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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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生长东南，祖父皆以读书力田为业，然未尝窥究水利之学。闻永乐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吴，朝廷赐以《水利书》。夏公之书出于中秘，求之不可得见。独于故家野老搜访，得书数种，因尽阅之，间采其议尤高者，汇为一集。
尝见汉世，国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与博士议郎杂议。始元中，诸儒相论难盐铁。及宣帝时，桓宽推衍之至数万言，而盛称中山刘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乱，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论》，仅止一二，然以为世所传书，皆无逾于此者。
郏大夫考古治田之迹，盖浚畎浍距川，潴防沟遂列浍之制，数千百年，其遗法犹可寻见如此。昔吴中尝苦水，独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复知其为害，而堤防一切，废坏不修。今年雨水，吴中之田，淹没几尽。不限城郭乡村之民，皆有为鱼之患。若如郏氏所谓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水犹有大于此者，亦何足虑哉？当元丰变法，扰乱天下，而郏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废其书。至其规画之精，自谓“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虚言也。
单君锷本毗陵人，故多论荆溪运河古迹、地势蓄泄之法。其一沟一港，皆躬自相视，非苟然者。独不明《禹贡》三江，未识松江之体势，欲截西水入扬子江上流，工绪支离，未得要领。扬州薮泽曰具区，其川三江，盖泽患其不潴，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专力于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犹恶腹之胀，不求其通利，徒闭其口而夺之食，岂理也哉？
近世华亭金生纲领之论，实为卓越。然寻东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终犹未明。诚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则势壮，故水驶而常流；力分则势弱，故水缓而易淤。此禹时之江所以能使震泽底定，而后世之江所以屡开而屡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而为娄江、东江。今江既细微，则东江之迹灭没不见，无足怪者。故当复松江之形势，而不必求东江之古道也。
周生胜国时，以书于行省及都水营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后伪吴得其书，开浚诸水，境内丰熟。迄张氏之世，略见功效。至论松江不必开，其垂谬之甚，有不足辨者。寻周生之论，要亦可谓之诡时达变，得其下策者矣。
有光迂末之议，独谓大开松江，复禹之迹，以为少异于前说。然方今时势，财力诚未可以及于此。伏惟执事秉节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养吾东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迩者风汛稍息，开疏瓦浦，五十馀年湮没之河，一旦通流，连月水势泛滥，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馀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临流叹诵明公之功德。盖下流多壅，水欲寻道而出，其势如此，不得其道，则弥漫横暴而不制，以此见松江不可不开也。松江开，则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皆东南向而流矣。
顷二十年以来，松江日就枯涸，惟独昆山之东、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岁苦旱灾。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谓江之通塞无关利害，今则既见之矣。吴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运数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则仍岁不退之水，何以处之？当此之时，朝廷亦不得不开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则无一事可为，奋然为之，亦未必难。明公于瓦浦实亲试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当时建议水利，动以工费无所于出为解。然今十数年，遣将募兵，筑城列戍，屯百万之师于海上，事穷势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当时有肯捐此数百万以兴水利者乎？若使三吴之民尽为鱼鳖，三吴之田尽化为湖，则事穷势迫，朝廷亦不得不开江矣。
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饥疫死者不可胜数。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减于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决不可缓。欲望蚤为措置米谷，设法赈济。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饥民，浚导松江。姑且略循近世之迹，开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慢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放今年渟潴之流，备来年洊至之水，亦救时之策也。
有光蹇拙，非有计虑足以裨当世，独荷执事知爱，尽其区区之见，或有可备末议者，伏惟裁择之，幸甚。
昨承明府论及水利，匆遽辞别，不及尽言。有光非能知水学者，然少尝有意考求。见卢公《武郡志》，止抄录事迹，略无纲要，今新志因之。而近来言水利者，不过祖述此耳。
尝访求故家野老，得书数种，独取郏氏二三家，断以为专门之学，遂汇录成书，非能特有所见也。唯以三吴之水潴于太湖，太湖之水泄于松江。古今之论，无易此者，故著论以畅前人之旨。尝又读《禹贡》，注三江者讫无定论，惟郭景纯及边实之论为是，故定以为三江之图。
明府见谕，谓吴淞江与常熟县无预。有光所论三吴之水，非为常熟一县之水也。江水自吴江经由长洲、昆山、华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吴淞江之所以为利者，盖不止此。独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东北，江海之边，固皆高仰。中间与无锡、长洲、昆山接壤之田，皆低洼多积水，此皆太湖东流不快之故。若吴淞江开浚，则常熟自无积水。然则吴淞江岂当与许浦、白茅并论耶？
明府又谓：扬子江、钱塘江何与于吴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说。盖自来论吴中之水，必本《禹贡》“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为据，既失之泥，班固、韦昭、桑钦近似而不详，故当从郭景纯。唯三江之说明，然后吴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经》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泽自定，文不相蒙。然吴淞一江之入，震泽底定，实系于此。经文简略不详耳。诚恐论者不知此江之大，漫与诸浦无别，不辨原委。或泥张守节、顾夷之论，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虽劳，反有支离湮汩之患也。但欲复禹之迹，诚骇物听。即如宋郏亶时之丈尺，时力亦恐未及。而水势积壅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据今日河影，开挑茭芦，使自昆山夏驾口至嘉定栅桥寻入海之口，则江水有通流之渐矣。今春量拨赈饥之谷，召募饥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积占茭芦，皆以告佃为名，所纳斗升之税，所占即百顷之江。兼之涨滩之税，亦多吏胥隐没，官司少获其利。昔宋时围田，皆有禁约。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经二三年，无吴淞江矣。若责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随在开挑，以复旧迹，则官不费而奸有所惩矣。
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尝敢献书当事者。异日吕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陈。前以分司旧识，因开瓦浦问及。而明府亲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谊，虚怀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鱼鳖为忧，故特有言耳。然区区所望于明府，有大于此者。昔魏王召史起，问：“漳水可以灌邺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虽死籍，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兴一世之功，不当恤流俗之议也。区区之见，要以吴淞江必不可不开。即日渡江，违离节下，岂胜瞻恋。因还舡附此，不宣。
某屏居山野，不敢复自通于当世士大夫。虽承明公顾念，不遗衰弃，而亦不能少伸候谢之情，负罪何可言。兹辄不自量，以乡里细民之情，冒有陈渎，惟明公采择焉。往岁漕卒与嘉定之民哄，时巡院适在彼境，见其不直，颇加惩艾。遂至负恨，以单词赴台陈诉。其粮米不无糠秕之杂，而亦不尽然也。明公以军国重计，不容有所纵贷，然犹顾恤民隐，不加深究。吴人莫不忻欢鼓舞，叹颂明公之德矣。迩者檄下，欲以嘉定县粮赴郡治交兑，民情颇有不便。譬之骄儿之于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号呼而随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为之言也。嘉定负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来以潮汐为候。又经历太仓、昆山而后至。此法一行，民间又增转搬折耗之苦，将来之弊，有不可胜言者。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诸侯地方百里，中之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贡》，古之输百里、二百里，盖所必计也。今江南为国家奉地，岁漕自所在水次达于京师，三四千里，费无不出于民。虽假之漕卒，其实民输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诸侯之输矣。夫漕卒旧法，领兑于嘉定，彼以泛舟之便，无分毫之损也。而嘉定交兑于苏州，复有雇船之役，增数倍之费矣。
国初，罢海运为转运。其始直隶苏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粮送至淮安，镇江、庐、凤、淮、扬之粮送至徐州，徐州、山东兖州之粮送至济宁，而以里河船递送至京师，此所谓转运也。当时民以为不堪，故改定于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对船贴兑，与军领运，此所谓兑运也。民犹以为不堪，故又改定于本府州县附近水次交兑，而增加漕卒过江脚耗，自此民不复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县支运，此所谓长运也。国家立国，历一百馀年，因革损益，务求以便民。盖至于长运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轻改也。此法一动，恐后之议者以苏州不可，复议瓜、淮，瓜、淮不可，复议徐州、济宁。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兑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运一石也。况过江脚价日增月益，不知其几，而后乃以长运代民之兑运。民之所以得宴然于境内而使军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实增加耗之米雇之也。军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实厚受其雇而为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于其间者矣。若夫粮米插和及争讼小节，明公稍加振饬，所在孰敢不奉令？况户部每年奏差主事监兑，奉有专敕。监兑能举其职，则明公可以无问矣，亦不至启长运为兑运之渐也。
国家殚天下之力以养兵，一旦有事，兵者至于无所用，而独驱民以战。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赖所在有司与之抵牾，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异日之放纵无所不至。有司承风，莫敢谁何，民犹以羊而御狼也。濒海州县，自经倭奴剽掠之馀，十室九空，而加编海防，赋调日广。至辛酉之水，吴中千里皆为巨浸，为百年所未有之灾。当时抚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银征赔未已。乡民离农亩，日在官府听候比较，昼夜捶楚，流血成沟。质鬻妻儿，投命贵室，庐舍折毁，蒿莱遍野，盖有所不忍见者。明公《甘棠》之爱，在于吾民。今日领天下财赋，百姓嗷嗷，尚望于常格之外，加以旷荡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骄子得罪于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惩之也。况兑运一事，所系非浅，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有光再拜，谨致书明侯执事：窃承明侯以本县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莱，居民逃窜，岁逋日积，十数年来，官于兹土者未尝不深以为忧，而不能为吾民终岁之计。明侯戚然于此，下询荛。有光生长穷乡，谭虎色变，安能默然而已。
窃惟三区虽隶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绩。周文襄公巡抚之时，为通融之法，令此三区出官布若干匹，每匹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纳税粮，官无科扰，民获休息。至弘治之末，号称殷富。正德间，始有以一人之言而变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县。夫以三区之布散之一县，未见其利，而三区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远不如低洼之乡。低乡之民，虽遇大水，有鱼鳖菱芡之利，长流采捕，可以度日。高乡之民，一遇亢旱，弥望黄茅白苇而已。低乡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艰难百倍也。
前巡抚欧阳公与太守王公行牵耗之法，但于二保、三保低湮水乡，特议轻减，而于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区，却更增赋。前日五升之田，与概县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摊三斗三升五合。此盖一时失于精细，而遂贻无穷之害。小民终岁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积？此民之所以困也。
吴淞江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经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间，支流数百，引以灌溉。自顷水利不修，经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长桥以东，上流之水犹驶，迨夏驾口至安亭，过嘉定、清浦之境，中间不绝如线，是以两县之田与安亭连界者无不荒。以三区言之，吴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则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则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沟浍生尘，嗷嗷待尽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
生愚妄，为执事者计之：其一曰，复官布之旧。乞查本县先年案卷，官布之征于三区，在于某年；其散于一县，在于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旧税，一旦可得而轻变，独不可以复乎？今之赋役册，凡县之官布，皆为白银矣。独不思上供之目为白银乎？犹为官布乎？如犹以为官布，则如之何其不可复也？古之善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为贡，文襄之意盖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万匹，彼无从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转展折阅，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征其布而必责其银；无布之地，不征其银而必责其布。责常州以代输三区之银，则常州得其便；责三区以代输常州之布，则三区得其利。此在执事言于巡抚，一转移之间也。其二曰，复税额之旧。牵耗之法，系苏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摊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会计本县薄田太多，而三十六万之外，乃增馀积米数千。王公下有司再审，歉薄之田，均摊数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归于下也，有司失于奉行。如三区者，终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馀积之米，遂不知所归。欲乞查出前项馀积，作为正粮，而减三区之额复如其旧。此则无事纷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赋至三斗，而民逋日积，实未尝得三斗也。复旧至五升，而民以乐输，是实得五升也。其于名实较然矣。既减新额，又于逃户荒田，开豁存粮，照依开垦荒田事例，召募耕种。数年之间，又必有苏息之渐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吴淞江为三吴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时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责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开吴淞江不可。开吴淞江，则昆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垦。议者不究其本，因见沿江种芦苇之利，反从而规取其税。自飐直浦、索路港诸地，悉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税，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阏乎？生愚为三区之田而欲开吴淞江，似近于迂，然恐吴淞江不开，数年之后，不独三区，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开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开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闻之，古之君子为生民之计，必不肯拘挛于世俗之末议，而决以敢为之志。况此三区，本县蕞尔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愿行此三策，庶几垂死而再苏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
又今旱魃为灾，明侯昔日车马所过，濒河人迹所至之处，禾稼仅有存者，至于腹里，无复青草。近经秋潦，往往千亩之田，枯苗数茎，随水荡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议，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缓者。又今三区无复富户，所充粮役，不及中人之产，赔貱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颠连无告之民，照弘治间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运库子马役解户之类，此亦可以少纾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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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来文字，皆看过。但说丁田，开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变乱，其势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说其法尽善，止为后来行之不善，却是附和书册，非当时与诸公原议。不若察院原来文书，反无偏主。便可依他说松、常、镇用旧法，如何民无他议，惟此何故纷纷，利害便见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说，甚好笑。纵如新太守复旧七厘八毫，不点差，只恐一二年后，点差增加，复如今日也。
朱子尝言，论新法者不为不多，能识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诋以为俗也。论天下事多类此，如何可哉？祇是吾辈说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晓得？欲入城商议，为往来不便，亦懒作文字，姑俟月尽相见议之。
《陶节妇传》，昨大风中为作得，秉笔更似啮冰雪也。稿在敬甫处。
某废弃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顾自以世受国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阙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实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耻。辱明公惓惓下问，一得之愚，敢不自竭。
伏见天子哀悯元元，诞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兹简命，俾执玉帛，告祭东海之神，精诚昭格，百灵效顺，龟鳖小丑，当知无遁逃之所矣。昔裴晋公、李中丞尝受视师之命，不旋踵而元济就擒，刘稹授首，克成淮、蔡、泽、潞之功。况我圣朝之威灵，万万于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岂自处裴、李之下哉？固宜详延博采，不遗于荛之贱也。某不敢为泛说以渎明听，姑就今日用兵之势言之。
自倭奴入寇，于今三年，虔刘我人民，淫污我妇女，焚荡我屋庐。有司婴城而自保，军卫莫之谁何，盼盼焉视彼重装满载，得气而去。徒诿曰无兵，犹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无虑十万，屯聚境上，区区残息游魂，灭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见有必战之计。《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孙子》曰：“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钝兵挫锐，屈力殚财，则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几于“钝”乎？岂《老子》之所谓“果”乎？议者谓此寇不宜与之战，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说也。然穷天下之精兵，散甲士于海上，旷日弥月而久不决，则所谓“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则今日之计，宜于速战而已。
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众于一，而不为之列屯要害，广布形势，则贼之所出，必视吾无备之处而为之走集。是宜观地之要，以拟其溃。吴越之地，濒于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数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间，要害之可守者数处而已，又不能按据而使之横溃，则将何为而可也？某以为贼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败于东，不溃于西耶？攻其外，不溃于内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吴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尝循行江上，问所谓沪渎垒者，知昔人御寇之遗迹。即如此垒，正在苏、松二府之中，贼得至此，则苏州、松江诸县无日不危也。故为屯垒，不独可以拒贼之入路，又可以为州县之声援也。昨者黄冈泾之捷，斩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贼复东出，则贼锋虽挫于五湖之上，而蛮烟复接于九峰之间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后乎？
往贼攻州而府不救，攻县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县不救。府如无州，州如无县，县如无村落，仅仅自保于一城之中。如与人斗而束其手足，绝其党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贼在于抄掠而已，设有长驱之志，孰能御之？是唇齿俱亡，首尾衡决矣。即使徒以保城为功，而置百里生民于度外，为人父母，何以为心？况京畿千里之地，荡然无藩篱之限，兵之失势，莫甚于此。此其不可一也。
凡王者之师，未有不分别其逆顺、离散其党与者。今闽浙亡命，与诸岛之夷，固所必诛。若吾民所在被其系累，而髡之以为前行，以饵吾师。尝闻我军斩首虏二百馀，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则临阵之际，岂可不辨其真伪，明购赏格，开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贼为吾用，而今驱之使为贼。此其不可二也。
聚天下之兵，而军政不立，断斩不行，卤掠不禁。前者方陷阵，后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进生之计。且所谓营垒、行阵、间谍、兵械，与夫分数、形名、虚实、奇正之说，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讲。此其不可三也。
故今日之兵在于决机，而分屯以佐其势。又当戒饬州县之吏，不宜以闭塞城褷为上策。百姓之逃归者，不可逆以奸细而禁锢诛戮之。至于诛赏，军令之大，今之所调，杂以夷獠，宜示中国之纪律，不可为蛮夷所笑。如是而战不胜、贼不灭者，未之有也。
然今虽以殄灭为期，而经略措置，非数十年不能安宁。且夷性贪狠，狃于卤获之利，虽有惩艾，不能保其不来。夫自正统以来，殆将百年，及今而发。如人之疾病，一旦发作，岂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统之间，前之所以侵盗而无已，后之所以顿息而不来，则有以知其故矣。永乐中，广宁伯镇守辽东，筑城金线岛之西北，夜见东南海岛中火光，即知寇至，邀击之，擒斩无遗，以是寇不敢入境。盖彼悬度大海，经以旬月，非风候不行，又不能多赍粮饷，贼未到岸，往往饥罢。兵法，无负于水而迎客，无迎水流。独于御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击，不使上岸，此必尽之述也。舍是，则由外海而入内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谓宜振饬祖宗之法，自广、闽、浙、淮，以至辽东，修沿海列卫之政，则兵不必别调也。举都司备倭之职，则将不必别选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设使撤还，贼将复至。周旋不已，是兵无时而息也，而民亦殚矣。
议者又谓宜开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谬之甚者。百年之寇，无端而至，谁实召之？元人有言，古之圣王，务修其德，不贵远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飞舶浮海，以与外夷互市，是利于远物也。远人何能格哉？此在永乐之时，尝遣太监郑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训禁绝之旨矣。况亡命无籍之徒，违上所禁，不顾私出外境下海之律，买港求通，勾引外夷，酿成百年之祸。纷纭之论，乃不察其本，何异扬汤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说也。唯严为守备，雁海龙堆，截然夷夏之防，贼无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难，以与乡邑父老熟计之，此言或有近于理。幸赐采择而行之。
窃惟我明有天下几二百年，诸夷恭顺，四边宁谧，足称盛治。惟北寇时或猖狂，然其气虽猛悍，性尚蠢直，弓矢之外，别无利兵。中土顽民，固亦有为之向导羽翼，而衣食好尚，大相殊绝。又北地苦寒，无物产，不通贸易，故亦不过千百之什一耳。所以来去倏忽，无久安常住之想。而京师辇毂之下，声势甚重，防卫甚严，官属众而储偫富，号令一而赏罚明，凡所猷为，罔不如意，然犹不能不廑宵旰之忧，庚戌之事可鉴也。
若今倭寇之变，则大有不然者。性鸷而狡，兵巧而利。高皇谢绝朝贡，今上禁通市舶，虑至深远矣。夫何官绝私通，交往习熟，向导羽翼，反数倍之？中原虚实，了在贼目，故敢于深入。自壬子岁三月，绎骚至今。繇浙抵吴，直犯淮、扬，烧劫奸淫，眇无忌惮，诚有国之大辱也。乃今因粮于墟落，藉兵于偾军，筑舍凿河，略无去意，其闻风效尤者，日增月益，警报汹汹，兹不可闻。而有司类皆庸懦，方其临逼，即束手兢兢；幸其稍退，便高枕泄泄。岂惟无使之只轮不返之意，虽欲驱之出境，不可得已。况兵燹之馀，继以亢旱，岁计无赖，万姓嗷嗷。顾又加以额外之征，如备海防，供军饷，修城池，置军器，造战船，繁役浩费，一切取之于民。议及官帑，辄有擅专之罪。然此亦蒨中有司之计，盖官帑有限，而取之于民者无尽藏，得以恣其侵渔耳。
夫东南赋税半天下，民穷财尽，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扰，愈不堪命，故富者贫而贫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横被苛敛，皆曰：与其守分而瘐死，孰若从寇而幸生？恒产恒心，相为有无，无足怪者。若非顷者大为蠲除，恐此辈不外而倭，即内而盗矣，未必皆斯民之过也。
某顷以试事在留都，闻寇自芜湖逦迤南下，直抵安德门，举城鼎沸，某时亦不免周章。及询之，不过逋寇五十馀人而已。不觉仰天浩叹，椎胸饮泣者久之。夫留都自府部科道而下，庸流冗员，姑置勿论，其雕毂华鞯，锦衣肉食，平日自谓高出群类，莫可仰视者，奚啻千人？乃亦寂无善计，惟知填关闭门，追夫守垛，与穷乡下邑无异。自此之外，一切以为迂谈。
以愚见言之，大内虽多重宝，终自遗宫。若孝陵则我高皇帝体魄所藏，神灵所宁，万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蚀，百司庶府，将安用哉？况京军除孝陵及江北诸卫，虽残缺之后，尚有十二万丁，而官舍军馀数当倍之。既不使之出战，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贫民裹粮登陴。一夫每日官给烧饼二枚，计费银一百馀两。每夜自备油烛七条，计费银七百馀两。典鬻供备，常从后罚。冤号之声，溢于衢路，则平昔养军，果为何耶？
及某沦落东归，则闻此寇复窜吴界。凡诸有司，名虽统兵出境，实皆各自拥护，殊无互为策应之意。间有奋勇前驱者，岂真具有成算，非迫于严刑，则诱于重赏。而文武官属又皆在数里外，并未尝有临阵督战者，故往往以孤悬取败，卒亦不闻有不相赴援之诛。是进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后者乐，号令之不一、赏罚之不明，承袭蒙蔽，一至于此，可不为之痛心哉！
议者咸谓穷寇致死，吴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难为敌。呜呼，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今将既不选，兵复不练，其于阵法奇正，懵然无知，而漫使之格斗，是诚所谓驱群羊而攻猛虎也。今日之责，惟君侯为重；今日之权，亦惟君侯为重。指顾之间，勇怯立异；呼吸之际，胜负顿殊。惟君侯其图之。
且东南财赋，出于农田，农田繇于水利。其尝谬撰一书，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图考》，其源流利害，亦颇究竟。今以倭寇往来，乃于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坝，冀为梗塞。殊不知此寇离海深入，原不甚赖舟楫，而清流既壅，浑潮日涨，水利不通，农田渐荒。外患虽除，内乱必作。有忧国忧民之深念者，恐不当若是之举一而废百也。
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谋深虑渊。昔秉文衡，多士钦式；今本兵柄，万师协心。恩敷如春，威行如秋。东南之民，如离水火而登衽席，脱仇雠而依父母。更生之望，端在今日。某本韦布诸生，不当冒越，第曩曾以文艺滥辱奖与，今君侯专制武备，正某等先后疏附之时，矧目击危变，身罹艰虞，黔庐赭山，剥肤伤骨，亦尝冒风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馀昼夜，颇能发纵。昔李白自谓“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亦窃有焉。公怒私愤，义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备倭议》。癸丑夏五，更作《经事实录》。不识忌讳，多所触忤，冀以裨时政之万一。有司间亦行之，而未能尽也。兹敢复缀所闻见，僭溷崇览。伏惟君侯少霁按剑之威，亮其勤恳之衷，不计芜陋之词，得赐少垂察焉，则曷胜幸甚。（按：是书作于甲寅岁，时府君以孝廉家居。今云“以试事在留都”，似是代人作者。后又云撰《水利书》，纂《图考》，作《备倭议》，及“韦布诸生不当冒越”等语，又似自署名者。诸刻既不之及，钞本但称某而不书名，今姑从之。）
来书，极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殡，便欲权厝，又大草率，以此迟疑累日，幸少平静，而贼势日横。十一日，始攒于西园。方工未讫，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惊恐，夜走不绝，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边塞，望候风尘，即为走计耳。宅内生聚，不下百口，一举足皆有流离之苦，不得不稍镇定之。所论贼势正如此。
东南承平日久，吏无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略，一太守、县令能办之矣。今婴城自保，不发一矢，忍以百万生灵饵贼，令贼得气，将来蔓衍，未知其所极也。闻蔡操江奏，倭寇不过三四十人，皆苏、松人欲反耳。徐阁老以阖门百口保无此事。又闻近日任少府获贼帅于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
贼据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专候若到南翔，即携家行矣。匆匆殊不尽。东仓之胜，足以少创之。昨日焚烧上海略尽，其势未已也。钦甫时相见否？并为致意。
倭寇之变，起自上年三月初旬。虽络驿无虚日，亦惟骚动缘海，尚未敢深入，犹惧归途之有梗也。乃今纠合既众，向道既明，又知吾民不素习兵，不预备，遂眇无忌惮。今年四月初七日，警报直抵昆山。官民哄然，方填门塞关，为城守之计，而都司梁凤蒨承抚按文檄，统处兵八百，来守兹土。士民倚为长城，讵意其贪懦无状，坐受宴犒，托言屯扎该境，遥为声援，竟尔招摇远去。分兵四逸，半从盐铁，半从周市，沿途剽掠。吾民惊窜，自是要害无守。
十三日午时，贼船五十馀只、贼徒三千馀人，径泊新洋江口，直犯东门。肆力攻围，烟焰烛天，哭声动地。其接踵而至者，又无虑二三四倍。夜则桅灯如列星，旦则吹螺举号，蜂附云集，较之他处，猖獗尤甚。而梁凤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复入郡城，若不与闻者。十七、十八等日，贼遂造云梯二十馀乘，攻击东、北二城，势极危迫。赖官民悉力拒守，幸以不破。当夜，乡士大夫蜡书，募敢死士缒城而下，自间道往请救于代巡孙公。十九日，即蒙复委梁凤提兵应援。而梁凤又复迁延，六日方至昆山县西九里桥。索取军需，声言每名要银五两，乃始进兵。奈此时民穷敛急，本县素乏羡馀，不能一时卒办。意不相惬，复退屯兵真义地方。偶与贼遇，勉强一战，贪其辎重，反致大败。火药铳炮，半被卤去，而遗落田野，为村民俞辟等所埋藏者，又不可胜数。设使天不佑民，尽以藉寇，其声势又何如也？是日，又复遁入郡城，诳言吾军一至，贼徒尽散，民不被杀，屋不被烧，麦尽刈而苗尽栽矣。一时上官咸谓信然，遂不复以昆山为意。
贼觇知援绝势孤，二十四日，复以云梯三十馀乘攻东南、东北二门。是时，不独燕尾剑棱劲镞，加以佛郎铅锡大铳，一时合发。城中辟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再行请救。而孙公惑于梁凤先入之言，颇有难色。差官张国维顿首号泣，具道梁凤不才之状，乃益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馀人，本府义勇二百人，复遣梁凤统之以行。其答乡士大夫书，则有“兵虽可用，将官懦怯，某再三责以大义，而翁公则有促之不进，为之奈何”等语。愚意其使贪使过，责后效以盖前愆，未可知也。时太仓陶指挥所募款兵蒨至。又命二守督率并进，意在刻期剿灭。而梁凤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师，越四日，尚驻维亭。本县既备糗粮，旋复臭腐。且动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词，虽张公亦莫得而谁何也。贼乘此间，又于初八日聚众四千馀人，云梯无数，布列东、西城下，百计冲突，伤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杀死贼徒，数亦相当。至昏时，贼始稍退，复移屯城西林中。盖富室佳园，惜不忍毁，故遂为贼巢耳。
次蚤，皆负门扇，接造飞梁，碾驾冲车，直逼城中，发掘甃石，铁椎扣门，声如雷震。百万生灵，命在顷刻，而人心愈奋，争出死力。用生刍、松脂、麻油，烧毁冲车。更从楼上穿板，灌注灰汤坠击，杀其魁名“二大王”者及伙贼数人，贼始退去。是时阖城士女摇动惊惶，缢溺而死者数人。引领援兵，复不见至。
初十日夜分，生员龚良相、徐倬、傅继善奋义冒死请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帅于六市铺西，距县尚三十馀里。反复哀恳，而梁凤骄蹇有加。赖张公督促前进，款兵踊跃东向，气雄志烈，不负狼名。梁帅徐徐既至，有司选地扎营，梁凤仍称该地四面阻水，不可遏敌，复退屯九里桥外。款兵孤悬，势难野宿，姑纳城中，待梁并进。府县文牒祈请再三，方至。开门延入，欲加慰劳，已先计纵沂兵逸去，为媒孽之地矣。方议出攻，乃又妄申本县按兵不发。于是宪符严责。十五日，张二府督梁凤合兵大举。本县义勇导引款兵，直捣贼窟。血战方酣，而诸兵遥望贼来，即麾奔溃，多自溺水，甲骑铠仗，半为贼有。款兵益进，杀伤贼徒二十馀人，而后援不继，致有阵亡挤水之祸。于是更令逃军造为厚款薄沂之谤，欺罔上官，致使是非不明，功过莫辨。假令有司诚有厚薄，亦不过视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为去留，则将焉用彼帅哉？其失机误军之罪，恐不可推托于厚薄也。
仪部王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萋菲，挺身冒险，仗义执言，乃至暴没，皆愤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时事如此，可胜叹哉！其原盖始于当道先有款兵，防卫无锡，以厚其故人，而梁凤亦不欲强颜再入崑境，各戾初心，遂相构煽。殊不念昆山之与无锡，均为朝廷根本之地，况上游土崩，下流澜倒，又必然之势也，岂宜有所偏重哉？
是时，我军虽未收全功，而款兵声已慑服贼胆，遂相引去。杀遗民，烧遗屋，数十里烟火不绝者又四五日，以泄其馀愤。盖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围，凡四十五日。临城攻击，大小三十馀战。以不教之民，当日滋之寇，内无张巡、许远之略，外无蚍蜉蚁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也。其六门并攻，被杀男女五百馀人，被烧房屋二万馀间，被发棺冢计四十馀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记者言之。其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棺椁三四，有不可胜计而周知者。君门万里，未能遽达，虽密迩当道，岂皆尽得其实哉？互相蒙蔽，以期远罪，贼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凤若始能不离该境，则贼安敢遽尔深入？中能力战不退，则贼岂敢直捣郡城？终能如期急难，则贼岂敢冲城凿穴？贻昆山之祸者，梁凤也。乃又饰词驾罪，欺天乎？欺人乎？
更有大可怪者：其款兵先登殁阵，其渰死者，皆缘邳、处二兵争先奔溃，挤入洪流，性不善水，又甲重不能振拔，遂至胥溺，非汩水而被渰者。此情可矜，法所应恤。彼二兵正当正其望风奔溃之罪，以示惩劝。乃今与款兵一体加厚，何其颠倒之甚耶？呜呼！处败军若此，良民无故被杀者，流血成川，积骸如山，又将何以待之哉？
尝考吾崑，自有国以来，未尝被兵燹，有生聚而无教训，故今遭此，皆错愕相顾，束手无策，不得已为坚壁清野之计，纵贼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祸亦独惨于他处。今之急务，莫若广濠堑，造月城，筑弩台，立营寨，集乡兵，时训练，铸火器，备弓弩，积薪米，蓄油烛。其周回近城林木，须斩去里许，以绝埋伏。茔冢有碍城隍者，宜量给地价，为迁葬之费。而十家为甲之法，尤所当严。其男子十五岁以下，凡成丁者，尽令编报，排门粉壁。每甲推长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虽系商贾，非累年土著，无父兄承传者，亦须根究。庶使内贼不出、外贼不入，而奸宄之徒无从造衅矣。
至于抚疲民，蠲逋税，勘荒田，尤时政之大端，而动支官银，又便宜之要术。盖事有常变，有轻重，处常则仓库为重而武备为轻，处变则军旅为重而财用为轻。况居官行法，自有大体。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所谓公罪者，正今日动支官银以济时艰，而为法受恶之类是也。况既上官文移，则操纵由己，虽不宜冗滥，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缩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劝借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户，而欲应无穷之巨寇，“吾不知所税驾矣”。
凡此数事，果能断自乃心，豫有成算，则用足兵强，形势险固，人心坚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贼来犯境，便当横出四郊，与之一决，又何必填门塞关，悬悬外援之望，不获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冤愤哉？愚忝与守城，与贼来去之日相终始，目击惨毒，所不忍言，姑记其始末，以备他日邑乘之纪录。其他处置，略具《备倭议》中。有民社之寄者，尚其鉴此衷悃，毋以出位为罪。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