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临川集/卷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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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议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齐而后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圣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扬子亦曰：“孔子高饿显，下禄隐。”夫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然而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盖其不合则去，则可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扬子，则吾窃有疑焉尔。当王莽之乱，虽乡里自喜者，知远其辱，而扬子亲屈其体为其左右之臣，岂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处之，非必出于此言乎？曰：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岂固欲为此不同哉？盖时不同则言行不得无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时不同而固欲为之同，则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于圣人而道不同，则其为小人也孰御哉？世之士不知道不可一迹也久矣。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圣贤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道则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圣人也，百世之师也。”如其高饿显，下禄隐，而必其出于所高，则柳下惠安拟伯夷哉？扬子曰：“途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盖言事虽曲而通诸道，则亦君子所当同也。由是而言之，饿显之高，禄隐之下，皆迹矣，岂足以求圣贤哉？唯其能无系累于迹，是以大过于人也。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无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也；贤者，知权之小者也。昔纣之时，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盖亦所谓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君子之无可无不可也。使扬子宁不至于耽禄于弊时哉？盖于时为不可去，必去，则扬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下而戾于后世，侈裳衣，壮宫室，隆耳目之观以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其情，刑政不足纲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尔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
善教者之为教也，致吾义忠而天下之君臣义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为恩矣，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相为礼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吾教也。民则曰：“我何赖于彼哉？”此谓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
不善教者之为教也，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无失其为兄弟也，夫妇者无失其为夫妇也。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闾之师，族酂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惭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谓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也。
善教者浃于民心，而耳目无闻焉，以道扰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浃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扰之为言，犹山薮之扰毛羽，川泽之扰鳞介也，岂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为言，其犹囿毛羽沼鳞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为古，无异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为古，无异焉，由后而异矣。
或曰：“法令诰戒不足以为教乎？”曰：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圣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惮改过；杨雄贵迁善，皆是术也。
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
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
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固不若性之为己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
古之时，士之在下者无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进，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艺。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进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谓德者、才者，无以为也。古之所谓言者，又未必应今之法度也。诚有豪杰不世出之士，不自进乎此，上之人弗举也。诚进乎此，而不应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进乎此，皆所谓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进乎此者，未见也。岂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
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则授一廛而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达国，有塾、有序、有庠、有学，观游止处，师师友友，弦歌尧、舜之道，自乐也。磨砻镌切，沉浸灌养，行完而才备，则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
今也地不井，国不学，党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则或无以裕父母妻子，无以处，行完而才备，上之人亦莫之举也。士安得而不自进？呜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则然，势也。势之异，圣贤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见王公，而孔子为季氏吏，夫不以势乎哉？士之进退，不惟其德与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恶，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进，不惟今之法度，而几在有司之好恶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后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恶岂常哉？是士之进退，果卒无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免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谓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恶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见乎？士也有得已之势，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见其为有道也。
杨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势非吾所谓无以处、无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为进士，而又枉于有司，而又若不释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惧其犹未寤也，为进说与之。
夫工人之为业也，必先淬砺其器用，抡度其材干，然后致力寡而用功得矣。圣人之于国也，必先遴柬其贤能，练核其名实，然后任使逸而事以济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务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于是哉？然其间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无焉；称职者有之，谬举者不能无焉。必欲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宜如汉左雄所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为得矣。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故属文者至相戒曰：“涉猎可为也，诬艳可尚也，于政事何为哉？”守经者曰：“传写可为也，诵习可勤也，于义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习不得不然也。若此之类，而当擢之职位，历之仕途，一旦国家有大议论，立辟雍明堂，损益礼制，更著律令，决谳疑狱，彼恶能以详平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别类能，宜少依汉之笺奏家法之义。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经学者，宜曰礼乐之损益何宜，天地之变化何如，礼器之制度何尚，各传经义以对，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然后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鉴灼于目前，是岂恶有用而事无用，辞逸而就劳哉？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则业专而修矣；一心治道，则习贯而入矣。若此之类，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议，亦无取矣。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商之兴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欤？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
人主以委任为难，人臣以塞责为重。任之重而责之重，可也；任之轻而责 之重，不可也。愚无他识，请以汉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则任，可 以止则止。至于一人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情有忠伪，信其忠则不疑其伪。其意曰：“我以其人长于某事而任之，在他事虽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于我心而任之，在它人虽伪何害焉？”故萧何刀笔之吏也，委之关中，无复西顾之忧。陈平亡命之虏也，出捐四万馀金，不问出入。韩信轻猾之徒也，与之百万之众而不疑。是三子者，岂素著忠名哉？盖高祖推己之心而寘于其心，则它人不能离间而事以济矣。
后世循高祖则鲜有败事，不循则失。故孝文虽爱邓通，犹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终定天下大策。当是时，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后则不然，虽有何武、王嘉、师丹之贤，而胁于外戚竖宦之宠，牵于帷嫱近习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负谤于天下也。中兴之后，唯世祖能驭大臣，以寇、邓、耿、贾之徒为任职，所以威名不减于高祖。至于为子孙虑则不然，反以元、成之后，三公之任多胁于外戚、竖宦、帷嫱近习之人而致败，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归台阁，以虚尊加之而已。然而台阁之臣，位卑事冗，无所统一，而夺于众多之口，此其为胁于外戚、竖宦、帷嫱近习者愈矣。至于治有不进，水旱不时，灾异或起，则曰三公不能燮理阴阳而策免之， 甚者至于诛死，岂不痛哉！冲、质之后，桓、灵之间，因循以为故事。虽有李固、陈蕃之贤，皆挫于阉寺之手，其馀则希世用事全躯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谓任轻责重之弊也。
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则任之重可也，谓其忠则委之诚可也。委之诚者人亦输其诚，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诚相照，思结于其心，是岂禽息鸟视而不知荷思尽力哉？故曰：“不疑于物， 物亦诚焉。”且苏秦不信天下，为燕尾生，此一苏秦倾侧数国之间，于秦独以然者，诚燕君厚之之谓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国士待人者，人亦国士自奋。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顾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非终然也，规有济焉尔。王莽拜侯，让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玺而喜，以廉济贪者也。晋王广求为冢嗣，管弦遏密，尘埃被之，陪扆未几，而声色丧邦，以洁济淫者也。郑注开陈治道，激昂颜辞，君民翕然，倚以治平，卒用奸败，以直济佞者也。於戏！“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古今一也。
夫天之所爱育者，民也；民之所系仰者，君也。圣人上承天之意，下为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之要不在于它，在乎正风俗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
君子制俗以俭，其弊为奢。奢而不制，弊将若之何？夫如是，则有殚极财力、僭渎拟伦以追时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国家奄有诸夏，四圣继统，制度以定矣，纪纲以缉矣，赋敛不伤于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运未有盛于今矣，固当家给人足，无一夫不获其所矣。然而窭人之子，短褐未尽完；趋末之民，巧伪未尽抑，其故何也？殆风俗有所未尽淳欤。
且圣人之化，自近及远，由内及外。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财富毕会，难以俭率，易以奢变。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工者矜能于无用，商者通货于难得。岁加一岁，巧眩之性不可穷，好尚之势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见毁于人，人有循旧而见嗤于俗。富者竞以自胜，贫者耻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为奉养若此之丽，而我反不及。”由是转相慕效，务尽鲜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时之嗜欲，破终身之赀产而不自知也。
且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纯朴之风散，则贪饕之行成，贪饕之行成，则上下之力匮。如此则人无完行，士无廉声，尚陵逼者为时宜，守检押者为鄙野；节义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夫人之为性，心充体逸则乐生，心郁体劳则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罚所以不措者此也。
且坏崖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青葱。禁微则易，救末者难。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纳贾，以观好恶。有作奇技淫巧以疑众者，纠罚之；下至物器馔具，为之品制以节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税以困辱之。民见末业之无用，而又为纠罚困辱，不得不趋田亩。田亩辟，则民无饥矣。以此显示众庶，未有辇毂之内治而天下不治矣。
父母死，则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无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与非之乎上，民相与怪之乎下。盖其习之久也，则至于戕贼父母而无以为不可，顾曰禁之不可也。
呜呼！吾是以见先王之道难行也。先王之道不讲乎天下，而不胜乎小人之说，非一日之积也。而小人之说，其为不可，不皆若戕贼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呜呼！吾是以见先王之道难行也。贞观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闵习》。