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18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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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八十六卷目录

 春秋部总论四

  汉书五行志

  后汉荀悦申鉴时事篇

  王充论衡定贤篇 正说篇 书解篇 案书篇 对作篇

  唐啖助春秋纂例春秋宗指

  刘知几史通春秋 左传

  丘光庭兼明书刘子元误说周之诸侯用夏正 善者信矣 卫桓公名 荆

  败蔡师于莘 金鼓以气声也 葛藟庇本根 文马 姞吉人 敝邑之幸 两观

  宋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春秋类

  郑樵春秋传看春秋须立三节 褒贬 例非春秋之法 论始隐 终获麟

  三传各有得失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喜言诗书易 公谷二传 论左氏解

经籍典第一百八十六卷

春秋部总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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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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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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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 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 《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㨫仲舒 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 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荀悦申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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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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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 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 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 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 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

王充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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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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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 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 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夫贤与圣,同轨而殊名,贤 可得定,则圣可得论也。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 《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 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 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 孔子起而作之文义,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 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寔也。夫无言则察之以文,无 文则察之以言。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 文之必有为也。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 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 寔矣。论文以察寔,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 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 同一寔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 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素丞相 之迹,存于新论者也。

《正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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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 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 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 《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 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 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 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 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 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 寔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 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 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 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 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 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 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 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 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 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 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 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 矣。寔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 义耶?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 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 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 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 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 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 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 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 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寔也。二百 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 有数矣。年据三世,日月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 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 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 《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 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 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之说,春者 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 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 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 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 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 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 《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夫平常之事,有 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 秋》实及言夏,不言夏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书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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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 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 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扬子云存中郎之 官,故能成《太元经》,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 卿子云为相,赋元不工。

《案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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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 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 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 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 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 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 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寻 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馀力矣。陈元言 讷,范叔章诎,左氏得寔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 怪”力相违返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左氏之外 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 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 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 秋》会一也。

《对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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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 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与王道备。所以检押靡薄之 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 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 《春秋》不作。

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上书、上书 奏记是作也。晋之《乘》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人事各 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扬氏之元卜,气号不均 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 也。

唐啖助春秋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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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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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 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 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 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元凯左传序及释例云然 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 之文,从先代之质。”何休公羊传注中云然解《穀梁》者则曰:“平王 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 《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 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范甯穀梁传序云然吾观三家 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旨?可谓宏纲 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予以为《春秋》者,救周之弊, 革礼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 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 其弊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 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 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夫子伤之曰:“虞 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 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言天王狩于河 阳之类是也以诚断《礼》,褒高子仲孙之类是也《用忠》道:“原情为本,不 拘浮名。”不罪栾书之类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冶之类是也从宜救乱,因 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诸非礼悉讥之是也或贵“贞”而不谅。即合 权道是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也。”古人曰:“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 之道如循环”,太史公亦言,“闻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公羊》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俟后圣。”是知《春 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 然矣。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 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且游、夏 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其 不能赞一辞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则夫 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则杜氏 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 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性情即前章所云用忠道原情而 用之于名位。谓黜周王鲁也失指浅末,不得其门者也。周德 虽衰,天命未改,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 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故夫子伤主威 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 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 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指。隐元年盟于昧传何休注 云然“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 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说,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 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知虽因旧史, 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 门也。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 道以拯生灵也,故历国应聘,希遇贤主。及麟出见伤, 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 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始 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 馀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此时但用周家旧典自可理也及代 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大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 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 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言此时周礼既坏作春秋以救之

刘知几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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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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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 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璅语》又有《晋春 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 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 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 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按《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 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 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 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逮 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 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 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辞,隐晦其文,为不 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又 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 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 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记》, 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为国史 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 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尔”,安 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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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 援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观《左传》 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 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 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 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 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始以周贞王绩 前传鲁哀公,后至赧王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 于二世之灭,合成卅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 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 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 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 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 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 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丘光庭兼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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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元误说周之诸侯用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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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元《史通》云: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礼 仪,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正月”,年即鲁君 之年,月则周王之月。考所纪书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妄为解释,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颁朔 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诸侯而用夏家正 朔?”按文十七年《左传》郑子家与晋赵宣子书云:“二年 六月壬申,朝于齐。”杜注云:郑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鲁 庄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诸侯奉行周正 之明文也。而子元不精鲁史,妄斥先儒说经典之玷, 不可以训。或曰:《春秋后序》是杜因晃所书。

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 所书是魏国。史记魏本周之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 魏国之兴,在周之末,时称“战国”,鲁不臣周,自造史书, 追书前代,称王改朔,用夏正。而子元执战国之史,而 论《春秋》之制,以末正本,无乃悖乎?

《善者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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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六年《左传》云:“‘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 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 者信矣。”明曰:“信’当读为屈伸之伸,古者多用信字为 伸。《易系辞》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类焉。传言‘善 者信,善者谓嘉谷之苗也。恶者常盛则嘉谷之苗屈, 恶草除则嘉谷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卫桓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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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四年,“‘卫州吁杀其君完”,即桓公也。诸侯读皆如字。 明曰:非也。“完’当作儿。”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实,终将讳 之,故既葬而为谥。若卫侯名完,岂得谥之桓乎?故知 完当作“儿。”按《字书》“容貌之儿,从白下八。”俗书“完”作“儿”, 与“容儿”之儿相似,是桓公本名儿,传写误为完也。

《荆败蔡师于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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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十年》,“荆败蔡师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国, 贬之若荆州之人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为谓之荆? 狄之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无此解。 杜元凯曰:“荆,楚本号也。”谭、赵取《公》《谷》为解,明曰:“杜说 是也。”且一国两号,其国有三:殷、商、唐、晋,并此楚、荆,著 在经典,坦然明白。按《礼记》云:“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 又《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荆为楚之本号,亦已 明矣。故庄四年传称“荆尸而举”,又曰“楚武王荆尸”,皆 谓举其先代之军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国,贬曰“荆”, 则楚入卫,吴入州来,何故不举州名以贬之乎?按:禹 四海之内,都置九州,而执玉帛万国,则是州大而国 小也,岂加大于小而为贬乎?且庄二十三年荆人来 聘,又何罪而曰“荆楚败徐于娄林”,又何功而书楚?但 当时史官承告而书,不以此为褒贬也。按《春秋》之例, 但举国不称人即为贬,未有去其国号而举州名为 贬者也。或曰:“既不以荆为贬,经书荆而传称楚,何也?” 答曰:“当此之时,楚国实名荆,左氏为传之时,近书之 为楚耳。”推此诸文,则记事之义为得其实矣。

《金鼓以声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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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二年“《左传》曰:‘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 杜元凯曰:‘金鼓以佐士众之声气也’。”明曰:“非也。按:上 文云‘三军以利用’,下文云‘声盛致志’,则是金鼓所以 佐士众之气。若谓‘佐士众之声,则于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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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七年》乐豫曰:“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根本 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 蔓繁茂者,以本根庇荫之多也。且庇荫者,自上及下 之辞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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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二年》,“‘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 杜注曰:‘画马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说非也。文马者, 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难得。若画为文,乃是常马, 何足贵乎?”

《姞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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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五年《左传》云:“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 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 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论‘姞’字之义。当时姞从‘人’作 ‘佶’,后代改之从‘女’。若当是从女,安得吉人之语乎?故 是从女者,失其义也。”

《敝邑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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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年》,“齐宾媚人对晋人曰:‘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杜注 曰:‘言完全之时,尚不敢违晋,今若不幸,即从命也’。”明 曰:“杜注误也。今寻其辞意,言背城一战,战若幸胜,尚 当从晋命;若不幸而败,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战而获 胜,非谓完全之时也。”按媚人注国佐也

《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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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二年,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赵 子曰:“‘复作两观,讥仍旧也’。其意言诸侯无两观,有者, 僭天子也。今因天灾,宜废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诗》《礼 记》,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灵台者,别地为之;观台 者,因门为之。凡台望云物,知灾祥,水旱,逆为之备,不 可无也。《左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 《礼运》曰:“天子诸侯台门,大夫不台门,此以祟为贵也。”

台门即两观也。由此言之,诸侯之有两观,亦以明矣
考证
或曰:鲁以周公故,得有两观,其馀诸侯不当有也。答

曰:“若后者复作是也,又何讥乎?”又曰:“非讥,何以书也?” 答曰:“《春秋》之义,有褒而书者,有贬而书者,有讥而书 者,有非褒贬讥而书者,有国之大事”,法合书者,即此 “新作雉门”及“两观”,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之类也。于 法自当书,非由讥也。且两观与雉门同文,岂雉门亦 不当作邪?据此诸文,则《赵子》言非也。

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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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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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周法坏而诸侯乱,平王以后不复雅,而下同列国。 吴、楚、徐夷,并僭称王,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孔子 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诸侯,极陈君臣 之理。诸侯无能用者,退而归鲁,即其旧史,考诸行事, 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书,一用《周礼》,为《春秋》十 二篇,以示后世。后世学者,传习既久,其说遂殊。公羊 高、穀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分为五家。邹、夹最微,自 汉世已废,而三家盛行。当汉之时,《易》与《论语》分为三, 《诗》分为四,《礼》分为二。及学者散亡,仅存其一,而馀者 皆废,独《春秋》三传并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经之书, 独于《春秋》,欲以礼法绳诸侯,故其辞尤谨约而义微 隐。学者不能极其说,故三家之传,于圣人之旨,各有 得焉。太史公曰:“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岂非王者 之法具在乎?

郑樵春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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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春秋须立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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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曰:“看《春秋》须立三节,五霸未兴以前是一节,五 霸迭兴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之后是一节,五霸威 公为盛,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则威公之 有大功于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纲解纽, 强陵弱,众暴寡,当时之人思大国之正己也,如《褰裳》 之诗,此时威公出来,统集天下之势,整顿天下之事”, 岂非有大功于当时乎?然五霸未出,先王之遗风馀 泽,犹有存者,霸主一兴,则天下之人见霸者之功,而 无复见先王之泽,岂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业,相 为消长。《春秋》之始,齐僖谓之“小霸”,见于《春秋经传》,与 诸侯会盟,征伐稍多,此便是霸之始。方周末东迁,未 尝无方伯连率之职,然当是时,尚禀王命,故不谓之 霸。东迁以来,王者自无总合系属人心道理,诸侯稍 有才智,必自出来会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当僖公 之始,当时之势亦不易做得,所以凡书盟不过三四 国而止,到威公时,大国言齐、宋,远国言江、黄,其馀莫 不尽从,霸业盛处,便见王道消亡。

东迁之初,去三代未远,故《春秋左氏》所载隐、桓间事, 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谏郑庄公,封叔段于京,所谓先 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 制也,见得成周筑城之遗制犹在。如石碏之谏卫庄 公,所谓“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 所自邪也,见得先王教子家传之法犹在。如师服之 谏晋曰:“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国。故 天子建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 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犹见得三代制度, 名分等衰,纤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乱。此《春秋》初老师 宿儒所传,先王之典法未泯,学者所当深考到后来 《春秋》中与末,能如此言者甚少,间若左史倚相之于 楚,叔向之于晋,子产之于郑,才能言,当时便谓之“圣 贤博物君子。”

《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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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春秋》其为褒贬之书欤?”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 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 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尊圣人。其说 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辞,故学 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 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 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无褒贬者, 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载郑弃其 师,“齐人歼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 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尽泥也。泥 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 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 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也;泥于无褒 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 作经也。大抵《春秋》一经,书其善则万世之下指为善 人,书其恶则万世之下指为恶人,兹所以为褒贬之 书欤?故书事也亦然。书始作两观,“始”者,贬之也,言其 旧无也。书“初献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旧八佾也。圣 人虽未尝云是为可褒,云是为可贬,然而实录其事, 微婉其辞,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恶,不逃乎 万八千言之间,兹又所以为一字之褒贬者,欤如是 而已。

《例非春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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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法,重事而轻人,详内而略外,无有所谓例也朝觐、会、盟,礼乐之本也;侵、袭、围、入,征伐之举也。鲁与 邻国有相交之义,则悉书之,外此则弗书也。君在则 书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则书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 在而大夫将事,然后大夫得书焉。盟所以纪信,烈𦈡 因盟莒而得书;聘所以讲礼,公子札因聘鲁而得书。 ‘乞师,大事也,故栾黡得书;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书; 以至荀林父之败狄,士鞅之会吴,又赴告而与鲁共 事得书焉’。”则《春秋》之书,因事以见人,而非因人以见 事。书于鲁国则详,季子叔肹之卒,延厩、郎囿之役是 也;于他国则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遗直,封洫刑 书之在郑,反坫塞门之在齐是也。《春秋》重事而轻人, 详内而略外,盖如此,乌有所谓例耶?善乎柳宗元之 言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灭之 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真知言乎!

《论始隐》始隐实为东周四百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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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武王都丰、镐,是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为东周。 西周之书,有《诰命》存,其《诗》有《雅》《颂》存,盛德大业炳如 也。唯东周赏罚纲纪不可考,圣人欲为之书,则东迁, 周事也。天子陪臣有不当为,故用鲁以名其书尔。武 王克商,岁在己卯;隐公即位,岁在己未,其相去盖四 百一年也。周家之兴,历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载事, 托之《诗》《书》,以后四百载事托之《春秋》,而隐公元年实 为后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隐也。名虽始 隐,而意在周,故虽未尝尽录平王之政,而实承平王 末年;虽未尝记东迁之始,而实具东迁之末,则亦圣 人以此预示其期欤?说者以为《春秋》之意欲始平王。 按平王三年,惠公即位,果如是说,则《春秋》当始惠公 矣。说者又以为《春秋》始隐,贤其逊国。按隐公生不复 辟,死不成摄,果如是说,则隐不当称公矣。然则《春秋》 始隐之意,断若是欤?

《终获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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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春秋》成而麟至鲁,胡安国以为文成麟至,亦理 之常,不可谓无。或者又谓《春秋》感麟而作,以问于伊 川,伊川以为夫子之意,盖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 亦因此一事而终其书。《春秋》不害为获麟而作。然麟 不世出,《春秋》岂不作?因图书而画卦,使图书不出,八 卦亦须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绝笔于获麟”, 谓仲尼伤己之不遇而绝笔也。不知凤鸟不至,河不 出图,夫子之叹久矣,岂至是而后知之耶?左氏谓圣 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续经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获 麟而绝笔,为一经之主意。左氏于三家闻见最优,岂 不知此,况敢续经乎?大扺终于获麟,此史家之常事, 圣人初无意也。麟获于哀公十四年,《春秋》成于是年 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记录时事,必缺其 近数年,俟他日裒集所未闻而载之,非如后世日历 之所记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为春秋之祥,以获 麟为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汉世经师推寻圣人太过, 适以启天下之疑,不知圣人初无意于此也。或者又 强为之说曰:“不书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书公,不使 麟,以公得也。”呜呼!以是而论,《春秋》,岂真知《春秋》也哉? 如《史记》谓终于获麟,则非矣。

《三传各有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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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三子传经,各有得失,孰优孰劣?”曰:“《公》《谷》曰《传》,而 《左氏》则笔录也;《公》《谷》解《经》,而《左氏》则记事也。体制不 同,详略亦异,未可以优劣判也。或谓《左氏》得之亲见, 《公》《谷》得之传闻,非也。或谓《左氏》有三长,《公》《谷》有五短, 亦非也。大扺党《左氏》者,以《左氏》为大官,以《公羊》为买 饼家;尊《公羊》者,以《公羊》为墨守,以《左氏》《穀梁》为膏肓” 废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义背经,属缀不伦,非一人 所为。右《穀梁》者,以为文清义约,多所发明,二子所不 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则曰“《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 《穀梁》善于经。”均取其失者,则曰“《左氏》失之诬,《穀梁》失 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尽废三传者,《春秋》三传束高 阁,《三传》作而《春秋》散;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异而通 之,作为《春秋调人》七万馀言,以平其得失。是数说者 皆不足以尽三家之学也。大扺,三家之传,各有所长, 亦各有所短。如论其短,以“王正月”为“王鲁”,是《公羊》之 害教;以“获麟”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会;以“尹氏”为 “君氏”,是《左氏》之误文也;所短者,若此之类是也。若论 其长,则三子之长非一端。《经》日蚀不书朔者八,《左氏》 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历 追之,俱得朔日,则日蚀之义,《左氏》为长。公如齐观社, 《左氏》曰:“非礼也”,《公羊》曰:“盖以观齐女也”,《穀梁》曰:“非常 曰观,‘致’”曰“有惧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齐之社稷,宋 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观之也”,则观社之义,《公羊》为 长。经书“盟于葵丘”,《左氏》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公 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国。”《穀梁》曰:“陈牲而不杀,盖明 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无 易树子”,则《葵丘》之义,《穀梁》为长。三子之长如此者众 也。至于三家背经以作传,犹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 《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 于晋灵公之事,书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 盾也”,是赵穿也。于悼公之事,孔子书许世子止弑其 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也。其所 以异乎《经》者,盖《经》之义各有所主。孔子,鲁人也,因鲁 史以成《经》,固不必论也。然“官为正卿,返不讨贼,位居 冢嗣,药不亲尝”,非二子之罪而谁欤?三家之传,各有 所长,亦各有所短,取其长而舍其短,学者之事也。大 扺有《公》《谷》,然后知笔削之严;有《左氏》,然后知本末之 详,学者不可不兼也。使圣人之经传之至今,三子之 力也。汉时《公》《谷》既作,凡董仲舒、公孙弘之徒,皆引以 断大狱,饰吏事,其有功于世,非特传圣人之经而已。 《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刘向之徒,著书立言,首尾倒错, 皆不待捆摭而自见其有功于世,又非特传圣人之 经而已。学者于圣人之经,苟能合三《传》而观之,亦足 矣,未可以是而议其失也。

《左氏非丘明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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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曰:《左氏》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 在七十子之后。司马迁曰:“孔子作《春秋》,丘明为之传。” 班固《艺文志》曰:“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杜预 序《左传》亦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详诸所说,皆以《左 氏》为丘明无疑矣。至唐啖助、赵匡独立说以破之。啖 助曰:“《论语》所引丘明,乃史佚迟任之类,《左氏》集诸国” 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为丘明,非也。赵氏曰:“公、谷 皆孔氏之后人,不知师资几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 贤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唯啖、赵立说以破之,未 有的论。然使后世终不以丘明为《左氏》者,则自啖、赵 始矣。况孔氏所称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断非左氏明 矣。今以《左氏传》质之,则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纪韩、 魏智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则是书之作,必在赵 襄子既卒之后。若以为丘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 十年,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 年之后,丘明犹能著书,今《左氏》引之,此《左氏》为六国 人,在于赵襄子既卒之后,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 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 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 庶长之号,今《左氏》引之,是《左氏》为六国人在于秦孝 公之后,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 年初腊。郑氏、蔡邕皆谓腊于周即蜡祭,诸经并无明 文,惟《吕氏月令》有腊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则《左氏》 为六国人,在于秦惠王之后,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 衍之诞,而称帝王子孙。按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 始之运,其语不经,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人,在 齐威王之后,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按韩 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 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时人,在三家分晋之后, 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辰将以公乘马而归。”按三代 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 万匹之语,今《左氏》引之,是《左氏》为六国人,在苏秦之 后,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为雄辩 狙诈,真游说之士,押阖之辞。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 七也。《左氏》之书,序秦楚事最详。如《楚师》请帮助识别此字。“犹拾藩”等 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亦可以知左 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 氏》是丘明否?”曰:“《传》无‘丘明’字,故不可考。”又问:“《左氏》可 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欤!

《左氏喜言诗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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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爱《左氏》所载《春秋》,赋诗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 赵衰赋河水始,诗所以见志。然有一言不酬,一拜不 中,而两国之为暴骨者。有赋诗不知又不答,终有必 亡之祸者。则学者乌可不知诗之为寓意乎!又爱《左 氏春秋》列国之事,其引书据义者三十九,援《虞书》者 一,援《夏书》者十三,援《商书》者十,援《周书》者十有五,真 得古圣贤之用心,不胶不泥,不立新说,而事之大者 悉取断焉。予又爱《左氏》所载,言《易》者二十,“庄一,闵二, 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馀 则《连山》《归藏》与占筮者之《系辞》尔。予非取其占筮之 奇中也,取其通变而不滞也。吾于敬仲之《筮》,得互体 之说焉,又于毕万之《筮》,得变卦之说焉,“有卦无辞”,于 穆姜之筮得“动以静为主”之说焉;于南蒯之《筮》得“不 占险”之说焉;于秦伯之筮得《系辞》之异于今文者之 说焉。大抵言《易》而不拘于《易》也。《左氏》非惟解《经》优于 《公》《谷》,而又善言《诗》《书》,《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

《公谷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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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公、谷二家师承所始。曰:吾何以论其始?刘歆汉 人,尚不能知,况后人乎?《公羊》本齐学,后世有以为名 高者,有以为子夏弟子者,有以为汉初经师者;《穀梁》 本鲁学,后世有以为名赤者,有以为名俶者,有以为 秦孝公时人者,皆无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载乐正 子之视疾,则《公羊》必出于乐正子之后;《穀梁》虽载《尸 子》之语,或出于汉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传矣,二家初皆口传,非如《左氏》之笔录,然《左氏》之传,又不如 《穀梁》之质也。《公羊》之书,有所谓昉于此乎?有所谓“登 来之”者,有所谓代者为主,代者为友,皆弟子记其师 之言,会其语音以录之也;有所谓“公羊子曰”,则其书 非《公羊》所自为可知矣。《穀梁》之书有所谓,“或曰有所 谓”,“传曰有所谓,《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启,曰,有所谓,谷 梁子曰”,皆弟子记其师之说,而杂以先儒之言,则其 书又非《穀梁》之所自为可知矣。此《穀梁》必出于沈子、 《尸子》之后,或者疑以为汉初人也。尝合三《传》而考之, 《左氏》之笔录,必出于焚《书》之前,《公》《谷》之口传,寔出于 焚书之后,何也?《左氏》兼载晋楚行师用兵,大夫世族 无所不备,其载《卜筮杂书》,与汲冢《师春正》同,则作于 焚书之前明矣。《公》《谷》设同左氏之时,二百四十年事, 犹当十得四五,不应尽推其说于例也,此《公》《谷》作于 焚书之后明矣。或曰:《左氏》之传既作于焚书之前,何 故隐而不宣?曰:“《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寔具于《左 氏之》传,隐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孔氏之壁,北平之 家,犹有存者,非尽隐也。公、谷、邹、夹之学,不与《左氏》合, 非尽宣也。惟其隐而不宣,此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 谷、邹、夹之学。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 惟公、谷独盛。自《左氏》兴,而公、谷之学又微矣,然亦终 不可得而废也。汉兴之初,胡母生以《公羊》学干。景帝 时,先立学官,而申公亦传《穀梁》学,受之瑕丘江公,故 《公》《谷》之学独盛于汉。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学,曰:“废 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辨讷。”武帝好《公羊》,公孙弘又 好之,而《公羊》之学遂兴。卫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 而《穀梁》之学遂兴。此废兴由于好恶也。瑕丘江公讷 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 《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兴,此盛衰 继于《辨讷》也。呜呼!自胡母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论罢 而《穀梁》兴,严氏之学泯而《左氏》彰,杜预之传晦而啖、 赵起,信矣夫!

《论左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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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解《左氏》,颜师古注《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 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 后,后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 经颜氏之后,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者,如 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 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谓《书》 之理意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 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 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 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 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 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 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 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杜氏于星历地理之言,则必极其致,至于虫 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于训诂之 言甚畅,至于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 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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