死刑可以達到永久隔離之效果，惟憲法第廿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要求立法追求任何合憲之目的，均應採取最小限制人權之手段，故在多種可以達到「永久隔離」之立法手段之中，「無期徒刑」巳足達到相同之目的，實無須以「唯一死刑」強使完全剝奪生命權，是故「唯一死刑」不能認為最小損害之方法，乃與比例原則有違，不能認為合憲。況且在初犯之情形，既未給予再教育之機會，則罪犯是否巳無再教育價值而應永久隔離，不得而知，對初犯者處以極刑，亦不能謂為合乎教育刑之目的，亦即不能符合憲法第廿三條規定立法手段應與立法目的對應始能構成「必要」之限制。
抑有進者，無論自何者刑罰之目的觀論之，皆應講究刑罰之分量是否與行為人責任之大小相適稱，則死刑立法始能符合憲法保障生命權之本旨。況以今日家庭教育之式微，學校教育之失調，青少年教育之不週，就業市場不足、社會風氣敗壞等，均為犯罪行為之種因。換言之，在惡劣環境下成長之人，受惡習濡染之可能增加，就良好社會秩序而言，其固然常成為破壞者；然另一方面，其亦為環境之受害者。而刑罰之目的，既自原始之「應報主義」發展為教育、矯正、改善、保護等目的，亦即期能矯正犯罪行為之性向，賦予其向善之機會。然「死刑」並無矯正作用，人死不能復生，縱巳悛悔頓悟，亦無從棄惡從良。犯罪行為縱屬惡性重大，致破壞社會秩序，然遭破壞之社會秩序，庶可重建；人之生命則一旦被剝奪，即無法復生，故於判處死刑之際，尤應嚴格審究犯罪之惡性、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必犯罪行為人果係窮凶極惡，絕無矯正之可能，始有與社會隔絕之必要，始能符合憲法第廿三條比例原則之要求，否則即屬恣意剝奪憲法所保障之生存權。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擄人勒贖者，不論其惡性深淺，良知存泯，動機目的，生活狀況，亦不斟酌其犯罪時所受剌激、智識程度，更不考量其犯罪所生之危險實害及其犯罪後之態度是否可予憫恕，凡具勒贖意圖而擄人，均處死刑。立法者立意排除司法裁量「行為人是否應受死刑之報應」、「死刑是否為恰當之嚇阻手段」，與夫「行為人有無再教育價值」之權力，極可能發生罪刑失衡之後果，實難謂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之「必要」限制。
（四）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違反憲法第七條之規定
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係屬平等原則之揭櫫，亦即中華民國人民享受基本人權，在法律上應受相同之待遇，而法律以唯一死刑限制生命權之規定時，有範定生命權範圍之效果，亦應同受平等原則之拘束。茲者懲治盜匪條例規定擄人勒贖者以唯一死刑論處，係立法者以為擄人勒贖者之生命權應予絕對剝奪；惟相同之立法者對於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即殺害父母、祖父母者，則並未認為應處以唯一死刑（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參照），依社會通念及中華傳統倫常言，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罪質遠較擄人勒贖者為重，立法者於前者既不以唯一死刑為必要，則以唯一死刑懲治擄人勒贖，顯巳逾越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與第廿三條「必要規定之界限，不能認為合憲。
（五）釋字第一九四號解釋於本件聲請不應援用
大院釋字第一九四號解釋認定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唯一死刑為「於戡亂時期，為肅清煙毒；以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必要而制定」，與憲法第廿三條及第七條均無牴觸，該號解釋可否援引於本件聲請案件，應請陳明：
1 該號解釋之標的為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本件聲請之標的則為懲治盜匪條例，前者為專為戡亂時期制定之限時法，與後者之為適用於平時之立法不同，故該號解釋之理由不能於本案加以適用。
2 該號解釋係為戒嚴時期所做成，目前巳告解嚴，該號解釋之理由不能於本案加以適用。
3 該號解釋涉及者為煙毒犯，與本案之為擄人勒贖者不同，難以相提並論。
4 該號解釋之聲請人，並未就唯一死刑為何違反憲法第廿三條之理由詳加列陳，基於「不告不理」之司法通念，該號解釋亦未就唯一死刑為何「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必要」詳加說明，特此敬請重
就基於憲法保障生命權之意旨考量唯一死刑之合憲性，或推翻前例，或限制其適用以示與本案有所區別，以申憲旨。
（六）本件司法判決有違憲法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
憲法第八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對人民身體之自由，尚且如此慎重，則就一切權利之基礎–生命權而言，應屬舉輕以明重，亦即奪生命權之司法判決，更應依法定程序為之，始謂符合憲法之要求。此法定程序包括科刑時應依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審酌一切犯罪情狀，以為量刑輕重之標準；亦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條之規定，對被告有利、不利情形予以注意，始能作成罪刑相當之判決，本件聲請人等於作案中確有「無論取得贖款與否，都準備放人」之共識，且將放人之意告諸被擄人，此徵諸聲請人唐０之刑事局筆錄供述：「‧‧‧他（指馬０濱）說再聯絡一次，如果仍會不到錢再放人」，此與被擄人於刑事局之供述：「‧‧‧（歹徒）說出了一點狀況，晚一點而放我回家」（請詳附件）相符，則此「無論取得贖款與否，都準備放人」之共識，及聲請人等未持器械作案以及自動投案等，亦均經聲請人於法院審理時聲請調查證據，訊問證人，以為量刑之參考，凡此因素，應足資認定為聲請人等有利之事實，而應為審理法院依刑事訴訟第二條及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所必須加以審酌之事項。惟本案各級審理法院就聲請人之聲請恝置不理，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一十條於判決理由記載對上揭有利之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則本審判決既違背上揭法條規定程序，自屬違背憲法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是則基於違反上揭規定所為之判決，自屬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所施之處罰，應屬於違憲之判決，且也，在本案聲請人未持槍械，人質受到良好照顧並安全釋回，贓款多數追回，自動投案等情形下，司法捨無期徒刑不就，必欲強施以死刑之處罰，亦與憲法第廿三條規定之「必要」要求不符。
聲請人等係投奔自由來台，或係越南難民，或係離職警衛，其所受教育有限，在社會福利制度未健全，政府尚未施以就學，就業輔導，渠等置身競爭激烈之現代社會，本質上即具高危險性，期得其恪守社會秩序規範之可能亦較低，其誤蹈法網，雖屬應罰，惟生命權之剝奪，則應慎重將事，必也求其生而不能，始應為之，本件判決，若巳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嚴格要求，而司法者斟酌之結果，仍為應處以極刑者，或當別論，惟本案判決，既有上揭違憲情形，本諸憲法規定，實不應予以維持。
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理由
聲請人茲檢呈有關筆錄及法院判決三件，謹請鑒核：
1 聲請馬０濱、唐０及被擄人刑事局筆錄。
2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七十八年重訴字一○○號判決。
3 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六號判決。
4 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四號判決。
四、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請人等之生命，因前揭判決適用違憲之懲治盜匪條例第八條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結果而將受剝奪，故特依法聲請大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聲請人所引據之憲法有關規定，宣告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適用於聲請人等之擄人勒贖案件，係屬違憲，俾賜聲請人憑而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百八十五號解釋依法提起再審之機會。（按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法，因違憲而無效，最高法院仍得依據刑法再審，無虞發生無法可判之情形。）聲請人茲並本於憲法第十六條之規定，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請求
大院大法官會議傳聲請及代理人到會說明，俾維憲法保障之合法權益。
（註釋)
註一：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一冊）」（六十四年）三四一–三四三頁參照。
註二：廖義男「企業與經濟法」（六九年）一五三頁–一五五頁、朱武獻「公法專題研究（一）」（七十五年）三五–三六頁及四五○頁、葉俊榮「論比例原則與行政裁量」載「憲政時代」十一卷三期七九頁，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七九號解釋鄭玉波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劉鐵錚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參照。
註三：薩孟武「中國憲法新論」（六十三年）一二三–一二四頁參照。
註四：韓忠謨氏著刑法原理頁三四–三五、林山田氏著刑法通論（七十八年）第三七五–三七七頁、蔡墩銘氏著刑法總論（七十三年）第二七九頁。此致
司法院
聲請人：馬０濱
唐０
王０杰
代理人：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
李念祖律師
附件如文
另附委任書乙件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