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志林/卷五
论古
编辑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
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改过，否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诛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盖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頿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
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可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粥田宅之效也。
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菑，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馀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春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𫇭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韩；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赵、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齐，初并天下。
苏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为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其不败于楚者，幸也。乌乎，秦之巧，亦创智伯而已。魏、韩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创智伯而诸侯终不知师韩、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
齐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犹伐齐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赵，齐、楚救之，赵乏食，请粟于齐，而齐不予。秦遂围邯郸，几亡赵。赵虽未亡，而齐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齐者四十馀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谨，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岂以谨故置齐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齐”者，所以慰齐之心而解三晋之交也。齐、秦不两立，秦未尝须臾忘齐也，而四十馀年不加兵者，岂其情乎？齐人不悟而与秦合，故秦得以其间取三晋。三晋亡，齐盖岌岌矣。方是时，犹有楚与燕也，三国合，犹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齐不救，故二国亡，而齐亦虏不阅岁，如晋取虞、虢也，可不谓巧乎！二国既灭，齐乃发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呜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万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万攻之，盖空国而战也。使齐有中主具臣知亡之无日，而扫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齐而入厌兵空虚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然则奈何？曰：“古之取国者必有数，如取龆齿也必以渐，故齿脱而儿不知。”今秦易楚，以为龆齿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儿必伤，吾指为啮。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数也。吴为三军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晋之平吴，隋之平陈，皆以是物也。惟苻坚不然，使坚知出此，以百倍之众，为迭出之计，虽韩、白不能支，而况谢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胜；而坚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苏子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周衰，诸侯相并，齐、晋、秦、楚皆千馀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而学士大夫多非之。汉高帝欲立六国后，张子房以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论与子房何异？世特以成败为是非耳。高帝闻子房之言，吐哺骂郦生，知诸侯之不可复，明矣。然卒王韩、彭、英、卢，岂独高帝，子房亦与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馀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故吾以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句践为人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逸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于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苏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乌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财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馀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而老于越者也，故曰“蠡亦乌喙也”。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其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于此，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句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籍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不忍三子之见诬，故为之言。
鲁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公。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以成叛，公围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为政也，亦危而难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封建诸侯。”曹操疑其论建渐广，遂杀融。融特言之耳，安能为哉？操以为天子有千里之畿，将不利己，故杀之不旋踵。季氏亲逐昭公，公死于外，从公者皆不敢入，虽子家羁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虽地势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盖不减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时堕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以为孔子用事于鲁，得政与民，三桓畏之欤？则季桓子之受女乐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盖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无急于此者矣。彼晏婴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婴能知之而不能为之，婴非不贤也，其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羁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圣见于行事，至此为无疑也。婴之用于齐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祸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请讨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而以礼告也欤？”曰：否，孔子实欲伐齐。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岂礼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尝欲以越伐鲁而去之。夫以蛮夷伐国，民不予也，皋如、出公之事，断可见矣，岂若从孔子而伐齐乎？若从孔子而伐齐，则凡所以胜齐之道，孔子任之有馀矣。既克田氏，则鲁之公室自张，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阇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夫尧、舜、禹，世主之父师也；谏臣拂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汉用陈平计，闲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如彼雨雪，先集为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闲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馀，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贵富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时，赵高有罪，蒙毅案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帐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胆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致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熏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
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故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与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
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而果摄也，则《春秋》不书为公，《春秋》书为公，则隐非摄，无疑也。”
苏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隐摄而桓弑，著于史也详矣。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然则隐公之摄也，礼欤？曰：礼也。何自闻之？曰：闻之孔子。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何谓摄主？曰：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次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此之谓摄主，古之人有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请退。康子之谓摄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
自秦、汉以来不修是礼也，而以母后摄。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使与闻外事且不可，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摄位而临天下乎？女子为政而国安，惟齐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盖亦千一矣。自东汉马、邓不能无讥，而汉吕后、魏胡武灵、唐武氏之流，盖不胜其乱，王莽、杨坚遂因以易姓。由此观之，岂若摄主之庶几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摄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则摄主取之，犹吾先君之子孙也，不犹愈于异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安用摄主？”曰：非此之谓也。嗣天子长矣，宅忧而未出令，则以礼设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则三代之礼，孔子之学，决不以天下付异姓，其付之摄主也。夫岂非礼而周公行之欤？故隐公亦摄主也。郑玄，儒之陋者也，其传“摄主”也，曰：“上卿代君听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则上卿岂继世者乎？苏子曰：摄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习见母后之摄也，而以为当然。故吾不可不论，以待后世之君子。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施优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所行相同，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戮，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俛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太公之治齐也，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诵之，齐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齐矣，齐懿氏卜之，皆知其当有齐国也。篡弑之疑，盖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废之，乃欲以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为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论者，则以为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吾以谓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齐景公不繁刑重赋，虽有田氏，齐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虽有晋文公，兵不败；汉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晁错，虽有吴王濞，无自发；晋武帝不立孝惠，虽有刘元海，不能乱；苻坚不贪江左，虽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馀，汉之金日䃅，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且夫自今而言之，则元海、禄山死有馀罪，自当时而言之，则不免为杀无罪。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者？上失其道，涂之人皆敌也，天下豪杰其可胜既乎？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故夫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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