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集/卷十一
杂著
编辑《洪范》传
编辑“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何也？其曰“十有三祀”者，商王之十有三祀也，非武王之十有三年也。商王之十有三祀，武王何以访箕子也？盖文王囚于羑里，至商王之十有三祀，自羑里释归岐阳。故武王访于箕子，亦在是年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始文王囚于羑里，系彖辞而河图明。及武王访于箕子，得洪范而洛书行，此天也，非人力也。于斯时也，商未亡，由汤而下，至中宗、高宗之庙，崇牙不辍，玉豆、楹鼓、大辂、白马陈于鹿台而不移，则武王之所以访箕子，与箕子之所以传洪范者，于盛德，岂不有光哉？
曰商王之十有三祀，非武王之十有三年，则孔子何以录之于《周书》，而系之于《武成》之下也？其所谓“访于箕子”者，武王也，非商王也。故《洪范》系于《周书》，而不系于《商书》也。
《孔氏传》曰：“箕子称祀，不忘本也。”然武王既有天下，则箕子虽不忘本，必不以周十三年称商之祀也。《诗》曰：“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黼冔者，不忘本也，与《洪范》十有三祀，无以异也。然清庙祼将之礼，凡万国助祭之士，各以其服执豆笾。故殷之士，有冔者，而周之士，有冕者，未尝同也。
若年也者，易商祀于天下也。正朔已改，则人人无不称年，海内外未尝不同也，武王践阼十三年，箕子何为而称祀也？夫商俗以年为祀。故周公因商之俗而称之，《多方》所谓“五祀”是也，箕子称祀，亦然也。
然《武成》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十有三年也。箕子之义，其可以陈洪范于武王欤？苏氏曰“天以是道，畀之禹，传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绝”非也。夫洪范，自夏禹氏至箕子，千有馀岁，犹未绝也。是洪范五行之道，流行于天地之间，亘万世而常不绝也，箕子以亡国之臣，虽不陈焉，亦可也，何论其道之绝与不绝邪？
且《书》曰：“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言商室虽沦且亡，我不能为人臣仆也，箕子之志，诚不能为人臣仆，则安能为人传道乎？由此观之，商室既亡，不为武王陈洪范者，可知矣。故《易》曰“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此之谓欤。
经既称“十有三祀”，则是岁之为商王受十有三祀者，固无疑也。而孔氏以武王克商之年，为之传，至于称祀，求其说而不得，则遂谓之“不忘本”，何其谬也？故学者不信于经，而信于传，以私智穿凿为说，至于今，箕子之志不章也。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隲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何也？
《汉ㆍ西域传》称：“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即昆仑山上流也，一出于阗，入蒲昌海，潜行地中，出积石。”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天子，请自昆仑，导葱岭所出之源，注大漠，以防中国无穷之患。然润下，水之性也，顾安能激河之流，逆钩盘而上胡苏哉？鲧之所以治水者，无异于延年之议也。
《蔡氏传》言逆水性，而不言水性之所以逆。然《书》曰“方命圮族”，安有方命而不逆水性者乎？故九川皆失其道，而四渎无不溃乱，不独昆仑逆河之性而已也。
其曰“汨陈五行”者，水不润下，不可以生木之气，故水之性不坏者，未之有也；木不曲直，不可以生火之气，故木之性不坏者，未之有也；火不炎上，不可以生土之气，故火之性不坏者，未之有也；土不稼穑，不可以生金之气，故土之性不坏者，未之有也；金不从革，不可以生水之气，故金之性不坏者，未之有也。武王之所谓彝伦者，本之以五教之常而问之也；箕子之所谓彝伦者，演之以九畴之常而答之也。然问答皆以彝伦为言者，抑又何哉？
《泰誓》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不敬，自绝于天。”呜呼！武王之问箕子者，与《泰誓》无以异也。然则所谓“我不知彝伦攸叙”者，岂非为商而发也欤？
夫人臣之事其君也，君虽无道，而不忍斥言其恶。故诗人知厉王之将亡，而托于文王之所以嗟叹殷纣者，以刺厉王。其诗曰：“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箕子不忍言商王之斁彝伦。故言鲧之所以汨陈五行者，以对武王，亦诗人忠厚之意也。
其曰“锡禹洪范”者，《曾氏传》论之详矣。然洪范，自古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天下既治，则洛书虽不告祥，而可知大法之修也。盖洪范皇极之妙，不在于日月、星辰、风雨、寒燠、岁时、历数，而在于人主之一心也。故《虞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中者，会极之谓也。洪范在虞，虽谓之上帝锡舜，固可也。
《商书》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中者，建极之谓也。洪范在商，虽谓之上帝锡汤，亦可也，何待神龟出于洛，然后为瑞哉？然则洪范不离于言、貌、视、听之内，不可他求也。世之人君，知洪范之为九畴，而不知九畴之道本于一心也。故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日斁于下而莫之叙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何也？
五行，于人为五事，五事者，修身之本也。自五事而为八政，自八政而为五纪，此人事之合于上，而天道之应于下也。皇极者，尽性之至也。自皇极而为三德，自三德而为稽疑，此盛德之化民性，而至诚之通神明也。自稽疑而为庶征，自庶征而为五福、六极，此休咎之由于人，而殃庆之本于天也。
《归氏传》曰“吾之所为，即天之道，天之变化昭彰，皆吾之所为”，此之谓也。
然学者徒见洛书之各为一畴，而不究五事、五纪之与相流通也；徒见皇极之特立五位，而不究三德、五福之与相联络也。人之于天，其相去如彼其远，而容貌、言语、视听、思虑之间，其相应如此其速。故《诗》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朝，及尔游衍。”传曰：“渊渊其渊，浩浩其天。”
由此观之，天亦人也，人亦天也，夫岂有毫厘之差哉？然而学者，求上帝于五行之天，不求上帝于五事之天，恶知天人浑合之妙也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何也？
《王氏传》论五行者，诚得之。然《易ㆍ系辞》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言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易》之五行，与《洪范》所叙五行，未之有殊也。而王氏未能推本文王、周公、孔子之言，亦且浅矣。
夫五行之于声也，羽者，北方之声也；征者，南方之声也；角者，东方之声也；商者，西方之声也；宫者，中央之声也。五行之畴，著其味而不著其声者，举一隅而反三隅也。
夫虞舜昭明之德，鼓舞天下，而九歌兴。然九歌出于九叙，而九叙出于九功。九功者，六府、三事之功，而五行为其纲领。盖以谓水无不修，然后能成泽万物之功也；火无不修，然后能成烜万物之功也；木无不修，然后能成繁万物之功也；金无不修，然后能成裁万物之功也；土无不修，然后能成育万物之功也，五行之所以为用者，不亦盛乎？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何也？
凡五事由貌而始，必致恭以端其心。故传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此之谓也。
孔子曰“貌思恭，言思忠，视思明，听思聪”，与洪范所谓五事，未尝异焉，而思也亦在其中矣。“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此圣人传心之妙也，非惟孔子授之于颜渊也，始自箕子告之于武王也。动也者，内动于思，外动于貌也。其曰“勿动”，兼思貌而言之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暴慢，非礼也，鄙倍，亦非礼也，曾子之言，岂有所受于孔子欤！
河南程氏，作视听言动《四箴》，以自警焉。其《视箴》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内”，貌之谓也。其《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思之谓也。是程氏《四箴》之中，有五事也。昔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然则四德可能也，惟圣不可能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何也？
王者之道，宜有以厚于民事，故八政谓之农用。食也、货也、祀也、宾也、师也，著其事而不著其官。司空也、司徒也、司寇也，著其官而不著其事。此三畴之所以变化也。
《书》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此三者，见于三畴也。“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此二者，不见于三畴也。然食、货宜属司徒，宾、祀宜属宗伯，师宜属于司马。名为八政，而其实，五官之事也。
昔虞舜之亮天功也，首之以食，其次曰“禹作司空”，其次曰“契作司徒”，其次曰“皋陶作士”，八政先后，于虞官略有斟酌，则箕子之所欲施为者，亦可见矣。
然《记》曰：“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仂也者，谓一年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也。然则八政所谓食也、货也、祀也，无非冢宰之所统领也。故司徒敛其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而宗伯禋祀上帝、血祭社稷，以烝尝，祼享先王而已矣，安知冢宰制国用者，不在于八政之首哉？故周公始建周官，必有以折中八政，而损益二王之制也。惜乎！周官未及成，而周公遽已薨矣。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何也？
岁月日星十二辰，《天官》之书，盖亦详矣。而惟其所谓历数，诚不可推也。《律历志》称：“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部，二十部为一统，三统为一元。”则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岁。初入元一百六岁，有阳九，为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岁，有阴九，为水九年。凡灾岁通为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而天地一元之气，于是乎终。此阴阳水旱之数，自然相乘，虽圣人，亦不可得而免也。况天下国家之命，或长焉，或不长焉，孰能识予夺之机也哉？
夫圣人不卜不筮，而能知上帝之心。故舜之告禹曰“天之历数在汝躬”，何其神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哉？然所谓天之历数，于三王则与其子，于二帝则不与其子，何其予夺之颇僻不中若是哉？
自古天子，惟尧、舜最为懿德。故传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尧、舜是也。而子孙不得继世有天下，甚非上帝报施之义也。方箫韶九成，凤皇来仪之时，虞宾在位，与群后揖让于庭。为群后者，思尧之仁、慕尧之德，见帝子降为虞宾，安得不喟然而叹乎？
《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然尧之子、舜之子，虽皆不肖，岂不若夏之太康、商之武乙、周之穆王乎？夫上帝不以太康绝禹之世，不以武乙绝汤之世，不以穆王绝文、武、成、康之世，而独于尧、舜之子，以其不肖，使不得继父之世，则历数甚不中也。
且圣人所贵乎命者，尊为天子，富有四海，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也已矣。尧、舜至圣，而流泽不及子孙，岂历数不在于德，而上帝亦莫能移者欤！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㷀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
皇之为言，犹帝也。盖言上帝既建庶民所有之极，使天下之为人子者，知其为孝；天下之为人臣者，知其为忠；天下之为人弟者，知其为敬，然后集五福之祥而敷锡之。故圣人为天下君，以上帝所建之极，与庶民而保守之，锡上帝所集之福，所以代天工也。
孔氏曰：“皇，大也。极，中也。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蔡氏曰：“皇君。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然孔氏以皇为大，则所谓“惟皇作极”者，何也？而蔡氏以皇为君，则所谓“于帝其训”者，何也？
箕子之于《洪范》，称天则或谓之皇、或谓之帝，称君则或谓之汝、或谓之王，未尝以王谓之皇也。“夫庶民有猷有为有守”者，人君之所当念也。而况“其不协于极，不罹于咎”者，上帝未尝不受之也。苟或有康和之色，而又有好德之言，则人君锡之以福，此所谓“惟皇之极”也。凡正人宜与之禄，以责其勇于为善。而人君不能使其和好于家，将陷于罪，反使其不好德者，与之禄。故曰“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此之谓也。
古之王者，治国家，必立皇极。皇极不立，不足以化成天下也。昔周成王既践位，武庚先叛，而管叔、蔡叔、霍叔为之党，以助其乱。周公受命讨武庚，遂戮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于庶人。居未几，奄人继叛，成王出师往讨之，尽灭奄人。然殷民思先七王如父母，武庚虽诛，而妹土不靖之民，不心服，谋为大乱者久矣。周公患之，与召公始营洛邑，迁殷民于四百里外。召公卜宅。定城郭沟洫之仞，而殷民相率攻位。
周公用书命邦伯，以役侯甸，而殷民无不丕作。此所谓“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也。周之御事，苟不与殷之御事相亲比，则殷之御事不变也。故《召诰》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仇民者，殷之御事，仇雠之民也；友民者，周之御事，友顺之民也。盖成王既立皇极，使卿士无敢朋比，不可以王之仇民，而恶之也；亦不可以王之友民，而好之也。此所谓“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也。
殷之贤者，猷足以赞王之谋，能足以辅王之政，守足以贞王之化，则王者宜不忘之。故《洛诰》曰：“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献民，贤者也，成王念殷之贤者而大厚之。此所谓“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也。
及蔡仲克庸祗德，周公嘉之，以为卿士。已而叔死，乃告成王，封于蔡而命之曰：“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往即乃封。”此所谓“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也。
王者之政，必无虐于至微之民，无畏于至盛之位，然后皇极可立也。故《酒诰》曰：“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又曰：“不蠲乃事，时同于杀。”此所谓“无虐㷀独，而畏高明”也。
夫皇极，或主于威、或主于恩，非一道也。武王时，独夫无道，天下大乱，故皇极在于伐殷也。成王时，妹土不服，天下将乱，故皇极在于化殷也。伐之者，所以用威；化之者，所以用恩，由圣人所遇之时，有所不同也。《诗》不云乎？“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其意曰：“王室新造，予不知羽之谯谯而尾之翛翛也。今王室又为风雨所漂摇，翘翘而危也。使殷民不改其心，必欲踵武庚之乱，则王室朝夕将亡，安能飨国八百年乎？”
故周公怀柔殷民，而辑和之，进其贤能，贵之以卿士大夫。抚其㷀独，富之以土田车服，与丰邑、岐阳之民，偕飨太平。于是殷民感周公恻怛之仁，始悔其从乱之谋，思文、武如先七王，与周士奔走肃雝，闻《清庙》朱弦之声，俯仰咏叹而不能已。则皇极化民之功，不可揜也。
故《毕命》曰“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此之谓也。方殷民迁洛之始，周之御事。必以为管蔡之党，从武庚而为之乱，是周人百世之雠也。虽伏斧钺，不忍与殷之御事，偕搢笏于明堂之上，以忘其百世之仇也。
然周颂曰：“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凡殷民如不从化，则成王不堪多难，而又将集于蓼也。故召公稽首奉币，以保合殷、周诸臣，为祈天永命之本，成王受之，此殷民之所以归极者欤！自成王至于康王，垂拱者凡三十年，能陶铸于皇极之中，人人好德，孰知殷士之为仇民，而周士之为友民也？呜呼，盛矣！
其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何也？
人君之心，有所偏陂，则非所以遵王之义也；有所私好，则非所以遵王之道也；有所私恶，则非所以遵王之路也。有所偏党，则王道不荡荡也、不平平也。有所反侧，则王道不正直也。偏也者，颇僻之谓也；党也者，私邪之谓也，言人君无有颇僻、私邪也。凡王之义，如能极天下之正，则四方无不荡荡如也；凡王之道，如能极天下之直，则四方无不平平如也。王之义犹王之道也，王之道犹王之路也。人君之心，无私好、无私恶，然后偏者、陂者、党者、反侧者，可得而去也，何患庶民之不归极乎？
夫偏也者，爵赏不均也；陂也者，刑政不平也；好也者，好人之所恶也；恶也者，恶人之所好也；偏也者，声色之殉也；党也者，便嬖之昵也；反侧也者，畔天命而蹈倾邪也。故王者之其所偏而中焉，之其所陂而平焉，之其所好而恶焉，之其所恶而好焉，之其所偏而黜焉，之其所党而远焉，之其所反侧而正焉，则天下莫不从化，又焉有不格之民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何也？
所以作人也。夫《周官》作人之法，于其德，则知仁圣义忠和是也；于其行，则孝友睦姻任恤是也；于其艺，则礼乐射御书数是也。然君子不能切之如大斧之治骨焉，磋之如巨鑢之治角焉，琢之如槌凿之治玉焉，磨之如沙砾之治石焉，则刚者无以为柔，而柔者无以为刚也，虽欲作人，其可得乎？
故《诗》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盖文王作人之盛，最详于《诗》。《周南》则《关雎》、《葛覃》，所以见后妃性情之正，虽已贵而能勤，已富而能俭也。《樛木》，所以见后妃逮下，而能无嫉妒之心，子孙众多也。《兔罝》，所以见野人之才，皆可为公侯干城也。《汉广》，所以见游女端庄静一，非复如前日之俗也。《麟趾》，所以见子孙宗族之皆化于善也。
《召南》则《鹊巢》、《采蘩》，所以见诸侯夫人承后妃之化，而又有纯一之德也。《小星》，所以见诸侯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也。《羔羊》，所以见大夫节俭正直也。《行露》，所以见女子贞信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也。《驺虞》，所以见仁心之不由勉强也，岂非三德之效欤？
故洲鸠常性有别，而谷鸟和声相闻，则“平康正直”之实可知也。送之于诸侯之国，车皆百两，祭之于公侯之宫，首有馀竦，则“燮友柔克”之实，又可知也。葛藟萦于下上，而能无射；参昴横于三五，而能无怨，则“沈潜刚克”之实，又可知也。武夫能变而皆有腹心之用，大夫能化而皆有委蛇之美，则“高明柔克”之实，又可知也。江、汉之水，既不可泳，又不可方，男子能变其彊梗不顺之性，望其女子，而叹其终不可求。厌浥之露，蚤必多湿，夜亦多濡，女子能变其淫乱不正之心，绝其男子，而示其终不可从，则“不友刚克”之实，又可知也。
子孙宗族，皆仁厚，与麟无异，诸侯之子孙宗族，亦皆仁厚，与驺虞而无异，则“三德乂用”之实，又可知也。然文王不诚其意，则无以正其心也，况能正万民之心乎？不正其心，则无以修其身也，况能修万民之身乎？不修其身，则无以齐其家也，况能齐万民之家乎？不齐其家，则无以治其国也，况能治天下之国乎？
故《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谓也。夫人君明德于上，悠久不息，则至治无不融液，而太和无不周遍，天下皥皥而不自知也，三德之效，不亦大乎？然所谓“正直”之用，居其一焉。而所谓“刚柔”之用，居其四焉。以柔克柔，此其一也；以刚克柔，此其二也；以柔克刚，此其三也；以刚克刚，此其四也。名为三德，而其实则四德也，与正直而为五也明矣。
其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何也？
章君臣之义也。夫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此五者，生民之彝伦也，而君君臣臣之义为最大。子路曰：“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曰：“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然则臣之于君也，乌可以不尽其义乎？故传曰“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之谓也。
至于后世，彝伦斁灭，君不君，臣不臣，威福下移，大夫玉食而无所惧。孔子于是作《春秋》，以明大义。故成公八年七月，经曰：“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糓梁传》曰：“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锡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见一称也。”
昭公三十有一年，经曰：“黑弓以滥来奔。”《公羊传》曰：“颜夫人，妪盈女也。淫九公子于宫中，因以纳贼。臧氏之母负孝公，愬天子，天子为之诛颜，反孝公于鲁。公扈子曰：‘诛颜之时，天子死，叔术致国于夏父。’邾娄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
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经曰：“壬申御廪灾。乙亥尝。”《糓梁传》曰：“甸粟而内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廪。‘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以为未易灾之馀而尝也。”
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经曰：“公四不视朔。”《公羊传》曰：“公曷为四不视朔？公有疾也。自是公无疾，不视朔。曷为不言公无疾不视朔？有疾，犹可言也，无疾，不可言也。”
僖公二年春正月，经曰：“城楚丘。”《糓梁传》曰：“其曰城，何也？封卫也。其不言卫之迁，何也？不与齐侯专封也。其言城之者，专辞也。”
定公元年春三月，经曰：“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公羊传》曰：“仲几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师’何？伯讨也。伯讨则其称人何？不与大夫专执也。”五年夏，经曰：“归粟于蔡。”《糓梁传》曰：“诸侯无粟，相归粟正也。孰归之？诸侯也。不言归之者，专辞也。”《记》所称“属辞比事”者，其是之谓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孔子亦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然君君臣臣之义，不待《春秋》而明者，其惟洪范乎！故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凡天下之为人臣者，读《洪范》“三德”之畴，孰敢有作福、作威、玉食之心乎？然则《洪范》其可谓《春秋》之源也。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彊，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何也？
《周官》曰“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其兆有三，其体有一百二十。孔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故王者，立卜筮人，以稽大疑。然《易》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盖圣人洗心斋戒，未尝有一尘之累，及有事，神知之，用随所感而应焉。故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谓也。
昔武王有疾不豫，太公、召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𫮃，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朝代某之身。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是周公神明之诚，格于上帝，而武王乃瘳其疾，非卜筮感通之功也。故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岂所谓盛德之至者邪！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芜。一极备凶，一极无凶。”何也？
庶征，自思虑，达之视听，恶可谓由外而至哉？考诸《月令》，于孟春，行夏之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是所谓雨之不时也；于孟秋，行冬之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是所谓旸之不时也；于季秋，行春之令，则煖风来至，民气解惰，是所谓燠之不时也；于季春，行冬之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是所谓寒之不时也；于季夏，行冬之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鸷。是所谓风之不时也，由五事不得其叙，而令不顺于四时也。
“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何也？
所以明五事也。夫貌也者，属于水也。而貌之所以为恭与恭之所以为肃者，人之所为也。然肃之所以为雨者，天之所应也。而雨不时，归于狂者，貌之失也。言也者，属于火也。而言之所以为从与从之所以为乂者，人之所为也。然乂之所以为旸者，天之所应也。而旸不时，归于僭者，言之失也。视也者，属于木也。而视之所以为明与明之所以为哲者，人之所为也。然哲之所以为燠者，天之所应也。而燠不时归于豫者，视之失也。
听也者，属于金也。而听之所以为聪与聪之所以为谋者，人之所为也。然谋之所以为寒者，天之所应也。而寒不时，归于急者，听之失也。思也者，属于土也。而思之所以为睿与睿之所以为圣者，人之所为也。然圣之所以为风者，天之所应也。而风不时，归于蒙者，思之失也。传不云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君子如致中和，则天地可得而位也，万物可得而育也，何忧五事之不得其叙乎？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糓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糓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何也？
所以明五纪也。“王省惟岁”，何谓也？《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卿士惟月”，何谓也？《春秋》定公元年，《公羊传》曰：“定何以无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即位何以后？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为未可知？在季氏也。”
“师尹惟日”，何谓也？《春秋》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糓梁传》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庶民惟星”，何谓也？《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糓梁传》曰：“《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中之几也，而曰‘夜中’，著焉尔。其不曰‘恒星之陨’，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见，而不知其陨也。”凡休咎有大有小。而其言岁月日星者，欲使人君察其征也。然则灾异皆有征乎？
盖《春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灾异甚多。雩二十一，日食三十六，大旱二，雨雪三，大水九，地震五，山崩二，饥三，晦二，有年二，无冰三，星孛三，大雨雹三，不雨七，大雨震电一，陨霜杀菽一，无麦苗一，大无麦禾一，陨霜不杀草一，李梅实一，星陨一，陨石一，雨木冰一，鸜鹆来巢一，六鹢退飞一，_鼷鼠食郊牛角二，螽十，螟三二，世室屋坏一，宫室灾一，多麋一，有蜮有蜚蝝生各一。
呜呼！人君上不能协于五纪，下不能敬于五事，故上帝降之灾异而警之也。然班固作《五行志》，傅会《洪范》，而遂有灾异之学，岂不谬哉？《归氏传》称：“前四畴责之于己，后四畴取之于外。”是不然。夫五纪以岁为首。故《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唐尧命羲、和也，不可谓责之于己也。
夫八政，以食为首。故《书》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是虞舜咨十二牧也，不可谓责之于己也。于三德，则所以见有时而刚克、有时而柔克也。故虞舜之时，窜三苗于三危，此刚克也；舞干羽于两阶，此柔克也，不可谓取之于外也。于庶征，则所以见天人之际也。貌之不恭，不足以雨天下也；言之不从，不足以旸天下也；视之不明，不足以燠天下也；听之不聪，不足以寒天下也；思之不睿，不足以风天下也，不可谓取之于外也。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何也？
《书》曰：“黎民于变时雍。”黎民既变，然后天锡之以祉，五福是也。而所谓‘攸好德’者，在于人，不在于天，何以列于五福之中也？夫能得天下之寿，而不好德者，盖鲜矣。能致天下之富，而不好德者，又鲜矣。能飨天下之康宁，而不好德者，又鲜矣，况能好德而不得考终命乎？
《诗》曰：“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言既受万年之命，又有千锺之禄，而百体永世康宁者，由君子岂弟之德，得其令终也。夫敛五福而下之者，天也；凝五福而来之者，人也。然而人不能协于皇极者，降之以咎，六极是也。而恶与弱，非上帝之所敷锡也，何以列于六极之中也？刚者之过而为恶，柔者之过而为弱，与凶短折者疾者、忧者、贫者，比而论之，以警不协皇极者，不亦严乎？
然《易》《传》曰“颜氏子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盖所谓择乎中庸也。故孔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及问为邦，告之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予之也，可谓至矣。
而一箪食一瓢飮，不堪其忧，其死也，不幸短命，何哉？岂上帝主五福之理，而予夺出于自然，非上帝之所可私者邪？岂君子得攸好德，则贫者胜于富贵，短折者贤于寿考者邪？岂于君子锡万世无穷之闻，区区五福，不足以易其大名者邪？
《大雅》问
编辑《文王》
编辑景源曰：“君子之心，为善而已，非以为有闻也。而第二章云‘令闻不已’，卒章曰‘宣昭义问’，何圣人贵名闻之若斯乎？老庄之徒，以为善无近名为宗，扬子云以名誉，加于德行之上均之，非君子之道明矣。君子虽不求其有闻，而既有其实，必有其名，何必论其闻不闻邪？恐后世好名之弊滋甚。”
有容曰：“《文王》一篇，盖追述文王之德，以明周家受命之由。故其言大抵皆以天命为主。其云‘令闻不已’，犹《舜典》所谓‘玄德升闻’，而下文所谓‘陈锡哉周’，亦犹‘乃命以位’。然但言其‘令闻不已’，而不言其所以闻者，则文王之实德，无以著见。故四章乃以‘缉煕之敬’，明其为德之实。若曰‘其德不已，故令闻亦不已云尔’，其旨何尝有意于名誉也？
卒章又言‘命之不易’，而以自绝于天为戒，则其所以祈天永命者，莫切于‘宣昭义问’如文王。而‘宣昭义问’，亦莫切于‘缉煕敬德’如文王。故以‘仪刑文王’终之，于是乎其义足，其理明矣。老庄畏名而不肯为善，扬雄急名而忽于德行，是终无为善之时矣。圣人以名不称为耻，非为名也，亦勉其实也而已。”
景源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殷之历数，宜不亿，而纣之自绝于天，故天命集于文王。今不云纣之坠命，而直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岂天命已归于文王，而纣之贤与不贤，固无论欤？抑既云‘侯于周服’，则纣之自绝于天者，其意自见欤？”
有容曰：“下段之言，得之。”
《大明》
编辑景源曰：“文王之圣，以卑俭为德。虽亲迎之际，一舟足矣，岂必比船为桥而后度渭哉？若殷时诸侯，已有维舟之制则可也，不然，文王亦侈矣，岂有周氏之文所自始而然邪？”
有容曰：“礼莫大于亲迎。以《韩奕》诗观之，‘百两彭彭，八鸾锵锵。诸娣从之，祁祁如云’，其车马卫从之盛如此。造舟为梁，非特重其礼也，想必如此，然后乃可以济其事也。《关雎》之宫人，思得圣女，以配君子，而至于寤寐反侧，则其既得而亲迎之也，周民之喜乐，可推而知也。方其造舟之时，其乐事劝功，当不翅如灵台之役，则民心之所乐，文王亦从之而已，顾何损于俭德欤？然自周以前，有天子造舟之制，则文王必不敢为也。”
《绵》
编辑景源曰：“疏附、先后、奔奏、御侮，此四臣者，有国之所必资而兴也。然太王之时，则毋论也，岂无其人而不叙之邪？将其时与文王之世不同，而虽有此臣，不当叙邪？太王之为君，在殷之盛世；文王之为君，当殷之乱时，其用人材者，宜若不同。然而无伐商之心，则太王与文王，未尝异也，彼四臣者，安有废于太王，而用于文王也？以其篇见之，似非独论文王得人之盛，乃摠叙周家兴王之事也。”
有容曰：“诗人赞四臣之言，必曰‘疏附’，曰‘先后’，曰‘奔奏’，曰‘御侮’云尔，则其意似有所指。有若闳夭、散宜生之率下亲上，周公之辅导前后，召公、毕公之喩德宣誉，太公之威武折冲，固已合于四者之目。而此皆文王之臣，则朱子之断以此，归之文王者，盖有见处矣。但此章义有未详，亦不敢信其必然也。”
《思齐》
编辑景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至也者，自近及远之辞也。传曰‘兄弟，一身也，妻子，胖合也，宜无亲疏之别，而先妻于兄弟’，何也？且兄弟之间，友爱之道，虽无妻，自可以行焉，岂待刑于妻哉？《常棣》诗曰：‘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朱子曰‘宜尔室家者，兄弟具而后，乐且孺也；乐尔妻帑者，兄弟翕而后，乐且湛也’，此先兄弟于妻子者也。夫妻子兄弟之间，其御之当用一道，而或先焉、或后焉，岂有旨义之不同者邪？”
有容曰：“兄弟主乎恩，恩全于爱。故仁人之于兄弟，惟友悌是笃，《常棣》一篇是也。夫妇主乎义，义成于严。故君子之于家人，必修己以示仪法，《思齐》二章是也。盖闺门之内，亲亵之时，比兄弟恒多，衽席之间，驯养之难，比兄弟尤切。故君子谨之，先成教于家而后，兄弟九族慕效而感化之矣。
舜之友象至矣。尧必以二女，观厥刑，岂谓以舜之圣，必待二女之助而后，加爱于象哉？其意若曰：兄弟爱而已，非可以仪法先也。将待刑妻之有则、正家之有教，然后圣人功化，可得而见也。恐不可以亲疏、先后，有疑于此章之旨也。《常棣》燕兄弟而作，故以兄弟为重。然所谓‘妻子好合，和乐孺湛’者，只道其亲爱之情，而姑未及于仪则刑法之事，果能刑家如文王，则兄弟初无不翕之理矣。”
《皇矣》
编辑景源曰：“《閟宫》诗曰：‘居岐之阳，实是剪商。’僖公之时，去太王已远，意其传之谬，而其言如此。然太王之改国号，在殷小乙二十有六祀。盖是时殷已衰，高宗未立，虽曰‘太王无剪商之志’，吾未之信也。且司徒、司空，天子之官也；应门、皋门，天子之门也，太王安得而用是名哉？注云‘二门之作，由太王始’，是固然矣。至于司徒，乃虞舜命契之官也，春秋时，诸侯用之，亦僭也。夫以诸侯改国号，用天子官名。
太王之有剪商之志也，无疑矣。太王自豳徙岐山之下，则其始戎翟也。中国盛则臣属，衰则否，戎翟之常也，其于事商也，岂可以责君臣之义哉？至王季，始受爵为侯，然则太王之非殷之诸侯也明矣。此诗亦以天命，归之太王，恐无害于义而然邪！”
有容曰：“剪商之疑，诸儒辨之多矣。惟南丰氏之说云：‘太王盖诸侯之能兴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所谓“剪商”者，又因肇王迹之语而言之过耳。’此言殊斟酌有味，足破千古之疑矣。五官之设，亦只是迁岐之后，民众事繁，不得不寘，此有司之官，粗备一国之规模耳。殷时风俗质朴，名分等威，固不似周后之严截。且司徒非殷朝官名，则恐不宜目之以僭拟也。果令太王，阴有剪商之志，则必将晦其心迹，以待其时，顾何汲汲于虗名，而改国号、设五官之为务哉？此又无可疑者也。”
景源曰：“太伯之让国，虽属盛德事，而非太伯自让之也。太王欲立王季，故太伯知其意，采药于衡山，以逊焉，是太王迫之也。然则太伯之心固可嘉，而太王所以易适嗣者，终未善也。若云择贤而立之，则太伯之贤，固无不及于王季也。若云见文王当成王业，而传于王季，使文王得继其序，则以太伯弊屣天下之心。虽有其子之当立者，于其昆弟之子，得文王之圣，则其意必舍其子而传焉，况无子者邪！传所云‘太王欲立王季者，谬妄不足信’，则已不然。父子昆弟之间，太王、王季之所以处之者，恐非其道尔。”
有容曰：“所论甚当。‘舍其子传文王’之说，尤得泰伯之心。”
有容曰：“《史记》：‘崇侯虎谗西伯于纣，纣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𫓧钺，得专征伐。’当是时，文王之被拘百日，为其臣者，图所以保全之，宜无所不用其力。然至以枉道，媚惑天子而济其私，以闳、散之贤，必不肯为。虽以文王之心度之，与其不义而生，无宁瘐死于囹圄之中，必不肯附下，蛊君至此也。韩愈《琴操》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以为善说文王意中事。若云文王不知，则罪在闳、散，不然则文王恐不得辞其咎矣。然此事不见于经，或由史迁轻信旧说，而谬记之欤？”
景源曰：“崇侯之谗于纣也，以为‘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必将叛’，纣怒而囚之。夫以纣之暴，醢九侯而脯鄂侯，于文王，岂肯赦之乎？然天之于圣人，固未尝不使考终，其免文王于危死者，天也，非人力也。按《大纪》，文王之被拘也，西有昆夷之患，北有𤞤狁之难，纣乃召昌释之，赐之弓矢𫓧钺，使专征伐。由此观之，纣之赦文王，安知其不出于备戎之计乎？盖文王之拘羑里也，尝自叹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思齐》诗曰‘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乌有附下蛊君，自陷于人臣之大罪？如史迁所记，多不可信。”
有容曰：“‘询尔仇方’，集注‘仇方，雠国也’，丘氏曰‘即崇也’。崇侯虎助纣为虐，厥罪贯盈，天将正商，则必自崇虎始，此文王之所以伐崇也。若曰‘是尝谗我，是我仇雠也’，辄假专征之权而伐之，则文王之征，未出于公也。仇，逑也，《兔罝》云‘公侯好仇’，犹言同德也。
此章之旨，盖曰‘天命文王，询度于同德之国，皆曰“可伐”，然后同尔兄弟，以伐崇墉’云。而下文即以伐崇之事，继之曰‘四方以无侮。四方以无拂’，则崇虎之恶，实天下之所同疾，而文王之征，始归于大公至正也。浅见如此，自知僭妄。”
景源曰：“圣人之于兵也，必慎如文王之心。虽崇侯有罪，伐人之国，不可以不尽心也，询四方同德之国而后伐焉。向令四方之国，谓不可伐，则虽崇侯日愬于纣，而谋所以害文王者，文王必不伐也。故诗人设为上帝之言，而明之尔，子言是也。”
《灵台》
编辑景源曰：“按《本记》，文王九十六岁，立灵台。文公注，亦以为文王所作。以此观之，灵台之名，由文王始。夫望氛祲、察灾祥，王者之所不废也。然伐密国之明年，伐耆国；伐耆国之明年，伐邗国；伐邗国之明年，伐崇国，初徙于程，堇四岁，又邑于丰，台池苑囿之事，纷然而出。方是时，天下困于纣鹿台之役，生者有馀瘅，死者有馀怨。文王又从而劳其民，虽其民乐而趣之，出师则有追及之志，筑台则有子来之诚，而以文王视民如伤之心，初岂忍经营之邪？
按刘氏《外纪》曰：‘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序五事。’以此观之，灵台之名，由黄帝始。夫灵台者，天子之台也，文王未始为天子，而名其台甚无谓。大抵灵台，谓始于文王，则非王者之心，谓始于黄帝，则非诸侯之所宜有也。”
有容曰：“‘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也如此。’故圣人之民，大抵皆有圣人之心，圣人之使民也虽劳，而民不怨，不惟不怨，而又乐之，上与下一心故也。天劳民于四时，几无一日宁居，民不敢劳其劳者，其劳之也所以利之，而不如是，蔑以遂其生耳。文王之劳民，其亦异诸暴纣之劳民欤。孟子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其名之肇于文王，而后世遂为天子之台审矣。”
《文王有声》
编辑景源曰：“崇，殷之属国也，文王，殷之方伯也。以殷之方伯，承殷之命，伐殷之属国，其行也，必告于纣，其平也，亦必告于纣。若文王请于纣而为邑也，则纣必不予；不请于纣而为邑也，则文王必不敢。然灭崇未几，丰之邑作焉，孔子所谓‘以服事殷’者，岂如是乎？夫初受天子之命，灭人之国，而自纳其地者，此桓、文之事焉，有圣人而为之也？”
有容曰：“伐密而邑程焉，伐崇而邑丰焉，文王之专也，而商纣之无啧焉，古史氏之无议焉。岂商纣有所许，而文王有所受乎？传记无征焉，存而勿论可也。”
《生民》
编辑景源曰：“天于后稷，生长之皆异于人，则独于种植之时，无所祐哉？《生民》曰：‘有相之道。’注：‘尽人力之助。’夫‘尽人力之助’，虽下农可勉，岂天命后稷之意哉？夫‘有相之道’者，有上帝保右之道也。”
有容曰：“有见。然降稷以粒烝民者，天也，而明五糓之性，尽耕穑之道，以赞化育之功者，稷也，集注较实。”
《既醉》
编辑景源曰：“祭起于报本。黍稷、牺牲，未始求福也；醴盏、芗萧，未始干禄也。然《仪礼》，既祭，宗祝告嘏辞于主人，主人于是作诗，以答其贶。是向之黍也、稷也、牺牲也、醴盏也、芗萧也，适足以为祈福、祈禄之具，而报本之诚未专也。孟子曰：‘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夫父母生则养之，死则祭之，人子之职也，福我、祸我，都不可论。假设鬼神未始有临飨降福之意，而皇尸告之，宗祝传之，不亦诬乎？”
有容曰：“祭也者，先王之所以与神明交，而兴民于孝者也。故君子将祭，‘致斋于内，散斋于外，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旋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
故君子之祭也，必有格焉。既格矣，必有飨焉，既飨矣，必有以报之。飨之有报，民之情也。先王事亡如事生，以民之情，测乎神明而得之矣。于是乎有尸祝致嘏之礼，以达神明之情，非求福也、非干禄也。不如是，神明之情不泄。神明之情不泄，是致死之也，孝子之所不忍也。
孔子曰：‘吾祭则受福。’孔子之祭，岂为邀福也哉？祭而至于受福，则能致神明之飨者也，君子斯贵之矣。后之君子，其于报本，固不能如古君子之谨也。故尸祝致嘏，则其心有不慊焉。故祭之无尸祝，盖自后之君子始。夫以先王之制礼，而损益由心，则其流弊将至于不祭矣。此识者之所宜愳，而学者之所宜讲也。故吾善子之问。”
景源曰：“昭明者，福也；高朗者，德也。昌其福之谓融，全其德之谓终。言成王既绥初德，庶几弘昭明之福，而终天地之德也。”
有容曰：“《既醉》自四章以下，用互文。自四章读，至卒章，可以知其始。自卒章逆探其义，至四章，则可以知其终。此所谓‘高朗令终。令终有俶’者也。盖上二章，总言祈福之意。三章又言君子之能享此光明悠久之福者，实有其始。自‘釐尔女士’之时而已然也，‘釐尔女士’者，盖将从以子孙，而永为天命之所附属。故室家之内，永锡多祚之胤，祭祀之时，有此孝子之举奠。而孝子之孝，又能不匮，以及其类。故朋友之相摄佐者，亦皆有威仪当神意也，此其所以享光明悠久之福。而公尸之嘉告者也，章首多以‘维何’发之，以接起下文，其法亦自井井。然此解与明见大异，未知果何如。‘高朗者德也’一句，颇新，但恐龃龉，无甚接属耳。”
《嘉乐》
编辑景源曰：“既祭而《嘉乐》成，既燕而《天保》作。《天保》多颂词，《嘉乐》有规意，二诗之不同，何也？盖人臣之情，惟笃于祝愿，此《天保》之所以颂之也。盈盛则缺，明极则惛，此《嘉乐》之所以规之也。然燕之与祭，其受赐未尝有殊，则于《天保》，亦无不可规君之义矣。”
有容曰：“《假乐》上二章，专述成王受禄之盛，《天保》之义也。三章、四章，称愿其子孙之辞，《斯干》之意也。吾见其颂祷也，未见其规王也。虽然，必也有其德而后，有是福，虽曰祝嘏意，亦不忘规王云尔则可也。是则《天保》、《假乐》同焉。”
《公刘》
编辑景源曰：“余谓《周官》，圣人之大法也。虽历万世，而天下之变，无遗于六十职掌之中。其纲理者有素，创始者有自，非成周之时，始为之制也。盖所从来远矣，然则列职考绩之法，粗见于《虞书》。而其风俗之成与制度之备，皆无所载，及读《公刘》诗而后，知《周官》之法，成于《公刘》也。
如‘跄跄济济，俾筵俾几’之类，此宗伯之制也。如‘其军三单’，‘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之类，此司马之制也。如‘取厉取锻’之类，此司空之制也。如‘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之类，此司徒之制也。如‘爰众爰有’，‘既庶既繁，既顺乃宣’，‘君之宗之’，‘思辑用光’之类，此冢宰之制也。若此诗者，可谓《周官》之源耳，夏、殷之礼，虽已亡，亦可以推而知之矣。”
有容曰：“甚哉！西戎之难化也。不窋之训民也，修其典章，守以忠信。公刘之教民也，彻其田赋，惇其礼俗，宣之以文，肃之以武。而西戎䩄䩄焉飮食，至于今不离于禽兽。速哉！东夷之易变也。自箕子立八教，而民兴于礼义，令闻达于中国，而至于今赟赟焉。东方在行为木，木之乘气也易；西方在行为金，金之受物也难，其理则然矣。”
有容曰：“《公刘》，非召康公之诗也。《公刘》之作，述公刘之事，以训王勤民者也。民事孰有重乎经界？而公刘阙而不详焉。
或曰：‘《七月》《豳风》也，亦晓王以民事者也，不言经界，于《公刘》，何疑焉？’
曰：《七月》，风也。风也者，述当时美俗，以追原教化之所自耳，至其典章法度，略之可也。若雅颂则异乎是，用之宗庙，用之会朝，或以发先王之德，或以明先王之功。故观于雅颂，而周家之典故，可得而征焉，此而弗详，后世何述焉？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彻者，盖自公刘迁豳，法殷之制而为者也。其画疆经沟之法、受田纳赋之数，必有可考者焉。是宜谨书而藏之，彰先公厚民之政，以贻后世之则。而今按《公刘》六章，皆无可征，惟曰‘彻田为粮’而已，何其已简也？’
或曰：‘其时当有一书，载其详以传诸后。故周公得以因其旧，而修井田之制，而今为秦火所烧耳。’
曰：后稷之功，莫大于种植，则《生民》详焉。太王之绩，莫盛于迁岐，则《绵》之诗详焉。文王之文德，莫昭乎作人，则《棫朴》详焉。武烈莫竞乎灭密灭崇，则《皇矣》详焉。武王之功，莫显于戎商，则《大明》详焉。以周先后功德之茂，而诗人必谨识其大者，毋系乎他书之存不存也。
夫仁政，莫先于彻，彻之兴，实肇于《公刘》。言公刘之事，而于此不之详，将何致详乎？为此诗者，可谓不知为政矣。故曰：‘《公刘》，非召康公之诗也。’”
景源曰：“彻之法在《书》，则宜犹《禹贡》也；彻之功在《诗》，则宜犹豳诵也，而今皆亡矣。《公刘》诗不详乎彻者，明非公刘所始制也，焉可疑乎？”
《卷阿》
编辑景源曰：“《卷阿》之首章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飘风者，暴风也，犹《宵雅》‘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盖忧谗之辞也。二章曰‘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讽之之辞也。五章曰‘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言有此四德之臣辅翼之，然后乃可以为天下法也。
卒章曰‘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言王之车马，如此其盛且闲也，何不厚礼逆四德之臣乎？‘矢诗不多’者，诚欲王之自知也。其辞正以微，其气舒以永，其思悁以深，其音婉以远，岂邵公此诗，作于周公居东之时欤？
始周公摄国政，邵公为太保，以辅王室。既而邵公告老去，于时成王幼，邵公以大臣，义不当去。然盖已知管、蔡蜚言之几，而欲辟其位尔。周公留之。居无何，管、蔡之谗果兴。由是周公居东都凡二年，成王不寤，邵公安得而不救药之以正其心邪？此《卷阿》之所以作也。”
有容曰：“周公之孙也，而邵公之嘿焉。君子惑诸，而黄子发之，黄子之言，说诗者识之哉。”
《民劳》
编辑景源曰：“一翕一张，天之道也；一劳一佚，人之情也。翕而不张，则天道变矣；劳而不佚，则人情反矣。自成、康既没，天下之乱，且二百有馀年。贤人去而《白驹》刺，庶民散而《黄鸟》刺，谗言兴而《沔水》刺，王室乱而《桑柔》刺。六军怨于下而《祈父》刺，昊天怒于上而《板荡》刺。则邵公诗所谓‘民亦劳止，汔可少康’者，亦足以卜其开共龢之始也。此诗之戒同列，如文王之戒荩臣也，《序》以为‘刺厉王’是也。”
有容曰：“惟大人，为能格君之心，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惟大人，为能忧民之忧，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少康。’惟大人，为能恶宵人，诗曰：‘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惟大人，为能翼正道，诗曰：‘式遏寇虐，无俾正败。’为此诗者，其可谓当时之大人矣。”
《板》
编辑景源曰：“今有严父，见其子之过恶，色变虐怒蹶动，虽其子不孝，心怵惕而敬之者，何也？以其亲而可畏也。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也。《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朝，及尔游衍。’盖欲王之怵惕而敬之者欤。”
有容曰：“《板》诗上言天，下言民，反复不已。而至七章，专言民之可畏，卒章，专言天之可敬。想其所戒之人，谓民不足畏，谓天不足敬，小人而无忌惮者也。故以此深戒之。然卒章之言，非惟可警当世，后之学者，佩服而勿坠，则亦庶几寡过矣。”
《荡》
编辑景源曰：“陈先王之训，而风其兄者，《五子之歌》是也。托先王之言，而风其上者，《荡》之诗是也。《五子之歌》近于正，《荡》之诗近于谲，此由其时不同故也。然不序其德，而假其辞，非所以敬先王之义也。后之诗人如效此，则不惟必陷于刑戮，亦其事轻薄，不足多也。
且《荡》诗，如‘无陪无卿’，‘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小大近丧’之类，旨迫而气慢，此无异于霍光之废昌邑而数罪者言也。以汾王之虐，犹不之谪，其比后世之君，亦可谓有成、康之遗风也。岂国人将叛，而其辞之不恭乃如是邪！”
有容曰：“忠臣爱君之心，根于性。虽知其必至于颠危，而思所以扶之也。虽知其不可谏止，而思所以觉之也。断首、刳心，而不复怨悔者，非不恶死也，盖其得之于天者然也。然龙逄之于桀、比干之于纣，犹得以面折焉、廷诤焉，一泄其所欲言者，则君之不悟，于我何哉？若《荡》之诗人，当卫巫监谤之时，虽欲一言而死，其道无由也。
当是时，厉王左右，皆彊御掊克之臣，而入则流言以媚主，出则寇攘以虐民。上下淫酗，无昼无夜，则虽有抱忠肝义胆，欲一陈于王者，众慝沮之于内，妖巫拒之于外，其势固无以进其身于王前矣。既不能极言于王前，则不如结舌、缄口，以避诽谤之诛。然忠臣忧国之心，亦自有不能已者，故托为文王嗟叹商纣之辞，以宣其壹郁之思。
虽其旨微而不扬，其声哀而不平，原其心，实出于性情之正，则谓之谲，不可也；谓之轻薄，不称也。千载之下，想其为人，忠狷不能容嘿，殆屈平、贾生之流乎！”
《抑》
编辑景源曰：“《诗序》，以《抑》诗为刺厉王作，文公以为卫武自警之诗。按《楚语》，卫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懿》者，《抑》也。由是观之，《懿》诗之未尝刺厉王也审矣。然《大雅》，天子之乐也，自周公已下，非祭祀陈戒，则诗不与焉。武公以诸侯，其自儆之词，列于天子之乐者，甚可异也。
或云‘孔子以武公改过好学，遂以《懿》诗入《大雅》，《宾之初筵》入《小雅》，此又不通。若孔子嘉其改过好学，则《懿》诗与《宾之初筵》，皆入《大雅》宜矣，奚独《懿》欤？得非自儆于国，因以戒王者乎？”
有容曰：“《序》所谓‘刺厉王’者，有可疑。案仁山《前编》，武公即位在周宣王十有五年，不与厉王同时，此其可疑也。文公所谓‘自儆’者，亦有可疑。
案《抑》诗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盖言其尊贵，人无与竞，四方之所取以为则。此惟天子可以当之，非诸侯之所堪也，一也。又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若如左史之言，则武公时年九十五，岂当曰‘抱子’而已乎？二也。《大雅》，天子之乐也。卫公自儆，何与于天子之事，而辄入大雅乎？若来谕所疑者，亦其一也。
仆意以为刺幽王也。武公末年，幽王即位甫尔，其威仪辞令，固多颠覆宣王之典刑者。故其诗曰：‘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幽王之初，内嬖褒姒，宫闱不肃，《白华》之渐见矣。故其诗曰：‘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章。’四夷交侵，王师屡衄，骊山之渐兆矣。故其诗曰‘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蛮方’，戒之既切矣。
又勉之曰：‘假令王未有知识，既长大而抱子矣，假令我未有知识，亦既耄老矣，则我言非妄，而王庶几一悟矣。’卒章则又微提厉王事，以儆之曰：‘天方囏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审一篇之指，其为刺幽王明甚矣。
《小序》以‘小子’、‘尔’、‘女’，谓非人臣之礼。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女心’，周公目成王曰‘孺子王’’，又以‘谨尔侯度’，谓武公自儆。此则不过曰：‘谨尔御诸侯之法度，以防不虞之患而已。’
若左史所称，则《懿诫》耳。韦昭强《懿》为《抑》，然孰信其必然也？恐别有《懿戒》，而不传于后，汉儒得以傅会耳。”
有容曰：“夏、商之人，言德不言威仪。周人，言德必并言威仪。如《抑戒》及《宾之初筵》，又以威仪为先，此可见质文之变矣。
原德之积于中而形于外，则威仪棣棣然也。故《玉藻》重九容，《乡党》一书，多言圣人之威仪。繇是言之，威仪者，君子之所慎也。然后之学者，或专用力于外，非无威仪之可观，而内德多不称。繇是言之，威仪者，君子之所耻也。余谓《抑戒》之盛言威仪，恐为后之流弊也。”
景源曰：“德不炤，则其仪也矫；仪不肃，则其德也讧。肃于仪而炤于德，然后谓之君子。《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不敬于容，而能葆其德者，未之有也，不谊于心，而能慎其仪者，亦未之有也。若子所云‘内德不称其外’者，学者之罪也，非威仪之罪也。”
景源曰：“先王之待贤，可谓盛矣。其朝觐也，礼之以宾客，其有疾也，往而问之。其既死也，哭而抚之，含有贝玉之赐，襚有衣衾之赐，赗有乘马之赐。又为之麻衰，而答其恩，如朋友焉。是以虽春秋之世，犹知贤士之可尊，而大夫之可重，若武公之惠于朋友者，其原亦出于此矣。”
有容曰：“《嘉乐》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先王能有此纲纪。故其视臣如朋友，而君臣之礼，固自若也。是以能上下俱安矣。周衰，纲纪既坏，而臣之求于君者，则犹以朋友之道也。于是君不堪其弱。秦惩其弊，大修尊庳之等，臣廼以奴隶自视，而君不堪其亢，及其甚也，则仇敌矣。廼知先王之朋友视臣者，亦自有其道。无是道，则亦弊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