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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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三·水利

○东南水利上

宋范仲淹上吕相公[B083]呈中丞谘目曰：去年姑苏之水，逾秋不退，某为民之长，岂敢曲阻焉？然初未甚晓，惑于群说，及按而视之，则了然可照。今得一二而陈焉，愿垂钧造，审而勿倦，则浮议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苏四郊略平，窊而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泽尤大，谓之太湖，纳数郡之水。湖东一派，濬入于海，谓之松江。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岁之水，久而未耗，来年暑雨，复为沴焉，人必荐饥，可不经画？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于海也，其利在此。或曰：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某谓不然。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岂独不下于此耶？江流或高，则必滔滔旁来，岂复姑苏之有乎？矧今开畎之处，下流不息，亦明验矣。或曰：日有潮来，水安得下？某谓不然。大江长淮，无不潮也，来之时刻少，退之时刻多，故大江长淮，会天下之水，毕能归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数年复塞，岂人力之可支？某谓不然。新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其潮来，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闸外，工减数倍矣。旱岁亦扃之，驻水灌田，可救熯涸之灾。潦水则启之，疏积水之患。或谓开畎之力，重劳民力。某谓不然。东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无他望。灾沴之后，必有疾疫。乘其羸败，十不救一。谓之天灾，实由饥耳。或谓力役之际，大费军食。某谓不然。姑苏岁纳苗米三十四万斛，官司之籴，又不下数十百万斛。去秋蠲放者三十万，官司之籴，无复有焉。（玄扈先生曰：宋时岁纳之少如此，蠲放之多如此。）如丰穰之岁，春役万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罢，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岁，日食五升，召民为役而赈济，一月而罢，用米万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较彼之入，孰为费军食哉？（何消如此计算？力役者皆人也。不力役其人遂不食耶？）或谓陂泽之田，动成渺弥，导川而无益也。某谓不然。吴中之田，非水不殖，减之使浅，则可播种，非决而涸之，然后为功也。昨开五河，泄去积水，今岁和平，秋望七八。积而未去，犹有二三未能播种。复请增理数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纵遇大水，其去必速，而无来岁之患矣。（此理通于天下之水，何必东南？）又松江一曲，号曰盘龙。父老传云：出水犹利。如总数道而开之，灾必大减。苏秀间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浍之事，职在郡县，不时开导，刺史县令之职也。然今之所兴作，横议先至，非朝廷主之，则无功有毁也。守土之人，恐无建事之意矣。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浙漕之任，及数郡之守，宜择精心尽力之吏，不可以寻常资格而授之。恐功利不至，重为朝廷之忧，且失东南之利也。

元任仁发《水利集》曰：议者曰：古者吴淞江狭处尚二里许，犹不能吞受太湖之水，于是添浚三十六浦以佐之，且后时有渰没田畴之患。今所开江二十五丈，置闸十座，其能去水几何？其利则未知也。答曰：所开江身二十五丈，置闸十座，每闸阔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吴淞江缘潮水往来之故也。（此必然之画。）古人论泄水之法极详，范文正公曰：三分其时，损居二焉。谓如一日十二时，昼夜两潮，四时辰潮涨，八时辰潮落。所设之闸，昼夜皆去水之时也，所以终江面二里之宽，不如十闸之功也。（吴淞二里上海浦未大也。黄浦既阔二里馀，已代吴淞泄水矣。岂开江二十五丈，遂足当二里之旧吴淞哉？任亦不达于水理，亦不考于古今之故矣。且闸止能闭潮无入，岂能昼夜皆去水而当二里馀之旧江也？）况今东南有上海浦，泄放淀山湖三泖之水，东则刘家港耿泾，疏通昆承等湖之水。吴淞江置闸十座，以居其中。潮平则闭闸而拒之。潮退，则开闸以放之。滔滔不绝，势若建瓴，直趋于海，实疏通潴水之上策也。与古三江，其势相埒。若夫时水，虽太湖汪洋弥漫，其涸亦可待矣。旱则闭闸潴水以灌溉，乃一举两得其利也。议者曰：吴淞江自古无闸，今置之，非也。何不开阔疏通，使江复故道，一任潮水往来，岂不便易？答曰：治水之法，先度地形之高下，次审水势之往来，并追源溯流，各顺其性。古人谓水归深源。又曰：沙泥随潮而来，清水荡涤而去。今所往上海刘家港等处，水深数丈，今所开之河，止二丈五尺。若不置闸以限潮沙，则浑潮卷沙而来，清水归深源而去。新开江道，水性不顺，兼以河沙约住河泥，不数月间，必复浅塞，前工俱废。故闸不可不置也。范文正公曰：新导之河，必设诸闸，正此谓也。若欲再复吴淞江之故道，须候诸闸启闭流深，众水归源，其氵匈涌之势，孰得而制禁？当于此诸闸都闭，挑开一处堰坝，任潮水往来，借清水力东⒊而洪，自复成江矣。（大谬！无此理。）《考工记》曰：“善沟水者，水啮之”之谓也。议者曰：吴淞江前时流通，今日何为而塞？岂非海变桑田之说，黄河日走千里，非人力所可为者欤？答曰：东坡有言：若要吴淞江不塞，吴江一县人民，可尽徙于他处，庶使上流宽泻，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积，何致有堙塞之患哉？（疏通清水，以涤浑潮，自是正论。后来东南治水，宜仿此意。然潴水之处，日淤日浅，亦天地自然之势。不然，宝带垂虹，何自而立哉？）归附之后，将太湖东岸水出去处，或钉木为栅，或用土草为堰，或筑狭河身为桥，置为驿路。及有湖泖港汊，又虑私盐船往，来多行塞断，所有水脉不通，清水日弱，浑潮日盛，沙泥日积，而吴淞江日就淤塞。今日江势，正与东坡所见合。如曰海变桑田，黄河奔突，一时之谓，（谓黄河非人力可为，亦谬。）则圣人手足胼胝，尽力沟洫，皆虚言也。圣人岂欺我哉？所当尽人力而为可见也。议者曰：钱氏有国一百有馀年，止长盈年间一次水灾。亡宋南渡一百五十馀年，止景定间一二次水灾。今则一二年，或三四年，水灾频仍，其故何也？答曰：钱氏有国，亡宋南渡，全藉苏湖常秀数郡所产之米，以为军国之计。当时尽心经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富豪上户，美言不能乱其法，财货不能动其心。凡利害之端，可以兴除者，莫不备举。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或作五里一纵浦。）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设有水患，人力未尝不尽，遂使二三百年之间水患罕见。钦惟国朝，四海一统，人才毕集。擢居重任者，或未知风土之所宜也，以为浙西地土水利，与诸处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灾频仍，皆不谙风土之同异故也。（诸处何独不然？盖天地之间，无一处不宜兴修水利者。）议者曰：苏州地势低，与江水平，故曰平江，故称泽国。其地不可作田，必然之理也。今欲围筑硬岸，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晋宋以降，仓廪所积，悉仰给于浙西水田之利，故曰：苏湖熟，天下足。若谓地势高下，不可作田，以为必然之理，此诚无用之论也。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苏湖又低于浙西，淀山湖又低于苏州。此低之又低者也。彼中富户数千家，于中每岁种植茭芦，埋钉桩笆，委埋封土，围筑硬岸，岂非逆土之性？何为今日尽成膏腴之田？此明效之验，不可掩也。既是淀山最低之湖，经理尚可以为田，却说已成之田，不可作田。天下宁有是理也？议者曰：水旱天时，非人力所可胜。自来讨究浙西治水之法，终无寸成。答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晓。特行之不得其要，何谓无成？大抵治水之法，其事有三：浚河港必深泻，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设遇水旱，有河港深泻堤防而乘除之，自然不能为害。（河港泄泻，围岸堤防，闸窦乘除。）倘有人力不至，而一切委数于天，天下宁有丰年也？东坡有言：浙西水旱，此谓人事不修之积，非时之数，今之谓也。昔范文正公亲开海浦，时议者阻之。公锐意完具，排浮议，疏浚横潦，数年大稔。乃谓终无寸利？为是说者，皆听受富家驱使，而妄为无稽之言也。（何处水旱，非缘人事不修，人不讲不做耳。东南久做久讲，所以有人如此说。）议者曰：吴淞江开之后，自合浙西永无水害，何为大德十年，自济以南，直至浙西，有水害甚深？答曰：且体比年浙西所收子粒分数，比之淮北，数几十倍，皆吴淞江三闸，并诸坝口，出放涝水之力。以未开吴淞江之前，大德七年，亦遭水害，所收子粒分数，比大德十年，不及三分之一。以此论之，则水监岂为无功？天灾流行，水淹为害，人力之所致，不见备堤防之，若除一分之害，则享一分之利。谓当永无水害，乃不近人情之论。为执政者，不当便听其言，不察是否，乃直谓无功而辄罢之，正如咽喉噎而废食也。况自归附以来，二三十年，所积之病，岂半年工役之所能尽哉？议者曰：行都水监，既是有益衙门，何谓众口一词，皆谓无益，而明议罢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复明，非高识远见，熟于世务，通于水利者，安知有久远无穷之利？彼愚民无知，但见一时工夫之繁。豪民肆奸，有吝供输募夫之费。所以百端阻挠，但为无益以败事。殊不知浙西有数等之水，拯治方略，皆不相同，非专司不能尽力责其成功。使水监衙门，真如无事，古之有国者，亦废而不举久矣。何谓周汉唐宋之世，未尝不一日用心尽力。经营水利之事，列之史传，代不乏人。故谚曰：“水利通，民力松”，斯言信矣。[B083]浙西水利低下之处，不须水监拯治，即今中原高阜之乡，安用水监河道司为哉？然则高阜之处，水监既不可缺，而低下之处，乃谓不必置立，何不思之甚也？议者曰：水利不可不修，今陇西唐宋二渠，正是责于有司疏浚，田禾有收，民便不扰。浙西水利，与陇西一体，责之有司兼管，岂不便哉？答曰：陇西唐宋二渠，长湖水也，浚成深渠，水自下流，何难拯治？浙西地面，有江海河浦湖泖荡漾溪涧沟渠汊泾浜漕溇等名；水有长流活水、潴定死水、往来潮水、泉石迸水、霖淫雨水、风决涨水、潮泥浑水、南来交水、风潮贼水、海啸淫水等名。水名既异，则拯治方略亦殊。岂可以唐宋二渠长流水例之哉？略举浙西治水，达堰、坝水、函石、仓石囤、蘧蒢、土帚、剌子、水管、铜轮、铁筢、木锨、木井、木{撚}、木匝、水车、风车、手戽、桔槔等器，（<片>、窦、碶、斗门。）陇西未必有也。今设为此策，乃不知地理之人，如醯鸡井蛙，岂足与议远大之事？宋贤如范文正公苏文忠公朱文公王荆公，皆命世大儒，经纶天下之大材，尚各各建策，设官置兵，尽力经营水利之事，不令有司兼管，必有所见而为之。当时有司兼管，何往而不败事？为是说者，未必长于苏范诸公之议也。况浙西地形高下，水旱不均。古人有言：“东州之官，莫问西州之利。”或利于此，必害于彼，（此事今于畿辅最急。）便有彼疆我界之分。若无水监通行管领，一体整治，何能用心协力于均水利也哉？

刘凤《续吴录》曰：苏之三江：曰吴淞江，曰娄河（即娄江），曰黄浦（即东江）。昔嘉定尹龙晋，以御史左官，濬治吴淞百年以来淤滞，民大被其利，名之御史河。方凿地时，获一石，上云：“得一龙，江水通。”盖豫记之矣。近巡抚海公复疏之，后乃专官以宪令督视者累年。盖吴利水稻，其丰穰，惟在水之节宣得其所。昔单谔有书，继则沈宪副图志尤详，实不越《禹贡》所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二言也。

玄扈先生曰：淞江之侧，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郦善长云：“淞江自湖东北径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载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口，入五湖，皆谓此也。三江，即《禹贡》所指者。宜兴士人单谔著《吴中水利书》，其说谓：苏湖常三州之水，潴为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吴江岸，界于松江太湖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湖，江东则大海也。自庆历二年，欲便粮道，遂筑此堤，横截江流五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茭芦丛生，沙沱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今为民居民田。虽增吴江一邑之赋，而三州之赋，不知反损几百倍矣。今若泄太湖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随桥谹开茭芦为港走水，仍于下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之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三州水患必减。元祐中，东坡在翰苑，奏其书请行之。

吴恩《吴中水利》曰：苏州之地，北枕长江，东表溟海，而水泉之势，则与江平，故曰平江郡。然江水复高于海，而平江之水，决之赴海则顺，导之出江则平。是以禹开三江于内地，决震泽之潴，由三江以入海，而底定之功，垂之百代。逮至有宋，则因吴越钱氏旧议，决湖水以入扬子江，而其地之高下，不甚相悬，所以易为通塞也。唐人窃见一时利害，轻视禹迹，不寻三江之旧，而遂筑长堤，横截江湖之上，凡四十五里，以通漕舟。今宝带桥一路是也。所赖以泄湖波之怒，下通吴淞者，则有松陵治东之出耳。而元人又有垂虹石梁之筑，虽足以为公私病涉之利，而于东南经久之规，殆未尝有深思远虑以及之者矣。故其桥洞虽设，而梗塞日滋，沙淤{宀浸}高，而咽喉益隘，终不若宋时木桥之为得也。今二桥不可去，而三江之上流，实在于此。今欲顺其归海之势，而议者欲去二桥两旁之塞，大濬而扩清之，使其深广峻发。（湖不自浅，而清水果盛，则二桥之两旁，何由而塞？）此一说也，惟不得禹之故道。而范文正公，乃欲导之以出扬子江，于是有开濬白茆之议。盖因唐郡守李人原开常熟塘，借湖水以救旱，而后人因之以分太湖之水耳。议者又欲分太湖之上流，于是单谔欲开濬百渎横塘，以分荆谿之流。又欲濬石堤江尾茭芦之地，改木桥以通壅。苏文忠公独取其说，上之于朝，乃谓：“虽增吴江一县之税，顾二州之逋失者，盖不赀也。”独以开江又不能经久通利，于是郏亶论其不便，盖自沿江东自江阴，逶常熟太仓，一路高阜之地，谓之岗身，凡三百馀里，阔厚亦不下数十里。其土粗而高燥，脉理椎结。此天所以限长江，而奠生民者也。其中则为低下之田，为围百万亩。其南则有太湖之壅，凭陵于上。一遇水涝，则泛溢旁出，以荡没低田，无所于救。民天所寄，国需所出，遂为鱼龙之宫。识治者盖所不忍，而必欲为之所者矣。且水涝之年，江水必涨。今凿岗身，以出湖波，（岗身岂所以限长江，乃海之涯也。）是引湖水以侵低田，而出江之流，又未免为江潮之壅遏，则倒流入田，其势亦易见矣。又江潮之入也常速，出也常缓，不几岁月，淤积泥沙，其塞可期而待也。而其子郏侨复申其说，识者又多之。今欲不废已成之堤桥，而又欲疏通久长之利，则必悉举众议。而于奋入芜湖之水，限之不使东注，复修常州十四渎北出之防，而下之江阴，则于太湖之上流，可以分杀矣。又于吴江江尾之壅，决去不疑，而下开淀山湖，以便吴淞江之入。如是而始通白茆入江之路，则可久得其益也。永乐中，夏忠靖公开濬白茆，通八十九年。而今开凿不过二十年而塞者，得非人力有缺也，如钱氏之撩浅军欤？得非堤防未至也，如宋人之设闸留清，驶以导之欤？得非濬法未详也，如古之曲则深、直则塞欤？凡此皆可细究，而通谋尽利之方，厚民益国之务，莫有急于此时者矣。然置闸之法，则不可比京口江阴之例。盖京口借江水以通漕，不得不闸以其去。江阴地居常熟之上，江水尤高，其外潮之入也有时，而内水之出也有限，故亦可闸。非比白茆之口，即今已一百馀丈矣。若欲置闸，则必厚筑两旁；厚筑两旁，则内水之出也益隘，将欲疏之，适以阻之矣。（江阔而以闸束之可乎？必如任仁发之说，江二十五丈则十闸乃可，今言两旁支港置闸，亦妙，但河身必与江等深，而闸口必与江容等例为是。）然欲留清水以涤淤沙，则如之何？谓宜大疏两旁支港，使节节深濬，横置木闸（大则石闸），俟潮来即闭，潮退则开，庶可少得导沙之益矣。然撩浅之夫，则终不能废也。其撩浅之法，募人为卒，官为雇值，设四指挥以督事。今若用之，则指挥不必设，而以各县治水县丞主之。官为雇卒，而又有本府水利通判督之于上，使忧勤相须，以期事功。事不有益矣乎？夫东南诸郡，国家之外府也，而苏之贡赋，又半于东南。一遇旱涝，至于逋亡者，不知有若干人于兹矣。堤防之修，旱暵之备，实有不可缓焉者。若救旱之法，则必先于近山高阜之地，多为积水池。如前人开凿穹窿支沟，潴蓄雨泉以待用，而于岗身之地，则使多穿陂塘。而又必官为之处，上下提督，则百钱石米之富，可复见于今日也。不然，则东南民事，将不知其所终矣。然此其大略也，来源去委，并列于后：

一、太湖所受之水。吴为泽国，其薮具区，其浸五湖，又曰震泽，曰笠泽，即今太湖也。郦道元曰：“万水所聚，触地成川。”一自建康常润宜兴，由荆溪以入；一自天目宣歙临安苕霅诸溪以入。周围五百里，浸泆三州，而潴聚汪洋，盈溢东注，则皆东南出吴江，奔流分三道以入海。谓之三江，禹治之旧迹也。

一、三江遗迹。《史记正义》、《吴地记》所载三江，并难寻究。唐宋土人所称，独指吴淞一江为存耳。今考自吴县齾塘（即俗人所谓鲶鱼口）北折，经郡城之娄门者，为娄江。从吴江县长桥东北，合庞山湖者，为淞。其自大姚分支，入长洲县界，汇淀山湖，东出嘉定县界，合于黄浦，经嘉定之江湾，青浦东北行，名吴淞江者，为东江。（此曲说也。震泽出海，实无三江。《禹贡》所谓，自指大江为三江耳。）

一、太湖小肢，其东出胥口，与别流汇于石湖。复东行抵郡城，折北至阊门娄东入常熟塘，下入白茆浦。其分水墩，北走观渎桥，散出杨泾者，皆入常熟塘。其合沙湖者，入昆山至和塘，直入太仓者，归于海，及分合于吴淞江，向东而行。

一、吴江石堤，隔塞江路。自唐元和中，刺史王仲舒，筑石堤以达松江粮运，长亘数十里，横截江路，堤外为江，堤内为湖。虽桥洞仅通五十三处，名曰宝带桥，而宣泄细涩，终不轻快。回流积淤，渐盘芦苇，而向所谓可敌千浦之江，遂为浅渚平沙之境矣。当时经制权宜，实为有益，不虞水道渐塞，竟为诸郡良田之梗也。

一、垂虹桥复阻东流之势。自石堤横截江路，所恃以东注者，淞陵治东之泄也。但湖水为石堤所拘，湍怒流急，遂折县治之旁为二，于是风涛盛，而公私隔矣。庆历中，县尉王庭坚作木桥以利来往，而吴淞江独<耳少>然通利。至元泰定中，州判张显祖遂构石梁，而虚洞列至六十之外，仅如管窥，盖不知前人立木之意也，遂使流沙日壅，裹湖水而不得出。而山原溪洞之来，又成日至。其泛溢自恣，弥漫浸淫，无怪乎其然矣。

一、淀山湖狭隘不能展舒吐纳。吴中诸湖，惟淀山为最下，而界于昆山、吴江、长洲之间，南属华亭，而太湖之水入于淞江，借此以为传送者也。元时，尚有僧寺特立湖中，而今则寺在良田之中，则水路之隘可知矣。议者欲复辟其故道，畅而通之，则未易为力。然此湖独为低下，而吐纳之机，实在于此，则其说或可 也。（自古无濬湖受水者，不知濬法如何。）

一、白茆河形。夫水性，带东南则稍下，带北则稍高。而今之白茆，则直向东北合，亦从其下趋之势，因其势而利导之，古之善经也。而近年开凿，已非夏忠靖旧开之路，是以通塞久近，为验较然矣。其必于近江二三十里处，相其形便，开向东南，以从其性，或可久得其利也。

一、夹浦桥不可立。湖自大姚分肢，一从柳胥港瓜泾而北，又一从吴江县北门，委直北至夹浦桥而入，以下吴淞。此仅一脉之存耳。国初尝有石梁，为水啮废，而周文襄公乃使造舟为梁，锁两端而中贯之，以通行者，至今为便。而近者乡人，又谋叠石，此政不可许也。

一、疏通次第。夫旱暵之年，来源必少，霜降水涸，可以赋功。若使先疏上源，则下流必壅，合无先启白茆之路乎？其次，则七丫浦。又其次，则吴江堤长桥之导。而又次，则理百渎以北，以下江阴之江，分荆溪之注。又次，则理宣歙九阳江之水，以入芜湖。而中间各县，堤渠水窦之设，则分投就近得利之家，随宜开浚，则施工之日，遂为三州有秋之望矣。

一、开江始末。夫田租始加于汉唐，而征输遂极于后代。征法愈倍，则耕法愈详。何者？民之苦于不得已也。故沿江之民，凿岗身以救旱，而于其中低洼之处，了不相涉。而水涝之年，则太湖被堤桥之壅，泛溢弥漫，而各县之低田，遂成巨浸。于是内水高而江水下，而见者遂欲决之以入于江，此开江之说所由起也。暂时处置，实为有益。及至江水复涨，则内水高而不得出，亦有时而然者。此皆一时所见，而欲节宣不费，永益良田，以无失东南之利者，则人事之修，不可以不详定也。然禹治震泽，则分疏东南之流，以归于海，无纷纷多事。而后人开江，得一益或生一事，至纷纭补葺，烦切而不可救，而又不能已者，何也？盖自井邑丘甸之设，则必有卒两军师之制，水利之兴，则江防不可不留意也。一自江阴之江开，始以通鱼盐之利耳，而竟开北兵窥南之路，伪吴守之以捍吴，而国家得之以入金陵。一自福山之江开，为张士诚袭苏之径，而国家亦因之以取吴。一自许浦白茆之江开，而金人每于此窥宋。其后李宝破敌兵于此，遂设许浦军，而白茆乃有制置节度之设，宿重兵而恒恐其不足。一自刘家港之江开，而元人以之通海运，交六国巿舶，而朱清、张瑄之徒，为患不绝。其后二人招怀，而海边之军镇，遂相望而列矣。然永乐中，尚有倭贼之寇，又设守千户所于崇明沙。今纵不能如禹之行水，而上下烦劳，则皆开江之利启之也。然地维开张，本为国家之用，而窃发时见，未清消弭之源，则其敦本厚民之实，力田务农之政，诚不可漫为之说者矣。但积沙既为涨滩，而富家因为己有，是以客土恃势力以负国，暴水纵积怒以困民，其害相因而不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