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文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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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成然后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庠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后名之曰韵；至宋周颙、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休文作谱，及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祐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馀岁矣。
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实有望于后之作者焉。
余纂辑此书三十馀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召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书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论》，何也？曰：审音学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韵正》之考音详矣，而不附于经，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犹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别为书，何也？曰：自作也。盖尝四顾踌躇，几欲分之，几欲合之，久之然后胪而为五矣。呜呼！许叔重《说文》始一终亥，而更之以韵，使古人条贯不可复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割裂删削，附注于九经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难而毁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记》曰：“不陵节而施之谓孙。”若乃观其会通，究其条理，而无轻变改其书，则在乎后之君子。李君因笃每与余言诗，有独得者，今颇取之，而以答书附之于末。上章涒滩寎月之望，炎武又书。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馀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北史》言周乐逊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觿》百五十馀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补正》，凡三卷。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得之；公、谷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之于书而此不具也。
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身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遣覆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数百卷。盖十年而成，则大将军已不及见。又以其馀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其后七十年而炎武得游于斯，则当屠杀圈占之后，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与时移，不见文字礼仪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长暨士大夫来言曰：“府志稿已具矣，愿为成之。”嗟乎！无郭君之学，而又不逢其时，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论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于数月之内，而不问其书之可传与否，是非仆所能。独恨《燕史》之书不存，而重违主人之请，于是取二十一史、《通鉴》诸书，自燕、秦以来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为六卷，命曰《营平二州史事》，以质诸其邦之士大夫。
世之人能读全史者罕矣，宋宣和与金结盟，徒以不考营、平、滦三州之旧，至于争地构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岂非后代之龟鉴哉！异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备矣，续今可也。或曰：及营，何也？曰：中国之弃营久矣。夫营，吾州也，其事与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纪！若夫合幽并营，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圣人作焉，余以此书俟之。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夫《祈招》之诗，诵于右尹，孔悝之鼎，传之《戴记》，皆尼父所未收，六经之阙事，莫不增高五岳，助广百川，今此区区，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门旧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而田父伧丁，鲜能识字，其或褊于闻见，窘于日力，而山高水深，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岂无挂漏？又望后人之同此好者继我而录之也。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先曾祖继起为行人，使岭表，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洎万历初，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中间莅方镇三四，清介之操，虽一钱不以取诸官，而性独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有其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其书后析而为四。炎武嗣祖太学公，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二十年来赢幐担囊以游四方，又多别有所得，合诸先世所传，尚不下二三千卷。其书以选择之善，较之旧日虽少其半，犹为过之，而汉、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钞写之本别贮二麓，称为多且博矣。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馀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
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今散亡之馀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子不云乎：“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从孙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陈祺公资以薪米纸笔，写之以归。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见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犹在耳，乃泫然书之，以贻诸同学李天生。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己者也。
西安府儒学先师庙之后，为亭者五。环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于中，俗谓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记志有名之碑多毁裂不存，其见在者，犹足以甲天下。余游览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观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书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迹，叠而束之，以饲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烦于应命，而工墨之费计无所出，不得不取诸民，其为害已不细矣。或碑在国门之外，去邑数十武，而隶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鸡豚，不足以供其饱，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额，以有碑为苦；又或在深山穷谷，而政令之无时，暑雨寒冰，奔驰僵仆，则工人隶卒亦无不以有碑为苦者，而民又不待言。于是乘时之隙，掊而毁之以除其祸。
余行天下，所闻所见如此者多矣，无若醴泉之最著者。县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县五十里。当时陪葬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见于崇祯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犹二十馀通，而余亲至其所，止见卫景武公一碑，已划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与于民，而民亦何仇于石？所以然者，岂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阶之祸哉！若夫碑洞之立，凡远郊之石，并舁而致之其中，既便于观者之留连，而工人汤集其下，日得数十钱以给衣食，是则害不胜利。今日之事，苟害不胜利，即君子有取焉，予故详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遍寻，而恐录之以贻害，故弗具。且告后之有司：欲全境内之碑者，莫若徙诸邑中；而有识之君子，慎无以好古之虚名，至于病民而残石也！
《记》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圣，犹问礼于老聃，而其与弟子答问之言，虽节目之微，无不备悉。语其子伯鱼曰：“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刘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三代之礼，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独有《仪礼》一经。汉郑康成为之注，魏、晋已下至唐、宋通经之士，无不讲求于此。
自熙宁中，王安石变乱旧制，始罢《仪礼》，不立学官，而此经遂废，此新法之为经害者一也。南渡已后，二陆起于金谿，其说以德性为宗。学者便其简易，群然趋之，而于制度文为一切鄙为末事。赖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礼》之书，而卒不能胜夫空虚妙悟之学，此新说之为经害者二也。沿至于今，有坐皋比，称讲师，门徒数百，自拟濂、洛，而终身未读此经一遍者。若天下之书皆出于国子监所颁，以为定本，而此经误文最多，或至脱一简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于关中，则后儒无由以得之矣。济阳张尔岐稷若笃志好学，不应科名，录《仪礼》郑氏注，而采贾氏、陈氏、吴氏之说，略以己意断之，名曰《仪礼郑注句读》。又参定监本脱误凡二百馀字，并考《石经》之误五十馀字，作《正误》二篇，附于其后，藏诸家塾。时方多故，无能板行之者。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叹，不发于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为后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据《石经》刊监本，复立之学官，以习士子，而姑劝之以禄利，使毋失其传，此又有天下者之责也。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思为之传其姓氏而笔之书。呜呼！其心良亦苦矣。
吴江朱君明德，与仆同郡人，相去不过百馀里而未尝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仆又过之五龄，一在寒江荒草之滨，一在绝障重关之外，而皆患乎无朋。朱君乃采辑旧闻，得程克勤所为《宋遗民录》而广之，至四百馀人。以书来问序于余，殆所谓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数千里之外者也。其于宋之遗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尽举而笔之书，所谓今人不可得，而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者也。余既鲜闻，且耄矣，不能为之订正，然而窃有疑焉：自生民以来，所尊莫如孔子，而《论语》《礼记》皆出于孔氏之传，然而互乡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叶公之徒，问答而已；食于少施氏而饱，取其一节而已。今诸系姓氏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岂无一日之交而不终其节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犹且眷眷于诸人，而并号之为遗民，夫亦以求友之难而托思于此欤？庄生有言：“子不闻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馀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为此书，以存人类于天下。若朱君者，将不得为遗民矣乎？因书以答之。吾老矣，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也。
国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乱者，人材也。人材之出于天下者，固将爱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于其宗，则尤爱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后庶姓；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成王顾命，而六卿之长，五为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属，每见于《春秋》，而与周相终始。汉唐而下，以同宗而为丞相，管中书者不可胜数。然则自古以来，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内羁而外亲，既不得筮仕为吏，而复限之于国城之中，若无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为民害，而其贤者亦仅仅守己洁行，学为词赋，以自附于文苑之徒。于是举天子之宗，无一人焉任国家之事，以生草泽之心，而召蛮裔之侮，宁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呜呼！此亦后世有天下者之大监也已。
余闻万历以来，宗室中之文人莫盛于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祯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独年至八十，后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为诗多离乱之作，有闵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余又闻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于当世之故，盖宗之贤者也。子斗名谊㳆，永兴王府奉国中尉。当天启时，开科举之途，而子斗久以诗文为关中士人领袖，其次子存柘彦衡乃得为诸生，中副榜。贼陷西安，存柘义不屈，投井死。长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没后八年而余至关中，访七子之后，其六子皆衰落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独其家遗书尚存，而为人亦温恭葸慎，以求全于世，惟恐人目之为故王孙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犹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于朋友之前而无所忌。虽时势则然，亦繇国家向日裁抑太过，无有强宗大豪如南阳诸刘，得以挠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贤，使其立朝，必能为天子正纪纲，补阙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节，遏寇虣；乃终老不用，历变故以卒，而仅以其诗著。故序而传之。七子者：惟㸌伯明、惟焢叔融、怀𡋧士简、怀𡈾长生、怀䨈季凤、谊瀄伯闻与子斗为七，皆号能诗。而又有谊眔明远、存稺舂夫二中尉者，贼至时同不屈死。明远中崇祯九年举人，此皆秦宗之有学行者。子斗诗中往往及之，故并举而列之于篇。呜呼！孰谓宗室无人材也哉！
尝读《商颂》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称《诗》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称诸祖考而本诸先正先民；在朝则称于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与人交则称于友，叔孙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于古，而反讳其行事，《召旻》之诗曰：“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而周公之戒后王也，亦曰：“乃逸乃谚，既诞，则曰：昔之人无闻知。”余自少时侍于先王父，其终日言而无择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乡先生之行事；既得见于先王父之友，则其言亦然；既又得见于异邦之名公耆硕，则其言亦复然。距今三十馀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贪欲以为能，捷径以为巧，苟同以为贤，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
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于其州之自国初以来士大夫二十一人合为一章，而序之曰《先贤诗》。于其高祖以下四公各为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贤诗》。是诸君子者，行谊不同而无不明于出处取与之分，有古贤人之遗焉。工部之为是作也，其亦所谓“景行行止”者乎？昔赵文子观乎九原而愿随武子之为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铭，以卜其后之将有达者。故子孙不忘其祖父，孝也；后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乡大夫之职也。然则工部之为此也，殆古人之义而亦其先大夫之遗训也夫！
予读《唐书》韦云起之疏曰：“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谈荐，附下罔上。”袁术之答张沛曰：“山东人但求禄利，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窃怪其当日之风，即已异于汉时；而历数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东莱，皆汉以来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馀年，而无一学者见称于时，何古今之殊绝也？至其官于此者，则无不变色咋舌，称以为难治之国，谓其齐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劫杀，三曰讦奏。而余往来山东者十馀年，则见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
乃余顷至东莱，主赵氏、任氏，入其门，而堂轩几榻无改于其旧；与之言，而出于经术节义者，无变其初心；问其恒产，而亦皆支撑以不至于颓落。余于是欣然有见故人之乐，而叹夫士之能自树立者，固不为习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谱一编，属余为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于急赋税，均力役，谆谆言之，岂不超出于山东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故为之赋税以输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货财之所以可久也。为下不乱，在丑不争，不叛亲，不侮贤，此邻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节以之而立，学问以之而成，忠义之人、经术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于是乎饮食之事也而至于讼，讼不已而至于师，小而舞文，大而弄兵，岂非今日山东之大戒？而若任君者，为之深忧过计，而欲倡其教于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讳其从前之失，而为之丁宁以著于谱。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师此意矣。余行天下，见好逋者必贫，好讼者必负，少陵长，小加大，则不旋踵而祸随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东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横流而息燎原也。
《吕氏千字文》者，待诏馀姚吕君裁之之所作也。盖小学之书，自古有之。李斯以下，号为《三苍》，而《急就篇》最行于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学之童子无不习之。而《千字文》则起于齐梁之世，今所传“天地玄黄”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兴嗣取王羲之之遗字次韵成之，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后之读者苦《三苍》之难，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而崇祯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纪先帝初元之政，一时咸称其巧。吕君以为事止于一年，未备也，于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错综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进而愈巧者乎？盖吾读史游《急就篇》，博之于名物制度，浩赜而不可穷，而其末归于“汉地广大，万方来朝，中国安宁，百姓承德。”而吕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吕章成，顿首敬书。”则犹史游之意也。史游在元帝时为黄门令，日侍禁中，当汉室之无事；而吕君身为宰辅之后，丁板荡之秋，遁迹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风》之怀，《下泉》之叹，有类于诗人，而过于齐、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书改汉强而为代强者，今岂无其人乎？而吕君弃之不顾，曰：吾将退而训于蒙士焉。其风节又岂在两龚下哉？夫小学，固六经之先也，使人读之而知尊君亲上之义，则必自其为童子始，故余于是书也乐得而序之。
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其峰数十，总名曰劳。《志》言：“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谓此山一名劳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义。案《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则字或从山。又《汉书》：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县东北。则劳盛自是两山。古人立言尚简，齐之东偏，三面环海，其斗入海处南劳而北盛，则尽乎齐东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凡人之情以罕为贵，则从而夸之，以为神仙之宅，灵异之府。其说云：吴王夫差登此山，得《灵宝度人经》。考之《春秋传》：吴王伐齐，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师自海道入齐，为齐人所败而去。则夫差未尝至此，而于越入吴之日，不知度人之经将焉用之？余游其地，观老君、黄石、王乔诸迹，类皆后人之所托名，而耐冻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寻尝之物。惟山深多生药草，而地暖能发南花，自汉以来，修真守静之流多依于此，此则其可信者。乃自田齐之末，有神仙之论，而秦皇、汉武谓真有此人在穷山巨海之中，于是八神之祠遍于海上，万乘之驾常在东莱，而劳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劳山皆乱石巉岩，下临大海，逼仄难度，其险处土人犹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谷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偫，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曰劳山也，其以是夫？古之圣王劳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然而致此则有由矣。《汉志》言：齐俗夸诈，自太公、管仲之馀，其言霸术已无遗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之听，彼其意不过欲时君拥篲，辩士诎服，以为名高而已，岂知其患之至于此也。故御史黄君居此山之下，作《劳山志》未成，其长君朗生修而成之，属余为序。
黄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节概，其言盖非夸者。余独考劳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后之人有以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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