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亭林文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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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為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係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及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為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為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為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並二百六韻為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
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為《音論》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為《詩本音》十卷；注《易》，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為《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為十部，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召為之考《說文》，采《玉篇》，仿《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葉增、葉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費則又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別為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為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涒灘寎月之望，炎武又書。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當屠殺圈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誌稿已具矣，願為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內，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燕史》之書不存，而重違主人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鑒》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為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
世之人能讀全史者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灤三州之舊，至於爭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鑒哉！異日有能修誌者，古事備矣，續今可也。或曰：及營，何也？曰：中國之棄營久矣。夫營，吾州也，其事與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紀！若夫合幽并營，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聖人作焉，余以此書俟之。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台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為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傖丁，鮮能識字，其或褊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掛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為儒。自先高祖為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尚無恙。先曾祖繼起為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曆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簽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為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贏幐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尚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為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麓，稱為多且博矣。自少為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為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為詩文，本生祖讚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
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群，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鑒》，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鑒》，必不如《通鑒》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為人而進乎為己者也。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為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誌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跡，疊而束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為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額，以有碑為苦；又或在深山窮穀，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冰，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為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掊而毀之以除其禍。
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劃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仇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並舁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留連，而工人湯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即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遍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慎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為治，孔子之所以為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為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
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為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為宗。學者便其簡易，群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為一切鄙為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為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遍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為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誌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為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為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
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一在寒江荒草之濱，一在絕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無朋。朱君乃采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為《宋遺民錄》而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余，殆所謂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而筆之書，所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者也。余既鮮聞，且耄矣，不能為之訂正，然而竊有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係姓氏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猶且眷眷於諸人，而並號之為遺民，夫亦以求友之難而托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為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為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絕也。
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下者，固將愛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於其宗，則尤愛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後庶姓；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成王顧命，而六卿之長，五為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屬，每見於《春秋》，而與周相終始。漢唐而下，以同宗而為丞相，管中書者不可勝數。然則自古以來，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內羈而外親，既不得筮仕為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為民害，而其賢者亦僅僅守己潔行，學為詞賦，以自附於文苑之徒。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召蠻裔之侮，寧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監也已。
余聞萬曆以來，宗室中之文人莫盛於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禎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獨年至八十，後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為詩多離亂之作，有閔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余又聞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於當世之故，蓋宗之賢者也。子斗名誼㳆，永興王府奉國中尉。當天啟時，開科舉之途，而子斗久以詩文為關中士人領袖，其次子存柘彥衡乃得為諸生，中副榜。賊陷西安，存柘義不屈，投井死。長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沒後八年而余至關中，訪七子之後，其六子皆衰落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獨其家遺書尚存，而為人亦溫恭葸慎，以求全於世，惟恐人目之為故王孫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猶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於朋友之前而無所忌。雖時勢則然，亦繇國家向日裁抑太過，無有強宗大豪如南陽諸劉，得以撓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賢，使其立朝，必能為天子正紀綱，補闕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節，遏寇虣；乃終老不用，歷變故以卒，而僅以其詩著。故序而傳之。七子者：惟㸌伯明、惟焢叔融、懷𡋧士簡、懷𡈾長生、懷䨈季鳳、誼瀄伯聞與子斗為七，皆號能詩。而又有誼眔明遠、存稺舂夫二中尉者，賊至時同不屈死。明遠中崇禎九年舉人，此皆秦宗之有學行者。子斗詩中往往及之，故並舉而列之於篇。嗚呼！孰謂宗室無人材也哉！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乃逸乃諺，既誕，則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名公耆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貪欲以為能，捷徑以為巧，苟同以為賢，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
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人合為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各為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工部之為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子觀乎九原而願隨武子之為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卜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鄉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為此也，殆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袁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何古今之殊絕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為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劫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偽；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
乃余頃至東萊，主趙氏、任氏，入其門，而堂軒几榻無改於其舊；與之言，而出於經術節義者，無變其初心；問其恒產，而亦皆支撐以不至於頹落。余於是欣然有見故人之樂，而歎夫士之能自樹立者，固不為習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譜一編，屬余為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於急賦稅，均力役，諄諄言之，豈不超出於山東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為之賦稅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以可久也。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之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於是乎飲食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而若任君者，為之深憂過計，而欲倡其教於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諱其從前之失，而為之丁寧以著於譜。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師此意矣。余行天下，見好逋者必貧，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東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橫流而息燎原也。
《呂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呂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為《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玄黃」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為小學家恒用之書。而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先帝初元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呂君以為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錯綜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蓋吾讀史遊《急就篇》，博之於名物制度，浩賾而不可窮，而其末歸於「漢地廣大，萬方來朝，中國安寧，百姓承德。」而呂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呂章成，頓首敬書。」則猶史遊之意也。史遊在元帝時為黃門令，日侍禁中，當漢室之無事；而呂君身為宰輔之後，丁板蕩之秋，遁跡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風》之懷，《下泉》之歎，有類於詩人，而過於齊、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書改漢強而為代強者，今豈無其人乎？而呂君棄之不顧，曰：吾將退而訓於蒙士焉。其風節又豈在兩龔下哉？夫小學，固六經之先也，使人讀之而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必自其為童子始，故余於是書也樂得而序之。
勞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案《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則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鬥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凡人之情以罕為貴，則從而誇之，以為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其說云：吳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之《春秋傳》：吳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道入齊，為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入吳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老君、黃石、王喬諸跡，類皆後人之所托名，而耐凍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嘗之物。惟山深多生藥草，而地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修真守靜之流多依於此，此則其可信者。乃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亂石巉岩，下臨大海，逼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挽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遊，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誇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為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詘服，以為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黃君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朗生修而成之，屬余為序。
黃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概，其言蓋非誇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之人有以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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