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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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易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杀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盖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虑始而可乐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
然及观三代之书，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常丁宁激切，亹而不倦，务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从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从事。其言回曲宛转，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愚始读而疑之，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然其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故常以为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然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诺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辩以求曲直之际，当亦无足怪者。
及至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复，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晓天下，此又其势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天下有所欲为，而其匹夫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以龃龉其上之画策，令之而不肯听。当此之时，刑驱而势胁之，天下夫谁敢不听从。而上之人，优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从。此非王者之心，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
盖盘庚之迁，天下皆谘嗟而不悦，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断弃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从也，则又曰，汝罔暨馀同心，我先后将降尔罪，暨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孙。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
若夫商君则不然，以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故无所求于众人之论，而亦无以告谕天下。然其事亦终于有成。是以后世之论，以为三代之治柔懦不决。然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也。
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也，则又反复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
昔者商、周之际，何其为礼之易也。其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荐，交于堂上，而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让，献酬百拜，乐作于下，礼行于上，雍容和穆，终日而不乱。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故其廉耻退让之节，然见于面而盎然发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
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
昔者上古之世，盖尝有巢居穴处，污樽抔饮，燔黍捭豚，蒉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其后世，圣人以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以易之以宫室，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荐其血毛，豚解而腥之，体解而烛之，以为是不忘本，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以极今世之美，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选暖而不决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为，而天下之人，亦且见笑之，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庙之祭，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庶几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而设其器用，荐其酒食，皆从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后世宗庙之际，皆用三代之器，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正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
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仿以为法也。宗庙之祭，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有以存古之遗风矣。而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从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释奠释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则皆从其器，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苇龠，击土鼓，此亦各从其所安耳。
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详，则愚实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安而从之，是则有取焉耳。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哀乐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
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
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馀年矣。愚尝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其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求其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怨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泄。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
至于《公羊》、《穀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吴仲孙”，甚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
甚矣，道之难明也。 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不可考。 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 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 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
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说。 嗟夫，子思者，岂亦斯人之徒欤？盖尝试论之。 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 其要有三而已矣。 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以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 是故去其虚词，而取其三。 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 盖以为圣人之道，略见于此矣。
《记》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 乐之则自信，故曰诚。 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 知之则达，故曰明。 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乐之者为主也。 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知之者为主也。 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 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之者与乐之者，是贤人、圣人之辨也。 好之者，是贤人之所由以求诚者也。 君子之为学，慎乎其始。 何则？其所先入者，重也。 知之多而未能乐焉，则是不如不知之愈也。 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 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 故曰“自诚明谓之性”。
孔子盖长而好学，适周观礼，问于老聃、师襄之徒，而后明于礼乐。 五十而后读《易》，盖亦有晚而后知者。 然其所先得于圣人者，是乐之而已。 孔子厄于陈、蔡之间，问于子路、子贡，二子不悦，而子贡又欲少贬焉。 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乐之者未至也。 且夫子路能死于卫，而不能不愠于陈、蔡，是岂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为从孔子游者，非专以求闻其所未闻，盖将以求乐其所有也。 明而不诚，虽挟其所有，伥伥乎不知所以安之，茍不知所以安之，则是可与居安，而未可与居忧患也。 夫惟忧患之至，而后诚明之辨，乃可以见。 由此观之，君子安可以不诚哉！
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 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 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 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 故曰“莫若以明”。 使吾心晓然，知其当然，而求其乐。
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 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用器之为便，而祭器之为贵；亵衣之为便，而衮冕之为贵；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此礼之所以为强人而观之于其末者之过也。 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将惟安之求，则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则将裸袒而不顾，茍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茍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 由此言之，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 夫岂惟磬折百拜，将天下之所谓强人者，其皆必有所从生也。 辨其所从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是之谓明。
故《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 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焉。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 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焉。 ”君子之道，推其所从生而言之，则其言约，约则明。 推其逆而观之，故其言费，费则隐。 君子欲其不隐，是故起于夫妇之有余，而推之至于圣人之所不及，举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难，使天下之安其至难者，与其至易，无以异也。
孟子曰：“箪食豆羹得之则生，不得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朋友妻妾之奉而为之，此之谓失其本心。 且万钟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难，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较其轻重，是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之所能行，通而至于圣人之所不及？故凡为此说者，皆以求安其至难，而务欲诚之者也。 天下之人，莫不欲诚，而不得其说，故凡此者，诚之说也。
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 《记》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 ”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途，夫虽欲不废，其可得耶？《记》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以为过者之难欤，复之中者之难欤？宜若过者之难也。 然天下有能过而未有能中，则是复之中者之难也。
《记》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 孟子曰：“执中为近。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书》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 ”又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而《记》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皇极者，有所不极，而会于极；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 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 有所不中，而归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 《记》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
嗟夫，道之难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窃其名，圣人忧思恐惧，是故反复而言之不厌。 何则？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窃以自便者也。 君子见危则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于中庸。 见利则能辞，勉而不辞，以求合于中庸。 小人贪而茍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 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 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世，曰：“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善期可矣。 ”以古之人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为足以已矣，则是不亦近似于中庸耶？故曰：“恶紫，恐其乱朱也，恶莠，恐其乱苗也。 ”何则？恶其似也。
信矣中庸之难言也。 君子之欲从事乎此，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 《记》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
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征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盖尝论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难，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为最难。斥其一则援之者众，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小者复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窃国。善人为之扫地，世主为之屏息。譬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矣。齐田氏、鲁季孙是已。齐、鲁之执事，莫非田、季之党也，历数君不忘其诛，而卒之简公弑，昭、哀失国。小人之党，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忠义之士，斥死无余。君子之党，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则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众也。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昔栾怀子得罪于晋，其党皆出奔，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呜呼，宣子蚤从王鲋之言，岂独获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变哉！
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茍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
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子小人之戒。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违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且《礼》有‘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为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贤者也。夫岂不知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将死丁宁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夺其情也。夫死生之际，圣人严之。薨于路寝，不死于妇人之手，至于结冠缨、启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于死生之变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义。至于死生至严之际，岂容以私害公乎？
曾子有疾，称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学礼于仲尼。管仲病，劝桓公去三竖。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国，若敖氏之贤，闻于诸侯，身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忧，其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
然《礼》之所谓“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不能执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岂待父母之命耶？今荐芰之事，若出于子则可，自其父命，则为陋耳。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曾子寝疾，曾元难于易箦。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为然，是曾元为孝子，而曾子顾礼之末易箦于病革之中，为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死，视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呜呼，范宣子知事吴为忠于主，而不知报齐以成夫子忧国之美，其为忠则大矣。
古人以爱恶比之美疢药石，曰：“石犹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观之，柳子之爱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违父命，药石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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